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近日，省作协公布“第二批江苏青年批评拔尖人才”名单，袁文卓、张博实、牛煜、田振华、刘浏、徐榛、童欣、妥东等8位“85后”优秀批评家入选。该项目发起于2022年，旨在进一步提升江苏青年批评家在全国文坛的影响力和可见度，鼓励江苏青年批评家为江苏文学乃至中国文学作出更大贡献。“江苏文学”公众号将陆续推介第二批青年批评拔尖人才，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为他们的成长搭建平台，提供助力。
个人简介
徐榛，男，江苏人，毕业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现就职于扬州大学文学院，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要从事当代文学批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一直以来关注北美华文文学与华文文学影视改编研究，最近关注重点转向当代青年写作、素人写作批评。
创作成果
徐榛部分创作成果：
2025
《“绝境设置”与“模糊”的性别建构——谈张翎小说的叙事策略》发表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5第5期；
2024
《“模糊的身份”与“本土的发现”——论魏德圣〈赛德克•巴莱〉的叙事圈套》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24年第3期；
2023
《“秩序”与“反秩序”的游离：谈新近国产动漫电影中的权力叙事》发表于《电影文学》2023年第21期；
《乡村振兴故事的自媒体短视频叙事——兼论新农人“川乡秋月”VLOG的主体性建构》发表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23第2期；
2022
《“返乡”作为一种方法：赖和对鲁迅“归乡叙事”的文本实践》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22年第2期；
《空间“三重奏”：乡村振兴图景与异域符号的“出场”——兼谈“土耳其阿布”VLOG的特殊性》发表于《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获2023年泸州市第十六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东亚现代性场域下“狂人”的多种面向——兼论韩雪野对“狂人”形象的再书写》发表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22年第1期；
《后疫情“民生”电影的文化生产——兼论〈一点就到家〉与〈我和我的家乡〉》发表于《电影文学》2022年第1期；
2020
《“五四”新文学的引介、实践与接受——论张我军与鲁迅的文学相遇》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20年第1期；
《东亚电影文化的对话与共鸣——以〈爱情万岁〉〈空房间〉〈祈祷落幕时〉为例》发表于《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接触、译介与实践：论李陆史对鲁迅文学的接受》发表于《南通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2019
《以疼痛的方式揭开人性的面纱——谈张翎的“生命力”三部曲》发表于《文学评论》2019年第6期。
作品选读
以疼痛的方式揭开人性的面纱——谈张翎的“生命力”三部曲（节选）
文 | 徐 榛
摘要
