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青春是生命之泉的涌流，青年是文学发展的希望。江苏作协历来重视青年文学人才的发现培养，通过组织培训、学历教育、文学评奖、青年论坛等多种方式，帮助青年作家、批评家成长成才。2019年起，先后启动两轮“名师带徒”计划，推出“文学苏军新力量”“江苏青年批评拔尖人才”等人才梯队，进一步建强文学苏军方阵。省作协下属四大期刊同样把青年文学人才培养列入办刊重点：《钟山》举办全国青年作家笔会并联合《扬子江文学评论》举行扬子江青年文学季，设立面向全国青年作家的“《钟山》之星”文学奖；《雨花》坚持做好“绽放”“雨催花发”栏目，承办“雨花写作营”；《扬子江诗刊》设置“新星座”“早知潮有汛”栏目，每年评选扬子江年度青年诗人奖，推出江苏十佳青年诗人，举办长三角新青年诗会等青年诗歌活动；《扬子江文学评论》推介优秀青年学者的批评文章，连续七年组织扬子江青年批评家论坛，2023年起，深入高校文学院举办学术工作坊……江苏作协多措并举，囊括新鲜“青年面孔”，凝聚青年文学力量，展现文学薪火相传的独特魅力，见证一代青年作家、学者的探索与创造。
近期，江苏文学以全新栏目“文学新火”，与四大文学期刊联袂推介具有创作实力的青年作家、批评家。本期与《扬子江文学评论》共同推出江苏首批青年批评拔尖人才——韩松刚。
个人简介
韩松刚，1985年生于山东，文学博士，曾供职于《扬子江文学评论》，现任江苏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一级文学创作，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曾获江苏省第四期、第五期“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江苏省首批紫金文化艺术优青，江苏省首批青年批评拔尖人才，第三期“青春文学人才计划”签约评论家。研究领域为中国当代文学、江南文化与当代小说、青年写作等。
研究成果
韩松刚部分研究专著书影
获奖情况
2017年
荣获第六届“长江杯”文学评论奖。
2019年
毕业论文荣获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2020年
荣获江苏省第七届紫金山文学奖。
2021年
荣获江苏省文艺大奖·首届文艺评论奖。
2022年
荣获第十八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2023年
荣获首届凤凰书评奖。
荣获江苏省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荣获江苏省第八届紫金山文学奖。
文章节选
时间和生命的综合
——评胡学文长篇小说《有生》（节选）
文 | 韩松刚
《有生》胡学文 |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1年
长篇小说《有生》[1]是胡学文的新作。《有生》是一个有关“记忆”的故事，小说借祖奶的一天一夜，讲述了她的百年人生，就像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借用布卢姆荒诞的一天，来象征人类可笑的发展历史。《尤利西斯》中有一句十分令人难忘的人物独白：“历史是一场噩梦，我想要从中醒过来。”在祖奶一天的“基本感觉”中，她一生的卑微与荣耀、孤独与空虚、希望与绝望，甚至于悲悯和怜悯，在短暂的记忆瞬间，被一一回溯和激活。
《有生》延续了胡学文一如既往的现实题材创作思路，但在人性的展示和形式的探索上，却有着十分强烈的“现代”意识。在这个意义上，我把《有生》看作是胡学文小说写作向内转的一次艺术探险，一种精神上的渴求和自足，使得小说获得了从世俗生活中超脱出来的生命力量。祖奶在自己一生的过往中，将自己和他人一段段隐蔽而矛盾的生活坦诚地展示给众人，并试图建立起一种关于生活和命运的基本信念。《有生》是祖奶的时间史、生命史，也是关涉人的精神史。
一
