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批江苏青年批评拔尖人才（一）：袁文卓

　　近日，省作协公布“第二批江苏青年批评拔尖人才”名单，袁文卓、张博实、牛煜、田振华、刘浏、徐榛、童欣、妥东等8位“85后”优秀批评家入选。该项目发起于2022年，旨在进一步提升江苏青年批评家在全国文坛的影响力和可见度，鼓励江苏青年批评家为江苏文学乃至中国文学作出更大贡献。“江苏文学”公众号将陆续推介第二批青年批评拔尖人才，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为他们的成长搭建平台，提供助力。　

　　主编：《江苏新文学史史料编·小说卷·第五卷》（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5年版）；　

　　《论作为一种叙事模式的“在路上”——以王蒙、张承志、张贤亮以及红柯等作家笔下作品为考察核心》发表于《文学研究》2023年第2期；

　　副主编：《江苏新文学史·小说编·第一卷》（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

　　独著：《九十年代小说中的社会启蒙主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合著：《南京百年文学史》（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

　　参编：《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启蒙”文学思潮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

　　《论作为一种研究路径的地域文学——以王蒙、张承志、莫言以及阎连科等作家作品为分析核心》发表于《广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11期（获第十一届江苏文学评论奖）；

　　《西部精神·主体意识·人性话语——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当代西部小说创作趋向的一种考察》发表于《广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文学价值为尺度，独立批评为灵魂——对夏志清文学批评史观的一种解读》发表于《当代文坛》2018年第4期；

　　《双线交织·人性叙事·乡土情怀——评莫言短篇小说〈天下太平〉》发表于《东吴学术》2018年第2期；

　　《论王蒙笔下新疆叙事的构建和意义》发表于《文艺论坛》2017年第1期；

　　《论王蒙与张承志笔下的新疆叙事》发表于《武汉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文 | 袁文卓

　　北美华裔作家依据创作语言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作家采用汉语创作；另一类作家选用英语书写。华裔作家张纯如（Iris Chang）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总共用英文创作了三部作品，其中包括第一部处女作《蚕丝：钱学森传》（Thread of the Silkworm）、为人熟知的成名作——《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以及第三部讲述华人在美国移民史以及奋斗史的《美国华裔史录》（The Chinese in America: A Narrative History）（又译为《美国华人：一部叙述史》）。国内外学界关于张纯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揭示张纯如的《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所具有的史学价值[1]，此类文章在张纯如的系列研究论文中占据较大篇幅；二是从南京大屠杀国际传播的视角出发，展现张纯如在唤醒世界民众对这一事件的集体记忆层面所具有的深刻意义[2]；三是国内外学界为纪念张纯如女士而刊发的一系列追忆文章[3]。从以上研究成果看，无论是从南京大屠杀史学价值的视角来评析，还是从南京大屠杀国际传播的视角进行阐发，或是对张纯如人格魅力以及精神品格的追忆，这三种角度基本上都聚焦于社会历史批评法以及外部研究的视角，但忽视了对作者族裔认同、书写动机以及文本本身的内部研究。由于张纯如的书写基于大量的历史考证和调查采访，即便用严谨苛刻的学术标准来衡量张纯如的英文著作，其作品的学理性也丝毫不逊于任何一位学院派研究者。她不仅是一位畅销书作家，更是一位历史学家和人权斗士。本文拟从族裔认同与书写动机、追寻真实与伸张正义以及张纯如的书写启示三个维度对张纯如的书写脉络进行解读。

　　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曾指出：“身份从未统一且在当代逐渐支离破碎；身份从来不是单一的，而是构建在许多不同的且往往是交叉的、相反的论述、实践及地位上的多元组合。”[4]的确，这种复合型身份在海外华人身上尤为突出。海外华人一方面竭力融入当地，另一方面却发现自己始终无法忘却故乡。这种深植于中华民族血脉的情感，不会随着国籍的更换或岁月流逝而淡忘，相反只会历久弥新。也正因为如此，书写华裔题材与回望故乡便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常见主题。

