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青春是生命之泉的涌流,青年是文学发展的希望。江苏作协历来重视青年文学人才的发现培养,通过组织培训、学历教育、文学评奖、青年论坛等多种方式,帮助青年作家、批评家成长成才。2019年起,先后启动两轮“名师带徒”计划,推出“文学苏军新力量”“江苏青年批评拔尖人才”等人才梯队,进一步建强文学苏军方阵。省作协下属四大期刊同样把青年文学人才培养列入办刊重点:《钟山》举办全国青年作家笔会并联合《扬子江文学评论》举行扬子江青年文学季,设立面向全国青年作家的“《钟山》之星”文学奖;《雨花》坚持做好“绽放”“雨催花发”栏目,承办“雨花写作营”;《扬子江诗刊》设置“新星座”“早知潮有汛”栏目,每年评选扬子江年度青年诗人奖,推出江苏十佳青年诗人,举办长三角新青年诗会等青年诗歌活动;《扬子江文学评论》推介优秀青年学者的批评文章,连续七年组织扬子江青年批评家论坛,2023年起,深入高校文学院举办学术工作坊……江苏作协多措并举,囊括新鲜“青年面孔”,凝聚青年文学力量,展现文学薪火相传的独特魅力,见证一代青年作家、学者的探索与创造。近期,江苏文学以全新栏目“文学新火”,与四大文学期刊联袂推介具有创作实力的青年作家、批评家。本期与《扬子江文学评论》共同推出江苏文艺“名师带徒”计划签约作家——朱婧。
朱婧:谁在野?望什么?——《野望》论
作家简介
朱婧,文学博士,早稻田大学访问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哥廷根大学“文化接触——作家驻留”项目作家、南京市第二期青春文学人才计划签约作家、江苏文艺“名师带徒”计划签约作家,江苏省紫金文化艺术优青。著有小说集《譬若檐滴》《猫选中的人》等。从事上海城市观念史和文学实践的相关研究,文学评论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等。
朱婧部分作品书影
获奖信息:
2020年
获第七届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
获江苏省社会科学界第十四届学术大会优秀论文奖
获中国写作学会《写作》杂志首届优秀论文奖
2021年
获第十届江苏文学评论奖
2022年
获第十一届金陵文学奖
2023年
获《雨花》文学奖·小说奖
获江苏省文艺大奖·文艺评论奖
获人民文学奖·新人奖
2024年
获汪曾祺文学奖
评论文章
谁在野?望什么?——《野望》论
文 | 朱婧
有的写作者其实也是自己作品最合适的读者,付秀莹就是这样的小说家/读者。当然我们可以对付秀莹的小说进行或浅或深的解读,但我总觉得对小说家付秀莹的小说最知心会心的读者还是读者付秀莹,比如关于《野望》(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本文引用《野望》均出自该版本),付秀莹的“创作谈”这样说:每一次回乡,走在乡间小路上,大庄稼地森森然绿浪翻滚,田野散发出浓郁而热烈的气息,村庄安静而喧哗,大地沉默而沸腾,而岁月绵长,日常的河流生生不息。我常常震动于这伟大而平凡的日常生活,震动于乡村生活广袤无边的河床上那淤积沉淀下来的深沉厚重的传统的底子。在剧烈变动的历史进程中,我关心着中国乡村的“常”,我想写出“常”与“变”之间的内在关联,或者,只有把这新变置放于恒常之中,才能更加凸显出这“变”中蕴藏的巨大能量。[1]像贾平凹一样,付秀莹也把故乡称为“血地”,她为“我”的村庄立传和写心。一定意义上,付秀莹的芳村虽然是一个虚构的村庄,但确实是她的“我乡”。同代际作家中,徐则臣、鲁敏、魏微等不少小说家也都是从写故乡开始文学生涯,但现在他们小说中的城市生活往往要超过乡村,只有付秀莹几乎一直没有离开她的故乡。
一