读《有生》，印象深刻的首先是胡学文对世间万物的情感知觉和美学洞察。他对于朴素事物的爱，对于动植物的爱，反照出了一个小说家的敏锐和多情。蚂蚁、乌鸦、蜜蜂、喜鹊，他借着北方乡土大地上这些可见的物种，在个体和历史交织的时空中传达着自己独特的声音。胡学文是一位十分迷恋“声音”的小说家。《有生》这部小说，透露出一种迷人的声音的诗学。
小说开头即写道：“我已是半死之人，但我的耳朵依然好使。我能听见夏虫勾引配偶的啁啾，能听见冬日飞过天空的沙鸡扇动翅膀的鸣响，能听见村庄的呓语，亦能听见暗夜的叹息。”这是自然的声音，万物的响动在祖奶的身体中映射成一种生命的“现实感”。也是在这声音的奔突中，拉开了祖奶现实与记忆并行的叙事帷幕。《有生》始终有一种躁动的声音在蹿升，它似乎用声音启示我们：这就是现实世界的喧嚣，这就是生命不息的回转。胡学文通过祖奶在记忆中的流走，捕捉着她和她那个时代的声音，并通过小说使之成为人们认识自我、生命和世界的生动记忆。
而比自然的声音更复杂的是人类的声音。《有生》写出了人与人之间不可或缺的情感共鸣和真挚之声。比如如花和钱玉、宋慧和毛根、罗包和安敏等等，都让人印象深刻。
钱玉挠挠她的鼻尖，他们懂什么，一群只知吃喝……给我说说，花开是什么样的声音？
如花眼睛没湿，心却浸没到清水里，她听见水泡化开的声响。她的丈夫仍然是她的同谋。
宋慧再粗心也听出音儿了。还没有谁说她的脸比金子还贵，杨八叉没有，麦香没有，她的儿子都没有。不，她自己都不认为她的脸是金贵的。……可毛根竟然说她的脸比金子还贵。宋慧在最初的震惊过后，觉得好笑。……他实在不会夸人。宋慧嘴角已经绽出笑，实在太可笑了，可忽然之间，她感觉胸口有什么在奔在涌在冲撞。她本想止住的，都咬牙了，非但没止住，身体随之颤栗。我的妈呀——她痛声嚎哭。
那声音不高，而罗包正沉浸在畅游的快乐中，但他听到了。他立即停住，竖起耳朵。又是同样的话，我能进来吗？依然不高，透着胆怯，且慢吞吞的。罗包愣怔了一下，那声音圆鼓鼓的，像一粒粒豆子。
在这个抒情衰变的情感粗疏时代，这样的声音并不常有，因此便显得温情而动人。在胡学文的笔下，那些最为平常的感情，最不起眼的举动，往往包含了最为真实而可贵的情感价值。那种被外部世界所辖制的情感，被一种具有真实意义、不为任何人知道的孤傲所取代，纯洁而令人迷醉，并给予我们精神上的震颤。
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一文中说：“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2]《有生》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有声”的世界。这个世界，声音密布，自然的声音、人类的声音，甚至于还有毫无声响的意识的声音——一种意识的流动。记忆就是意识的流动，因此，记忆也是有声音的。声音意味着记忆的鲜活可触，声音让人感受到世界的安然阔大。就像胡学文在《我和祖奶——后记》中所写：“没有话的时候，我和祖奶就默默喝酒。不觉沉闷，更无尴尬。偶尔会传来驴的叫声，母猪的哼声，赶牛人的吆喝，女人呼喊疯跑的孩子，让人体味着世界的宏阔，生机，静谧、安详。”这是声音的意义。
声音的意义得益于语言的魅力。小说是一种“杂交”形式，它构造的是一个“杂语”世界，这个世界里“多音齐鸣”。胡学文说：“好的小说，语言是有味道的，有声响，有气息，读来令人迷恋。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人物的形象便跃然纸上，而这样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需要语言来表达。可以说，文学的深度就是语言的深度。”[3]胡学文深得汉语之精妙，他总能通过听觉上的敏锐，和心灵的细腻构成一种内外的相和，声音在来回运动，就像生命在时间的流逝中不断地反复。胡学文的小说语言是蔓延的，枝蔓缠绕，自成一片阴凉。事物的沉默和神秘，在他可见的文字里，抵达一种不可求的简单和自然之境。
