新诗百年与古典传统

　　主 持 人：江弱水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浙江大学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副所长

　　对 话 者：车前子  诗人，散文家，画家

　　                 朱 朱    诗人，艺术策展人

　　                何同彬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时  间：2015年11月16日上午9：00—12：00

　　地  点：张家港市馨苑酒店

　　1. 何谓传统？

　　■ 江弱水：谈到传统，我有点恍惚。我们老是把“传统”两个字挂在嘴上，说多了大概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了。但一般想想也明白，“传统”嘛，就是先“统”起来，再“传”下去。“统”是纲纪、统绪，都是“丝”字旁，是继续下去的意思。

　　中国古典诗歌当然是一个辉煌的传统，但是自有新诗发生以来，大家都担心这个传统中断了，接不上了。闻一多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激赏郭沫若《女神》的“时代精神”，他说即“西方色彩”，但又惋惜他缺少“地方色彩”，也就是传统特色没有了。所以闻一多指责一般诗人都有“欧化的狂癖”。 他的结论是，新诗要做中西文化结婚的“宁馨儿”，既要有时代精神，也要有地方色彩。我们今天来谈传统问题，会不会绕来绕去又绕回到闻一多这个结论上去了呢？

　　■ 车前子：何谓传统？我也恍惚得很。我们是不是把传统夸大了，好作借口，以掩盖创造力与想象力的不足？只有创造力不足、想象力不足的人，才会抱头鼠窜，才会抱团逃到传统中去。只是这个传统往往并不是传统，并不一定是传统。个人湮灭，纽带丝断，左面消失，也没有右面，只有“专充”，只是“专充”——用“专”制学术，而且很可能是伪学术，来填“充”文学艺术的匮乏。或者“专”好这一口，打肿脸“充”胖子。传统需要个人所传，需要在文脉这条纽带上编织，这些有点良知的人都知道。传统是我们的良知，而不是我们的恶识。“恶识”，吴方言里还有另一层意思，解释起来有点麻烦。这么说吧，比如连着一个星期都阴雨连绵，冬天的被窝里变得阴冷潮湿，吴方言区的人就会说：“该格天气真是恶识。”施蛰存就说过。

　　■ 何同彬：闻一多这样一种“宁馨儿”观点，看似理性，实则中庸，就像艾略特在论述《传统与个人才能》的时候所说的，新旧事物取得一致之后形成的“完美的体系”。但事与愿违，这种理想状态可能只是一个美学乌托邦。

　　在现代性的进程中，传统看似宏伟而庞大，其实是天生的弱者，很无助，等着被取消，被遗忘，或者被戏弄。我们必须意识到，当下所能实现的“古典传统”，不是实在的东西，而只是一个符号体系。就新诗和诗人而言，也许选择如何立足当下，以一种恰当的、相对个人化的写作，来直面现代性，直面剧烈变化的时代，才是最重要的，似乎不必拘泥在一种陈旧的二元对立模式中。

　　■ 朱朱：确实没有必要再以二元论来谈论古典和现代了，借江弱水的那本书名《古典诗的现代性》来说，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可以在个人这里得以重构。对我而言，以往的所有诗歌文本都是传统，我坐在书桌边，先读上一段李商隐，再读上一段佩索阿，并没有发生什么排异性的反应。曼德尔斯塔姆那个阿克梅派的定义“对世界文化的怀念”，如今其实是一种日常活动，烦恼和疑虑来自于我们企图再一次将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对立起来或者封闭成两个系统。当我这么说的时候，似乎在规避历史性的思考，但我确认诗性的实质或核心并无二致，并且视每一次具体的写作本身为思考的展开。