张翎的创作，从一开始“跨地域+家族史/移民史”的写作策略，逐渐转向到专注于“中国人/中国故事”的书写，“跨地域”成为叙述过程中的标识之一。又从关注东西方的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问题转向人性与情感的书写，逐渐呈现出“回归式”的书写策略。张翎虽然以历史作为嵌入点，但并非单纯作历史再建构书写；不只关注女性，而是对人性进行全面地观察；不仅表现时空的跨越，还在文本内外部实现多重对话模式。所有的形式都为了表达“疼痛”书写的内容，而承载“疼痛”的主体正是“人”本身。“生命力”三部曲实现了张翎对个体生命多维度的观察与思考，也是她在文学写作内容上的一次深化。
关键词：张翎；“生命力”三部曲；灾难书写；对话；人性
随着北美华文文学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重 镇，新移民小说也成为了北美华文文学创作的新亮点。除了严歌苓与张翎以外，还出现了陈河、陈谦、陈瑞琳、少君、陈九、吕红、施玮、刘荒田等作家，可见北美新移民创作群体的雄厚。作为“北美地区新移民文学的扛鼎作家”［1］之一的张翎，从“温州系列”到《金山》《流年物语》《劳燕》，再到最近整合出版的“生命力”三部曲，都受到了广泛关注。张翎在文学创作上形成自己独到的写作主题与方式，有学者评价她说：“张翎勇于以自己柔弱的肩膀扛起沉重的历史……”［2］可见，“历史”就成为了张翎写作的一个重要支点，不论是《余震》《流年物语》还是《劳燕》，都是以宏观历史为背景的文字写作，而《金山》就更为明显，将移民史和家族史相结合，形成了历史双向书写的人文景观。
一直以来，“海外生活+家国情怀”成为海外华文文学主要的书写模式。就张翎本人的创作经验来说，一开始体现了“跨地域+家族史/移民史”的写作策略，而逐渐转向到专注于“中国人/中国故事”的书写。“跨地域”成为叙述过程中的标识之一，提供必要的海外背景，主要集中于小规模 的地理空间设置上，又从关注东西方的文化冲突 与融合的问题转向人性与情感的表达与书写，也 逐渐呈现出“回归式”的书写策略。当然，这不仅仅是张翎个人的写作策略转变，而是整体上表 现出关注“中国人情感/中国故事”的书写风向， 包括严歌苓《陆犯焉识》、陈河《甲骨时光》等。那么，笔者之所以关注张翎的“生命力”三部曲，是因为时隔多年后，张翎又将多篇已出版的和未出版的中篇小说集结再出版，并冠以小说集“生命力”的称谓。“生命力”深层文化内涵的问题，成为本文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文学地理图绘中的灾难叙事与人性
新移民作家表现了“移”的特征，直观地表现为“文学性+地域性”的合成，文学地理学不仅成为考察作家创作的视角，也为新移民写作提供了一个特有的空间结构，即当文本内部面临灾难及灾难写作时，在外部提供逃亡的文化地理空间，从而实现救赎的可能。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新移民作家在文学实践过程中，除了如实反映域外书写以外，对原乡文化的书写大多呈现了对灾难的重现。
无论是《金山》还是《劳燕》，都彰显了战争灾难对女性的伤害，战争强暴了女性的身体，还 阻断了女性再次回归日常的退路，即传统文化对女性“节操观”的要求。谈到《余震》就不得不说电影《唐山大地震》，从文本到影像多是从疼痛到温情的解读。影像与小说本身保持着距离，结合现阶段有关对《余震》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关键词几乎都集中在对“痛感”的揭示，这可能也是受到作家创作感受的影响。张翎在讨论《余震》创作感受时，直言不讳地说道：“《余震》是关于疼痛的”、“一直到我写完最后一个字，我依然没有找到缓解这种疼痛的药方”［3］。如果只是对自然灾难的回忆书写显然是缺乏力量的，而张翎记录天灾所带来的真正的疼痛却隐藏在灾难背后，她挖掘出由灾难再生的情感之痛，揭示各种情感焦虑的潜在隐患。
《余震》
