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子江文学评论》青年批评家论坛 | 叶子:手艺人闲话与钥匙孔里的智慧

(2024-06-05 11:14) 5999089

  导语

  青春是生命之泉的涌流,青年是文学发展的希望。江苏作协历来重视青年文学人才的发现培养,通过组织培训、学历教育、文学评奖、青年论坛等多种方式,帮助青年作家、批评家成长成才。2019年起,先后启动两轮“名师带徒”计划,推出“文学苏军新力量”“江苏青年批评拔尖人才”等人才梯队,进一步建强文学苏军方阵。省作协下属四大期刊同样把青年文学人才培养列入办刊重点:《钟山》举办全国青年作家笔会并联合《扬子江文学评论》举行扬子江青年文学季,设立面向全国青年作家的“《钟山》之星”文学奖;《雨花》坚持做好“绽放”“雨催花发”栏目,承办“雨花写作营”;《扬子江诗刊》设置“新星座”“早知潮有汛”栏目,每年评选扬子江年度青年诗人奖,推出江苏十佳青年诗人,举办长三角新青年诗会等青年诗歌活动;《扬子江文学评论》推介优秀青年学者的批评文章,连续七年组织扬子江青年批评家论坛,2023年起,深入高校文学院举办学术工作坊……江苏作协多措并举,囊括新鲜“青年面孔”,凝聚青年文学力量,展现文学薪火相传的独特魅力,见证一代青年作家、学者的探索与创造。

  近期,江苏文学以全新栏目“文学新火”,与四大文学期刊联袂推介具有创作实力的青年作家、批评家。本期与《扬子江文学评论》共同推出江苏首批青年批评拔尖人才、南京大学“仲英青年学者”——叶子。

  个人简介

  叶子,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负责人。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文科强化部文学学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问研究员,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访问学者,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入选江苏首批青年批评拔尖人才、南京大学“仲英青年学者”。著有《不确定的批评》(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另译有安吉拉·卡特、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人的作品。

  研究及翻译成果

  获奖情况

  2015年

  获第九届(2012-2014)“金陵文学奖”新人奖。

  2019年

  获第七届“南京市文学艺术奖”青年人才奖。

  2017年

  获第六届“紫金山文学奖”新人奖。

  2021年

  获第七届南京大学“青年教师人文科研原创提名奖”。

  获郑钢基金学业导师优秀示范奖。

  获第十二届江苏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

  文章节选

手艺人闲话与钥匙孔里的智慧

——从余华《巴黎评论》“作家访谈”说起(节选)

  文 | 叶子

  《巴黎评论》不久将出一期介绍中国文学的专号。何时问世,尚不得而知,因为主编人乔治·普林姆顿出外度假去了。

  ——董鼎山,一九八二年四月十日于纽约[1]

  最近,余华成为美国文学季刊《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作家访谈”(“Interviews”)栏目史上第一位中国籍受访作家。访谈刊发于2023年冬季刊,收入“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Fiction”)系列261号,意味着余华是该系列第261位受访者。[2]面对采访者白睿文(Michael Berry, 1974-)的提问,谈及“讲故事的开端”,余华主动回忆起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外国文学译介刊物的复兴:“我订了两本很好的刊物,北京的《世界文学》和上海的《外国文艺》,通过这两本杂志,我发现了很多作家。”[3]访谈中,余华不忘念及“好刊物”对自己的影响。而《巴黎评论》就是这样一本同样具有世界视野的文学刊物,一本“作家们也读的杂志”(The Magazine Writers Read)。

  余华成为美国文学季刊《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作家访谈”(“Interviews”)栏目史上第一位中国籍受访作家。

