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子江文学评论》青年批评家论坛 | 童娣：论东西小说的创造性重复及其差异逻辑

　　童娣部分研究专著书影

　　2018年

　　2021年

　　东西是一位酷爱重复叙事的小说家，在他的作品系列中可以发现诸多类型的重复，小到语词、修辞、意象与细节，大到形象谱系、典型场景与事件、篇章结构以及主题内涵等。“无论什么样的读者，他们对小说那样的大部头作品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得通过这一途径来实现：识别作品中那些重复出现的现象，并进而理解由这些现象衍生的意义。”[1]对读者来说，识别文本中或文本之间的重复现象，进而探索重复发生作用的方式，有助于揭示创作主体的叙事意图与阐发文本内涵。

　　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中将重复划分为“空洞的重复”与“创造性的重复”。“空洞的重复”是“完全由本能决定的行为所引发的重复”，这种本能的循环“不会带来任何差异”。创造性重复则强调重复中的差异，“将差异置于同一之上”。[2]东西对创作惯性一贯持警惕与拒斥态度，努力“去进行创新，而不是自我重复”[3]。“作者的写作既要珍惜惯性又要提防惯性，我一直提防，每次写作都不想重复自己，同时我努力地用自己的五官以及脊背去感知这个世界，而杜绝使用别人的感受。”[4]也许，唯有从“创造性重复”的维度才能对东西创造理念层面拒绝重复与创作实践中重视重复的悖论现象加以阐释。“创造性重复”以模仿与再现为表象，其实质是一种具有差异逻辑的相似，强调重复中的质询、变异、更新与再生。　　

　　东西小说的创造性重复首先表现为话语修辞在文本序列中的延续、演变与增殖。自 20 世纪 90 年代《耳光响亮》始，东西就将正话反说修辞作为文本意义生成的重要方式。正话反说修辞修改话语背后的道德与伦理内涵，使文本呈现出幽默、反讽与荒诞的叙事效果。《耳光响亮》中刘小奇按摩室的教员要求学员在按摩室必须正话反说，牛红梅需要接受培训，将“不爱”说成“爱”，从而达到消解情感、颠倒价值的目的。据此细节演绎的短篇《反义词大楼》中，漂亮姑娘麦艳民反抗正话反说的语言培训，其实质是拒绝语言颠倒背后的价值错位。《回响》中的正话反说既反映了个体道德的虚伪与责任的缺失，又映射了社会普遍的黑白颠倒与整体的病态机制。《回响》中的正话反说的主旨进一步拓深并被赋予重要的结构意义。嫌疑人的正话反说成为阻碍案件侦破、延宕故事进程的主要因素。如果说在《耳光响亮》和《反义词大楼》中，正话反说还流于局部与浮于表层，那么到了《回响》中，正话反说的巧妙运用成为揭示人物灵魂与谋篇布局不可或缺的力量，获得功能与意义的增值。正话反说在《回响》中作为不经意的暗示手段，成为案件链条中每一个犯罪者为自身脱罪的理由。正话反说修辞在东西的作品序列中呈现出从个体到普遍、从现象到本质、从拼贴到嵌套的演进趋向。

　　其次，是意象的复现及其意义变奏。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典型而独特的意象结构与系统，构成了弗莱所说的 原型。东西热衷于书写千差万别的非常态人物，非常态的身体与疾病意象在东西小说中具有原型意义。在东西的作品序列中，同一身体疾病的反复出现，构成了组合意象群。如腿部的疾病在《慢慢成长》 《跟踪高动》与《篡改的命》中反复出现；《耳光响亮》 《权力》 《篡改的命》中也反复出现受损的子宫与不孕等病症。“个体经历了严重的个人和社会问题，却通过身体这一媒介来解释、表达、体验和应对这些问题。个体的损失、所遭受的不公正、经历的失败、冲突都被转化成关于疼痛和身体障碍的话语，这事实上是一种关于自我以及社会世界的话语和行动的隐喻。”[6]同一类型疾病在东西不同文本中呈现出的意义变奏，丰富了特定疾病的文化内涵与隐喻功能。

