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朝大海读书，带来心灵治愈。从童年的阅读记忆到青年的创作欲望，从宇宙自然到人性幽微，从代际传承到同辈友谊，在热门文化节目《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中，80后青年学者、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叶子化身书屋主理人，温柔中透着自信，令观众耳目一新，连接前辈作家的“豪华朋友圈”，与青春读书人、创作者，一同从文学的彼岸抵达观众的心灵。
从今年6月开始，扬子晚报与江苏省作家协会持续推出系列纪录片“文学苏军新观察”。在“文学苏军新观察之批评家”系列中，我们走进8名“新晋上榜”的青年批评家的研究视野。这一次，一起登陆叶子“文学与批评的岛屿”。
我不是提问者，而是讨论者
“能和自己喜欢的、敬仰的作家们共度这样一段时光，被影像记录下来，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经历。”节目中，优雅的苏童金句不断，还有热爱自然与植物的阿来，风趣的余华与“损友”莫言过招，随性逗趣之余，徜徉古今，开卷有益。在叶子看来，“他们都充满善意，非常包容。不管什么话题，苏童老师都会认真回答；聊得有些紧张严肃的时候，余华老师能解构、破解。话题比较碎的时候，好几次是程永新老师帮忙把话题救回来。各位飞行嘉宾也各有特色，每次都带来不一样的，饱满的分享。”
叶子在节目中
研究比较文学的叶子总能敏锐地捕捉到不同国度、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与共鸣。不同类型的文学现场，面对不同接受者的即时对话，也为叶子带来了批评的社会空间。她告诉记者，“其实当代文坛批评，有很多是在比较文学，或者说世界文学的视野之下，进行的翻译研究、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其实它们已经是跨语种、跨国族、跨学科、甚至是跨媒体，是在做互识、互证或互补的工作。”
往往叶子抛出话题，作家们就随兴而至开启漫谈与漫游。“我很感谢余华老师在节目里说，希望我的角色不是一个提问者，而是一个讨论者。问出什么样的问题不重要。他们都是很会聊的嘉宾。我只要负责倾听，提出合适的问题，参与讨论就可以了。”在温暖陪伴中，一起追寻文学与批评的生活之根。
叶子和父亲叶兆言
爷爷的书架，不一样的“备课资料”
作家叶兆言曾做客《我在岛屿读书》第一季，回忆祖父叶圣陶和父亲叶至诚对自己的影响。而对女儿叶子来说，自童年起，就在家中无数的书中遨游，感受阅读的乐趣。
叶子的记忆中，爷爷的书架，体现着时代的阅读构成。“爷爷虽然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那种藏书方式，他既不收古籍善本，也没有信札手稿。”叶子说，爷爷藏有很多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但也不讲究版本和品相。他的藏书不可避免，有很多时代的烙印。
比如说，他有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几乎所有汉译的俄国与苏联文学。即便在美国文学的类别之下，像左翼作家霍华德·法斯特，在爷爷的书架上有漫长的序列，因为法斯特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非常非常红，虽然今天很少再谈及他。还有很多解放前、十七年中的外国文学读物，很多内部发行的黄皮书白皮书。叶子说，“如果说是启蒙的意义，我觉得他们是催发我爸爸早年写作的养料。但是，对于我来说，他们是很重要，也很趁手的研究资料，它和新书的‘质感’是不一样的备课资料。”
从小在书堆和作家堆中长大，父亲叶兆言以一颗平常心笔耕不辍，关心个体在社会中的变迁，这是叶子经历的言传身教。“我爸爸是一个很勤奋、很理性高效、讲究实用性的人。他的工作态度，一直让我很敬佩，就是他是一个有始有终，一定要把一件已经开始的事情做完的性格。这是他的工作态度。在生活中呢，他又是一个很简单，很诚恳，与人为善的人。我希望自己在这些方面可以始终努力向他靠近吧。”
叶子坦承，还在不断修正自己的阅读习惯。“我的阅读是在学习、工作和写作中进行的。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阅读储备主要集中在某个范围，某几个研究方向。我杂书看得很少，这就导致我的阅读存在盲区。我觉得，不只是算法时代会有信息茧房，阅读也有某种强大的惯性，你总是会倾向于那些似乎更友好，更容易进入的书，但其实，看闲书，看杂书也是也是有用的。”
知识的生活，始终是追求
在叶子看来，在任何地方，当人进入读书的状态，它都可以是“岛屿”。跟学生相处的模式也很轻松，常常不是给学生开书单，而是被他们推荐的新书和带来的新视野所感染。
叶子说，“我一路很幸运，做学生的时候，从南大到复旦，一路遇见的，都是最好的老师。等我自己做了老师以后，又总是遇见非常优秀的学生。他们努力，勤奋，又聪明。我认为他们以后能干成他们想干的一切事情。”
叶子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的文科强化部，硕士就读于复旦中文系。彼时王安忆教授刚进驻复旦中文系不久，叶子有幸成为她的第一批学生，之后又有幸跟随陈思和教授念比较文学专业的博士。2013年，叶子博士毕业，回到母校南京大学文学院工作。回顾学生时代的课堂经历，叶子说，“上陈思和老师的课，上王安忆老师的课，我觉得我的老师们，他们对人，对社会是有很深的理解的，但同时他们还能保有那种理想主义，爱学生，爱学问。无论大环境如何变化，知识的生活，始终是他们最重要的追求。无论他们有了什么样的成果，他们依然在过最勤勉，最简单的生活。说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事情，其实很难。”
数字人文带来挑战，打开研究视野
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看来，叶子饱览文化与文学期刊，做批评和研究具备作家视野，文学批评的路线图始终有与写作线索若隐若现的交集。作为青年文学批评家，叶子另外一个斜杠身份是英语文学的译者，她翻译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蓝胡子的蛋》和安吉拉·卡特的《爱》先后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也译过美国作家的非虚构作品。批评的工作是她自我追问和探寻的过程，用写作去梳理她想要解决的问题，去找到解释的方法和道路。
教学生们创意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和阅读紧密捆绑的，是在用鉴赏力，去激发创造力。比如说，写作的某些技巧，多读两遍经典，或许你也能无师自通。就像纳博科夫说的，只有重读才是真正的阅读。重读也是写作的好老师。”
叶子也认为，有时候写作的课堂，必须要和文学的课堂有所区分。“创意写作的‘战场’，也是阅读身份和写作身份的一种博弈。或许那个阅读的角色一点点‘死’去，写作的角色才一点点‘活’过来。创意写作的好处，就在于它很开阔也很自由，一切路径都是可行的，都是可以尝试的。”
当技术在变化，人们处理信息的方法和工具在变化，批评，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叶子举例说，数字人文刚出现的时候，也会产生焦虑和恐惧，因为人文科学的研究者，都习惯于自然语言的使用，不大会处理信息和数据，不会计算分析，不会去写代码，或者说去画图，去建模。但是，随着我们批评的视野逐渐被打开，其实你会发现，不需要成为所有方面的专家，跨学科、跨媒介的交流和合作，使得这一切都成为可能。
对于批评研究的未来，叶子充满探究的兴趣，“我们每个人都是转型过程中的一分子，新的方法出现，和技术联结的可能，它也使研究变得更有趣，更丰富，更有挑战。”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