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近日，省作协公布“第二批江苏青年批评拔尖人才”名单，袁文卓、张博实、牛煜、田振华、刘浏、徐榛、童欣、妥东等8位“85后”优秀批评家入选。该项目发起于2022年，旨在进一步提升江苏青年批评家在全国文坛的影响力和可见度，鼓励江苏青年批评家为江苏文学乃至中国文学作出更大贡献。“江苏文学”公众号将陆续推介第二批青年批评拔尖人才，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为他们的成长搭建平台，提供助力。
个人简介
田振华，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博士后，巴黎狄德罗大学访问学者。新锐小说批评家。现任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研究中心（江苏师范大学基地）副主任、江苏师范大学徐则臣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州市云龙区作家协会主席。研究领域聚焦于乡土文学和当代文学现场批评。在《小说评论》《当代文坛》《扬子江文学评论》《中国文艺评论》《山东社会科学》《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参与主编《百年乡愁：中国乡土小说经典大系》《徐则臣小说论》等著作多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一项，省部级项目两项。江苏第二批青年批评拔尖人才，曾获第十一届江苏文学评论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小说学会会员。
小时候出生并成长在乡村，对乡土文学有着天然的亲近与情感羁绊。后来走出村庄求学，再回望时，发现记忆中的乡土早已在时代洪流中悄然变形。正是这份疏离与怀念交织的情感，促使我在文学批评中不断追寻乡土书写的变迁，试图在文字里重建精神原乡。
创作成果
田振华部分创作成果：
2026
《榕树下的“蝴蝶精神”》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26年1月14日；
2025
副主编：《徐则臣小说论》（安徽文艺出版社2025年版）；
《生命的“罪与罚”与信仰——艾伟〈镜中〉论》发表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5年第5期；
《科幻文学的跨媒介改编与流行文化生成机制》发表于《创作评谭》2025年第5期；
《情感共同体与新时代文学的县城诗学建构》发表于《当代文坛》2025年第4期；
2024
《创伤叙事、意识流与精神反思——论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的当下知识分子书写》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24年第1期；
《刘醒龙乡土小说中的“新乡贤”形象书写研究》发表于《新文学评论》2024年第1期；
《从革命文化资源到“新战争叙事”的审美书写——以叶炜的长篇新作〈东进〉为例》发表于《长江文艺评论》2024年第1期；
《新时代“新乡镇中国故事”的审美书写——基于贾平凹〈带灯〉和赵德发〈经山海〉的考察》发表于《百家评论》2024年第1期；
《叶炜〈还乡记〉：新时代“凤凰男”的寻根书写》发表于《中国图书评论》2024年第2期；
2023
副主编：《百年乡愁：中国乡土小说经典大系（20卷）》（济南出版社2023年版）；
《在饮食书写中彰显人情伦理》发表于《光明日报》2023年1月29日；
《“孤岛”的深描——杨则纬小说创作论》发表于《小说评论》2023年第5期；
《乡村振兴与新时代乡土文学的民俗文化表达》发表于《文艺论坛》2023年第5期；
《拨开历史的褶皱——评夏坚勇长篇历史散文〈东京梦寻录〉》发表于《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5期；
《论新时代乡土小说中的“新山乡巨变”书写》发表于《文艺评论》2023年第2期；
《城市、日常生活相与精神救赎——论迟子建〈烟火漫卷〉中的三重“风景”》发表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2期；
《齐鲁青未了：山东当代文学审美流变论》发表于《百家评论》2023年第1期；
《从〈河图〉具备的文学经典元素说开去》发表于《文艺报》2023年11月15日。
作品选读
情感共同体与新时代文学的县城诗学建构（节选）
文 | 田振华
摘要
“县城”这一经常被人忽略的空间，曾经仅被看作城乡之间的过渡地带。实际上，一个县城的样貌反映着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县城的兴衰与发展，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从这一意义而言，县城即中国。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县城变迁与文学想象的梳理，进一步探究县城变革与县城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通过对新时代县城与城乡之间内在关系的分析，探寻新时代县城作为“情感共同体”的重要功能，进而挖掘新时代作家如何站在“切己”的视角，发现以县城作为主体的县城文学的独特价值；最后通过对新时代县城文学对县城景观的再发现，挖掘从作为“亚核心”和“中间地带”的县城写起的县城文学的重要诗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关键词：县城诗学；半熟人社会；情感共同体