　　再次，是人物、事件与情节的重复与延伸。东西在不同作品中将相同或类似的人物、事件与情节进行勾连、转接，建构具有标识性的文本世界。长篇小说《篡改的命》中汪槐与汪长尺所生活的乡村世界，复制与还原了短篇小说《蹲下时看到了什么》中的人物、事件与场景。《蹲下时看到了什么》以隐喻的手法，书写桂西北乡村张五因“敞蹲”受阻，在堵路、改路中与张鲜花、刘白条、汪东等邻居产生冲突，揭示了底层人性的异化。《蹲下时看到了什么》中村民的性格与命运在《篡改的命》中循环重复并进一步延展，彰显了乡村泥沙俱下的道德图景与人性样态，构建了让主人公汪长尺感到无奈与绝望的乡村生活空间。相同人物、事件的文际勾连与延展，建构了具有东西特色的乡土世界人物体系。

　　东西曾在小说《我和我的机器》中写到阿琴的跳楼自杀情节。如果说《我和我的机器》中的跳楼被赋予了表演的性质，东西侧重从媒体的轰动效应维度对个体为媒体所操控作出揭示；那么到了《篡改的命》中，跳楼的情节设置则从戏剧性的书写转为对个体生存与命运的悲鸣。汪长尺“跳楼讨薪”的轰动效应与自愿跳桥死亡时的杳无声息，跳楼时的胆战心惊与跳桥时的义无反顾，构成对比性重复。《救命》通过麦可可的跳楼自杀，试图探索活着的理由或意义问题。东西在不同作品中巧用跳楼情节，并分别从媒体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等层面分析其不同内涵，同一情节在不同文本的相互关涉中实现意义的多重再生。

　　最后，是同中有异的主题回旋与翻新。东西小说或隐或显地呈现出一以贯之的孤独、焦虑与荒诞等主题，这种主题的重复、丰富与强化，前人多有论述，然而研究者对东西小说中一以贯之的道德主题及其变异关注不够。东西首部长篇《耳光响亮》关注的是权力与金钱欲望所引发的主体的道德堕落；其后在《后悔录》中，以主人公曾广贤喋喋不休的“如果”式的假设，传达对形形色色道德禁忌的内在恐惧；《篡改的命》中汪家三代人执拗地为了篡改命运而不断挑战道德底线，以人性的幽暗对抗现实的不公；《回响》则试图在道德的废墟中寻觅“疚爱”作为道德救赎的路径。在有着二十余年跨度的四部长篇小说中，东西持续关注道德主题，并呈现出从道德批判到道德困惑、道德犹疑，最终走向道德重建的主题变奏。如果说《后悔录》并未指向时代与人生的反思，也并未付诸道德主体的内在行动；那么《回响》则强调“疚爱”对于伦理重建的价值。《后悔录》中的“后悔”强调外部层面的规约，《回响》中的“疚爱”则强调内在心灵的自省。这种主题的回旋与更新体现了重复中的差异。创造性主题重复是一种同题异构，前后文本的主题演变复活了前文本的意旨，同时赋予新文本以丰富的阐释空间。

　　上述分析是建立在对不同文本重复类型进行划分的基础上，具体到某一部作品，可以发现上述重复类型往往呈现出交叉混融的状态。“任何一部小说都是重复现象的复合组织，都是重复中的重复，或者是与其它重复形成链形联系的重复的复合组织。”[7]《回响》可以看作是对以往作品的组合与“回响”，是在对以往作品故事和结构原型进行回溯的基础上重拓意义空间的一次尝试。“小说的精神是延续性。每部作品都是对它之前作品的回应，每部作品都包含着小说以往的一切经验。”[8]《回响》围绕冉咚咚的婚姻危机与夏冰清凶杀案的侦破，从情爱与悬疑双线层面展开。冉咚咚对丈夫慕达夫出轨与背叛的猜疑与《猜到尽头》中招婷婷对弃文从商的丈夫铁流出轨的怀疑与焦虑如出一辙。这种怀疑与焦虑成为推进小说情节的动力。此外，《回响》通过夏冰清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吴文超的童年创伤与自卑症、易春阳的间歇性精神病，完成对既往小说中精神病症谱系的总结。东西通过对不同人物的精神病症的病理解剖，回应了其一直关注的精神病患主题。结构上，《回响》借单双章交替推进，形成了社会案件线与情感家庭线双线并置的结构。其中以夏冰清的命案串联起徐山川、吴文超、刘青与易春阳之间以金钱为媒介的回环式逻辑，与《美丽金边的衣裳》中以希光兰为中介，串联起身体与金钱的交换链条如出一辙。情感家庭线也采用了《猜到尽头》中从猜疑到反复测试再到伤害升级的结构模式。《回响》中还有诸多细节的重复，如徐山川与夏冰清的婚姻合同与《耳光响亮》中牛红梅与继父金大印的合同如出一辙。《回响》从主题、结构、细节等角度，充分体现了东西小说文本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与融合性。