  01

  1953年春天,《巴黎评论》由一群美国大学生在巴黎左岸蒙帕纳斯创刊。战后的欧洲是“小杂志”的黄金时代,除了《巴黎评论》之外,新兴文学刊物还有罗马的《暗店》(Botteghe Oscure, 1948-1960),和同样以巴黎为基地的《梅林》(Merlin, 1952-1954)。可以想见,对于当时的文艺青年,文学之都巴黎具有独一无二的战略意义,它是促进美国和欧洲之间文化交流的天然总部,又兼有老欧洲微妙复杂的历史光泽。左岸不仅是存在主义者萨特和波伏瓦的左岸,也是上一代美国侨民菲茨杰拉德和塞尔达的文学社交场。即便巴黎的1950年代算不上最好的文学年代,年轻的美国侨民们依然追寻第一代文学移民的踪影,探寻海明威和斯坦因们的足迹。但与“迷惘的一代”不同,战后新生代认为祖国无往不胜,他们志得意满,既是纨绔的“垮掉的一代”,也格外自在自由。盖伊·特立斯曾生动地为这一小群年轻侨民描摹群像:

  他们不是悲情青年,也不迷惘;大多家境富裕,毕业于哈佛或耶鲁,但他们乐此不疲地假扮穷人,和讨债者躲藏,大概因为这样看起来有挑战性,使他们有别于他们所鄙视的美国游客,又能与鄙视他们的法国人玩闹。[4]

  包括乔治·普林普顿(George Plimpton, 1927-2003),彼得·马修森(Peter Matthiessen, 1927-2014),威廉·斯泰隆(William Styron, 1925-2006)在内的几位《巴黎评论》创始人,在路边咖啡馆和酒吧间,完成了大多数令人抓耳挠腮的编辑工作。这群人所到之处,必然烟雾迷漫,能在浓雾中伸手划下自己的名字。按斯泰隆回忆,在某个士气低落、争吵不休的日子,普林普顿的两瓶绿色苦艾酒,让大家有了决定性的突破,大致确定了杂志到底要办成什么样。[5]创刊这一年的冬天,《等待戈多》在巴黎上演。来年春天,《巴黎评论》便节选刊登了《莫洛伊》,这是贝克特的小说创作第一次在英语世界登场。[6]

  拨开怀旧的迷雾,并非所有同时代的“小杂志”,都有《巴黎评论》这样的特权和好运。同样刊登贝克特的先锋评论季刊《梅林》,因经费紧张,出版七期后即停刊[7];《暗店》同时使用三种语言(意大利语、法语和英语),经费充足,但也没有逃脱短命的厄运。只有《巴黎评论》顺水行舟,和战后的消费热潮同步发展,不仅成功站稳脚跟,并且在“美国青年办欧洲杂志”的传统中,成为承上启下、不可或缺的一环。《巴黎评论》创刊二十六年前,美国人乔纳斯夫妇(Maria and Eugène Jolas)在巴黎创办实验月刊《过渡》(Transition, 1927-1938),发表重要的“文字革命——巴黎小组宣言”,该刊成为最早刊登《芬尼根的守灵夜》的出版物[8];而《巴黎评论》创刊二十六年后,在剑桥念书的美国博士生比尔·布福德(Bill Buford)以“新写作”为最初主旨,复兴了剑桥校刊《格兰塔》(Granta, 1979-),开创了另一本针对青年写作,并同样具有跨大西洋视野的文化刊物。从《过渡》到《巴黎评论》,再到《格兰塔》,三代美国人在欧洲创办“小杂志”的成功历史,凸显着某种特殊又一以贯之的亲缘关系。

  1956年,《巴黎评论》编辑部搬去纽约,热闹的文学沙龙也转移到了主编普林普顿的河岸公寓。伴随蔚然兴起的性解放潮流,就在《巴黎评论》问世的同一年,《花花公子》(Playboy)在芝加哥创刊,全彩裸体的玛丽莲·梦露进入了公众生活。同时,更为重要,更为漫长,也更为艰难的风暴正暗流涌动,争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民权运动,即将遍及全美。这场运动不仅仅是非裔美国人对于权利和自由的争取,也是反主流文化的社会变革与思潮。对于初入文坛的写作者来说,他们要求的是平等的写作权利和公平的发表机会。

  英文期刊的复兴为战后的新一代青年作者,为那些梦想成为作家或初学写作的人,提供了宝贵的出路。斯泰隆在“创刊号”中,执笔《给编辑的信》,表示这本名为“评论”的刊物,将反其道而行之,鼓励原创,不刊登评论:

  我想如果我们没有斧头要磨,没有鼓要敲,那是因为在我们看来——至少在目前看来——斧已磨好,鼓已敲响。这种态度并不一定会使我们——就像一些“老男孩”称我们为“沉默的一代”或“惶恐的一代”——满足于瘫痪、而不做抵抗地躺平。现在的问题与其说是抗议,不如说是等待;也许,如果一定要把我们归类的话,我们可以被称为“等待的一代”——感受、写作、观察、等待、等待、再等待的一群人。然后继续写作。我认为《巴黎评论》应该欢迎这些人的加入——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诗人,不敲鼓,也不磨斧的人。只要他们好。[9]

  对于暂时只需要考虑梦想的年轻杂志人来说,“好”是预想中的唯一标准。作为一本炙手可热的新刊物,《巴黎评论》确实成为还未崭露头角的作者们的合适展台。这里有还未出版《在路上》的凯鲁亚克,有尚未写作《米格尔街》的V. S.奈保尔,也有过去曾被不断退稿的菲利普·罗斯。[10]罗斯和普林普顿结下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普利普顿去世后,罗斯在“祖克曼系列”最后一部小说《退场的鬼魂》中,插入了对老友生前的大段回忆。[11]小说中的1950年代末,年轻作家祖克曼闯荡纽约文坛,结交“巴黎评论”圈的精英,见识了他原本以为只有在亨利·詹姆斯或伊迪丝·华顿小说中才有的名流社交场。祖克曼的经历显然很大一部分是罗斯自己的经历,在普林普顿的派对里,他几乎遇见了生活在纽约的所有作家。

  普林普顿26岁即成为《巴黎评论》的主编,直到去世的五十年间,他从未离开过这一岗位。同城的《纽约客》杂志,不间断地记录下《巴黎评论》半个世纪以来聚会与沙龙的大小轶事:他们一年一次的刊物派对,坐哈德逊河的游船观看绚烂的烟火表演;身穿“4200针手工丝线缝制”礼服的普林普顿,为英国奢侈品牌登喜路(Dunhill)拍摄的整版广告[12];安迪·沃霍尔如何在普林普顿的公寓墙上画了一头牛,这幅偶得的涂鸦又如何被不可思议地抹掉;来自北越的作家代表团,如何坐在普林普顿时髦而充满装置艺术的客厅里,一边诉说苦难,一边描绘自己写作中来自美国文学巨人们(惠特曼、海明威、斯坦贝克)的影响[13];还有那些试图打入“巴黎评论”圈的天真而莽撞的年轻文学生,那些模仿“编辑按”不断重拟的“撰稿人说明”。[14]

  形形色色来自旁人的观察和叙述,似乎都在强调《巴黎评论》松弛有趣的杂志个性。或许,圈内人的毫不费劲、自由自在,在圈外人看来,已然是封闭的文艺势力的体现。《巴黎评论》早已不再是路边咖啡店里匆忙制作的小杂志。创刊初期,杂志的单本售价是75美分或200旧法郎(同时期大多数图书的单价在三到五美金)。如今,杂志单本售价高达22美金或14.99英镑,刊物中的首要广告合作者是奢侈品牌爱马仕。曾有新锐批评家向《卫报》发牢骚,抱怨“文学现场”越来越阶级固化,任人唯亲:“谁也不敢说《巴黎评论》无聊透顶(Boring as Fuck),万一《巴黎评论》正要给他们打电话呢。”[15]《卫报》报道当天,《巴黎评论》编辑部即在官网公告如下:

  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新订阅者可以使用折扣代码“无聊透顶”(“BORINGASFUCK”),在一年内享受10%的折扣。现在就订阅,享受最精彩的无聊小说、无聊诗歌、无聊访谈和无聊艺术。[16]

  当然,仅仅依靠前主编的传奇人生、顽童般的杂志性格,或敏锐的营销直觉,无法成就《巴黎评论》日积月累难以撼动的文学地位。今天,固然可以毫不犹豫地总结,是“作家访谈”成就了《巴黎评论》,它是刊物中最让人期待的栏目,也是大名鼎鼎的金字招牌。但在1950年代初,选用对作者本人的访谈,取代传统的作家作品论,完全可能是一招险棋。在此之前,同为“评论”季刊的严肃文学刊物,无论《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 1934-2003)、《肯庸评论》(The Kenyon Review, 1939-),还是《哈德逊评论》(The Hudson Review, 1948-),都一心专注批评或原创,从未想过要开设一个受众更广的“访谈栏目”。