古人云：言为心声。语言是心灵的声音。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说：“可以把语言看成一架乐器，能奏出不同高度的心灵活动。”[4]胡学文的小说，不仅善于用抒情的语言表现生命的细节和情感的温度，而且有着诸多灵魂的独语和对话，那是一种饱含亲切感、清晰感和现实感的活语言，从而每每能够把历史的场景、人置身的情景以及与人相关的复杂情愫和盘托出。比如写到罗包对麦香的痴迷，“如果时间就此停滞，哪怕罗包变成石磨，他也乐意。但时间不肯。罗包有本事磨豆腐，对时间却束手无策。”读到此，每一个细心的读者想必都能在情感和理性上获得一种思考的刺激。胡学文的小说语言朴素而有金石的质地。巴赫金说：“写小说，要在他人的语言里找出自己的语言，在他人的视野中找出自己的视野。小说中，需把他人语言所包含的思想演绎出来，需要克服他人的扞格不入的东西，其实这种扞格不入只是偶然的表面的错觉的现象。对历史小说来说，典型的做法是从积极的方面使内容现代化，消除时间的隔膜，从旧事中找出永远有现实意义的东西。”[5]
小说是整体的语言链。小说的魅力之一是创造一种语言的秩序。它穿越时空，并将自己锁起。《有生》是语言的历险。萨丕尔说：“每一种语言本身都是一种集体的表达艺术。其中隐藏着一些审美因素——语音的、节奏的、象征的、形态的——是不能和任何别的语言全部共有的。这些因素有时把自己的力量融合于上文所说的不知道的绝对语言——这是莎士比亚和海涅的方法，有时组成一种独自的、技术性的艺术织物，把一种语言内在的艺术提净了或升华了。”[6]胡学文的小说语言，有一种魔力，诗意之外，是“词语的鸣响”。这是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异动和声音，并成就了小说家对于事物的超凡理解和想象。对于当代小说家来说，汉语这一方“美的资源”，仍然有着巨大的开掘潜力，不知道我们的作家是否能够在“借鉴外来资源、采纳古语和面向民间”[7]的多维语言路径中，创造出优异而独特的小说文体呢？
二
胡学文的长篇小说，形式感十足。《天外的歌声》的音乐曲式，《红月亮》的多重并置，《血梅花》的章回体设计，及至《有生》的伞状结构，都代表了胡学文小说清晰的形式实验。“小说从本质上说就不可用范式约束。它本身便是个可塑的东西。这一体裁永远在寻找、在探索自己，并不断改变自身已形成的一切形式。”[8]而小说形式的不断革新，不仅使当代小说获得了新的叙事形态，更重要的是使得小说在现实性之外，具备了丰富的文化哲学意味。胡学文的形式探索，给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写作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提示，那就是当代作家完全可以利用独特的汉语和超拔的想象创造出丰富的小说文体。
在《有生》中，胡学文致力于摆脱一种过去的既定叙述套路，从而寻找一个能够把个人与历史、生命与现实、激情与平庸、希望与绝望等融为一体的庞大织体。伞状结构，就是他苦苦觅得的灵感叙事模式。他利用这一新颖的具有诗学效应的形式，巧妙地把历史与当下、永恒与瞬间联结在一起，在历史化的个人经验中，不断地开掘与当下个体密切相关的精神冲突和内心困顿。在这个结构中，祖奶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存在。在她热切的激情和神秘的本能中，作者始终赋予她一种超越性的自我观照和灵魂审视，因此，在祖奶动荡而平凡的一生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对生活的沉思，我认为这是胡学文小说难能可贵的智慧和品质。
《有生》的叙事切口很小，小到一只蚂蚁在爬的轻微，作者都能极其敏锐地感觉到。但是，就是在祖奶拉拉杂杂的讲述中，宋庄以及一个庞大的北方乡土世界却被波澜壮阔地展现了出来，这个百年映射的是一个世纪中国人的性格和命运。《有生》写的是乡土大地上的事情，尤其写出了大地上活人的难处。其对于当代乡村儿女生存的艰难与精神的惨烈有着真实而深刻的表现。但他不是嬉笑和批判，而是痛惜、怜悯、热爱。《有生》写出了一个漫长时代的复杂世界，这个世界的全部秘密就藏在祖奶的回忆之中。祖奶被奉若神明，但她不是神，而是人，因此，胡学文借祖奶之口说出的，都是人的真诚的声音。
