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近日，省作协公布“第二批江苏青年批评拔尖人才”名单，袁文卓、张博实、牛煜、田振华、刘浏、徐榛、童欣、妥东等8位“85后”优秀批评家入选。该项目发起于2022年，旨在进一步提升江苏青年批评家在全国文坛的影响力和可见度，鼓励江苏青年批评家为江苏文学乃至中国文学作出更大贡献。“江苏文学”公众号将陆续推介第二批青年批评拔尖人才，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为他们的成长搭建平台，提供助力。
个人简介
牛煜，苏州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领域：京派研究、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当代小说批评。
个人标签：当代小说与文化现象酷评。
与文学之间很难说有什么具体的故事，无非是一些会心的瞬间。永远难忘的是一个瞬间，第一次阅读《追忆似水年华》时读到一个细节：“我”看到顽童们将玻璃瓶投到水中装鱼。只只瓶中有水，河水又将瓶紧紧裹住。作为读者一瞬间就被这个细节击中了，好像“文学”这件事一下子就被我抓住了，领悟了：文学带给我们的，无非是那些灵质的河中-玻璃瓶中的水，流动轻盈又能被“把”住、凝固住。后来又在冯至的诗里看到“把”这个字，再次印证了这种感觉：文学其实就是那个能“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的事物。
创作成果
牛煜部分创作成果：
2025
《现实主义与“纯文学”的“外部”——“新东北论”的意图、方法与限度》发表于《文艺研究》2025年第7期；
2024
《“偶然”的超克与反讽主义的困境——重读沈从文〈水云〉》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12期；
2023
《历史与肉身的十字路口——〈不老〉论》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4期；
2022
《“七层宝塔”与“蛇蜕”：朱辉短篇小说论》发表于《当代文坛》2022年第5期；
《“自我”的厚度与限度：林棹长篇小说论》发表于《文艺论坛》2022年第2期；
《“转业之谜”的阐释潜力：对沈从文研究的反思》发表于《文艺论坛》2022年第2期；
2021
《批评重心的转移：〈兄弟〉再解读》发表于《扬子江文学评论》2021年第4期；
《烟火漫卷处的城与人》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1期；
2019
《“东北—历史—故事”：〈刀兵过〉阅读札记》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1期；
《文体·风格·现代性——〈女同志〉之后的范小青创作》发表于《当代文坛》2018年第6期；
《重读〈长恨歌〉：“文学的政治”与文学史结构》发表于《南方文坛》2018年第4期。
作品选读
现实主义与“纯文学”的“外部”——“新东北论”的意图、方法与限度（节选）
文 | 牛煜
摘要
“新东北作家群”及其创作是当下文学界讨论最多的文学现象之一。黄平在其专著中就“新东北文学”的各项特征做了条分缕析的阐释，刘岩的研究则从更长时段中钩沉“东北”再现的历史谱系和文学想象图景。从文学史的脉络来看，黄平、刘岩等人的“新东北论”是学术界对“纯文学意识形态”反思的最新环节，他们结合自己的私人体验，颇为动情地“重返”“新东北”的起源现场，并在卢卡奇的意义上探讨现实主义与总体性。但在对“新东北”的现实主义面向的阐释过程中，黄平并未明确意识到现实主义批评与当下文学语境的隔膜，而刘岩所谓的“沈阳-有机城市”很大程度上是论者构造的产物，而非文本的客观存在。这类无法解决的矛盾最终决定“新东北论”的阐释限度。
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和批评者鲜少能够找到一个毫无疑义的公共语词来统合如此纷繁多样的文学经验。“新东北文学”是少数能够同时引发社会关注和学术思辨的文学批评概念之一，它钩沉了文学史的幽微踪迹并进入当代文学的批评意识中，成为我们透视当下文化逻辑的一个无法忽略的窗口。因此，有必要对“新东北文学”的言说策略与方法做一次全面检视，以此探索当下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可行路径。
《出东北记：从东北书写到算法时代的文学》
黄平 |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