　　■ 车前子：在我看来，所谓传统，其实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概念上的、文化史中的、伦理间的传统。李白的传统是什么？什么是杜甫的传统？这些说起来也都不是难事。难的是，恍惚的是，个人的传统，我的传统，或者说我一旦写作，就肯定会和传统发生关系，其实早已发生关系，但我和传统的关系是人际关系呢，还是男女关系？是上下级关系呢，还是同事关系？厨师与食客关系？细想就难了。传统如果是一种关系的话，难的是我要作的选择。这几年，我选择做厨师，我把传统当作食材，红烧清蒸，烹调一番。苏东坡在黄州的时候，当地人不会烹调猪肉，“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食，贫者不解煮。”在当地吃猪肉还没有形成传统，这时候苏东坡作出了选择，他选择了“慢着火，少着水”，一下子便使黄州猪肉这个乏味的，甚至是恶劣的传统焕然一新。但有几个苏东坡呢？难就难在这里，个人湮灭，纽带丝断，也就是说传统它需不需要你这个——作为个人在它的纽带上编织。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想传统并不需要我，是我自作多情，我还不知道，还自怨自艾，还自暴自弃，觉得自己怎么一不留神抛弃传统了呢！其实传统正在一边光明正大地坏笑，它不想和我们的新诗有什么关系。但愿这是幻觉。

　　■ 江弱水：李白与杜甫的传统是个什么样子的，说明起来倒不难，但是我以为，要整个地来说明中国古典诗的传统就难了，根本不可能。我以前就说过，你怎么可能给我一个囫囵的中国古典传统呢？《诗经》有《诗经》的传统，《楚辞》有《楚辞》的传统，乐府有乐府的传统，彼此不一定相干嘛。再说除了诗，词和曲也各有各的传统，相对独立的传统。你写山水诗可能依傍一点王维，写情色诗又可能援引一点李贺，你不能说你的一首诗后面站着整个一部中国诗史。但是，有一个说法我不能认同。你说一旦写作，就肯定会和传统发生关系，其实早已发生关系，好像传统得来全不费工夫。当然有不少人跟你持相同的看法。奚密曾经说，一首诗只要是用现代汉语写成，便足以证明它的中国身份。韩东也曾经认为，传统像血一样流淌在身上，只要是中国人，说中国话，就会天然地生发。依我看，这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继承，而不是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的继承吧？

　　■ 何同彬：生物学意义上的继承看似很科学，实际上是一种偷懒的行为，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有点像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出身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就在传统里。有那么简单吗？春晚上年年唱京剧，或者我昨晚吃了一份东坡肉，或者一个五岁的孩子在读《静夜思》，这些都算是和传统发生关系吗？这里的传统、古典都是符号学意义上的，能指明显，所指空洞。我总觉得，与传统、古典的真正联系恐怕还是要回到个体的自觉意识以及文化制度那里，回到技艺、学识、修养和生活态度那里。鉴于当前古典主义教育严重匮乏的现状，我们对文化制度恐怕指望不上，恐怕还只能依赖车前子所讲的“作为个人在它的纽带上编织”。问题是，这种编织还能维系多久？它还能给新诗带来多少所谓“创新”？

　　■ 朱 朱：我同意两位的说法。正如赫伯特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我们和传统每一次发生关系都会是一场艰苦的劳作。不过，也存在这样的可能，即使我们千方百计地想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但我们最终仍可能是一个一望而知的中国人，确实有什么东西会通过血液或无意识流传下来。当我重新看自己的整本诗集《皮箱》时，发现“空”的意识几乎贯穿了每首诗，所幸那是事后浮现的胎记，如果事先清晰地来这么想，抱着观念性的预设，一定会损失一份作为内驱力的必要的混沌。

　　■ 车前子：一首诗的传统，是在下一首诗里，这其中自有伦理。抛开一首诗的传统来谈传统，它的空泛足以引起乱伦，仅仅只是对空泛的感受，对引言的感受，而缺乏对正文的理解。但是，有正文吗？我也不知。只是感觉里还是有正文的。

　　2. 关于新古典主义

　　■ 江弱水：古典传统你要想在写作中体现出来，原本不难，哪怕你只要用几个典。你用了阿波罗，你就是西方传统；你用了后羿射日，你就是古典传统。再比如你摹仿形式，像上世纪三十年代林庚写的许多古色古香的新体绝句，读起来就像是五言诗七言诗的加长版，写成十言诗或者十二言诗而已。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吴兴华也是，他有些诗就直接题为《绝句》。当然吴兴华的西方文学修养极好，所以能够移用莎士比亚的素体诗来写西施的戏剧性独白，但怎么读起都好像是优孟衣冠。又有一种，不是形式上向传统靠拢，而是用自由诗，写古典式的意境，写庄禅哲理，精神上不像现代人。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的周梦蝶。这两类诗人，以及在当代的遗传，被人称之为新古典主义。