　　作家在其一生的创作过程中，可以源源不断地汲取童年的“永不枯竭的资源”。[5]张纯如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张乃藩早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后任职于国民政府，他勤政为民、颇有口碑；而外祖父张铁军为国军抗日将领，赴台后曾担任《中华日报》总主笔。张纯如的父亲张绍进和母亲张盈盈均为哈佛大学博士。而在此之前，他们都有过在中国大陆以及中国台湾接受教育的经历。尽管童年时期对中国的印象不甚清晰，但这种潜移默化的家庭教育无疑加深了中国在张纯如心中的印象。对她而言，中国遥远而神秘，“她清楚地知道，她的先人就来自那个神秘的古老国度。”[6]张纯如正是在这样一个富有中西文化气息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而这种双重文化视域下的审美体验，对张纯如后期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不仅体现为其后期作品中的华人题材以及华人历史书写，还体现为自觉捍卫华人群体在美国的基本权利。

《蚕丝：钱学森传》

[美] 张纯如 | 著

　　《蚕丝：钱学森传》的选题最早由编辑苏珊·拉比娜（Susan Rabiner）确定。[7]该书不仅客观叙述了钱学森为美国军事技术进步所做出的贡献，而且揭露了在“麦卡锡主义‘白色恐怖’盛行时期”[8]华裔科学家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拨动了美国社会一直以来“种族歧视”[9]的那根敏感神经。回国后的钱学森奋发图强，带领其团队帮助积弱积贫的新中国迅速跻身于火箭军事强国地位，被誉为“中国火箭之父”。所以张纯如在这本传记中还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美国主流社会应该对华人在美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予公允肯定；如果仍然采取歧视华人或者亚裔的政策，最后很有可能会自食其果。

　　张纯如书写南京大屠杀这一沉重的历史题材，无疑受到了多方面影响：如家族的遭遇、为新书寻找创作素材以及替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发声等。这几种创作动机之间实际上相互影响与作用：一方面，张纯如的华裔身份使得她本能地将揭露日军侵华暴行作为自身的职责和使命；另一方面，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冷战”格局的影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并未得到彻底清算，这也为后来日本右翼势力的复辟埋下隐患。在《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的出版过程中，张纯如就曾多次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威胁”，[10]而这些反过来则一直激励着张纯如的书写。童年时期关于大屠杀的印象可视为张纯如创作动机的原始基点。她曾坦言：“在我的整个童年，南京大屠杀一直深藏于心，隐喻着一种无法言说的邪恶。”[11]从懵懂时期听闻父辈讲述记忆里的南京大屠杀，经自己查证后的一无所获，再到一次偶然机会目睹相关影像与父辈早年谈论的南京浩劫竟如此吻合。张纯如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有一个由模糊到清晰，再到必须替受害者发声的过程。

　　《美国华裔史录》讲述了贯穿3个世纪150多年的华人在美国的历史。美国华裔史不仅是一部移民史与奋斗史，更是一部苦难史与屈辱史。作者在文中总结了华人自踏上美国本土以来在各个领域为美国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也披露了在不同时期华人所遭受到的歧视与不公正待遇，尤其是当中美两国关系处于冰点时华人所度过的艰难期。这部口述史不仅将书写对象瞄准了杰出华人，也将视野聚焦于普通华人的奋斗历程。起初，张纯如也曾担心这个选题是否过于宽泛，但疑虑很快消散，因为她不可能让这样一个探索她“自身民族历史的机会”[12]白白溜走。进而言之，张纯如身负一种使命去书写一部诚实且符合史实的美国华裔移民史与奋斗史。为此，她曾在该书引言里对华人的优秀品质进行过总结。比如华人群体普遍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华人具有勤劳朴实的传统、对家庭的无限忠诚以及富有创造性等优良品质。正是基于以上特质，华人能够迅速地融入当地社会。而他们的后代也通常能够在“医学领域、法律领域、工程以及财政等领域迅速崭露头角”。[13]所以从某种程度而言，张纯如的论述纠正了长期以来充斥于美国以及西方主流媒体中被扭曲了的华人形象。

