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作家网讯 2026年5月23日，省作协在南京举行余一鸣教育题材小说研讨会。中国作协副主席、省作协主席毕飞宇发来书面讲话，省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丁捷，以及省内外近十位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议由省作协创研室主任韩松刚主持。
余一鸣是60后江苏作家，已出版长篇小说《江入大荒流》《十竹斋密码》及中短篇小说选等共9本，在《人民文学》《收获》等发表小说逾百万字，小说六十多次入选选刊和年度选本、年鉴，数次进入小说排行榜，曾获2012年人民文学奖、第四届和第五届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第八届南京金陵文学奖、《中篇小说选刊》双年奖（2010-2011）、《小说选刊》2011年度奖、《人民文学》2011年度小说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双年奖（2013-2014）、《创作与评论》2014年度文学奖等多个奖项。作家之外，余一鸣有着近四十年的一线教育从业经历，从农村中学到县城中学，再到南京外国语学校，丰富的执教履历让他对当代教育生态与困境有着最真切的体验和洞察，并创作了一系列教育题材小说。本次研讨聚焦余一鸣的这部分创作，深入探讨其笔下的教育问题和现实关怀。
毕飞宇在讲话中说，在当代中国教育题材写作里，余一鸣已经是绕不开的名字。从《愤怒的小鸟》《种桃种李种春风》《漂洋过海来看你》到《奥林匹克数学村前传》《公开课》《师道》等，他提供了一系列当代教育生态的文学切片。更难得的是，身为教育中人，余一鸣的写作姿态从来不是冷眼旁观，而是深知与懂得。有人说，余一鸣用笔如刀，但这把刀的刀背是暖的。他批判，不是为了指责与否定，而是带着“爱之深，责之切”的关怀。他揭露问题，心里装着对教育的敬畏，对人性的期待。
丁捷说，余一鸣教育小说最鲜明的特色是“在场性”与“真实性”的有机统一。他直面教育领域的现实问题与潜在乱象，深入探讨教育评价体系、教师生存状态、教育本质等核心议题，作品语言朴实而不乏幽默，叙事脉络清晰，既有着对教育时弊的尖锐批判，也有着对教育温度、人性美好的深切呼唤，更有着对教育改革、教育规律的深层思考。他的小说是文学与教育的良性互动，在展现当代江苏作家担当的同时，也为“文学苏军”创作版图增添了独特而厚重的一笔。
教育问题在中国渊源已久。“余一鸣教育题材小说扎根中国三千年教育传统之中，也扎根在文学领域关于教育写作的传统之中，”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李黎指出，《西厢记》《三言二拍》《儒林外史》甚至《红楼梦》里都有关于教育和科考的内容，科举以来，教育改变命运的话题始终盘旋在几乎所有人身上，是没办法绕过去的。
教育界是一座无比丰富的素材宝库，“在世界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里，教育题材小说有着不同的源头，”省作协副主席、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将余一鸣的创作置于文学史的网络中加以考察，在世界文学里，以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为代表的教育小说，专指成长小说；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谱系中，以叶圣陶《潘先生在难中》《倪焕之》、鲁迅《在酒楼上》、柔石《二月》等为代表，教育题材作品归属问题小说。到刘心武《班主任》开新时期文学先河，此后，这类小说变少，中学教育问题基本由儿童文学来讲述；直到80后作家出场，再次关注到校园问题，他们由中学作文转型为半成人写作时，首先讲的就是教育对他们的伤害。
在何平看来，余一鸣的教育小说接驳的正是问题小说这一传统。理清其精神谱系，更易看清作家创作的审美实践及思考指向。湖北大学教授刘继林认为，从叶圣陶到现在，又过了100年，教育问题依旧备受瞩目，如果说五四时期的作家主要从启蒙角度来写教育，今天的教育问题则更加复杂；余一鸣将当今教育生态细致呈现出来，覆盖了中国基层教育各个空间，从县、乡、农村学校再到大城市学校，从教师到学生、家长、教育管理者到教育行业相关的代写、教育机构等等，基本囊括了整个教育生态圈，“这样一个全方位的呈现，在中国当下的文学书写中非常难得”。
“余一鸣写新时代的基础教育问题，有他的独特性。”扬州大学教授张堂会分析说，一方面，他是以在场者、亲历者视角，从教育现场内部展开了对整个教育场域的全息性扫描；另一方面，小说有鲜明的批判思维，《种桃种李种春风》里，大凤作为单身母亲，为了孩子上学几乎成了一个奴隶式母亲，这不仅是母亲个体命运的悲歌，也是弱势群体生存困境的整体缩影。李黎则注意到，余一鸣敏锐地捕捉到了教育场域的诸多悖论并以调侃的方式将之端出：教育基本已经完成了一个现代化和分工化的过程，同时社会现实、人情世故等很多教育相关因素还停留在传统阶段，前现代和现代的共存与冲突在社会各个层面都有体现，教育领域特别如此。
