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凯伦・科茨（Karen Coats）国际顶尖儿童文学学者，英国剑桥大学教育学院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她是将拉康精神分析系统引入儿童文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著有《镜子与永无岛：拉康、欲望及儿童文学中的主体》（Looking Glasses and Neverlands）、《布卢姆斯伯里儿童与青少年文学导论》（The Bloomsbury Introduction to Children’s and Young Adult Literature）等学科奠基性著作，主编《儿童与青少年文本中的情感》（Emotion in Texts for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等重要论文集。其研究为当代儿童文学研究构建了完整的理论框架。
采访人：姚苏平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授，江苏省作家协会江苏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一流本科课程《儿童文学》主持人，美国匹兹堡大学、英国利兹大学访问学者。
一、主体性与身份：拉康理论的当代演进
姚苏平：您的著作《镜子与永无岛》将拉康精神分析引入儿童文学研究，彻底重塑了我们对儿童文学中主体性与欲望的理解。在该书出版后的数十年间，随着多元身份叙事的兴起，您认为当代儿童与青少年文学中的主体性呈现发生了怎样的演变？哪些趋势最令您感到振奋或深思？
凯伦・科茨：我在《劳特利奇青少年文学指南》（Routledge Companion to Young Adult Literature）的“精神分析文学理论”一章中，曾思考过一个悖论：尽管当代文本越来越关注心理健康问题的根源与影响，但精神分析作为青年文学批评方法的影响力却在下降。在我看来，这背后有多重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当今竞争激烈的学术界对“快速学术产出”的压力，使得学者们很难深入沉浸于拉康模型这样需要长期积累的理论范式。
而那篇文章中未能充分展开论述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基于文化传承的身份认同，在历史上（在我看来是错误地）被认为与主体性研究是对立的。事实上，身份是可被解读的公共表演，由个体对文化提供的主体位置的遵从或反抗所塑造；而主体性则植根于所有人类共有的深层心理结构。正如马拉・古巴尔（Marah Gubar）提出的“亲缘性模型”（2016年）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儿童，我认为当我们接触越来越多以不同文化背景人物为中心的文本时，我们的文学阅读与分析实践也需要采用一种批判亲缘性的批评方法。
清晰区分主体性与身份，并不会否定文化铭刻与表征的重要性，反而能让我们超越表面的多样性，看到那些驱动伟大叙事、吸引读者的共同欲望与张力。
《镜子与永无岛：拉康·欲望及儿童文学中的主体》（Looking Glasses and Neverlands）
凯伦·科茨 | 著
赵萍 | 译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年01月
二、创伤叙事的伦理：情感表达与读者关怀的平衡
姚苏平：您在儿童与青少年文本的情感研究领域成果卓著，主编的《儿童与青少年文本中的情感》揭示了故事如何帮助年轻读者驾驭复杂的情感世界。在当今的青少年文学领域，创伤、悲伤与心理健康议题日益成为焦点。您认为作家应如何在真实的情感表征与对年轻读者的关怀之间取得平衡？
凯伦・科茨：这是我在课堂上经常与学生讨论的问题——儿童文学中创伤表征的伦理困境。令我惊讶的是，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对此的接受度差异极大，这让我意识到，情感表达的容忍度既受文化影响，也与个体气质以及个体经历有关。
与我之前关于主体性的观点一致：所有读者都能识别出创伤情境，但他们对文学中创伤表征的反应却千差万别。伦理争议最明显的焦点是创伤事件的描述程度与类型，但更具批判意义的核心因素是叙事时间的运用——作者给了读者多少时间来建立必要的情感强度，又给了多少时间让他们安全地回到现实生活？
时间对正负情感效果的塑造都至关重要。在爱情故事中，读者需要足够的叙事时间来对结局产生渴望；进展太快会让人难以置信，太慢则会消磨期待。笑话同样依赖精准的时机：思考时间必须被精确控制，让读者先识别出模式，再被意外的转折打破，最终获得理解笑话的愉悦。
而创伤或困难体验的管理，最关键的时机在结局部分——这恰恰是中年级（MG）与青少年（YA）叙事中最常被忽视的地方。创伤需要漫长的恢复时间，而非快速的解决。大多数故事将大部分叙事时间花在故事的过渡阶段，然后仓促暗示角色已经获得了继续前进的韧性，这最终会给读者留下关于悲伤时间运作方式的错误印象。
三、争议文本与阅读引导：儿童本位的中间道路
姚苏平：您曾深入探讨过有争议的儿童读物，以及围绕“适合儿童的文本”的辩论所带来的挑战。当前，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图书争议与阅读限制的浪潮。在您看来，儿童文学在处理困难或有分歧的议题时应扮演怎样的角色？教育工作者与图书馆员应如何支持年轻读者批判性、共情性地阅读这些文本？