“新东北文学”（含“新东北”“东北文艺复兴”“新东北作家群”等相关概念）最先被提出时，只是批评家面对纷杂文本中某种文学经验“共通性”的提取，但很快，“新东北文学”这一概念就日益超脱其言说初衷而兀自成长为一个庞大的话语网络，流通在文学批评、文学史、大众传媒乃至文化宣传的各个领域，其作为一个公共能指逐渐显得漫无所指。与大多数不加考辨就盲目地在字面意义上征用“新东北文学”地方性假面的研究者和言说者不同，黄平和刘岩始终都明确这一批评概念的起源，并一再激活其言说潜能；黄平更以一篇层次清晰的纲领性文本《“新东北作家群”总论》为“新东北”张目[1]。因此，本文对“新东北文学”的评述以黄平和刘岩关于此概念的各种言说为主。
一、“新东北”：“纯文学”反思的最新环节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在黄平和刘岩那里，作为文学社会学概念的“新东北”从来就不仅仅指称地方性，毋宁说这一概念的更深层喻指是社会历史信息荟萃、种种社会无意识最终显影之地。因此，“新东北”本身是一个能指：在社会层面上，它是“局部”向“整体”滑动的极富启发性的空间；曾经的老工业基地东北是“新中国故事”的一则完美例证，于是，言说东北就是言说工人阶级/新中国。之后，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展开，东北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时经历了重大的“适应障碍”，被逐步剥离“共同故事”的“主线”，成为黄平和刘岩一再质疑的“都市外乡”（“共同故事”的“外部”）。以赵本山小品为代表的风靡全国的东北题材文艺作品，不断迎合并固化大众关于东北颓败、落后景观的刻板印象，并在受众的笑声中消解了东北之为新时期前史的历史意识。在这样的言说语境下，“新东北”的浮现就成为地方/局部再度回归主线/整体的契机，以“社会共识”为假面的单向度的新自由主义现代性的遮蔽得以解开；下岗者/失败者的故事被讲述，胜败格局由此被颠倒，成功的唯一标准被瓦解[2]。
刘岩更具历史意识的长时段钩沉拓展了东北的言说脉络，显示了东北自古以来就是“地方”和“共通”的双重扭结。通过他的研究不难看出，“东北”作为能指的机动性和潜隐性：它本身遮蔽着言说者的种种复杂动机，对东北的还原就此而言是对种种权力位置和权力分配关系的解蔽[3]。
如果认为对东北的刻板印象是与成见合谋的结果，“新东北”的提出则是对东北的解蔽，那么相应地，文学领域“新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在其论者那里就是对“纯文学”意识形态的解构和质疑。蔡翔在近作《1980年代：小说六记》中表示，事实上存在“两个八十年代”：一是日益被正典化并变成某种审美无意识的先锋文学，二是在美学与政治的对垒中，未及展开就草草收场的改革文学这类被审美、自洽等“纯文学”标准压抑的直面现实的文学经验[4]。曾经质疑权威的先锋文学在体制化之后迅速变为新的权威，并且在现实的层面上又一次完成了与现实主流话语的合谋，将自身封锁在美学领域，执着自治性的“纯文学”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降文学体制化的最终形态。就文学创作的现状来看，封闭自治的“纯文学”显然已经无力因应全新的社会状况，曾经具备解蔽效用的先锋文学在蜕变为“纯文学”后，将社会存在又一次神秘化了。
在此逻辑下，黄平提出了“新东北”较之“东北”，“新东北文学”较之“八零后文学”的异质性。黄平的立论格局与“纯文学”的批评者相似，“两个八十年代”在他的论述中演化为“八零后作家”内部的风格差异。以郭敬明、韩寒为代表的“八零后作家”在21世纪后沿着“纯文学”的路径一路直下，并以“青春”充实、更新“纯文学”体制。在这些典型的“八零后文学”/“青春文学”中，个人永远是脱离社会结构的“原子化”形态，而“青春文学”文本中的“青春”却吊诡地不具备任何社会历史层面的时间属性。个人无法在具体的历史段落中获得充分展开，因而只能悬停在抽象的“私人时间性”中，这种抽象的时间属性才是“青春文学”中“青春”的本质和真相[5]。“新东北作家群”则从“八零后作家”-小资美学中分离出来，成为新的历史阶段中“纯文学”形态的“外部”。在他们的文本中，时间和空间相互扭结：时间（“青春”）被空间化（东北），空间（东北）也被时间化（“历史”）。个人的青春故事总是有着发生学意义上的前史，个人命运的浮沉也总是被回溯性地还原到社会结构的迁延中。