小说的题目叫“野望”。“野”是商代甲骨文中就存在的古老汉字,其古字形由土和木组成,从一开始“野”即联系着大地上的万物生长。故而,野在汉语中组词为旷野、野外、野地、朴野、旷野、朝野和下野等等,它意味着江湖的、疏阔的、生机的、自由的和未被规训的。中国古典诗歌,也有不少直接以“野望”作题目的,比如我们熟悉的隋末唐初王绩的《野望》: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这首诗的“野之望”显然有诗人山水田园的隐逸气,所谓“长歌怀采薇”。而另一首杜甫的《野望》则壮阔得多: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惟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
西山白雪、南浦清江对着天涯飘零、迟暮多病和不堪人事,以极目之野望延伸着局促生命之可能视景。即便付秀莹没有去做中国诗歌史意义的功课,“野望”之景观和境界应该是历朝历代中国智识阶层的“集体无意识”。有意思的是,我们看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一百年前的1921年,鲁迅的《故乡》就是从对中国乡村的“野望”开始的。如果说已有研究认为《故乡》和鲁迅1919年12月回故乡经历之间的联系成立,《故乡》所标示的回乡时间——“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大致是在二十四节气的冬至和小寒,对应着付秀莹的《野望》,正是小说的结尾和开头所设的时间。鲁迅《故乡》中的“野望”是: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鲁迅:《故乡》)
和鲁迅一样,《野望》也写这时节的“风”:“风又冷又硬,在村庄里跑来跑去。翠台袖着手,只觉得脸蛋子给风割得生疼,鼻尖酸酸的,鼻孔好像是被黏住了。”“墙上的丝瓜架早干透了,黑黢黢的,在风里索索索索乱响着。”“风挺大,冷飕飕的,直往衣裳里头乱钻。”“日头挺好,风却是又硬又冷,刀子似的。”“谁家地头的白杨树高高挺立着,光秃秃的枝桠,在冷风中偶尔发出低低的叫声。”和鲁迅在乡村之外“捕风”不同的是,付秀莹安排她小说的人物翠台在村庄行走,感受村庄无所不在的风;《故乡》是向野处望,《野望》是在野望。不仅仅是“野外安静,风也浩大”。而且人在室内,“屋子里香火弥漫,院子里冷风飒飒。一时间恍恍惚惚,也不知道是在梦里,还是醒着”。风是冬天的精魂,鲁迅和付秀莹之间只隔了一百年而已。更早的,像付秀莹所引宋代邵雍的《大寒吟》所吟“清白无光辉,烈风正号怒”。可见,冬天的风穿过中国的旷野,也一直穿过中国的文学。不同的是,鲁迅的《故乡》是“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而付秀莹的《野望》则是“风中的村庄,风小了些。冬日午后的村庄,安静极了。田野还沉睡着,大片大片的黯淡的深绿,在村外延展着,一直融入远处的天际”。
我们读中国现代文学,类似的“野望”还有很多,可以举同样以乡土小说见长的沈从文为例。他在1934年也有一次还乡之旅。凑巧的是,也像鲁迅一样是从河之舟的野望。这些“野望”记录在他的《湘行散记》和《湘行书简》,我们不妨也选两段和鲁迅、付秀莹作品中相仿节气的,沈从文笔下的野望这样写道:
小船去辰州还约三十里,两岸山头已较小,不再壁立拔峰,渐渐成为一堆堆黛色与浅绿相间的邱阜,山势既较和平,河水也温和多了。两岸人家渐渐越来越多,随处可以见到毛竹林。山头已无雪,虽尚不出太阳,气候干冷,天空倒明明朗朗。(沈从文:《湘行散记》之《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