近年来，“县城文学”“县城说唱”在各大网络平台悄然火爆起来。“县城”这一经常被人遗忘的空间，曾经仅被看作城乡之间的过渡地带。“亚核心”“中间地带”等经常成为县城的代名词。县城既没有像农村那样接近民间和地气，也不像城市那样前沿和现代。但实际上，据有关统计，“在中国，北上广深及新一线城市大约只占了全国面积的3%。在剩下97%的土地上分布着约300个地级市，3000个县城，40000个乡镇和66万个村庄，全国约84%的人都生活在这里”。县城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历史来看，“郡县制”的设置自秦朝就已经开始，千百年来以不同的样态影响着中国历朝历代的行政区划和地理格局。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县城更是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支撑。在中国，县城是一个特殊的存在空间，它下可接中国最底层的乡镇，上可连上级省市各级机关部门。县城还是地方经济贸易和信息文化的集散地，汇聚着来自底层各个行业的不同人群，是底层民众实现阶层跨越和突围的重要一环。从人际关系和人情伦理来看，如果说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将传统的乡村作为“熟人社会”，而近年来爆炸式增长的中国大城市就是一种“陌生人社会”，那么处在城乡之间的县城则是“半熟人社会”。一个县城的样貌实际上反映着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县城的兴衰与发展，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这一意义而言，县城即中国。
与之相对应，县城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相对被忽略的一个空间场域。文学史中，在各种以空间作为主题的文学分类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乡土文学和城市文学，很少有把县城文学单独作为一类。县城往往更多成为乡土题材和城市题材的一种补充和过渡，仅仅被捎带着提及，很少被真正意义上作为一种“主体”进行表征。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关于县城书写的研究更不景气，相比较县城在中国的重要地位以及县城发生的巨变而言，这不得不说是当下县城文学以及县城文学研究需要反思的。但纵使如此，县城依旧在中国文学中占据一定地位，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创作，不论是乡土还是城市题材的文学创作，很多时候不得不提及县城。那么，县城以及县城变革与当代文学创作有着怎样的深刻关联，县城这一空间的再发现为我们重新认识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有怎样的启示意义，相对应地，我们如何通过文学这一视角重新认识县城变迁，进而进一步认识县城人乃至中国人的生活样态、情感机制、生命伦理等，都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县城变迁与文学想象的梳理，进一步探究县城变革与县城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通过对新时代县城与城乡之间内在关系的分析，探寻新时代县城作为“情感共同体“的重要功能，进而挖掘新时代作家如何站在“切己”的视角，发现以县城作为主体的县城文学的独特价值；最后通过对新时代县城文学对县城景观的再发现，挖掘从作为“亚核心”和“中间地带”的县城写起的县城文学的重要诗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县城变迁与文学想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县城也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多方面发生着全方位的变革。此一时段的城乡格局大致经历了从传统乡土中国的延续到城乡对立再到城乡一体化的复杂进程，县城在这一进程中的各个阶段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不同时代，县城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又不尽相同。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代，县城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联和往来相对较少，文学中的县城更多成为农民想象城市和现代的一种载体，农民、县城人与城市人之间的界限较为明确；进入商品化和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1990年代，县城与城乡之间的沟通日益密切，文学中的县城成为农民进入城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通道；进入新世纪特别是新时代，城乡之间的不均衡发展，使得“城市病”“乡村病”日益彰显，文学中的县城又成为疗愈“城市病”“乡村病”的情感载体。几十年来，县城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参与到中国文学叙事之中。县城文学与县城变革之间有着内在的同步性，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交互式影响：县城变革为县城文学提供创作的土壤，县城文学为认识县城发展和县城人提供一种精神和审美意义上的参照。