  1952年,普林普顿还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研究生,他大胆邀请国王学院的荣誉院士E. M.福斯特,作为创刊号中的第一位受访作者。这一篇访谈,奠定了日后引言的基础格式:介绍作家、采访场景、采访者、采访时间,并几乎总附有一页作家的手稿(比如余华提供了《活着》的第一页,誊写在《烟雨楼》编辑部500字一页的稿纸上)。有些作家的手稿中,有素描、插画、地图,甚至和写作进程有关的日历,更多作家提供的是有手写修改痕迹的打印稿。引言格式之外,在与福斯特合作的过程中,编辑部摸索出“访谈”栏目更重要的方法和思路。首先,福斯特希望能够提前对问题有所准备,方便他深思熟虑之后,有条不紊地回答。其次,访谈的主题关乎写作事业与作品本身,而非作家的私生活。另外,即便访问者无礼地将问题聚焦在福斯特未能完成的小说中,作家也要坦诚面对写作中未解的难题和困惑。[17]访谈的篇幅并不冗长,却为之后的系列提供了相当不错的样本。

  (以上内容为本文节选)

  注释

  [1] 董鼎山:《〈党派评论〉与〈巴黎评论〉》,《读书》1982年第7期。

  [2] 《巴黎评论》下设“访谈”栏目,每期大约一到三篇采访稿,分属不同的系列,截至2023年年末,“小说的艺术”(261篇)、“诗歌的艺术”(115篇)、“剧场的艺术”(19篇)、“非虚构的艺术”(11篇)、“翻译的艺术”(7篇)、“自传的艺术”(7篇)、“编辑的艺术”(4篇)、“编剧的艺术”(4篇)、“出版的艺术”(3篇)、“散文的艺术”(3篇)、“漫画的艺术”(3篇)、“批评的艺术”(3篇)、“幽默的艺术”(3篇),还有“报道的艺术”“日记的艺术”“回忆的艺术”“音乐剧的艺术”以及“纪录片的艺术”等。

  [3] Yu Hua, Michael Berry, “Interviews: The Art of Fiction, No. 261”, in The Paris Review, Winter 2023: 67.本文所引英文的汉语译文,如未注明译者,皆为笔者本人翻译,不一一标注。

  [4] Gay Talese, “Looking for Hemingway”, in Esquire, July 1, 1963.  

  [5] William Styron, “Introduction”, Best Short Stories from The Paris Review, New York: Dutton, 1959.

  [6] Samuel Beckett, Patrick Bowles trans., “Fiction: Molloy”, in The Paris Review, Spring 1954.

  [7] Craig Monk, “Transition and Merlin: Two Generations of American Little Magazines in Paris”, in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Winter, 1996, Vol. 20, No. 2: 215-221.

  [8] “Revolution of the Word: A Paris Group Manifesto”, in Transition, No. 16-17, June 1929.

  [9] William Styron: “Letter to an Editor”, in The Paris Review, Spring 1953. 

  [10] Jack Kerouac, “Fiction: The Mexican Girl”, in The Paris Review, Winter 1955; Philip Roth, “Fiction: The Conversion of the Jews”, in The Paris Review, Spring 1958; V. S. Naipaul, “Fiction: My Aunt Gold Teeth”, in The Paris Review, Summer 1958.

  [11] Philip Roth, Exit Ghost,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2007.

  [12] Ads, in The New Yorker, March 12, 1990.

  [13] “War Memories”, in The New Yorker, August 2, 1993: 22.

  [14] Elizabeth Macklin, “Contributor’s Note”, in The New Yorker, June 19, 1978: 31.

  [15] See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6/may/09/jessa-crispin-bookslut-publishing-new-york-literature.

  [16] See https://www.theparisreview.org/blog/2016/05/09/the-secrets-out-were-boringasfuck/.

  [17] E. M. Forster, P. N. Furbank & F. J. H. Haskell, “Interviews: The Art of Fiction, No. 1”, in The Paris Review, Spring 1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