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70年代：一代人的文学肖像”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

学术研讨会现场　　

　　李亚飞认为，系统梳理“70后”作家的创作脉络，精准刻画一代人的文学肖像，既是对当代文学发展历程的系统回望，是对代际文学生态的学术梳理，更是立足新征程，探索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路径的有意识实践，兼具厚重的学术意义与鲜明的时代价值。

　　徐海表示，“70后”是与改革开放共同前行的一代。改革开放四十多年风云激荡，“70后”不是被命名的对象，而是正在展开的文学现场。“一本书”变成“一位作家”，“一位作家”变成“一个代际”，相信此次研讨会变成更长久的文学现场，从国内传播走向国际影响。

　　白烨谈到，研究“70后”作家的创作，也是在探讨文学如何从“高原”走向“高峰”的路径和经验，以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的精品力作，引导和推动当代文学创作的高质量发展。

　　此次会议由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南方文坛》杂志社副主编曾攀共同召集，与会作家、学者围绕“70后”作家经典化等一系列议题畅所欲言。

　　第一场主题发言中，孟繁华认为，“70后”是在前代作家巨大“阴影”下走出自己道路的一代。任何一代作家的经典化都伴随争议，真正的分水岭在于批评能否提出真问题；相信这代人的写作实力，但也需要作家与批评家共同完成阐释。贺绍俊把这一代放回历史现场：成长于80年代、涉世于急剧转型的90年代，造就“70后”作家写作中乡村文学精神与都市文学精神的“一体两面”，他们“从生理出发，最终抵达心灵”。韩春燕认为这一代作家并不缺才华，所缺的是属于自己的辨识度、命名与经典化运动。方岩则分析经典化推进中的三重现实机制，并强调，相较后辈趋于扁平的成长经验，“70后”丰厚完整的生命阅历恰是珍贵矿藏。付秀莹观察到，开会前众人等在门外，“这扇门是否为我们顺利敞开，可能是一个隐喻”，她的答案是“写”和“坚持”。陈汉萍、刘大先、赵普光、徐刚等也畅所欲言，就这一代研究需要总体性归纳、作为印刷时代最后一代的使命感与“具身性写作”、以《红楼梦》为标志的文学传统之传承、初登场者与后来担当者之间的代际接力发表了看法。

　　第二场主题发言聚焦创作现场。徐则臣认为，经典化能否落地，取决于这代作家能否精准把握身处的时代，“到了十字路口，才知道往哪儿走”，“只有写下去，一切才皆有可能”。乔叶说，“70后”这个标签正在慢慢褪色，“我们各自生长，它更像每个人的肖像，而不是一张集体合影”。鲁敏回望这一代典型的成长路径：从杂志到选刊、评论、研讨、评奖，“这是社会主义文学生产的经典模式，我们得益也受教与此”；作家比作水中的鱼，外部的水在变，鱼却更加努力，“每一位作家的样貌各不相同，从家国写到草莽，在叙事上留下自己的探索”。路内提出“代际主体性”，并提出在AI时代，他更愿谈“准经典化”这迈向经典的第一步。朱山坡、李修文也从世纪初“黑蓝”论坛的写作记忆、文学对影视的支撑等角度作了分享。

　　“如何避免经验同质化、与生活过度和解、冒犯性减弱？”第三场主题发言中，李浩坦言现代主义曾是自己的“骨骼和血肉”，如今正经历一场自我更新。计文君以《随园诗话》与《红楼梦》的接受史说明“历史位差”——经典从不由同时代人判定。田耳说“写作既不要抱有希望，也永不绝望”。哲贵、石一枫、张楚、黄咏梅、李宏伟、阿乙等作家，围绕这代人的“野生性”与城乡经验迁徙、“以小见小”的写作、同代人之间的“同游”之感、对60后开创局面的继承等发表了看法。

　　在第四场主题发言时，青年学者沈杏培统计已有24位“70后”作家摘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能否入史已不是问题”，关键是以何种姿态入史。来颖燕借郭熙《早春图》由殿堂画变为卷轴画，说明这一代人的原生语境需要被重新辨认。木叶把竞技的对象指向时间本身：“真正残酷的是与时间竞技”，而更高的风格仍在形成之中。李静则追问这幅肖像的标准和背后的结构，网络文学、海外写作与“70后”诗人为何不在其中——一幅更开阔的肖像正待补全。崔庆蕾、杨辉、杨丹丹、李松睿、韩松刚、姜肖、何同彬等也畅所欲言，就日常叙事与城市书写的展开、研究史与文学史编写的同步、经典化的滞后性与新一代读者、代际命名的有效边界、“不看镜头”的作家肖像等发表了看法。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田军、译林出版社总编辑张遇向与会作家、专家学者热情表示感谢。田军说，“70后”生于变革时代、长于发展浪潮，此次研讨是对当代文学创作实际的系统总结；张遇表示，代际是进入文学现场的入口，却不是简化一位作家的结论，“终究还是要回到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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