　　东西小说从修辞、意象、结构到主题、人物、事件都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重复，同时，在重复基础上实现差异化的意义增殖。有意义的重复一定是建立在差异性的基础上，重复与差异在东西作品中构成一组对位性的矛盾，共同建构了东西小说创造性重复的逻辑体系。

　　米勒的重复理论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创伤理论具有某种联系性。弗洛依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提出“强迫重复”原则，指人出于本能，“要求重复以前并回归到过去的状态”。[9]强迫重复是指潜意识中无法驱赶的记忆的反复回归，是对抗遗忘与铭记情感的重要方式。作家特定的知识积累、经验积淀、心理塑造等影响了其早期的写作性格，奠定了其文学底色。知识、经验的原发性与有限性决定了重复的必然性，知识、经验的生长性则决定了重复中的变化。重复叙事某种程度上正是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不同维度对这一文学底色加以丰富、完善与修正。

　　东西首部长篇小说《耳光响亮》以寻找失踪的父亲为核心，传达了一代人的迷茫，其后的《我们的父亲》《后悔录》 《篡改的命》 《天空划过一道白线》等作品尽管在题材、主旨与写作手法上发生了改变，却在父亲形象谱系的建构与父子关系的书写方面一以贯之。《耳光响亮》以失忆的父亲作为父亲退场的隐喻，表现寻父的虚妄与无意义。东西在回忆性散文与作家访谈中所呈现的父亲稍显严厉，其与父亲的关系和其与母亲的关系相比，显得有点隔膜与疏离。东西创作中反复出现的父子冲突以及寻找父亲的情节，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其童年记忆与经验的转化。时隔近三十年的作品《天空划过一道白线》同样以父亲的出走与儿子的寻找为核心情 节，这里的寻父具有寓言性，表达了无聊的等待、荒诞的逃离与虚妄的寻找主题。早期的童年经验成为可供作家反复挖掘的矿藏，而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情节又印证与强化了这一原型经验与情感印记。除了父亲，姐姐也构成东西小说的一个重要原型。《耳光响亮》中美丽善良却又命运悲惨的姐姐牛红梅是主人公情感的启蒙者，是少年成长的过渡与中介。此外，《你不知道她有多美》中塑造的少年的暗恋对象青葵姐，显然也是东西“对自己童年某个记忆的祭奠”[10]。

　　“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但正是因为这些记忆是一种重复，正是因为在我们生活的不同时期，这些记忆依次不断地卷入到非常不同的观念系统当中，所以，记忆已经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形式和外表。”[11]哈布瓦赫对记忆的再现与再造的阐释某种程度上对应了文学作品中的重复与差异。蒂费纳·萨莫瓦约认为，“文学的写就伴随着对它自己现今和以往的回忆。它摸索并表达这些记忆，通过一系列的复述、追忆和重写将它们记载在文本中，这种工作造就了互文”[12]。一方面，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意象、细节通过记忆不断被重复；另一方面，由于记忆被卷入不同时期的观念系统，重复的形象、意象、细节等也遭到修饰、删减、重塑与完善。

