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学而言，“写作”重要，“批评”同样也很重要，它们一左一右，构成了文学持续向前发展的“两个动力”。但是一段时间以来，文学批评的作用，总是被人忽视。
去年8月，江苏省作协在南京召开座谈会，在“江苏百名青年批评家名单”的基础上，推出首批8名青年批评拔尖人才名单，全员80后，一支有实力的青年批评家队伍，由此组建。
当时，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对入选的青年批评家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当时文学现场的活跃和热烈是分不开的。”
他希望，青年批评家之间、批评界和创作界之间继续加强交流，不惧交锋，建立密切的、包容的对话关系，在不断的互动和讨论中成为彼此的撞针，激发彼此的灵感，深化彼此的思考。
今年6月开始，扬子晚报与江苏省作协持续推出文学苏军新观察的纪录片。继去年对作家日常生活的挖掘之后，我们将再一次走近这8名“新晋上榜”的青年批评家，一起去“围观”他们头脑中的文学风暴。
第一期，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沈杏培
除去批评家的身份，沈杏培还是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的教授、博士生导师。
他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出版专著3部，发表论文80余篇，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3项，曾获得 “江苏省首届青年社科英才”、 “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骨干教师”、“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等称号，成果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江苏省社科成果优秀奖”等奖项。
2017年，由沈杏培撰写的《私想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现象观察》一书出版。他在书中理性分析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典型现象和重要问题，观点鲜明，锐气洋溢。
例如，在“莫言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文学的启示”那一章节里，沈杏培写道：可以说，诺贝尔文学奖的到来对我们改变最大的是心态，由自卑到自信，甚至自负而自大，自信是需要的，但洋洋得意和夜郎自大只会让我们裹步不前，影响文学的发展。
最近几年，沈杏培学术研究的两个重要方向，聚焦在“新时期小说的历史叙事”和“新世纪小说的现实书写”，基于研究，他又先后出版《盛宴与废墟》《理性与抒情》《镜与针——新世纪文学论稿》等专著。
沈杏培的导师是朱晓进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杰出专家。沈杏培说，导师朱晓进教授在学术方法上对他影响巨大。他一直记得导师提出的学术中既要专注“堆堡垒”，又要适时“竖红旗”的建议。“堆堡垒”指的是学术起步阶段不能急于求成，要注重打牢学术基础，“竖红旗”指的是在深厚积累的基础上，也要用心经营标志性成果，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以下是本期文学苏军新观察，记者与沈杏培的采访对话：
记者：教师身份给您的文学批评带来了哪些养分或影响？
沈杏培：我的本职工作是在大学里教书，教书育人和传道受业是我的主业，这是第一重身份，第二重身份是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研究者/学者。这两种身份之间是相互激荡、相互促进的关系。
大学教师作为知识分子，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不应该被忘记。这一身份要求我们尽可能做到从专业出发，从象牙塔出发，要有积极进世的意识，勇于介入社会实践，努力用我们自己的专业知识、思想识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建设。
对于我来讲，“教师身份”像一个加压器，不断地给我施加压力，不断地催促我在专业和个人的品行方面要做得更好。
记者：关于文学批评，有一些刺耳的声音出现，比如说在网络上有这样一种说法，有人认为，文学批评只属于学术圈的知识分子，没有往外走，也没有被大众所接受，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沈杏培：这样的观点不是太准确。其实文学批评在当下语境里，是一种丰富而多元化的存在，从批评类型来看，有媒体批评、普通读者批评、专业批评等等。
当下中国文学和中国图书市场并不算太寂寞，加上网络和各种媒介的发达，关于文学的宣传、批评和探讨，还是相当热闹的，由出版机构、专业杂志、文联作协系统以及各种民间组织策划的关于中国文学的批评实践非常丰富，所以说“文学批评只属于学术圈的知识分子”并不完全对。
当然，这句话我们也可以理解成是读者和大众的一种期待。现在从事文学研究与批评的人非常多，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有很多人是“雷同”的，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思想不够深刻。导致很多网友觉得，很多所谓批评家是在自娱自乐，螺丝壳里做道场。
所以他们希望文学批评不要只是文学知识分子这个小圈子把玩的一种实践，而应该具有广阔的社会性、鲜活的当代感、生动的文体表述，能够成为文学发展、文化实践和大众精神生活的一种重要介质。