　　■ 车前子：我不很清楚什么新古典主义。以前读西方艺术史，好像遇到过类似说法。但我对新古典主义，日常里似乎还有些直感与质感，我以为李商隐的诗和吴文英的词是唐诗宋词里的新古典主义，而《西昆酬唱集》不是。惆怅得很！废名的诗是新诗中的新古典主义。闻一多晚期的诗是新诗中的新古典主义。卞之琳早期的诗是新诗中的新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大概是西言，或许就是汉语里的复古。“前七子”“后七子”的文学复古活动，换一种表述，是不是中国明代新古典主义运动？当下书法界据说有个新古典流派，以我所见，说成新古董流派比较贴切，说成新古典，总有让我觉得不妥，不安。戴望舒自认为深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影响，在我看来倒是韩偓一脉，“夜深斜搭秋千索，楼阁朦胧烟雨中。”

　　■ 江弱水：李商隐的诗，吴文英的词，有人说成唐诗宋词里的现代派。好像木心哪一本书里我看到一句，说吴文英是慢慢爬到现代的文学青苔。

　　■ 何同彬：可能现代以来所有带古典主义倾向的实践都可以笼统地叫做新古典主义，什么学衡派、新月派、京派，吴兴华、林庚的新格律诗，洛夫、杨牧的“古意”“禅味”，欧阳江河、石光华的“整体主义”，柏桦、杨键、陈先发等人的复古倾向写作中对“古风”“古诗源”的强调，包括你车前子和你朱朱的某些创作，甚至80后诗人肖水也推崇“从中国回到中国”，这种本土性实践与话语很多，也很正常，证明古典对于新诗乃至现代中国都是有意义的。但新古典主义也容易走向偏执，传统、古典、本土、地方性等在文化实践、诗歌实践中太容易被看成正确、深厚、高大上。某些新古典主义者动不动就扬言，只有走古典主义的路才能拯救新诗，或者像穆木天、郑敏、季羡林那样站在古典文化、古典诗学的伟大废墟上贬低新诗，都太偏执了。

　　■ 车前子：井上黑窟窿，无我无传统。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你是白是肿，取决于你的本色。对了，日本有个书法家就叫井上，井上有一，我就认为他与颜真卿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和传统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我想井上有一或许是这样想的：“如果我确实地知道我不得不与某些人分享传统，那么，我情愿反传统。”这倒更像是我想的。我就是这样想的，也就这么说了。

　　■ 何同彬：有好多诗人是从反传统开始，写着写着，渐渐就皈依传统了。我最近参加洛夫《唐诗解构》的活动，他老人家也把回归古典当作解决当前文化问题、文学问题的良药，我看这种老调常谈意义不大。洛夫好像忘记了他写《石室之死亡》的阶段了。古典对中国人很重要，但动不动把《诗经》、《离骚》、陶渊明、李白请出来唬人是没有必要的，古典就是一种风格、一种情感，在中国新诗人身上的投射都是很自然的。我觉得周作人的古典态度还是蛮中肯的：不做传统主义的信徒，但相信传统之力不可“轻侮”，原因简单，就是用汉字写东西是我们“摆脱不掉的”。所以，什么主义不主义的倒不那么重要，古典在赓续，也在衰减、衰变，这是规律，不可抗拒，而且古典不是什么万能的印度神油。

　　■ 朱 朱：一个常见的判断错误，就是但凡题材上涉及了古代，或使用着古旧的意象，便会被认为是新古典主义。其实大部分这类诗歌都与古典精神以及趣味无关，只是作者无力对当代发言的证据罢了。苏东坡临死的时候说“著力即差”。你一旦刻意强调什么，提倡什么，往往表明你其实虚弱和狭隘。