　　八腊乡谷里村是东西童年所生活的并在作品中反复书写的地方，这里崇山峻岭、层峦叠嶂。自然环境的封闭、底层的地位、贫苦的生活、孤独的童年、身材的焦虑、没有文化的失语等经历、记忆与体验，在东西作品中叠加式复现。“少年时，我看到过许多不平，受过不少的欺凌。”[13]东西小说对身体的病痛残缺和精神疾病的反复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其童年屈辱经历的外化。东西作品反复涉及腿部残缺，如《跟踪高动》中高动的假腿、假眼、假牙，《慢慢成长》中马雄小儿麻痹症后的瘸腿，《篡改的命》中汪槐跳楼致残的腿。文学批评家大卫·米切尔认为，文学作品中“目盲或许可以理解为人性对于未来的短视；瘸腿有可能是对社会意识形态缺陷的反映；耳聋则暗示领导人对民众的建议充耳不闻等等”[14]。东西小说中的瘸腿是对城乡之间、阶层之间不平等的缺陷的隐喻。东西多次在创作谈与作家访谈中提及其受卡夫卡的影响。短篇小说《抒情时代》中“我”自闭、自卑，像一只蜘蛛，与黑夜作伴，这很明显是受到卡夫卡《变形记》中甲虫形象的影响。身体疾病与精神创伤可以看作东西本人创伤经验的“医学化”表达。 

　　如果说重复叙事更多是基于无意识的本能、观念或情结对于写作的指引，那么重复中的差异则是作家自觉营构的结果。米歇尔·施奈德“将互文性当成是写作的基本机制和存在原因，而远远不只是写作的一种现象”[15]。东西的创作谈与作品前言、后记中所呈现的小说观，明确了其对重复的有意使用及对差异逻辑的重视。“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写完之后，我就把其中的两个细节放大，写成两个短篇小说：《反义词大楼》 《权力》。尽管这两个小说的细节来自《耳光响亮》，但它们的主题却是风马牛不相及，就像一棵大树上长出的几枝树丫，它们各自指向不同的方向。”[16]一个故事或细节，通过不同角度的反复书写，可以实现主题意旨的转换。重复基础上的差异逻辑是东西精心营构的叙事策略，新文本在相似性的基础上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序列，打上新的文本烙印，进而实现新文本对前文本的深化与超越。

　　正如东西在《篡改的命》后记中所提到的：“汪长尺不想重复他的父亲汪槐，就连讨薪的方式方法他也不想重复，结果他不仅方法重复，命运也重复了。但我在写作的时候，力争不重复，不重复情节和信息。”[17]东西尽管在书写父辈重复的命运，但在具体情节、思想等层面刻意寻求差异。正是这种求变的创作理念，使得东西小说中的父子关系呈现为从《耳光响亮》中的寻找到《我们的父亲》中的疏离，从《后悔录》中的背叛到《篡改的命》中的回归以及《天空划过一道白线》中的回归后再逃离的叙事转向。东西一方面依托自己熟悉的经验、利用自己擅长的文学资源，循环重演人物命运；另一方面又根据时代语境的变化与思想观念的转型，传达主题意旨的变迁，从而使得既有经验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东西是一个迷恋极端的作家：“我是一个看问题比较极端的人，所以写的小说也比较极端。当然，我还相信，如果不极端，或者说不超过生活，那写出来的东西就没什么特点，或者根本就刮不伤别人。因此，在自发性的基础上，也许还有自觉性的选择。”[18]重复带来似曾相识的感觉，重复中的变异则带来意义的延展。正如以往研究者注意到夸张与荒诞在东西小说中的应用及其对极端叙事的影响，重复与夸张、荒诞相似，是东西通往极端叙事的另一条路径。

　　东西多部作品都涉及人与人之间的极端不信任以及寻求重建信任的困难与徒劳。《回响》借夫妻关系来表达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缺失，小说的男主人公慕达夫可以解读为“仰慕郁达夫”，是对郁达夫真诚品质的致敬，而慕达夫不断遭遇怀疑则构成对信任缺失的反讽。《飞来飞去》则将不信任从夫妻之间扩展到家庭内外，铺陈了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机主题。无论是母亲、侄女、同学、初恋、妻儿都认为是主人公拔了母亲的氧气管，哪怕是母亲在梦中的原谅，也只是让主人公获得虚幻的解脱。东西小说对极端不信任的反复书写一方面是社会普遍失信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则在反复中挖掘失信的道德、文化与制度根源。重复叙事使东西的极端世界观与艺术理念得以浓墨重彩地呈现，其小说主题因为极端，而显得深刻且极具辨识度。