1980年代，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刚刚起步，商品经济仅仅处于萌芽状态，整个中国仍旧是以乡土为底色，乡土文学也是整个中国文学的主流。但与以往的乡土文学相比，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在创作空间上出现了较大的变化，那就是作家们不再仅仅把乡土文学的书写空间放置在乡村，而是开始有了将书写空间拓展到乡村之外的可能。农民与县城的联系开始越来越多的出现，农民工进入县城开始成为他们探寻乡村之外的世界的最主要途径。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商州三录》、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铁凝的《哦，香雪》、张一弓《黑娃照相》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主人公走出乡村进入县城找寻出路的影子。在《鸡窝洼人家》中，改革开放的春风打破了原本小山村的平静，敢于突破和创新的山村青年禾禾不愿在村里过着机械的、贫苦的生活，而是积极到县城摸索改变乡村发展模式和经营模式的途径；在《陈奂生上城》中，商品经济时代萌芽的到来，使得陈奂生有了到县城卖“油绳”的可能，这是乡民参与商品经济的第一步。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禾禾和陈奂生主动迎接商品经济和现代化的到来，但他们还是不愿或没有能力走出乡村，他们进入县城取得一定技术、经验之后，仍旧选择回归乡村，扎根乡村。与禾禾和陈奂生不同的是，在稍后路遥创作的作品中，《人生》中的高加林和《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则主动选择离开乡村并立志扎根县城，虽然二人在扎根县城的过程中失败了，但至少在心理上做出了走出乡村的决心和行动。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村民有了拥抱城市和现代生活的意愿，走出乡村进入县城成为他们实现这一意愿的第一步，县城开始成为“推动农民社会身份转变和社会网络关系重构”的重要载体。总体上来讲，时代氛围的宽松给了村民想象甚至实现进入城市的可能，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碰撞，也在村民进入县城后拉开了序幕。
1990年代和新世纪初，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入快车道，伴随城市快速崛起的是乡村的加速衰败甚至消亡。城乡对立也成为这一时期国内主要矛盾之一。农村人从心理、行动和情感上都产生了逃离农村的冲动，城市和乡村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偏差。进入城市打拼成为乡村人的光荣梦想，而县城则更多地成为进城人的中转站。离开农村的那批人，少部分选择留在县城发展，大部分选择从县城直接进入大城市，还有一部分选择直接从农村进入大城市。这一时期与县城有关的文学创作大致分为三个面向。一是乡土文学创作中的县城书写，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已经很少将书写空间仅仅放在乡村，而是在城乡碰撞背景下呈现一种空间杂糅状态，可以说农村、县城和城市共同成为这一时期乡土作家创作空间所在。贾平凹、莫言、李佩甫、赵本夫、刘震云、刘庆邦、毕飞宇、迟子建、孙惠芬等作家的诸多乡土文学创作都是如此，以李佩甫的《羊的门》为例，作者塑造了一位村党支部书记形象，这位书记利用自己的能力和人脉关系，将一个个村里人不断输送到县城、省城乃至首都，县城则成为农村人走出农村的第一站，农民的最高理想是通往大城市甚至首都。二是随着城市化崛起而催生的打工文学的创作，打工文学是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特殊性的一种文学。农民工在大城市和乡村两极之间的身体和精神游走，使得县城在打工文学中看似处于相对忽略的空间。值得一提的是，与农民对城市的向往和崇拜相比，打工文学作家则相对理性的看待这一现象，他们看到了城市大爆炸对乡村的巨大冲击，看到了农民工在城市遭遇的不公正待遇，反思过度城市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王十月、郑小琼等作家的打工文学创作，站在为农民工代言的视角，反思城市化的弊病。这从另一个层面反衬城市的非理性膨胀与县城的平稳发展之间的差异性。三是以县城本体为主体的创作，这样的作品在这一时期还相对较少，主要体现在一些中短篇小说作品中。也就是说，县城在这一时期还没有真正集中进入作家关注的视野，或者县城至少还不能作为一种“主体”而被作家关注。少有的长篇小说如格非的《山河入梦》将叙事的重心放在了梅城县这一地方，塑造了梅城县县长与上海人姚佩佩之间的情感纠葛。作品中，江南的农村、县城与城市也以交织状态参与到作者的叙事进程中。
进入新时代，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过快的城市化给城市自身和乡村都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城市病”“乡村病”在这一时期集中凸显。县城在中国的地位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一方面，土生土长的县城人的生活和情感随着县城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相对于城市和农村，县城作为一个发展不快不慢、不温不火的地方，给农村人和城市人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县城成为疗愈“农村病”和“城市病”的重要场所。具体而言，虽然这一时期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在乡村大力开展，但是乡村的衰退、衰落不是短时间能够解决的，县城依旧成为乡村人生活生产、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的重要场所。