张翎 |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小说以唐山大地震为故事背景，呈现了以下几 种层面的情感关系：一是家庭血缘之间的纠葛；二是夫妻情感之间的矛盾；三是病患与医生之间的互动。这三种情感关系都是以王小灯为中心展开叙述的，女性成为了主要的情感当事者和发声者。小说结构上呈现了时间与空间跨度上碎片化的处理方式，观照了王小灯的个人生命史。《余震》所反射的就是王小灯生命感悟的“疼痛”，这种痛感源于地震，但痛感所延伸的地带却是源自于人性与情感。王小灯第一层痛源自于家庭血缘，并且她受到两次家庭亲情的伤害。最先就是母亲在自己与弟弟之间的选择，“选择”的行为源自传统文化心理，形成了“天灾+人祸”的暴力叠加，选择弟弟也就意味着对王小灯在生命之肉体上的抛弃，而表现“母女伦理关系”的破裂；其次，王小灯被养父母收养后，养母“陪你一辈子”誓言的崩溃，在破裂的“母女伦理关系”上再次选择了生命之精神依托的瓦解。而真正使得王小灯的家庭血缘伦理观完全破裂的事件便是养父王德清对自己性猥亵的暴力行为，“摸”完成了“父女伦理关系”的崩塌，从而家庭血缘关系（包括养父母）在王小灯的肉体与精神上完全断裂。王小 灯的第二层痛源自于夫妻关系的危机。家庭血缘关系的崩溃波及到夫妻关系的建设，王小灯受到的情感伤害反作用到自己的家庭关系中，丈夫对婚姻的背叛，她对女儿的质疑，让王小灯又成为了情感上的“孤独者”。
笔者认为，此时王小灯的家庭伦理秩序（父母 与女儿、夫妻、母女表现的三代关系）才被完全地瓦解，家庭已经不属于王小灯，而她只能以孤独的女性个体而存在。因此，张翎在小说中为王小灯布置了一扇打不开的窗，直接指向“家庭已死”。所谓“窗”的意象所指大概就是家庭伦理秩序所属感的丧失，而病患与医生之间的互动就成为作家为王小灯提供救赎的可能。东方故事与西方世界发生了链接，而最终王小灯推开了这扇“窗”，回到了东方故事的核心位置——娘家，完成了情感之旅。总体来看，实在的自然灾害事件深化于传统文化心理，形成了对人存在与情感的伤痕，而治愈的空间与对象再次回到东方家庭的情感体系中得以完成。
然而，虽然小说以王小灯的“受伤”与“伤愈”过程为线索，但其中最重要的参与者便是她的母亲，她是王小灯伤口的制造者，亦是其情感治愈的关键所在。如上文所析，小说表现了女儿情感精 神的断裂与痛感，而对母亲情感崩溃的书写放置在了“救谁”的问题点上，特别是在电影中表现尤为明显。母亲对女儿身体的抛弃与情感的记忆形成矛盾的同时，也呈现了情感上的无奈与忏悔。在选择“救谁”的问题上，足以体现了母亲内心的挣扎与疼痛。小说最后让王小灯回到了生母的家，在感受到母亲对自己的怀念时潸然泪下，完成了对亲情的救赎，但心死大过情哀，小说所表现的人性框架的崩塌，在最后仅仅因为母亲用来怀念自己的两个名字就得以释怀，的确显得有一些突兀。
如果说以上呈现了自然灾难直接赋予人“身与情”双重痛感的话，那《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则 借助“他者”历史进行自我情感的反窥。小说以一 次东欧之旅来对参与者进行观察，参与者在社会身份与文化建构上的不同使得东欧之旅过程中出现了各种风波，个人经验对欧洲历史的不同认识也表现了人物的不同性格。但有趣的是，欧洲历史中的大事件并没有让这群参与者产生共鸣，而茜茜公主与弗兰西斯·约瑟夫、安德拉希伯爵的情感故事，却让原本不太和谐的群体达成了共识。对“他者”历史反思构成了自我认识的思维空间，也间接达成了历史对人内部世界的侵入。小说应该是在徐老师、红衫女子和袁导讲述各自故事时达到了高潮，三段故事反映了不同时间和空间里的个人经验，也构成了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书写模式。