刘岩同样在先锋文学与“新东北文学”的二分结构中定位“新东北”：先锋文学是以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为模板的自动化的文本再生产，“新东北文学”则是一种“超克”先锋文学的、内容充实的“反自动化书写”[6]。
《同时代的北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经验与当代文化生产研究》
刘岩 |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
但同样值得强调的是，反思“纯文学”的批评家和研究者在立论时也常常有失公允。在这些批评中，为了强调先锋文学的“再生产”性质，批评者们常常也像他们所谓的“非历史”的先锋作家那样，选择性地遗忘了先锋文学那些貌似毫无现实对应的抽象形式曾经也是一系列颇具机动性和指向性的文本策略，其表层的象征形式背后密织着对文学史前序文本和历史的宛曲指涉。泛泛地谈论先锋文学的再生产性质本身也是一种对文学史所作的抽象理解。因此，需要反思的并不是先锋文学或者某种文学形式（现代主义）本身，而是日渐剥离语境并体制化为“抽象物”的文学成规。
二、“现实主义的胜利”：卢卡奇的影响
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是黄平所认定的标志着“新东北作家群”进入成熟期的核心文本，其美学风格本身是作为整体的“新东北作家群”的“典范”[7]。在刘岩那里，《平原上的摩西》同样表明了“新东北”的“文学原理”：小说题目中的“平原”是“地方性与普遍性的转换枢纽”，而其“悬疑的形式”也成为“新东北”解密“社会无意识”的元形式般的存在[8]。因此，拆解“新东北论”对《平原上的摩西》的论述理路能够以点窥面地透视整个“新东北论”的论述构造。
对我们的讨论来说，首要任务是确认小说题目中“摩西”的真正喻指，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决定对其文本性质的判定。黄平颇为令人信服地指出，小说中“摩西”的真正所指可能是喑哑无声、从未开口讲述自己故事的李守廉，而非大多数读者以为的、显然更具文学效果的傅东心。在具体的分析中，黄平非常笃定地认为，将李守廉界定为摩西是这篇小说唯一的真正读法，他一一排除了小说中其余角色“成为摩西”的合理性，其中最易引起混淆、同时也是他最想消解的解读方案当属傅东心就是摩西。
在黄平的论述中，傅东心不是具体可感的“小说人物”，毋宁说她作为小说人物的苍白，将其自身暴露为某种“文学构造”，也就是虚不及物、极度抽象的“纯文学”体制。黄平显然是在黑格尔、卢卡奇的意义上使用“抽象”一词的，傅东心的抽象性归根结底源于她不能以明确的阶级视角来厘清自己的命运。作为“阅读者”的傅东心自外于大历史的具体展开过程，不断通过背书式的“爱和记忆的宣教”来建构和理解自己的命运。正是在这一反例的对照下，李守廉作为摩西的解读方案被提出：他迎面承接了历史在各个时期对个人命运的改写，并对此做出直接回应。小说中李守廉一以贯之的行动性（同时也是他的非言语性）常常表现为身体的直接在场，其“以暴制暴”的行动更是这种现实参与的外显。因此在黄平那里，作为小说中心人物的李守廉牢牢锚定着小说的“价值基点”并守持着历史正义。
《平原上的摩西》
双雪涛 | 著
新星出版社2025年版
颇为矛盾的地方在于，《平原上的摩西》众声喧哗的碎片化形态（黄平自己也看出了这点，并就此与北岛的《波动》展开对读）注定了在其内部不可能存有某种稳固的“中心”，而黄平却在论述中不断地将李守廉指认为小说的“价值基点”[9]。如果这种整合性的操作不是由小说本身引出的，那么只能认为是黄平在他的阐释中人为弥合了文本的碎片，并从文本外部赋予了小说一个“价值基点”，而这个基点的参照或者说来源，则是在文章中频频出现却最终虚无所指的工人阶级共同体。
李守廉之所以能够被指认为共同体的代言人和小说中最具整合性的人物，根本上是因为黄平不断将其定位为一再遭受历史转型期巨大创痛的工人阶级。在卢卡奇的哲学框架中，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同样具备这样的整体性透视视野[10]。在与黄平的一次对谈中，张定浩曾质疑这种“读法”的排他性，并提出关于李守廉的其他解读方案。面对这一质疑，黄平再次调用自己的切身经验来坐实其余读法隔靴搔痒的中产阶级性质[11]。但同样明显的是，黄平在其论文中对李守廉工人阶级属性的论述颇显暧昧。一方面，他不断强调李守廉忠于工人阶级共同体，并且身体力行地反抗不义；另一方面，他又自相矛盾地将李守廉的行动资源界定为抽象的“内心的道义”，而非“工人阶级文化”的“历史性习得”[12]。