　　从《蚕丝：钱学森传》到《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再到《美国华裔史录》的书写，张纯如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一以贯之。这不仅体现为其作品选题中的华人相关性，更表现为一种自觉将华人在国内（指的是华人在美国受歧视的事实）以及国外（发生在中国南京的大屠杀）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作为书写核心。这三本书的主题看似各自独立，但依据作品内容以及作者的主旨阐发，可以推论出民族认同的问题。张纯如一方面具有“美式的西方思想”，[14]但另一方面却认为自己属于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正是在这样一种族裔认同的驱使下，她不仅要替那些在二战中被无辜杀害的同胞们呼喊，而且还要为饱受歧视的华人群体发声。值得欣慰的是，美国国会于2012年6月正式宣布就《1882年排华法案》自发布以来“对华人造成的歧视和伤害”向华人道歉。[15]因此，张纯如的书写与对华人权利的捍卫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范畴，从而具有了某种普世价值。而通过对张纯如作品的分析可以发现，除了对其自身族裔与身份认同的发掘之外，追寻真实与伸张正义成为解读其英文书写的另外一个维度。

　　有学者曾将北美华人英语文学作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美国华人作家如汤婷婷、谭恩美，她们的作品“符合美国人对东方的想象”，[16]所以比较畅销；第二类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旅美作家如林语堂，他们笔下的东方叙事较为客观；第三类则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留学热移居国外的新移民作家，如哈金等。按照这种分类，张纯如应归为第一类美国华人作家。然而，这种划分也并不能囊括第一类作家的所有创作模式。诚然，张纯如关于中国（或东方）的第一印象离不开家庭教育，但她的书写却有着充分的调查、采访以及追寻的过程。其作品主旨多聚焦于重大的历史题材或是“非小说”，这也从客观上决定了她的书写必须依靠大量的历史事实。因此关于第一类英语文学作家的划分，实际上还可以再细化为两类：第一类是以作品审美符合美国人对中国想象的汤婷婷和谭恩美为代表；而另外一类则是以张纯如为代表的一批非虚构作家，他们往往以调查考证为基点，创作的文本多为历史类题材或者非虚构类作品。

　　张纯如的书写基于不断的调查、采访、口述直至抵达书写对象的深层内核。王晓映指出：“张纯如是作家，但不是虚构题材的创作人；张纯如也被视为历史研究者，但并不是学院派的学术分子。”[17]其实不论是张纯如的作家身份，还是其历史学者的叙述姿态，这都与她在大学里所接受的专业训练以及早期的记者经历紧密相关。即便是她将新闻报道所恪守的中立、客观以及平衡的原则，有意无意地运用到自身历史纪实类作品的书写之中，但也丝毫未削弱其作品本身的学理性。相反，张纯如的作品正是建立在“扎实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的历史著作。[18]尤其是对相关资料的收集以及证据链的把握较为充分，使得她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显得游刃有余。

　　为确保《蚕丝：钱学森传》书写材料的可靠性以及论述的严谨性，张纯如亲自寻访了钱学森生活过的地方，并成功采访了钱学森的秘书、朋友甚至他的儿子钱永刚，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而一些历史细节问题，也在张纯如的调研过程中逐渐浮出水面。如钱永刚在受访中对其父当年“将生命中近20年的时间”[19]奉献给美国，最后却遭无礼驱逐表示愤怒和不解。正是这种从多重视角对人物的全景透视，使得张纯如笔下的钱学森形象显得圆润饱满，也更加贴近历史人物的本真。这本传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学界对钱学森在美经历研究的缺失，并从多维视角再现了一个“立体且个性鲜明”[20]的钱学森形象。

[美] 张纯如 | 著

　　同样，在《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的资料收集过程中，张纯如不仅亲抵南京实地调研，而且还在中方人员的帮助下顺利采访到了亲历大屠杀的幸存者。从之前约翰·马吉等传教士日记中的记载，到与南京幸存者口中“证言的吻合”，[21]正是张纯如不懈探寻的结果。也正是这种对真相的矢志不渝的追寻精神，《拉贝日记》以及《惠特琳日记》等一批重要证据才得以公之于众。正如孙宅巍所言：“张纯如是发现南京大屠杀核心资料《拉贝日记》的关键人物，她的英文著作第一次让欧美人士翔实地了解了南京大屠杀，在世界范围内对揭露日军暴行具有重要意义。”[22]这也正契合了张纯如的书写初衷，为沉默者呼喊，警醒世人勿重蹈覆辙。