　　东西小说中还有大量极端情节的重复。《耳光响亮》中杨春光想甩掉牛红梅，故意设计羽毛球赛让牛红梅流产，事后还为流产孩子开追悼会。这一极端黑色幽默的细节在《权力》中被胡农二次运用。如果说这一极端情节在《耳光响亮》中突出的是男性的虚伪及其对女性的伤害，那么《权力》则凸显父亲的权力威压以及儿子的反抗。极端情节的反复运用使小说呈现荒诞的叙事效果，表现了荒诞的普遍性与延续性。

　　重复是一个重要的叙事策略，是一种独特的文本生产机制。在同一素材中反复挖掘其差异逻辑，而不是浅尝辄止地堆砌新鲜素材，体现出作家对叙事难度的挑战与跟自我的较劲。对于东西小说中的差异性重复，有必要在厘清重复的存在方式与生成因素的基础上辨析重复与差异的诗学意义与审美向度。

　　东西对于精神性疾病的多类型、多样态重复书写体现了其对生活悖论的反复再现，以及对内心尴尬的反复强化。如《睡觉》中的失眠症、《好像要出事了》中的多疑症与迫害症、《耳光响亮》中父亲牛正国的失忆症、《雨天的粮食》中范建国的疯狂等等。东西的长篇新作《回响》将早期关注的多种精神疾病融合到一部作品中，涉及精神分裂、抑郁症、焦虑症、猜疑症、迫害狂症等，这些疾病构成对当下社会与文化病症的隐喻性表达。

　　如果说重复构成了一种对本质的强调，那么重复中的差异则加强了东西小说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质，形成同中有异的意义变奏。同样是对疾病主题的反复书写，东西对于疾病所开出的药方或对病的理疗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呈现出叙事内涵与主旨的变形与转化。身体的病残主要集中在早期乡土题材系列，借此批判社会的不公，彰显底层弱者反抗的伦理。东西开出的药方是底层自身的团结协助。《没有语言的生活》中王家宽一家躲避到河对岸，却也并未寻觅到世外孤岛，身体的伤害与心灵的创伤如影随形。东西表面上在写疾病，实际上是在批判健全人对于病残群体的伤害。尽管聋、哑、盲的合作抵抗曾给小说涂抹上些许亮色，但很快东西又拆解了抵抗的有效性，最终陷入深层的绝望。第二阶段东西为疾病开出了虚拟现实的药方。《秘密地带》中“莲花河谷”的美好的环境与爱情，成为主人公逃离现实的虚幻路径。第三阶段的药方则是重新回归现实，寄希望于人性力量的觉醒。《回响》中开出的药方是自我觉醒与亲人的宽容，也即小说中的“疚爱”。生活的多样性与变化决定了东西对疾病的药方或理疗呈现出发展与变化，在重复中彰显差异，进而揭示生活的本质。

　　“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镶嵌组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我从巴赫金而来，但我发展出了被结构主义忽略的两个方向：一是话语主体，一是历史维度。文本不再局限于自身，它有了其他向度，包括接受等。这第二个方向就是我称之为‘互文性’的东西，它揭示了某一文本与其前乃至其后文本的对话。”[20]《回响》中的情感与家庭线索可以看作是对《猜到尽头》的吸收与改编。招婷婷的丈夫最终出轨，坐实了其婚恋与性别悲剧。而《回响》则抛弃了俗套的三角恋爱模式，从而直抵心灵的奥秘。如果说《猜到尽头》存在性别的偏见，那么《回响》则搁置了性别关系，甚至倒转了性别秩序。《猜到尽头》更强调道德的堕落与信任危机，《回响》更强调道德的坚守与拯救。某种意义上，东西小说的重复叙事体现在对自身作品的“否定互文性”，暗含着重复基础上的对峙与颠覆，以重复的形式表达对前文本的偏离与修正。