“在场者”固然是余一鸣创作的优势，但近距离感知当下并借此建构富有审美意义的小说文本仍然极具挑战。余一鸣调用了一个小说家的全部能量和策略。山西大学教授王春林以《公开课》等小说为例，分析小说中包含的多个双重书写。第一个双重书写，一面聚焦教学过程，一面勾勒男女两性之间的情感关系；第二个是双重反转，一个反转体现在王珊瑚的公开课从一开始准备循规蹈矩地展开，到最后打破陈规搞讨论式的公开课，另一个反转是体现在老寿这个人物身上，原本以为是一个对教育现状冷嘲热讽的返聘教师，结尾才揭露原来他才是这所民办学校的资本家。《青春》杂志社社长、总编辑李樯也分析了余一鸣的小说技巧：他不借助悚然听闻的教育事件，而往往从食堂改造、一堂公开课这些日常小事切入，呈现教育生态的根本问题。叙述上，余一鸣善于运用多重视角，小说常有直抵人心的细节，如《师道》里校长、厨师长、家委会、老教师的多视角，汇聚成了多棱镜式的呈现效果。
更重要的是，小说家余一鸣的目光始终追着“人”走。透过教育现象的呈现，他真正关心的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如何能够活成真正本我的人。”《清明》杂志编辑曾歌说，因此，他以家长、学生、教师这三类人为骨架：在他的小说里，学生形象是迷茫、压制和无助的，他们被家长、学校、社会推着走，身心健康面临多重危机；家长是功利的、焦虑的，认为教育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为了孩子的教育可以牺牲一切；教师中的很多人带着理想初心进入教育体系，当中又有现实的激烈碰撞。此外，留守儿童及其家长、乡村老师同样进入了余一鸣的小说人物图谱，寄托着他对城乡教育差距的思考。
冷静观察，充分写实；切入细部，着力整体；聚焦心灵，直呈真相；以点映面，勾连时代，恰是余一鸣创作的法宝。“他对从个体命运到权力生态整个做了穿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院长陈进武留意到，《种桃种李种春风》通过菜园的长势来克制地隐喻教育固化和平民子弟追逐前途之间的张力，《慌张》《稻草人》《校园病人》也都给了很多悖论式的判断。在余一鸣的小说里，荒诞和反讽形成了所谓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基于整个现实主义的底色之上，他把教育放到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和阶层流动角度作了整体关照，关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下教育何去何从的根本问题。
由教育问题出发，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何言宏认为余一鸣小说的意义和价值指向社会，甚至世界性的问题都含在其中。小说的基底是弥漫于整个社会的“考核文化”和优绩主义，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揭露了优绩主义幻象，优绩主义承诺社会资源和机会会根据个人业绩来分配，余一鸣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的行动逻辑都建立在这个信念当中，没有看到优绩主义的虚伪性和暴力性；第二，揭示了考核文化中的规训机制，充斥于时间、空间以及检查制度各个层面；第三，剖析了考核文化对人的主体性的塑造，人物已经将考核标准内化为自我认同，甚至为了考核而将自我交易内化。最典型的是《愤怒的小鸟》里的金圣木，几乎接近阿甘本所说的“赤裸生命”，不是正常的人了。
而余一鸣的教育小说诞生在江苏的土壤上也有着特别的意义。江苏是教育大省，毕飞宇的《大雨如注》、鲁敏的《小流放》、荆歌的《毕业生》都涉及教育问题。“教育大省的骄傲背后，也有创伤和隐痛。余一鸣以教育者、书写者的双重身份，将批判的锋芒指向教育体制内部，老师、学生、家长以及整个社会都是错综攀节的命运共同体。”张堂会说。
“他不像有些作者把人物当作案例来写，余一鸣是作为命运共同体在写作。”何平说，因此，余一鸣在小说中注入了很多理解和体恤。“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最重要的是，五四当时提了‘人的文学’，这里面既包含对伤害人的审视、直面、批判，也有对于理想的人、健全的人的期待。”
答谢时，余一鸣分享了自己从语文教师到作家的独特经历。他50岁时毅然转向小说创作，这一决定让周围人大感意外。“我当时出版了3本教学专著，发了130多篇教学文章”，但对文学的热爱让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余一鸣透露，他刚刚完成一部以高中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为了这部小说，他做了很多调查和案头工作。他始终相信“教育是为人类的道德文化而保驾护航的”，教育题材是值得书写的。
本次研讨是“文学苏军新关注”系列活动之一，该系列活动致力于关注江苏文学新热点、新锐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旨在发掘本土优秀作家、聚焦特色创作，让更多深耕生活、反映时代的作品与作家获得关注和认可。（俞丽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