记者：很多批评家都会有一个自己比较偏爱的研究对象，有可能是某位作家、某类现象，也有可能是一本书，比如说钱理群研究鲁迅，凌宇研究沈从文，您有没有这样一个比较喜欢的研究对象？
沈杏培：对于每一个专业研究者来讲，实际上都面临着一对矛盾，一方面是研究范围不能太窄，这样以后的研究成果才能不断辐射开来，另外又要有自己的专属领地。
从研究伊始，我就没有想过只做某一块领地或某个别作家的专门研究者。我内心实际上是希望凭着自己的科研兴趣，做一个文学研究的漫游者，一个四处溜达的勘探者，而不是固定在某个作家或某个狭小的研究领地上。
沈杏培：文学批评要讲真话，不虚美，不隐恶
记者：您刚刚在提到作家时，使用了年代去进行划分，那么您在研究过程中是否发现，我国每一代作家的书写有什么不同的特点？
沈杏培：从“代际”的角度去研究作家作品，其实存在风险。因为代际视角虽然可以帮助研究者发现共性，但由于这种视角常常把作家和作品“打包”考察，容易忽略研究对象内部的差异。
接着回应你刚才的问题。30后作家王蒙，40后作家梁晓声，50后作家莫言、阎连科，60后作家苏童、毕飞宇、余华，70后的徐则臣、鲁敏，80后的韩寒、郭敬明等等，从代际角度去审视他们的写作，会发现他们在叙事技艺、美学倾向、思想认知上存在很大差异。
我曾比较过他们的历史叙事，就拿对中国当代史的叙述来说，这些作家由于自己的生命周期、成长背景、理想与信仰的差异而带来对当代中国史的不同叙述样貌。他们有的是历史的亲历者，有的是历史的边缘者，有的是历史的缺席者，因而，面对同样的历史，他们的写作呈现出写实与想象、严肃与戏谑、沉重与轻逸等差异性。
记者：一直以来，鲁迅先生都是文学批评家比较关注的作家，实际上，他已经离开我们很久了。不过这几年，“鲁迅热”在国内大众文化领域再度兴起，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沈杏培：鲁迅是中国文坛的一个“幽灵”，一个“神话”，是中国现当代文人心中挥之不去的一个“情结”。从学术实践来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甚至是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思想史，鲁迅是无法绕开的一个巨大存在。
鲁迅离开我们近九十年了，但鲁迅生前提出诸多关于文化、社会与人的命题至今并没有真正完成。鲁迅式人格仍是一种稀缺的人格类型，他对民族有大爱，他向往着光明，却一直孤独而决绝地投身到与黑暗的搏斗中，鲁迅式的犀利深邃文字仍然充满力量，他仍然是我们这个民族需要的脊梁式人物。
即使在大众传媒高度发达、文化消费非常多元化的今天，鲁迅的专业研究依然很热，关于他的大众阅读依然很火，在B站被更年轻的读者热烈讨论着。当代中国需要鲁迅，当代人文精神的重建和民族文化的复兴，也需要鲁迅。
记者：我们来谈一谈人工智能出现后，对文学批评产生的影响吧。今年以来，参加各种文学会议，不免会提到chatGPT讲到人工智能对文艺创作的影响。在文学批评领域，就更明显了，您感受到它的影响了吗？
沈杏培：人工智能和ChatGPT是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他们的出现对传统行业提出了新的挑战，从效率的角度来看，由于它们的运行基于大数据和信息时代的先进技术，因而具有即时性、准确性、共享性这些特征。对于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批评来说，ChatGPT确实提供了学术写作的“工具路径”或“技术范式”，在信息的搜集、调取和记忆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前段时间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短篇小说的蓄势机制和张力美学”。我突发奇想，将题目输入到chatGPT上，很快生成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大致具有自洽的逻辑，清晰的观点，以及比较学理化的论证。但另一方面，chatGPT生成论文毕竟是技术化的论文，看得出明显的“匠气”和“程式化”，加上现有chatGPT在技术上还没有达到完美，因此，在深度和创新上都是有局限的。因而，当我写完这篇文章后，我觉得chatGPT与我的人脑相比，各有优长，在创新和个性化方面，它不及我，在信息的搜集和表述的准确性方面，它强于我。
记者：它与我们的人脑有差异吗？
沈杏培：人脑没有那么厉害，有时会犯错误，存在知识盲区和思维短板。但就是这些短板的存在，我们的人脑才可以容错和纠错。
这种容错和纠错能力，恰恰是人脑的真实和可爱之处，人类正是在这种自我更新和升级过程中，实现创造和创新，不断抵达那些无限可能。
所以说，懒人用chatGPT简单替代身心劳作，智者用chatGPT延展自己的创造。
记者：回到初始的问题上来，您认为，文学批评要不要讲真话？
沈杏培：文学批评当然要讲真话，而且要大胆地讲真话。文学批评家面对的是文学，对于优美的文学，我们应该不吝赞词，对于拙劣的文学与有缺陷的文学，应该毫不客气地指出来。当批评家手持麦克风时，讲的全是好听的话，这是文学的悲哀，是知识分子的悲哀。
“不虚美，不隐恶”，不要盲目地夸大，不回避作家身上存在的缺点，这样的批评才有生命力，才有价值。
记者：最后我们来讲一讲江苏文学，您会怎么评价呢？
沈杏培：江苏是一个文学大省，无论是作家队伍还是批评家队伍，在全国文坛都有很大的影响力。江苏培养作家的机制，在很多方面都是比较健全的，所以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状态。
当然，面对更为强势的影视文化和流行文化，面对蔚然崛起的网络文学，并不占太多优势的小说如何参与大时代，如何叙述唯有小说才能说出的深思和洞见，如何创造出具有经典气质和存史意义的文本，成为江苏作家需要思考的问题，当然，这何尝不是中国小说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