　　人物与事件的非确定性、开放性与多元性使得东西小说的前文本与新文本之间构成互文关系，新文本通过对旧文本的重复、解构与重构达到借镜或戏拟的叙事效果。差异性重复或重复中的差异使得新旧文本之间产生特定的文本张力。只有从新旧文本的缠绕的维度才能更好地理解东西小说的重复，在似曾相识的人物、事件与细节中寻求多样性意义，进而把握作品丰富的意蕴与作家的主体精神与心理内涵。

　　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要全面地概括他这种类型修辞和叙述的特点，也许反讽是一个更有效的概念。反讽这一概念的好处还在于它可以概括东西创作的其他的风格特点，如讽刺和滑稽描写等，还可以作为一种结构特征、认识方法来把握”[21]。东西小说中的重复，一方面丰富、充盈了小说的文本内涵，赋予其文本叙事系统多样化的阐释空间与开放意义；另一方面，正如德勒兹所说，重复属于幽默和反讽，“它在本质上是僧越或排除，总是揭示与规律涵盖之下的特殊相对立的一种独特性，与导致规律的一般性相对立的一种普遍性”[22]。东西小说正是借助重复、戏仿、差异与变形，实现了文本反讽的诗学意义。

　　反讽主要表现为正话反说、夸张变形的叙述等，因此，反讽常被用来透视生存中的乖戾、错误以及虚荣，达到批判现实的目的。恰如克尔凯郭尔所说：“根本意义上的反讽的矛头不是指向这个或那个单个的存在物，而是指向某个时代或某种状况下的整个现实。”[23]已有研究者关注到东西文本内部的反讽，这里侧重从重复的维度分析文本之间的反讽现象。东西在《耳光响亮》中首次使用“目光愈拉愈长”，“我们的目光掠过高楼、围墙，看到远处的蓝天上。我们的目光愈拉愈长，仿佛看到了共产主义”。东西用漫画的笔法表达了对无奈现实的调侃与讽刺。后来，东西创作了以《目光愈拉愈长》为题的短篇小说，小说以飞翔的想象力，写乡村母亲刘井以穿越性的目光遥望主动出走都市的儿子马一定，表达了她对城市的曼妙想象，这里的目光愈拉愈长，具有诗意幻想的特性，传达出对于乡村现实生存的愚昧与苦难的反讽。同样是“目光越拉越长”，《篡改的命》则从身在城市的汪长尺的视角出发，让亲历者在现实面前击碎对于城市的美好幻想。《篡改的命》中汪长尺的命运是马一定未及展开的城市生活的延伸。《目光愈拉愈长》与《篡改的命》中语词的重复与命运的反差，凸显了东西思想的嬗变，表达了对过去城市梦想的反讽。东西通过反讽性重复表达了城市现代性的修正与自省式反思。文本之间的话语重复一方面确证了话语的特殊内涵，另一方面，丰富与修正了话语的意义。

　　长篇小说拼接短篇小说的线索，或者长篇小说中未及展开的情节在后来的中短篇小说中重写的这类现象在当代作家作品中屡见不鲜。然而，如何将创造性重复发展成为一种有效的诗学方法；如何在重复和差异的悖论性逻辑中充分挖掘重复的意义；如何在重复中确立自身独特的具有辨识度的意象世界与风格特征，又避免重复所带来的阅读期待降低、削弱作品的艺术品质等缺陷，这些问题能否得到有效回应与处理关乎作家艺术品格的高低。东西的小说在童年的乡村记忆与成年后的城市经验的交叉地带展开，一方面在重复中坚守着其一以贯之的创作思想，另一方面以重复中的差异逻辑体现其阶段性的转型与深化。童年记忆、创伤经验以及主动的叙事选择是东西小说创造性重复的根源，进而生成了其独特的意象世界与美学系统表现了“中国乡土的先锋色彩”[24]。重复叙事及其差异逻辑使得东西小说形成强调互文与反讽的叙事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