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作家胡学文获2021南方文学盛典“年度小说家”

　　10月23日，由南方都市报发起主办，佛山市顺德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顺德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顺德区北滘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1南方文学盛典”在顺德北滘文化中心音乐厅隆重举办。备受瞩目的“2021南方文学盛典”六项荣誉——年度杰出作家、年度小说家、年度诗人、年度散文家、年度文学评论家、年度最具潜力新人逐一揭晓，百余名作家、学者、文学爱好者和顺德本地读者共襄盛举。

　　*2021南方文学盛典“年度小说家”胡学文

　　1967年出生，江苏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有生》《私人档案》等5部，中篇小说集《龙门》《麦子的盖头》等16部。作品多次获奖，中篇小说《从正午开始的黄昏》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血梅花》获全国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等奖项。

　　作家胡学文，2021南方文学盛典“年度小说家”得主

　　*授奖辞：

　　胡学文的写作，一直有庄稼一样的质朴，也有大地般的厚实，他对故土的深情，使他目光专注、用语恳切。他发表于二〇二〇年度的长篇小说《有生》，沉重，细密，雄心勃勃。百年家族史的曲折繁复，具独创意义的伞状结构，祖奶形象的异样光彩，乔大梅的承担与反抗，共同讲述了历史苦难中个体的泪水和希望。死是容易的，困境是人生的常态，而永远不能被打败的是生命中那些不屈服的意志和信念。胡学文创造了自己的“宋庄”，为在其中活着的人安魂，也为乡土中国的一个侧面写下了灿烂、悲怆的叹词。

　　*胡学文答谢辞:

　　获此殊荣，我很高兴。南方文学盛典始终秉持文学性和独立性，在文学界有着极大的影响，我仰慕的作家有多人获得过这个奖项。在此，我要感谢主办方，感谢初评委和终评委，感谢首刊小说的《钟山》杂志社和凤凰文艺出版社。

　　今天是十月二十三日，霜降，在我的故乡坝上，树叶凋落，花草枯黄，寒冬的脚步已悄然临近。此时的顺德微风舒爽，树木与阳光仍旧缠绵。老家有的人在南方置业购房，如候鸟般随季节迁徙。我曾问过其中的候鸟，她对南方最大的感受。她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只有一个字：冷。这个答案感觉实在荒谬，但我想她的话发自内心。在北方可以躲在屋里，南方温度最低的时候，室内或许和室外一样，甚至室内温度更低些。但即便如此，每年秋末，她还是飞往南方，因为南方有更吸引她的，那重要得多，冷当然可以忽略。南方和北方，都是她的终点。

　　这和写作不同，写作只有一个方向，没有终点。中途略作停留，不过是梦想者的临时驿站。在文学的漫漫长途，天才作家，如李白、苏东坡、曹雪芹始终立于最辉煌的顶峰，更多的作家恐怕要像贾岛那样苦行苦修，如同朝圣。这是一条异常艰难的路，有批评，有赞誉，荆棘遍地，亦鲜花盛开。写作之苦乐也正在此。

　　曾有评论家问我，你的中篇写了那么多，已经很成熟了，为什么不写长篇？我回答说不敢。我确实写了不少中篇，但不敢说成熟。写作是需要气的。这口气要憋得住，憋得久，长篇的写作就是憋气的过程。这需要训练，更需要梦想指引。

　　我梦想着写一部百年家族式的长篇小说，如陈忠实先生所言，可以当枕头的。很多年前，我就开始了构思、准备。人物、结构、叙述、语言、意蕴，既要追求整体风格，又要考虑局部叙述的变化多样和细节的丰盈传神。这或许有些难，甚至不伦不类，但我想偷食禁果，冒险尝试。世界上有多少部长篇，恐怕难以统计。我只知道自己阅读的大概数量，这些经典穿越时空，流光溢彩。在构思《有生》时，我首先要求它必须有独特性，明确意义在哪里，并一点点积聚气息。现实性与现代性在方式、审美上是有差异的，是两种不同的力，我尝试把不同的力拧在一起，彼此依存，互为因果。小说的主人公祖奶是个接生婆，于我，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塑造一个性格鲜明、经历坎坷、文学上鲜见的人物形象，更重要的是我想在祖奶身上寻找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怀胎十月，写作需要更久的孕育，那个接生婆就是写作者自己。既是孕妇，又是接生婆，双重角色，双重身份，是需要憋大气、需要爆发力的。

　　自我感觉这口气憋住了。小说杀青的次日，我写了后记《我和祖奶》。一方面与小说的人物朝夕相处，恋恋不舍，另一方面是仍被气冲撞着，必须写点什么。我将之当作小说的胎盘，写出来，才算圆满。