我坐的地方是艄公脚边,他的桨把每次一推仿佛就要磕到我的头上,却永远不至于当真碰着我。河水已平,水流渐缓,两岸小山皆接连如佛珠,触目苍翠如江南的五月。竹子、松、杉,以及其他常绿树皆因一雨洗得异常干净。山谷中不知何处有鸡叫,有牛犊叫,河边有人家处,屋前后必有成畦的白菜,作浅绿色。小埠头停船处,且常有这种白菜堆积成A字形,或相间以红萝卜。(沈从文:《湘行书简》之卅十三之《过新田湾》)
是心境,是文学的地方差异,也是审美之趣味的不同,沈从文的“野望”和平、温和、干净和宁静,在二十世纪大动荡时代无疑是一个异数。这提醒我们,所谓文人之“野望”由来已久,但谁在野望?何时何地野望?由此生长出不同“野望”的诗与文。所谓野望之风景,地方的差异只是其表,野望之实,无非心境和审美。
二
《野望》以“吃罢早饭,翠台到她爹那院里去”开篇。如果不纠缠于日常生活的作者、写作时刻的作者和叙述者的辨析,我们可以径直提问:当付秀莹写下小说的第一句的时候,她在哪儿?通读小说,就能够发现这个小说第一句话出现的翠台是一个乡村漫游者。在我们的小说识别系统里,漫游者一般属于现代城市。事实上,乡村是熟人社会,乡村成员的活动空间也相对固定,但在相对固定的活动空间,乡村成员的往来移动相当频繁。
小说如果进入到乡村社会的内部,深入到乡村的秘密世界,最合适的观察者、感受者和报信人,或者说叙述者,无疑是在乡村生活的人。当然,作为叙事艺术,小说固然需要思考谁在开口说话和谁能开口说话的问题,因而,乡村生活的人从来都以他们的方式叙述乡村,但不意味着一定可以在小说文体的审美意义上叙述乡村。选择乡村生活的人直接作为叙述者的冒险在于,首先得确认他们是小说意义上能够叙述的人。所谓“庶民能否开口说话”既是小说伦理,也是小说技术。小说家比较偷懒的方式是直接使用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
《野望》则不同,小说并没有证明翠台有叙述文人小说的能力,像格非的小说《望春风》就预先自觉地赋予乡村的人以叙事能力,然后让他承担小说的叙事功能。付秀莹的选择则是附身翠台,而翠台并不具有超出乡村妇女的叙事能力。因此,《野望》除了批评家和读者已经看到的成就,一个重要的成果是以一个女性作家的身份将心比心,肯定每一个乡村女性都可以成为“讲故事的人”。事实上,《野望》能够讲故事的人,不只是翠台。在小说的不同场景,每一个和翠台对话的女性,都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必须意识到,作为一个离乡的城市知识女性,付秀莹和翠台们在观念、思维、情趣和叙事能力等方面的差异性。
在很多的当代小说中,我们会看到当小说家附身别一个世界的人讲故事的时候,那别一个世界的人发出的并不是出乎他们内心的声腔,就像《野望》作法的小别扭媳妇,“变了声儿,她本是一个细嗓门儿的,这会儿倒成了粗嘎沙哑的烟酒嗓儿,仿佛男人声音”。因此,对小说家而言,发现叙述者,其实是人的发现。付秀莹在小说叙事下沉之前,首先是身体力行地下沉。“我每次回老家,都在村里转来转去,推门就进,到处跟人聊天。这种聊天是渗透式的,他们会跟你讲家务事、儿女情,算经济账,聊婚丧嫁娶、人情往来……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像一棵大树,你不仅要看到叶子,还要看到埋得很深的根部——伦理、情感、道德观念、价值判断。”[2]缘此,付秀莹并不是权宜之计地赋予翠台叙事能力,而是发现和解放翠台天性中的叙事能力。一定意义上,《野望》的家长里短飞短流长,并不是小说装饰意义上的陌生化,而是付秀莹在复活,或者说致敬那些湮没在乡村的翠台们的叙事能力。