祖奶是胡文学在小说中塑造并想象的一个叙事中心，这个中心就像伞的整体支架，而其他一切事物都以一种或向心、或离心的方式绕其旋转。在这个意义上，祖奶成了一个具有持久生命和特征的审美对象，从而确立了她源源不断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有生》是形式的探险。伞状结构，具有精致的具体性和深刻的空间性。在祖奶这里，时间是紧缩的，仅一天一夜，且是不可倒转的，在一个圆周内完成，因此才出现了第一章和最后议长开头一段的完全重复，这是一个现实的时间，却极具象征意味。在祖奶的记忆中，还有一个被个体拆分的历史的时间，一切的事物都被卷入生活的运动之中。这是两个不同形态的时间，但胡学文利用伞状结构将其完美地链接在一起，让两者在一个个特殊的空间中交叉相遇。《有生》以其巧妙的形式，为当代小说写作提供了一种回忆过去的独特方式。
在《有生》中，祖奶充当了很多角色。她一会儿是全知全能的，一会儿又是半隐半退的，“与戏剧不同，小说表达一般总是同时涉及‘叙述者’和‘感知者’，有时两者合二为一（如自看自说的全知叙述），有时则相互分离（如中心意识）。”[9]祖奶于小说中的现实世界来说，既存在，又不存在，她用记忆的力量进入历史和现实生活内部，却也如同置身于身外的世界，她和她之外的所有人一样，渺小而卑微。她给历史和事物以重量，使时间和记忆得以确立，但同时，那种生命中不可视的内在情绪，也无可奈何地在时间的流逝中失衡、扭曲。祖奶有一颗“升腾的灵魂”，但她仍然是孤独的。胡学文借着祖奶之口，在她的记忆和对现实的各种感觉中，拿捏着叙述节奏的张弛，并最终完成了一次对自我叙事的美学颠覆。
《有生》中有一个细节十分重要，那就是贯穿小说始终的那只一直在爬的蚂蚁。蚂蚁在爬。这不单是一种动物行为的简单重复，而是祖奶心境随时间而变化的内在折射。博尔赫斯在他的小说中，经常表述的一个内容就是记忆或感觉的“重复”。在博尔赫斯看来，时间是非连续性的，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切事件的发生似乎都有着一种冥冥中的暗自联系。博尔赫斯同样十分喜欢在一部小说中重复同一句话，比如在《小径分叉的花园》中，“未来提前存在。”这句话就重复了多次。这可以看作是文字的游戏，也可以当成是文学的象征，不论哪一种，都是对现实和时间的超越。蚂蚁在爬，在我看来，就是源于父亲死后尸体被蚂蚁洞穿的可怖，那是祖奶一生都无法摆脱的阴影和沉重。如果在这个意义之外做进一步的延伸，则如顾城所言，“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人虽然像蚂蚁一样渺小，但是心灵却可以像神一样美。从这个向度上，《有生》写到了不同寻常的生命内部。
巴赫金说：“小说家需要某种重要的形式上体裁上的面具，它要能决定小说家观察生活的立场，也要能决定小说家把生活公之于众的立场。”[10]《有生》的叙事视角是祖奶，但这不仅仅是祖奶的一生，而是一方土地上众人的生命本相，以及他们所遭受的时间和命运的“劫持”。平庸的心灵麻木不仁，自私愚昧，清醒的心灵则相反，它战胜诱惑，爱世上的一切。《有生》借着祖奶——一个接生婆——这个独特的角色，表达了一种接近于神的对人类自己的理解和深爱。这种理解和深爱，在当代的小说家中并不多见。“社会巨变时期正是典型人物涌现的时代，作家有责任去发现和塑造。对典型人物不能用传统的观念、尺度去衡量，而应该用现代思想观念去解读、去塑造。”[11]深陷于时代裂变和庞杂现实中的作家，从不乏写作的激情，却独独缺少一份可资依赖的精神热源和一种超拔的文学观念。
长篇小说写作的难，可以列举出很多，但最难的其实是结构。比如我们熟悉的《追忆似水年华》，为人所称道之处有很多，但结构上的严整性，无疑是其伟大的魅力之一。我在想，胡文学在伞状结构的荫蔽下写作《有生》时候的快感，应该不亚于普鲁斯特在写作《追忆似水年华》时那种无以言说的乐趣。中国作家对形式的探索，似乎缺乏那种对内容的过度执着。事实上，内容和形式从来就是不可分割的。黑格尔就十分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相互结合，他说，“内容之所以为内容是由于它所包括有成熟的形式在内”，“只有内容与形式都表明为彻底统一的，才是真正的艺术品。”[12]
以上内容为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