　　《有生》获奖，这是否意味着我叩开了驿站的门？为此，我要再次感谢主办方和评委给我的殊荣和鼓励，让我有可能继续往前走。

　　长篇小说《有生》，胡学文著，凤凰文艺出版社（最早刊于《钟山》长篇小说2020年A卷）

　　*胡学文访谈：万物有生，塑造出一个“祖奶”

　　南都：《有生》中的祖奶乔大梅是当代文学中极为少见的形象，您为何选择“接生婆”作为小说叙述的主人公？

　　胡学文：文学需要塑造独特的人物，这不仅是形象，不仅是身份和性格，还是视角和意义。先从《有生》题目说起，它来自《天演论》“此万物莫不然，而以有生之类为尤著”。《易经》也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写一个终生与生为伴、并接生了一万两千余人的接生婆，便于开掘。文学史上也少见接生婆的形象。其次，我写的是百年史，当然是小历史，百岁老人祖奶是亲历者见证者，由她叙述，更真实更可信。第三，以往的历史多是以男性视角叙述出来的，《有生》由女性叙述出来，能看到世界的另一面，叙事的完成度更高。

　　南都：在现当代文学史中，表现女性在生产、生育上苦难的作品也并不多见。作为一名男性作家，您如何去揣度女性的身心、理解女性的痛苦？

　　胡学文：想象是文学的羽翼，缺乏想象力，作家是走不远的。当然，想象需要一个支点，不能凭空乱想。我写女性人物较多，这是训练，也是积累，所以写《有生》时，有“附体感”，彼时，我就是那个女性，其心其感其处境，亦是我心我感我之处境。甚至许多时候超出了想象的限度。当然，涉及到很具体的常识和知识，比如女性生产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我采访过接生婆，也采访过医生，有备才有谱，写作前做好准备，写作时才可附体。

　　南都：《有生》写了许多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为小人物写书立传是您的一个写作理想吗？如何理解您对书写小人物的执着？

　　胡学文：《有生》写了如花、喜鹊、罗包、毛根等，都是普通的乡村人物，如同尘埃。所谓的小，即是这个。但身份普通，其性格、情感，对世界的想象和希望未必是普通的。《有生》也是关于情感的小说，人类史是文明史也是情感史，科技突飞猛进，但我们仍需像古人一样面对情感，面对哀伤、痛苦、烦恼、悲忧。从这个角度讲，每个人，不论职位高低，贫贱还是富贵，都一样要遭遇和承受，都要疏通，走出情感漩涡和人生困境。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小人物并不小，甚至可以说，比某些世俗定义的大人物还要大。所以，我不是为小人物立传，我就是为人立传。

　　南都：《有生》在您的创作谱系里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创作如此规模宏大的长篇，有何体会？

　　胡学文：我写中篇小说较多，长篇少些。《有生》是我写得最用心、也是我迄今最重要的小说。《有生》从准备到杀青，历时八年，就像盖高楼一样，既要考虑整体的架构、人物的性格演变及彼此关系，又要琢磨具体的场景和细节，千头万绪，很揪心，但也很享受。

　　南都：现当代文学史上，故乡或乡土是一座难以掘尽的富矿。请谈谈您的故乡对你创作的影响？

　　胡学文：有人曾问我，在城里生活二十年，也算熟悉了，为什么还写乡土。我说写故乡不仅是熟悉，更因为故乡在我的血脉里，写故乡更有激情更有想象力。想象力不只是编织故事，还关涉叙述方式和语言，甚至可以说，故乡作为地理和文化标识，影响并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作家的写作风格。而写作风格和形式的背后，也有着作家对世界的理解，所以，故乡故土，是重要的。

　　我的体会是同为乡土，经验可能相同或相近，但可以重新编码，从不同的角度观照，用不同的方式思考，其焕发出的光泽是一样的。就我的写作而言，我经历了一个由乡村打量世界、由世界回望乡村，二者互为凝视的过程。经验可以是老旧的，但角度和方法要时时变化，这样，故乡的书写才有意义，才有独特性。

　　南都：近年来乡村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此您有何感受，产生过哪些思考？

　　胡学文：生活方式的变化必定带来情感和表达方式的变化。那么，审视世界和人心的方式须不同以往。有人说乡土被过度书写，这是不对的，乡村一直在“生长”，生长自然有新的东西，只能说，乡村更复杂更丰富了，有更多的可能。再一个，文学的两极，向下通向日常和世俗，向上通向灵魂和精神，日常和世界时变时新，但文学的最终指向是不变的。乡村的变化是挑战，更是机会。

　　南都：您认为一部理想的小说是怎样的？

　　胡学文：我认为理想的小说既有思想的深度，又有艺术的独创性，有审美的前瞻，经得起久读、耐读、多向度地读。好的小说不是阐释了什么，而是提供了可供阐释的空间。完美小说的典范，当然是有的，比如《红楼梦》，比如《包法利夫人》比如《罪与罚》。（采访/南都记者朱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