　　■ 江弱水：缺什么，补什么。有些人因为不会那个东西，又觉得很好，所以就大力提倡。还有人呢，他只会那个东西，别的不会，所以也一味地强调，好像独得了什么了不得的偏方。戴望舒懂好几种外语，古典功底又深厚，能分分钟把林庚的一首新诗转换成漂亮的绝句，晚期还做点十分正宗的唐人小说考据，但他何尝提倡过什么要学习西方，或者回归传统？他都有了呀。所以他不偏心，法国的传统也好，西班牙的传统也罢，或者唐人传奇和宋词的传统，他都只管为我所用。

　　■ 车前子：新诗看上去有两个传统，西方诗歌的传统，中国古典诗歌与新诗产生以来的传统，其实落实到诗人身上，最后只有一个传统，也只有一个传统。因为人只要一个脑袋就够了。说到底，这个传统很可能还是诗人以诗人自身为传统的。所以要有我。没有我，哪来传统？《南史》上有个故事，齐高帝说张融的书法骨力不错，只恨没有二王法度。张融答道：“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所以有人和我谈论传统，说我写的新诗不够传统，我说我不怕我没有传统，我只怕传统没有我。自我作古，大概是每个艺术家内心的传统。只是自我这个分寸很难把握，把握不当，也真作古，也就作古，呜呼呜呼了。言外之意就是，既然（你们的）传统并不需要我，那么，我自制一个传统，如何？在我看来，大家说的传统，自制的成分都不少。

　　■ 江弱水：你提到这个张融，的确是奇葩，还说过一句结构形式相同的大话：“不恨我不见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见我。”这就叫顶天立地，而不是摸墙扶壁，大丈夫当如是也。他说：“吾文章之体，多为世人所惊”，大约就是自制了一个传统，别人没见过的传统。但是谁能说没有形成新的传统呢？七百年后，辛弃疾的《贺新郎》顺手一引，“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这不是继承了张融的传统么？

　　■ 车前子：我现在思维混乱，不知所云，倒不仅仅是感冒的缘故。说起传统，如果思维不能混乱，如果知所云，这个传统反而可疑得紧。从世俗的角度说传统，传统是一种关系；在精神层面上想象传统，传统是一种未知。把传统看成未知，似乎更能发展我们的才华，如果碰巧我们有才华的话。杨万里说过：“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我想也可以这么说：“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传统，而不解创新。何也？传统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创新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我好像把传统与创新对立了，其实没有，我的座右铭“创新是最好的传统”，尽管这个座右铭一直没敢贴出来。创新容易吗？自我作古容易吗？有写作实践的人肯定知道，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3. 传统能够转化？怎样转化？

　　■ 何同彬：既然有大量新古典主义写作或古典倾向写作存在，那么，古典传统是否可以转化，就无法成为一个真问题；怎样转化呢？也基本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闻一多用“三美”转化，李金发用文白间杂转化，徐志摩用“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转化，或者张枣用《镜中》、柏桦用《水绘仙侣》、车前子用“新鲜的语言花枝”、朱朱用《故事》转化。当然，郭沫若也有权利用“新民歌”转化，周啸天也可以用旧诗转化。转化自然是有高低的，而高低有的时候和古典修养没有必然的关系，或者不成正比，关键还是看有没有足够精确的技艺呈现当下。也许本雅明的历史意识还是有道理的：关注现在以抵制进步主义幻像，激发人们对当下的敏感，而最终的目标不是未来，而是过去，是起源。问题是我们的很多复古主义的、怀旧主义的写作，不过是在抄袭、模仿古典的情境和情绪，转化是非常僵硬和失败的，而反而是这种转化最信誓旦旦、雄心勃勃，那些能够把古典、传统熔铸在、转化进现代生活、当代人性的血肉上的杰作，似乎倒并不怎么大张旗鼓地标榜什么古典、传统。