中国当代文学并不缺少标榜女性或者底层立场的写作者,但真正像付秀莹这样和乡村女性、民间社会共情的有多少?付秀莹确实是户籍意义上的北京人,但她和故乡/芳村是无间无隔的。这不仅仅因为如她自述的,每年都要回故乡住一段时间。故乡对付秀莹而言,从来没有隔了几十年相距数千里的时空错置和情感疏离。故而,从精神意义上,她从来不是故乡/芳村的还乡者和过客。付秀莹回望或者回返故乡/芳村,没有鲁迅《故乡》的“我”对故乡的陌生感。“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和鲁迅、沈从文等这些中国现代作家中的离乡者不同,付秀莹离乡亦一直在乡,付秀莹的“野望”也不是隔着距离对故乡远远打量,而是立身在故乡之野而望。所以,对付秀莹而言,野望的既不是古典时代文人的田园山水,也不是现代知识分子基于某种文化立场观念化和概念化的荒村和边城,而是自足的也自由的有着自己来处之常、同时发生当下之变的中国乡村之“这一个”。在这里,村庄保有它的生命节律,以自古有之的时序、节气、农事、风俗以及农村本然的生活方式、伦理关系和思维情感等等运作和运行。而且,野望之野,也指向望者的生命状态,在于其不被概念和观念所拘的在野和朴野。朝野之分,在《野望》,无论是望者,还是被望的乡村都被赋予了当代意义。某种意义上,在《野望》,付秀莹即作者即叙述者也即翠台。付秀莹身体力行下沉到乡村,无限接近翠台“浸透式”的叙事其实是自觉的选择。并非所有的“芳村的女儿”都如付秀莹和翠台,身心贴着芳村,无间有情,休戚与共。故而,她们是可以看得见芳村的常与变,也能够在芳村之内,而不是之外,讲述芳村的人与事。读《野望》,我们会感到小说的离乡者根芬和二妞,在乡者香罗,都是和乡村若即若离的疏离者。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肯定付秀莹“浸透式”的叙事,并不否定付秀莹城市知识人的身份和立场。正是基于这样的身份和立场,小说对芳村的未来——在小说中具体体现在养猪厂和皮革厂的出路,付秀莹从现代意识角度为芳村做出了抉择。关于芳村的未来,付秀莹并不掩饰对今天党和国家农村政策的认同。农村政策如何抵达乡村?付秀莹也选择了相对直接的传达方式。小说里,村里的大喇叭首先被赋予的就是政策动员的功能。第一部分“小寒”借助大喇叭宣传农村政策的内容:“村里的大喇叭咳嗽几声,开始广播:村民们注意一下,村民注意一下,现在学习一篇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村里大喇叭在广播:保护环境与经济发展并不矛盾,发展经济要算环境保护的大帐……无论是发展乡村工业还是开发乡村自然资源,应该树立科学发展理念,建立完善的环境保护与发展机制,应用先进实用的科学技术,把绿水青山这个最大的自然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在中国当代小说中有一个写政策对乡村的伤害的母题,涉及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时期的创作表现尤甚,而《野望》则提供了政治理想和村民自主选择契合的另一种当下可能性。根来和大坡投身企业化养猪厂,增志他们将皮革厂搬迁到产业园,是新政治和乡村新人的相遇。这种相遇是付秀莹《野望》对我们时代的乡村未来作的阶段性小结,是一个小说家对今天中国乡村问题和对策的文学回应。
顺便提及的是,小说以二十四节气命名的每一部分都写到村里的大喇叭。关于大喇叭在小说叙事的功能性意义,付秀莹作了细致的阐释,她说: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野望》里,我不断地写到芳村的大喇叭。怎么说呢,大喇叭是乡村生活的一部分,在一个村庄,这样的喇叭必不可少,它担负着多种功能,广播消息,宣传政策,娱乐群众,发号施令。在《野望》中,大喇叭里不断传出自己的声音,有时候是国家政策,关于乡村振兴,关于生态环保,关于美丽乡村建设;有时候是民间信息,卖桃子的来了,卖韭菜的走了,哪里有招工的,谁家丢了一只猫;有时候放一出戏,河北梆子,《打金枝》《空城计》《龙凤呈祥》。这些声音通过大喇叭,传遍村庄、田野、河套、果园,同乡村的风声雨声混杂在一起,同村里的鸡鸣狗吠闲言碎语交织在一起,与邻村的大喇叭一唱一和,遥遥呼应,国家话语与民间话语,宏大与琐细,抽象与具体,历史与当下,传统与现代,彼此缠绕彼此激发,有一种丰富复杂的意味在里面。我是在后来才发现,大喇叭这样一个无意的装置,其实是一种隐喻。通过大喇叭,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中国乡村在时代激流中新的表情、新的气质、新的风貌。大喇叭在村委会,然而它又无处不在。大喇叭发出的声音,在村庄里不断回响不断激荡,这是一种富有意味的形式。它大约只属于中国乡村。或者说,只有中国乡村,才能为这种形式赋予丰饶而广袤的想象空间。[3]