如果说《平原上的摩西》中的李守廉没有习得工人阶级的文化从而形成明确的阶级意识的话，那么作为受过完整学院教育的知识分子，黄平习得了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由此拥有了自觉的阶级视角。尽管黄平在关于“新东北”的诸多文章中多次致意本雅明，但实质上他整合自己人生故事和阐释“新东北”文本的核心理论来源，是卢卡奇的“现实主义”和“总体性”理论。
在卢卡奇那里，现实主义小说的展开实现了文本细节与历史总体性的辩证运动，现实主义文本中的琐碎细节“经过更广阔的历史力量的中介从而被理解为总体性”，由此“显示出它们的历史必然性”[13]。黄平在《平原上的摩西》中由烟标“平原”在不同文本段落中的穿梭移动，识别出社会结构关系的动态重组，这正是对卢卡奇批评辩证法的绝佳操演：作为结构元素的烟标在小说中每一次戏剧性的转移，背后都承载着历史结构的重组，并标明历史的嬗变轨迹。而黄平在整合自己的人生经验时频频提到的9000元择校费，作为一种私人创伤，也被卢卡奇式地还原为公共性的社会事实。
与黄平论述理路相近的刘岩显然对此有着更明确的意识，在他的“新东北论”中，卢卡奇作为直接引用或间接致意频频出现。刘岩的论述也总是默认“新东北文学”的现实主义性质，并且一再暗中预设“纯文学”与现实主义两不相容：似乎“纯文学”是对西方经典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直接/自动化搬演，而“新东北”的现实主义则是非自动化地将作为景观的东北还原为有机的工人阶级社群；作为“新东北”之“典范形式”的悬疑在隐喻层面也变成了对于意识形态征候的揭示和显影。
在与现实主义相关的论述段落中，刘岩语带出处地征引了卢卡奇《叙述与描写——为讨论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而作》的表述来定位“新东北作家”的历史坐标（“九十年代”与“新世纪”之间）：历史的阶段嬗变与私人成长历程有机嵌合，“新东北作家”由此获得了充分领悟个人的社会历史性的客观视域。卢卡奇青睐的经典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也被刘岩引为参照，以此描述《平原上的摩西》的“美学风格”：“叙事是福克纳式的，而城市环境的再现却是巴尔扎克式的。”[14]
刘岩的论述跟卢卡奇的论辩构造相似。在卢卡奇那里，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并不仅仅是文学方法的分歧，二者的差异实质上折射着世界观的差异。现实主义本身之于卢卡奇也不仅是某种只出现于特定时段的、局部的文学思潮，更是一套完整的、构造现实的体系。现实主义的展开方式是一种“抽象具体性”，现实主义组织直观的现实材料的过程，同时是一个暴露社会结构和历史消息的动态体系[15]。更为重要的是，在卢卡奇的价值排序中，现实主义要远胜现代主义：“现实主义的胜利”[16]在于它最终暴露了历史的真实结构，而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只是沉迷于在现实的“表象”和“局部”中演绎风格。
在黄平的《“新东北作家”论纲》中，现实主义同样具备类似的诗学优越。黄平之所以能够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做出高下判定，很明显是因为在他的论述中，现代主义一如卢卡奇的判断，是对整体存在的社会现实的见木不见林，而现实主义则还原并显影了社会共识建构的无意识全过程。现代主义也经常在黄平的论述中被设定为反思“纯文学”体制的焦点，它在论述中等价于“青春文学”、个人主义的喃喃自语、去历史化、去道德化等。我们可以将黄平笔下的“现代主义”形象地理解为《平原上的摩西》中的傅东心，因此“行动者”李守廉强于“阅读者”傅东心之处，也就是现实主义胜过现代主义之处。最终黄平在他的论述中掷地有声地宣布了“现实主义的胜利”：
“新东北作家群”有效地超越了现代主义文学，创造出一种共同体内部的写作，一种新颖的现实主义写作……[17]
在他们的现实主义中：
文学与现实，技法与伦理，艺术与市场，一切分裂的都在重新生长为一体。[18]
姑且不论在文学书写的此时此刻，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区分是否必要，单就这种区分本身在操作层面而言就存在着不小的难度。卢卡奇当时之所以能够判然将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二分，是因为在他眼中，这两种创作倾向和美学方案本身对应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20世纪下半叶世界两极格局的最终成型，使得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现实政治层面上有了明确的疆界。而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资本主义全球化和世界文学不间断的互渗、文本的跨语际传播同步展开，使我们再也没有一个立竿见影的方法能够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判然二分，更无法想象黄平所说的“超越了现代主义文学”的“现实主义写作”是何面目。