　　在张纯如的成长过程中，也曾遇到过类似美国白人同学提出的“当中美开战，你将会支持哪一方？”[23]的尖锐问题，尽管当时的张纯如还只是一位拥有华裔血统，却从未踏足中国半步的美国人。而通过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华人在美国依然被视为异乡人。这群拥有着多重属性的群体，无时无刻不在找寻着精神的慰藉以及心灵的依傍。尽管从文化心理依存的角度而言，华裔青年一代对故土的思念远不及父辈那么深刻，但作为一种中西文化碰撞后的选择，面对华人群体在美国一直以来遭受的种族歧视，使得以张纯如为代表的一批华裔作家，期待通过自己的笔触替华人群体发声。

　　对历史真相的揭示，基于不懈的探索以及多重证据链之间的相互佐证。张纯如在《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中主要采取了三种叙事视角——日本人的视角（施暴人的视角）、中国人的视角（受害者的视角）以及南京大屠杀发生时亲历日军所为的欧美人视角（独立第三方）。这三种叙述视角之间相互阐释、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一个坚固的三角关系。一直以来，由于日本政府对南京大屠杀采取拒不承认和刻意遮蔽的做法，中国作为受害方对此暴行的揭露难以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而这段惨痛经历如果通过第三方——欧美人士的视角讲述势必会更有说服力。如《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日记的披露，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以及牧师约翰·马吉等第三方证词的出现，无疑从多个角度印证了南京大屠杀史实的真实性。在张纯如看来：“对日本政府而言，需要做三件事情：首先是补偿受害者，他们至今未有实际行动；其次对所有的南京市民做出一个诚恳的、正式的官方道歉；第三就是停止篡改教科书的行为。正是由于日本政府刻意粉饰南京大屠杀，使得日本学生至今对南京大屠杀的了解仍十分有限。”[24]然而，日本右翼势力至今仍极力否认南京大屠杀：如篡改教科书、打击尊重史实的进步人士，以及抵制一些旨在揭露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书籍在本国的出版和传播等，妄图达到否认历史、愚弄国民的目的。

　　《美国华裔史录》的写作基于华人在美国一直以来所遭受到的种族歧视。在欧美一些主流媒体以及相关书籍中，亚洲的女性往往被视为性工作者，而亚洲的男性也经常以浑浑噩噩的瘾君子等一系列病态形象示人。从某种程度而言，“写书也是消除偏见的一种方式”。[25]为撰写这本口述史，张纯如利用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说服华人社团向她提供相关的研究资料。如反映个人以及家族移民史的信件、日记等。其实早在《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签售期间，她就曾遇到过许多素未谋面的华人。在这些华人中，不仅有修筑铁路时期遗留下来的华工后代，也有因学业而踏上美国留学的新移民；既有一字不识的工人，也有获得过诺贝尔奖并任教于大学的著名学者。在张纯如看来，书写一部真实反映美籍华人生活，并以此来驳斥那些长期以来渗透于美国主流媒体报道中的“粗鲁无礼的对中国人的成见”，[26]对她来说是一种职责。因此，《美国华裔史录》的书写已经超过了作为一位作家本身的职责和使命，从而上升到了一种争取平等、捍卫正义以及呼吁人权的高度。这本口述史的出版有利于纠正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中被扭曲了的华人形象，并进一步反思华人在美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张纯如的文字给人的感觉通常不是一种愉悦的享受，而是凝结着历史的沉重以及对人性的剖析。从一名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到后来的畅销书作家，由一名作家以及历史学者转变为后来的民权斗士，张纯如一生拥有着“多重身份”，[27]然而，有一种精神却贯穿了她的所有角色，这便是从内心生发出来的一种对华人族裔的认同、对历史真相的追寻以及对正义的捍卫。正是这种精神，其作品才能够最大程度地接近书写对象的客观真实，获得积极的传播效果。而她的个人价值以及历史意义，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得以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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