　　■ 朱 朱：转化古典的能力取决于个人的认知深度和实践能力。对于我而言，“虚实相间”，“意在言外”，这样的传统写作法则，现在才真正地开始生效。它们改变着我整个的写作形态，并且将我带向某种表达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是在我处理当代命题时感知到的。

　　■ 车前子：传统能够转化吗？有时候，我认为传统是能够转化的。有时候，更多是这样的时候，我认为传统不是不能够转化，是不需要转化。前面我说了传统，并没说清，也说不清。我较为根本的想法是——对一位汉语诗人而言，他的传统就是汉字，也只有汉字是他的传统。也只有汉字是他的传统了，多么轻飘飘，多么自以为是，其中有悲哀，因为其中有悲哀。那么转化，简体字转化为繁体字，也算转化吧。

　　■ 江弱水：你不会认为只要写的是汉字，说的是汉语，传统就天然在你身上发生吧？这样岂不转回到我们前面说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传统了么？我想，之所以要提出转化，或者说转生，主要是因为读者在读当代诗的时候，分不清这是写的呢，还是翻译的？像九十年代初宇文所安批评北岛的那种反应，说这样的诗是世界通用的，其实主要是西方通用的。当代中国诗人有多少是自己的体验，又有多少是异己的体验，面对中国当下的现实，他感受和表达起来好像是一个西方诗人。这不仅仅只是诗人的问题，画家也一样，新闻记者也如此。我有时读一篇杂志报纸上的报道，觉得好像是纽约时报或者经济学人派驻北京的记者写的，哪怕写的是温州皮鞋作坊里的事儿，那腔调呀，绝对经过了翻译。

　　■ 车前子：所以，对于传统，我想的不是转化，而是体会。举个例子，我在中国书画的传统里体会到礼让与手感。一番礼让，中国书画的微妙全在这里。而不是肉搏、野战与虐恋。有时候在城外设置迷魂阵，但明白人看来，礼让永远是中国书画不露声色的激情。还有手感，中国画的观念在手感之中。

　　■ 江弱水：手感是说不清楚的。轮扁不能语斤。我记得去年和老车在杭州看一个书画展览，展品中有宋徽宗的《千字文》真迹，几十米长的长卷。老车说，你看，运笔圆转的地方太多了，不够涩，没到化境。大概是有激情却没有做到不露声色吧。还记得还有一幅陆游的手书，写的是一首诗，《美睡》，“漫道布衾如铁冷，未妨鼻息自雷鸣”。老车说写得真好，信手涂抹，不，涂抹都像现代人咬牙切齿的搞法，他就是信手写来吧，非常微妙，把老来懒懒散散的心态都写出来了。陆游说，他行书学杨凝式，也算是有传统的人。但他只是淡淡地说自己学过杨凝式，没有起哄说杨凝式的传统才是正统。

　　■ 车前子：老是鼓吹传统，会让这个时代平庸。铁肩担传统，庸手著文章。龚半千说“位置宜安，然必奇而安，不奇无贵于安，安而不奇，庸手也”，如果把“位置”置换为“传统”，就是“传统宜安，然必奇而安，不奇无贵于安，安而不奇，庸手也”。“奇”，就是个人的意思，创新的意思。

　　■ 江弱水：近年来我读张枣读得很深入，觉得中国百年新诗，前五十年写得最好的是卞之琳，后五十年写得最好的是张枣，而他俩恰恰都是西方语言文学的修养极好，所以能够“化欧”，同时对古典诗歌又真能妙手点化，所以现代感性和古典韵味什么都有。柏桦曾经用卞之琳的“化古化欧”一说来解释张枣的诗学观念，可见两人的亲缘关系。这难道不正好说明，新诗本身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小传统了么？

　　■ 朱 朱：其实说来说去，这是一个主体的焦虑问题，这当然是因为自现代以来，我们就面临了文化主体的分裂和异化。对我来说，张枣之所以迷人，不在于他放烟花或空翻的语言技巧，不在于古意的寻找，而是将自我的分裂变成了一种游戏，这个主题或者这个方法论几乎贯穿在他所有的诗中。据说他对陈东东讲过，他的诗歌向度要领先别人五十年，但并没有说出那是什么。而我认为自我分裂的游戏就是他的向度，并且他希望自己能不带任何伤感地去做，亦即体认主体的丧失这个前提并视之为可能的言说空间。