凯伦・科茨：我对这些辩论持复杂的立场。一方面，我当然反对任何形式的不当阅读限制；但另一方面，我也质疑那些主张让儿童无限制接触所有材料的人的伦理（甚至动机）——他们既不理解也不尊重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存在关切与认知能力。
图书馆员、教师、书商与看护者提供的“读者咨询服务”，必须以儿童为中心。这意味着成年人必须有足够的自我意识与伦理自觉，放下自己的偏见，倾听他们所服务的每个孩子真正好奇的是什么，而非成年人认为他们“应该知道或相信什么”。
此外，如果一个孩子确实对性别、族群身份或历史事件等议题产生了真正的兴趣，图书提供者应该具备足够的知识与开放的心态，提供多样化的选择，让年轻读者明白，对于他们感兴趣的事物，存在不止一种思考方式。事实上，他们产生兴趣本身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有了疑问；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让他们知道，许多人都有同样的疑问，并且有着不同的答案，欢迎并鼓励他们继续做积极的提问者，而非强加给他们一个唯一的、“正确”的答案。
四、学术入门的核心：克服“当下主义”的陷阱
姚苏平：您的专著《布卢姆斯伯里儿童与青少年文学导论》已成为全球该领域学生与学者的入门经典。您认为，在学科不断扩张与多元化的今天，儿童文学研究的入门最需要培养哪些核心视角与能力？
凯伦・科茨：我最大的愿望是他们能克服研究中的当下主义倾向。在为各类期刊与出版社评审稿件，甚至在自己做研究时，我发现我们对文本提出的许多批评问题，都缺乏对“儿童文学”这一范畴及其批评史的历史意识。
有许多优秀的儿童与青少年文学史著作，涵盖了不同的历史时期。阅读这些著作，能帮助初出茅庐的批评家分辨什么是真正的创新，什么是前人已经探讨过的议题与问题。这种历史意识对于研究特定母题、人物类型、模式或体裁的学者尤为重要。正如所罗门王在《圣经·传道书》1：9中所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但我常常看到，很多人在没有进行足够广泛和深入阅读的情况下，就声称自己在“填补研究空白”。
五、社会正义的边界：共情、心理理论与道德判断
姚苏平：您的研究探索了儿童文学如何推动社会正义对话，从图画书的视觉隐喻到边缘经验的表征。在您看来，儿童文学在培养读者对公平与包容议题的共情与批判意识方面，面临哪些关键机遇与挑战？
凯伦・科茨：我首先建议儿童文学学者，仔细研究文学批评家与心理学家关于“共情”的多种观点。例如，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认为，我们只能对个体产生共情，而无法对群体产生共情——这对于以人物为中心的小说读者来说似乎是个好消息，因为小说专注于培养对个体经验的共情。但苏珊・基恩（Suzanne Keen）指出，叙事共情既可以激发平等与包容的动机，却可能变得“马基雅维利式”（Machiavellian，笔者注：指情感操纵术），甚至最终根本不会导致任何现实行动。
因此，虽然儿童文学提供了理解他人经验的机会，但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诉诸读者的道德能力，让他们分辨善恶。我认为批评家需要厘清三个经常被混为一谈、并被认为会自动产生积极结果的概念：心理理论、共情与道德判断。
心理理论是理解他人可能不会和你对某件事有相同看法的能力。广泛阅读最能促进这种能力，它有可能培养对不同思维方式的理解与宽容，即便不是同情。它不仅需要认知能力，还需要一种气度，承认他人不同的思维方式与你的同样有效。
共情是间接体验他人感受与视角的能力。它可能产生同情，但也可能关闭心理理论所提供的空间：“我知道你的感受”与“我知道你有一些可能与我相似但也可能有重要不同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是前者，共情可能导致“作为挪用的包容”，而非尊重差异的真正平等。
不幸的是，无论是心理理论还是共情，都不一定会导致道德行动。儿童文学能提供的，是那些包容与平等为角色带来明确积极结果的叙事场景。
姚苏平：凯伦・科茨教授以深厚的理论积淀，系统回应了当代儿童文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她清晰区分了长期被混淆的“身份”与“主体性”概念，借鉴马拉・古巴尔的“亲缘性模型”，提出了“批判性亲缘性”的批评方法，打破身份政治与普遍人性的二元对立，主张在承认文化差异的前提下，超越表面的身份表征，探寻人类共通的深层心理结构与情感张力，为全球跨文化儿童文学研究建立了平等对话的基础。
您对创伤叙事中“叙事时间”的伦理分析、对学术“当下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共情、心理理论与道德判断边界的厘清，均切中了学科发展的关键问题。这些观点不仅具有普遍理论价值，更为中国儿童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参照，帮助我们在坚守文化立场的同时，找到与世界对话的共同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