在小说中值得考察的器物还有“手机”,以小说第一部分“小寒”为例,几乎每一个出场的人物,翠台、增志、大坡、二妞、根来、国欣等等都写到他们的手机,或者依靠手机将他们联系起来,也将他们和外面的世界联系起来。再有,小说写到汽车。汽车在小说中不只是像大坡的汽车那样是代步的交通工具。小说反复写到香罗招摇的红色汽车。同样是第一部分,写增志的汽车,是在写素台家首先写到的,未见其人,先见门前停着一辆黑色汽车:“乌光锃亮,车屁股对着过道口,气势很大。”如果说大喇叭关乎乡村的国家话语与民间话语,宏大与琐细、抽象与具体、历史与当下、传统与现代,汽车则是乡村各阶层的表征。不唯如此,《野望》不同器物在芳村并置,呈现着新旧杂糅的中国当下乡村景观。比如小说写:“村里的大喇叭在放着河北梆子《龙凤呈祥》,锣鼓声喧闹,给这冬天的早晨添了热烈喜庆的气息。”“大喇叭里还在唱着河北梆子,正是劝千岁那一段:劝千岁杀字休出口,老臣与主说从头。刘备本是靖王的后,汉帝玄孙一脉留。他有个二弟汉亭侯,青龙偃月……”而村干部中树爱用手机拍照片。“翠台一看,冬日暖阳下的田野,烟霭淡淡的村庄,楼房的尖顶,树木的枝丫,蓝天上白云乱飞。叫了声老天爷,这是咱芳村?跟画里一样样!中树说,新时代,新农村么。”
《野望》付秀莹 |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
三
《野望》的芳村是什么样子的?翠台在四季的芳村漫游,她看、听、感受着也思前想后着。因为翠台,一个乡村女性的行走和意识流,芳村的四时八节、景物风俗、家事村事,我们这些读者如随行亦宛在。事实上,翠台最远涉足的是也就是芳村周围村镇的市集。从小说策略的角度来看,付秀莹选择性地放弃翠台和外面更大世界的勾连,最大可能保持在翠台可控的范围里“付秀莹/叙述者/翠台”的内在同一性。简单地说,只有收缩在芳村景物人事中,“付秀莹/叙述者/翠台”才是一个文学共同体,逾出了芳村,比如对于城市和新事物“手机”勾连的世界,翠台和付秀莹的裂隙和违和,可能就是翠台对二妞的不懂和不理解。从这里看,付秀莹控制翠台的漫游边界其实最大可能保证了叙事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这也是一个小说家意识到的限度。
“吃罢早饭,翠台到她爹那院里去”,从“她爹院”出来,小说依次写翠台到耀宗家的卫生院、卫生院对面秋保家的小超市、河北省大谷县青草镇芳村党支部委员会、建国媳妇的烧饼摊子。翠台足之所至,几乎是小说全部的空间,地理的,也是私人生活、医疗、经济、政治的。翠台经过的地方必有遇到的人,也必带出事。这也几乎是小说全部的内容。翠台第一个遇到的是换米姨。换米姨去进进那院里,进进媳妇“又生气儿”,这里写芳村婆媳关系。“背驼得这么厉害了”的换米姨遭遇的事,也是翠台、喜针、兰月遭遇到的。我们说《野望》是女性写作,可以在这个付秀莹反复写到的向度和线索求解。进而,我们可以思考的是,所谓女性写作不只是城里的事,更可能是沿袭和承载着沉重的传统负担,同时正在努力对接城里的当代的村里的事。翠台、喜针、兰月的儿媳们,如何理解世界并走向她们的新世界,而翠台、喜针、兰月则有她们的不理解。翠台、喜针、兰月们亦新亦旧,而翠台、喜针、兰月的儿媳们则可算作芳村真正的第一代新女性。一定意义上,《野望》人物图谱的基础形态,不是一般乡村小说以父系,而是以姊妹、婆媳和“闺蜜”的母系来建构的,“塑造出了一些有个性、有深度的女性形象”[4]。