“最黑暗”成为了这群参与者的共同关键词，他们受到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秩序等不同层面外力的冲击，并又反作用于两性关系，都在情感上产生了伤痕，而这些外力不会因人为力量而转 移，就构成了两性关系的悲剧效果。所有个人经验中“黑暗”都是从“历史”中得到灵感，因此就呈 现了从“大历史——个人史”的情感跨度、亦即个 人经验体识的认知书写。“我们依赖‘历史地’构 成的话语——简单地说就是生活中的经验——充斥于我的主体性之中的实在，但我无法直接接近它，因此必须使用能指”、“拉康把文化适应的最初阶段称为‘想象’，因为镜像向儿童揭示给自己的仅仅是一个影像——或一个能指”［4］。历史事件给个人提供了想象，而这种想象（影像）所表现的象征意味并不一定成为参与者现实生活的实在性表现，但为参与者通过历史的影像来反观个人经验提供了机会。安东尼·威尔登解释说：“实在不是外部现实的同义语，而与主体认为是真实的东西同义。”［5］也就是说，“实在”与历史的“现实”并非同一概念，真正强调的是主体性的认知问题，通过对历史的“现实”进行感受，结合主体经验再加工，实现了“实在”个体经验的认知。
笔者认为，张翎通过灾难叙事与个人经验的结 合书写，追求对历史与现实中“人的情感世界”的 挖掘与描述，“自我”历史与宏大历史事件的“他 者”所产生的“痛感”，让人在实质性地理空间与 抽象的情感世界里，寻找自我救赎的出口。张翎关注历史上重大灾难对个人带来的暴力性伤害与启发性反思，也从微观上展现了对个人/人性内部情感世界的再认识。
二、边缘者的低声吟唱：从社会问题的弱者开始
张翎多在历史的框架中展开故事，除了可以看 到她对宏大历史与家族史（以《金山》《劳燕》为例）的建构外，对小人物生命路径的观照也是书写的重要主题，“温州系列”中对女性个体经验的观照，《流年物语》虽然带有深刻的时代痕迹，但对活动于其中的人之悲欢离合的观察都超越了历史框架的限制，并且她善于将人物置于多重空间内加以描述，这就呈现了跨时空叙事。然而，在张翎的三部曲中出现了悖反于她创作背景与主体的人物群像，她将观察视点投向现实社会的公共问题与边缘人物。何谓边缘？边缘是相对于主流的概念，但主流与边缘已然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处于运动的状态，随时可能调换扮演角色。
《空巢》是张翎对当下中国老年化社会中的边 缘群体孤寡老人实际生活的一次观照。小说采用了双线写作的手法，即父亲何淳安情感波折与女儿何田田的情感始末。首先，何淳安的情感生活的颠覆不仅仅是在妻子李延安去世时开始的，而是从结成婚姻关系时就存在了。当何淳安从自己的学生那儿得到精神寄托时，妻子的自杀对他造成了存在与情感的双重创伤：一方面是对妻子的情感愧疚，另一方面是妻子的离世造成自我存在意义上的孤独。因此，妻子的“在/不在”对何淳安都造成了孤独感。其次，何田田同样遭遇到了情感孤独的危机，在选择出国之后又面临了存在的危机，秦阳的出现只是暂时填补了何田田情感的缺口。
小说中两个边缘人物春枝和秦阳对何氏父女来 说，是徘徊于存在与情感上的必须人物，这两个人物可以被虚化成“保姆”和“男性”的任意所指，但是之所以被具象为“春枝”和“秦阳”，就是因为前者能和何淳安聊起“伍尔芙”，后者能对何田田惟命是从，在最需要时马上出现，这就表现了两者在存在与情感层面上的不可替代，而最终何氏父女选择了与两者形成情感结盟。笔者认为，小说虽已“空巢”命题，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孤寡老人的生存困境，的确反射了中国老年化社会下衍生的各种问题。但是比起老年化问题，小说更反映了人在精神层面上的孤独感。其次，小说中人对孤独感所造成结果的处理方式首先呈现出“死亡”与“逃避”两种表现形式，包括李延安的自杀，何淳安拒绝保姆，何田田对秦阳保持忽冷忽热的态度等都表明了这一点，是保持主体性独立存在的形式。但是张翎并没有让人物搁置自己的孤独，她在讨论这篇小说时也提出：“李延安用结束呼吸的方式结束了孤独。何淳安和何田田父女在诸多的事情上看法迥异，却在对付孤独的办法上异曲同工——他们都用结党的方式抵抗了孤独。”［6］“结党”又具体表现为脱离个体或是步入婚姻两种方式，小说中对孤独的处理显得无可奈何，寻求异性共存体成为了逃避孤独的最优选择。但活着的人最终所传达的信息还是没有逃脱出“孤独未死，情感已死”的怪圈，结党而居的行为只是结束了个体性生活方式，却始终不能解决个体精神孤独的问题。
《都市猫语》
张翎 |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版