“乡村病”所带来的诸多后果还是需要县城来承担，同时这一时期大部分农村人尚不具备到大城市买房落户和接受教育的能力，进入县城生活和发展成为他们特别是年轻人的最佳选择。相应地，随着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和完善，大城市的高房价、高生活成本、高就业压力等一系列“城市病”给城市人带来了巨大的情感和心理负担，城市愈演愈烈的“内卷”机制，让越来越理性的青年人产生了逃离城市进入小县城生活和发展的冲动，县城成为城市人疗愈“城市病”诱发的心理疾病和创伤的重要窗口。县城文学也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悄然火爆起来，成为当下社会和文化热点现象。具体从文学创作来看，除在乡土和城市题材为主的创作中，县城依旧是被作为重要的中转站职能而存在外，新时代涌现了大量以县城为主体的文学创作。刘震云、林白、张楚、阿乙、黄孝阳、双雪涛、班宇、孙频、李颖迪、马南等作家，纷纷以县城为主体展开了他们对县城的文学想象。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林白的《北流》、张楚的《云落》、阿乙的《人间值得》、黄孝阳的《人间值得》、双雪涛的《飞行家》、班宇的《逍遥游》、孙频的《以鸟兽之名》、李颖迪的《逃走的人》、马南的《无花果》等作品都是如此。此外，诸多以县城为叙事主体的影视剧、短视频更是层出不穷，《漫长的季节》《春风又绿江南岸》《县委大院》等热播剧，都集中反映了县城在历史与现实变革背景下的新时代境遇。
实际上，不论是1980年代县城作为农村人的现代化想象，还是1990年代至新世纪初城乡对立背景下县城作为农村人进入城市的中间地带，亦或是新世纪县城作为农村人和城市人疗愈“农村病”和“城市病”的重要载体，县城始终与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发生着重要的关联。特别是在维系中国城乡格局之间的平衡关系方面，县城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县城文学作为窥视中国城乡变革以及中国人情感、心理、观念等方面变化的重要媒介，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从这一角度而言，重新发现县城即重新认识中国。那么，进入新时代，重新梳理和认识中国县城文学的重要价值就显得十分必要。新时代乡土作家从作为中间地带的县城写起，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为新鲜而恰切的认识的“装置”，也许这是新时代作家县城书写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
二、情感共同体与作为“切己”的县城叙事
新时代县城的变革与县城书写的转向，与县城在这一时期作为县城人甚至部分城市和乡村人的“情感共同体”有着直接关联。相比较乡村发展的迟滞和城市发展的过快而言，县城的按部就班、不温不火状态，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才是更为正常的一种社会发展模式。乡村发展的停滞催生人从情感上逃离乡村的冲动，城市过快发展带来的巨大压力同样诱发城市人远离那种被“异化”的现代化社会。可以说，新时代中国人在情感上对县城的认同既是整个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同时又是符合现代人性、人情特质的一种表现。有了作为情感共同体的现实基础，加之作家们特别是那些有多年县城生活经验的作家们的生活积累，县城文学的集中呈现以及县城书写的火爆出圈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情感共同体的影响之下，无论是乡土文学中书写到的走出乡村进入县城的农村人，还是城市文学中书写到的逃离城市进入县城的城市人，亦或是以县城为主体的县城文学中书写到的县城本土人，县城作家及其作品中的主人公都给读者一种情感上的“切己”之感。当然，这三种情况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往往在一部作品中呈现交织状态而存在。
新时代，乡土文学早已不仅是对乡土这一空间的叙事。与1980年代以来乡村人对县城的现代想象以及1990年代超越县城进入大城市的“乌托邦”想象相比，新时代农民在身体和情感上进入并扎根县城已经有了现实可能及其合理性。1990年代以来大批农民工进城，然而他们在历经多年付出大量劳动后发现，他们并没有机会真正在大城市立足，他们更多只是城市的一个过客。然而，乡村的衰退，又限制了他们的人生出路和诸多可能。这时候，无论是发展速度、规模以及未来可能性上，县城都成为他们从现实和情感上落脚的可能。同样地，经历几十年的发展，城市在带给年轻人红利和机遇的同时，城市病的诸多问题也在日益彰显，逃离喧嚣的城市进入相对平静的小县城生活，成为当下年轻人的一种时尚选择。在李颖迪的《逃走的人》中，作者集中塑造了多位远离喧嚣的城市而进入边缘县城享受平淡而平静生活的一类人群。他们来自北京、上海、西安等不同的大城市，原本在城市有自己的工作甚至家庭，但他们纷纷选择到诸如鹤岗这样的边缘城市立足或短暂停留，以此来对抗大城市对他们身心的压抑。县城成为他们自主决定个体生活追求和安放自我灵魂的情感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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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当代文坛》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