中国现代文学惯常的是父系家族故事,在《野望》中,根来、根生和大坡的故事却都是由女性转述。付秀莹的乡村母系图景和故事是她对当下中国文学的贡献。专注乡村母系图景和故事,不仅关涉小说内容的选择,还具有小说风格上的意义。不仅专注乡村女性世界,付秀莹有深入到乡村内部的能力。《野望》给我们印象深刻的不只是野外和旷野四时风景的流转,而且是乡村和家庭内景的精确细致。“她爹院里”,西墙根的菜畦上覆了一层薄薄的白霜,墙上的丝瓜架早干透了,地上的笤帚印子,影壁前面停着一辆旧自行车,后车尾巴上拖着一条尼龙绳…… 付秀莹写农家总能这样娓娓道来。
翠台和她爹聊,聊村南九十六岁的得寿爷、聊换米姨和儿媳妇、聊她娘、聊儿子大坡。同时,闲笔溢出说炉子、老房子、水壶和碗,但闲笔不闲,三言两语,以物见乡村不愿和晚辈一道生活的独居老人的生活,就势引入“仨小子支棱着,谁不眼气呀?到最后还落个没人管”的石头爷,扩展到门口坐着的几个老头。有婆媳生隙,有“等死队儿”们晚景寂寞。付秀莹的《野望》不是乡村田园诗,故而不避中国当下乡村矛盾种种困境。正是因为这种种不避,乡村才是一个复杂丰富的存在,小说叙事也才有了延展和张力,小说最后的欢喜、圆满和未来之希望才有迹可循。小说第一部分,翠台还遇到小鸾,听小鸾说大全家的八卦,小鸾和新官上任的村干部中树的暧昧被翠台看破。小鸾从流言演说者,变身为流言中人。回到家里,翠台和借生姜的喜针闲聊。《野望》很大的篇幅是类似这些“妇女闲聊录”。
小别扭媳妇请仙在整部小说所占篇幅虽然不多,但值得注意的是,它是乡村信仰在小说中的具象化载体。小说写小别扭媳妇奇观化的请仙场所:
一进屋,迎面香案上摆着一只大香炉,香炉里香烟缭绕。香案上供着时鲜果木,旁边的篮子里插着大把大把的香,拿大红纸封拦腰封着。地下摆着一个大红丝绒垫子,旁边设了一只箱子,上头贴着一张大红纸,端端正正写着“如意”二字。旁边地下放着几箱东西,一个是六个核桃,一个好像是杏仁露,几纸盒子土鸡蛋,整整齐齐磊在一起。还有香蕉苹果葡萄草莓等时鲜果木,满满装了一大袋子。
大坡工作无着,儿媳爱梨闹离婚跑回娘家,乡村青年的命运和道路这个当代议题固然在小说里有了一个理想的回答。之所以说是理想,因为《野望》中设置了一道选择题,就是对乡村青年来说,是离乡打工,还是在乡就业创业。付秀莹给出的是答案是后者,而且在小说的结束预先兑现了希望。问题是,在乡村青年找寻到他们的道路之前,如何应对困顿无着?进而,也可以引申为像翠台们这些亦旧亦新的乡村女性在看不到生活前景的时刻,小别扭媳妇对他们的安妥和抚慰。由此不难理解,在勘探了芳村的私人、医疗、经济和政治空间之后,付秀莹要写小别扭媳妇这样奇观化的民间信仰空间。
如何回应乡村之变?《野望》写乡村很少写农事。至于当代文学热衷书写的乡村政治也只是借春米的难看饭馆到小鸾的小鸾私厨的流言,和隐秘的乡村政治和私人生活勾连起来。《野望》近乎刻意地突出芳村的经济活动。根来养猪,爱梨在小辛庄厂里做计件缝纫活;大全开皮革厂,广聚团聚在外做生意;秋保和媳妇国欣经营村里超市,香罗在镇上开超市,香罗的兄弟在苌家庄开超市。小别扭媳妇请大仙,五张做农村宴席厨师,占良他姑在城里开饺子馆,拐子老三跑皮革,喜针家顺秋立辉父子开三马力子拉货,爪子媳妇在日本合资的厂里做汽车座套,有子在外打工,后来开书吧,最传统的是添福媳妇养鹅卖鹅蛋。还有苌海海的猪场、耀宗的卫生院、燕敏的幼儿园、增志妹妹增燕的健康馆、建国媳妇的烧饼摊、小坷垃家的炸馃子摊、六指家的女婿小吉的卷子摊、春米的难看饭馆、小鸾和占良的小鸾私厨。除了上面的这些小作坊、家庭式或者个体的经济形式,《野望》还写到芳村的新型农村经济。宝震家包了几百亩地种着,香罗开在镇上的富豪超市加盟连锁,翠台做工的盒子家置办了十几台缝纫机,招了一群妇女,给工厂加工衣裳。增志的皮革厂进产业区,而大全和广聚团聚的企业也将如此。根来从家庭养猪厂谋划参与新型养殖模式,即公司和农户联合规模经营,由大公司提供猪仔、药品、饲料、场地和职业培训。