女性的边缘者书写在《都市猫语》中体现的最 为明显。小说直接抛弃了海外空间，而直接讲述发生在中国话语下的中国人故事，但是张翎设置了城市与乡下的空间对峙，关注同为城市边缘人的男女在城市里面临的困境，及他们应对困境的生存方式。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茂盛与小芬虽有直接的情感互动，但开始是通过各自饲养的两只猫之间的互动表现出来的。老黄对小黑的关心，到小黑离去后老黄的沮丧，再到老黄对小黑回来后的怜悯，无不都是投射出茂盛对小芬的情感变迁。茂盛对小芬的好感与对其职业的好奇，在他目睹了小芬卖淫场面后全部破产，男性在生理性别上对女性的要求是没有阶级与身份之分的，他不允许女性身体的被霸占。然而，张翎要将这样的场面曝光，就是要揭开底层女性在面对家庭伦理秩序上的无奈。当小芬卖淫场面曝光后，张翎马上一反小芬以往的形象，形成了“盛气凌人”与“温婉谦和”的冲突场景，小芬坚持为茂盛洗脚，“洗”的行为动作将女性自我拒绝的“卑贱感”直接呈现出来，小芬也就交代了卖淫事件发生的原因。小说交代了小芬姐妹五人因为要救治弟弟而被要求外出打工，家庭对女性的要求只在于结果而不关心过程，而出卖身体成为了年轻女性最为快捷的选择，家庭伦理秩序给女性制造了一个“绝境”，不仅是在性别上，也是在生存上。
雅克·德里达指出：“绝境这个术语，指不断地不确切地复制自己的一个单一职责，它本身就是 裂痕，与自身相矛盾而不保持同一。我提出对绝 境的一种非被动的忍耐就是履行责任和做出决定 的条件。”［7］可见，这里指出了主体忍耐绝境就必然要履行某些责任或承担应付的代价。但值得注意的是，张翎没有将男性搁置，也没有将女性归为无知，她书写了两个重要的场面：一是男性偷窥女性内衣事件，在女性揭露事实前后，男性其实都存在自我厌恶的卑贱感，在卖淫事件后男性产生崇高感与附加给女性的羞耻感形成对峙，女性在人性情感上对男性的理解被折射出来。二是女性专用烟灰缸的意象，烟灰缸是接受肮脏的载体，女性却将它作为自己最后的一个精神净土。张翎没有要批判男性，也没有要褒扬女性，她要彰显的是小人物的日常和他们面对生存困境与情感困境的精神。《都市猫语》以猫喻人，关注处在社会底层边缘人的生存状态与情感世界，他们面临的是生存的困境，实现了张翎对性别书写的思考，两性互相间接性地参与到了对方的生活中。在生活的碰撞中，女性出卖肉体的悲哀，男性在纠结情感下的同情，卑贱感在两性之间游离而呈现出自我拒绝与救赎的姿态，两性表现出的是人最原始、最直接、最单纯的情感交换，也是来自底层人的情感意识与生存力量。
这是两篇最不“张翎式”的小说，完全回避了“史观化”的典型性书写，而关注普遍性的社会话题，描写被边缘化的人群，她不仅表现了所谓边缘 人的生存困境和由此引发的情感之痛，还指出了其产生的原因，边缘者将外部症结内化处理后，造成了“自我”心理层面的回应，而最终出现死亡或是离散的极端性结果。其实，卑贱意识在极端历史背景下最容易被发现，张翎的《劳燕》便是最好的案例，故事最大的转折就在阿燕被强暴之后，无论是阿燕还是三位男性，战争强加给女性的性别暴力与男性对辜负女性的悔恨都造就了他们自我厌恶（拒绝）的卑贱意识。笔者认为，张翎的高明之处就是剔除了发生直观性痛感的可能，而呈现隐藏在日常中的隐性痛感的存在，这是张翎“疼痛”书写的另一种方式，而表现出对当下社会问题的观察与反思。
…………
原刊于《文学评论》2019年第6期
注释：
[1]陈瑞琳：《风雨故人，交错彼岸》，《华文文学》2001年第3期。
[2]陈公仲：《离散与文学》，第82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
[3][6]张翎：《余震》前言，第4页，第8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4][5][7]于连·沃尔夫莱：《批评关键词 文学与文化理论》，陈永国译，第139—141页，第142页，第28页，第30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