除此之外，卢卡奇所宣称的“现实主义的胜利”也有来自对立面的批驳。阿多诺比卢卡奇更为辩证地指明了后者所鄙夷的现代主义（特别是其喋喋不休的内心独白）本身也充满着客观真理，现代主义貌似纯粹隔绝于外在世界的独语状态并不能一劳永逸地抹除其批判性能量：“现代主义者的伟大文学作品，通过把呈现为虚弱状态的个体设置在社会语境中，通过捕捉到个体内部的总体性——在这个总体性中所谓的个体不过是一个环节，尽管这个个体必须处于对这个总体性保持无知的状态——现代主义作品就打碎了主体性的表象。”顺此逻辑，阿多诺还进一步论证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并非像卢卡奇预判的那样绝然互斥、无法兼容。在阿多诺看来，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作为对一个异化世界的想象性重建，与其现代主义后辈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界限[19]。“新东北文学”的论者在某些时刻也过于急切地将现代主义整体设想为假想敌，并在括号中将其轻易擦除，他们总是错过对现代主义进行辩证思考的契机，并过早地排除对“新东北文学”进行现代主义阐释的可能。下文将对这种未经反思的“断裂论”展开进一步的辨析。
…………
原刊于《文艺研究》2025年7期
注释
[1][2][5][7][9][12][17][18] 黄平：《出东北记：从东北书写到算法时代的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34页，第63—66页，第123页，第37页，第41页，第56页，第19—20页，第21页。
[3][6][8][14]刘岩：《同时代的北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经验与当代文化生产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3—10页，第221页，第204页，第197页，第253页。
[4] 参见蔡翔：《1980年代：小说六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版，第361—391页。
[10] 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11] 张定浩、黄平关于“新东北作家”的争论，参见张定浩、黄平：《“向内”的写作与“向外”的写作》，《文艺报》2019年12月18日；张定浩、黄平：《小说家的多重身份》，《文艺报》2019年12月23日。
[13] 参见朱迪斯·巴特勒：《论心灵与形式之关系——兼论青年卢卡奇对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谢瑞丰译，张亮、刘健、谢瑞丰编：《卢卡奇研究指南》第1卷《艺术与生活：早期卢卡奇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9页。
[15] 参见戴维·坎宁安：《小说，资本主义史诗还是资产阶级史诗，具体还是现实抽象？》，汪琳玥译，《卢卡奇研究指南》第1卷《艺术与生活：早期卢卡奇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第260—283页。
[16] 参见加林·提汉诺夫：《重访卢卡奇的现实主义》，李灿译，《卢卡奇研究指南》第3卷《审美与本体论：后期卢卡奇理论体系建构》，第13页。
[19] 西奥多·阿多诺：《强迫之下的和解》，西奥多·阿多诺、瓦尔特·本雅明、恩斯特·布洛赫、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格奥尔格·卢卡奇：《美学与政治》，谢俊、李轶男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250—251、2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