　　■ 江弱水：我从前研究卞之琳的诗，也专门谈过他的声音分层和自我分裂的技巧。张枣诗中的自我分裂，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延续。但我们清楚，这个“复合的主体”来自西方现代主义。卞之琳和张枣都具有艾略特式的抒情气质，艾略特就喜欢一身二任。但是他俩又都比艾略特写得丰润多了。

　　■ 朱 朱：在这个自我分裂的向度上，张枣的败相，似乎表露在晚期的《湘君》这首诗中，分裂的自我再也飞不动了，变得伤感而倦怠，借一个老同学的眼睛照见了原形，他对自己已然打算“见死不救”了。这是一种孤绝的努力，虽然以失败而告终，却令人感动。另一方面，他与卡夫卡或茨维塔耶娃的对话性文本同样暗含着主体的焦虑，也许还是我们特有的，是试图通过对话获取某种与西方之间的平等交流，在这样的文本中，异己开始呈现出了亲缘性。

　　■ 江弱水：张枣的古典传统转化得很圆润。对于新诗与传统这样一个老问题，张枣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解决方案：“古典汉语的诗意在现代汉语中的修复，必须跟外语勾连，必须跟一种所谓洋气勾连在一起。”他又说：“古典汉语的古意性是有待发明的，而不是被移植的。也就是说，传统在未来，而不在过去，其核心应该是诗意的发明。”张枣追求“古意”，又主张“洋气”，都靠发明，不靠移植。“古意”和“洋气”这两种元素，是遇合到张枣这个奇妙的容器才化合生成的新的化学物质吧。

　　■ 车前子：传统和创作的关系，传统和诗人的关系，非常复杂，是几何，譬如朝露，人生几何，首先要有人生，个人不被湮灭，传统才有立足之地。六经注我，六经不注我，也就没有六经，这并非虚无，或许有还是有，六经不到，只是半斤，只是八两。

　　4. 大一统与传统

　　■ 江弱水：你们现在写诗，想到陶渊明或者苏东坡的时候多呢，还是想到布罗茨基或者策兰的时候多？这话如果不好回答——其实我们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我们就把自己设想成为一个小说家，正在写小说。那么我问你们，你们是更多地在与谁较劲？曹雪芹？蒲松龄？还是马尔克斯？麦克尤恩？西方小说的传统太伟大了，而我们不可能自外于这样一个传统吧？写小说恐怕还得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吧？

　　■ 朱 朱：提到小说，我会想到谷崎润一郎。年轻时他是一个彻底的希腊崇拜者，中年之后则成为了东方主义者。这种极端戏剧化的转变发生在一个人身上非常有意思，不过，很难说没有前一个谷崎就能有后一个谷崎，或许，正是前一个谷崎塑造了后一个谷崎，在这两者之间并非水火之势。修辞立其诚，诗人或作家应该首先听从内心的需要，并且随着自己的认知而作出改变，我相信谷崎是这样一位立其诚的实践者，最终他其实融合了很多元素和异质，达致浑厚。

　　■ 车前子：西学中学，一男一女。有一天，我在大街上听到两个女人聊天，一个女人说：“这个可恶的男人！”另一个女人说：“别这样说，你们有了可爱的孩子。”这不是转化吗？可恶的传统，给了我们可爱的新诗。或者，可爱的传统，给了我们可恶的新诗。

　　■ 江弱水：一不小心玩大了，玩出新意了，这就是你说的自我作古，自己“统”起来，自己“传”下去。“可爱的孩子”就是闻一多说的“宁馨儿”。你遇见一个女子，那可是异己哟，但结了婚，生了娃，就不是异己了，是同体。说到今天的诗人，很奇怪，异己的经验写着写着也就成为内在于自己的经验了，洋腔洋调说惯了嘴就变成了自家的声口。朱元璋对徐达说，原本是打家劫舍，不成想弄假成真。我现在读一些语言方式感受方式都很西方化的中国当代诗，也没有觉得不妥。写得好，就是好，不分是哪一种好，西方的也好，中国的也好。我就想，常言说积非成是，歪打正着，我们就慢慢广泛吸纳，融铸出中国的新诗传统。我们对西方说：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