《野望》直面当代中国乡村人人皆经济一切皆经济的新图景。经济活动不仅影响到政绩,也关系家庭生活和夫妻关系的稳定。质疑《野望》将乡村生活简单化也许是容易的,但如果我们也像付秀莹对乡村社会有充分的田野调查式的经验和体验,或许我们会得出和《野望》一样的结论,也会一样想象中国乡村的未来。某种意义上,改革开放这四十余年,正是乡村经济活动的复苏和激活推动着乡村之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离乡却在乡的付秀莹捕捉到乡村之变,却没有陌生和惊讶。因为,这确实是付秀莹观察和感受到的中国乡村,也是行进着的中国乡村。
《陌上》付秀莹 |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
四
《野望》出版后,付秀莹接受访谈时说:“物比人长久,风景比人长久,这里有很多意义。”[5]《野望》由正文和副文本组成。其中正文专述芳村人事景物,副文本则包含中国古代典籍对二十四节气天文、季候、物候以及农事的描述,以及诗人对二十四节气的吟咏。其中小寒、立春、雨水、惊蛰、谷雨、小暑、大暑、处暑、白露、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和大雪等,出自元代吴澄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其它如大寒、春分、秋分、清明、立夏、芒种、夏至、立秋则分别见之于《授时通考·天时》引《三礼义宗》和《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岁时百问》《逸周书 ·时讯解》,明人《遵生八笺》《岁序总考》《礼记》《历书》,及不明古籍(冬至)。二十四节气诗有二十二首出自中国诗歌鼎盛的唐宋时代,最多的是唐代诗人元稹的诗作。
我不知道有多少读者有耐心在读正文的同时,也读副文本,但付秀莹正是借助正文和副文本的景物对勘和互见来结构小说中的物和风景。今人付秀莹和翠台感受到的也是古人、也是唐诗宋词感受到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的“雨水”是这样的:“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属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后继之雨水。且东风既解冻,则散而为雨矣。”元稹的《咏廿四节气诗·雨水正月中》的诗行“雨水洗春容,平田已见龙”,在翠台或者付秀莹的眼里是:“这个时候,地气开始动起来了。麦田大片大片的,好像是从一场梦里刚刚醒过来,懵懵懂懂的,绿汪汪湿漉漉。” 大地永恒,风景如故。同样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的“大雪”:“大雪,十一月节。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矣。”一场雪也降落在白居易的《夜雪》:“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野望》之“大雪”虽然没有直接写雪,却有雪意:“转眼就到了大雪节气。天寒地冻,是北方冬天的意思了。泼半盆子水到院子里,立时就冻上了。大地硬邦邦的,人踩在上头,硌得脚生疼。”如此极冷极寒,大雪应该随时可至。
从遥远古代迤逦而来不变的除了大地上的风景,还有我们生焉在焉的日常生活和提示我们从哪里来的那些风俗。付秀莹对芳村有多热爱,如果我们把小说里以“芳村这地方“起头的句子分行排列,就是一首芳村的女儿献给故乡的长诗:
芳村这地方,盖房子是人们一辈子的大事。芳村这地方,聘闺女嘛,到底是另外一回事。芳村这地方,娶聘的大事大多放在腊月里头。芳村这地方,把聘闺女送礼叫做添箱。芳村这地方,把嫁妆不叫嫁妆,叫陪送。芳村这地方,向来讲究这个。闺女从外头回来,让她吃顿热腾腾香喷喷的肉卤子面。芳村这地方,把娶进门的媳妇叫做差样儿的人儿。芳村这地方,出了门子的闺女,正月里要回娘家,叫做回门。芳村这地方的风俗,出了门子的闺女,要吃娘家大年初一的饺子,一年吉祥如意。芳村这地方,妇女们哭丧都拉着长音儿,唱戏似的。芳村这地方,看埋人,其实看的是活人,看活人怎么哭,哭的厉害不厉害,伤心不伤心。看活人主要是看这家的儿媳妇,看儿媳妇哭得好不好,痛不痛。闺女是亲生的,儿媳妇么,到底还隔着一层肚皮么。芳村这地方,青儿的意思,就是青菜,尤其指在汤上、卤上撒的那点儿点缀。芳村这地方,管馒头不叫馒头,叫卷子。芳村这地方,把花生不叫花生,叫长果。芳村这地方,把南瓜不叫南瓜,叫北瓜。芳村这地方,把老人家的健康叫做壮。芳村这地方,把红薯叫做山药。芳村这地方,居连儿的意思,指的是房前屋后的空闲地儿。芳村这地方,坟都在田地里。芳村这地方,白事放二踢脚,三响连放,就是告诉人们,有人殁了。芳村这地方,无论红事儿白事儿,都图个热闹。芳村这地方的风俗,逢白事儿,亲戚啊族人啊交好的乡亲啊,吊纸之外,还要给丧主家送食箩。芳村这地方,腊月二十三这一天,是有讲究的。芳村这地方,大年三十这天吃饺子,大年初一早晨呢,还是吃饺子。芳村这地方,大年初一早晨,本家院房里,小辈儿们都要到老辈儿人家里去磕头去。芳村这地方,大年初一早晨,吃过饺子,都要到坟上去,烧纸,点炮,端着饺子,带着白酒,一年了,请先人们吃新年的饺子,保佑着一家子平平安安。芳村这地方,过了十五,才算是过了年。芳村这地方,大多是清明节前几天上坟,有提前一天的,也有提前两天三天的,总之是,很少有人家在清明那一天上坟。芳村这地方,八月十五这个时节,正赶上收秋。芳村这地方,农历十月初一,是寒衣节。芳村这地方有个风俗,冬至要吃饺子。在芳村这地方,饺子是最隆重的待客的礼遇了。
付秀莹写芳村的器物、饮食、礼仪、风俗、婚丧嫁娶,不是写,而是在小说中如从前所活过的一样再活一遍。在一个所谓的全球化时代,讨论本土性、地方性和文学的本土性、地方性往往都是以一种抵抗的方式展开。但事实上可能正如付秀莹《野望》中的“芳村这地方”,只要长久的风景和器物、饮食、礼仪、风俗、婚丧嫁娶等还在安排我们的每一天,所谓地方性和本土性,所谓中国故事,就是一个我们时刻生活着的现实。唯其如此,我们的生活和世界才是“野”的,就像小说最后所写的:
芳村这地方,野蒿子最是平常。人家院子里,墙头上,瓦楞里,房前屋后,到处都是。田野里就更多了,田间地头,乡野小道,河套岸边,村里村外,这种野蒿子遍地生长。这东西命贱,不娇气,好养活。看吧,等转过年来,腊尽春回,一场春风春雨,这野蒿子种子肯定就等不及疯长起来了。长它个满村满野。长它个铺天盖地。
谁在野?望什么?与其追问这个问题,不如首先到野外,到狂野,极目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19ZDA277)阶段性成果。
刊于《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1期。
注释
[1][3] 付秀莹:《“芳村”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十月·长篇小说》2022年第2期。
[2] 付秀莹:《在芳村〈陌上〉,把故乡〈野望〉 》,《新华每日电讯》2022年6月17日。
[4] 贺仲明:《观念与形象的多元变迁:记当代乡土小说中的女性美》,《小说评论》2022年第1期。
[5] 参见江玉婷:《付秀莹:写小说是因为对生活有话要说》,见中国作家网2022年9月5日,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2/0905/c405057-325191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