　　■ 何同彬：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这个话其实西方更早对我们说过了。所谓现代性、全球化无非就是通过资本、疆土的扩展、贯通，凸显原本并不明显的差异，然后再用同一性去消弥这些差异，由此滋生冲突，蔓延所谓古今中西之争。中国在这一历史巨轮面前是弱者，是被动的，那因此我们也就成了被同一性困扰的，总是要用传统、本土、地方性来螳臂当车，当然非洲、印度、伊斯兰、日本等无不如此。胡适、陈独秀他们用白话文救中国，从政治层面上无可厚非，但从文化、文学层面上讲必然滋生所谓弊端。只不过这些弊端也在形成自己的传统，而且是更加适应、迎合现代性、全球化或者“世界文学”的新传统。没有晚清到“五四”的译介，哪来中国新文学？没有“文革”中的“黄皮书”、“文革”后的“走向世界丛书”等，哪来朦胧诗、先锋小说？何来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所以弱水所说的发生在中国小说家、诗人和记者身上的这种西方印记，是理所当然的了。

　　■ 江弱水：现代小说的例子表明，对于任何想要写作的人，不管你是美国人，委内瑞拉人，埃及人还是日本人，面对的传统只有一个了，那就是歌德所谓的“世界文学”型的、全景式的、一统天下了的传统。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说：“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于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个“新宗”就是“新统”。

　　■ 朱 朱：我想再说一说赫伯特，他对于古典充满了热诚的求知欲，当然，他眼中的传统并不局限在波兰、东欧，也不局限在文学方面，他称自己是大地的公民，“不但是罗马和希腊的继承人，而且几乎是整个无限的继承人”，他研究了很多，他是那种一有机会就走出国境的背包客，而且难得的是这种认知或修养并没有泛化在他的诗行里。假如说古典首先意味着相对完整的宇宙观，意味着无名工匠式的劳作和奉献精神，那么可以说，他是一个隐蔽的古典主义者。

　　■ 何同彬：这个理想的、共享的、大一统的传统，不是我们主导的，“世界文学”也不是我们定义的。波德莱尔将绘制现代生活的画家称为英雄，推崇把目光投注在“现在”的居伊，因为在他看来现在生活的瞬间性同样是美的：“你无权蔑视现在！”如果因为不够传统、不够古典，就否定每个诗人、小说家面临的生动而残酷的当代生活，那中国文学到现在还不具备基本的当代意识就看起来很合理了。“写得好，就是好，不分是哪一种好，西方的也好，中国的也好”，这其中有没有悖论？当然有，但我们的确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 朱 朱：回到切身的这个小传统来说，百年的新诗，对我的写作构成刺激和助益的诗人或文本少之又少，尤其是当我试图回应当代的命题时，就更难在此找到什么依傍，因而更多地向外看或者向传统追溯，是一件极自然的事情吧。

　　■ 江弱水：不管怎么说，我们不能在诗学资源上独沽一味，不能把古典诗给搞成江上一笼统，把自己搞得浇离单薄。所以嘛，大约还是鲁迅的“拿来”两个字最到位。你只管“拿来”，但不要被“拿住”，被西方诗彻底“拿住”，被中国古典彻底“拿住”，死相都很难看。

　　■ 朱 朱：我们不能把任何传统看成浮在表面上的花样，那只会把我们的路越走越窄。传统不是召唤你向它那儿去，而是希望你带着它往这边来。你去往它那里，它就是一个巨大的黑洞。你设法带着它来，它就是照亮隧道的手电筒。

　　■ 车前子：传统或许是这么一回事吧，它既不虚无缥缈，也不实有其事，传统它较为本分地存在着，但这个存在，并非单为我们。我们不要也不需要那么自作多情。更多时候，我想说：“嘘，轻点，不要打扰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