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
萨姆・利思（Sam Leith），英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之一，作家，英国历史最悠久、最具权威性的文化周刊《旁观者》（The Spectator）文学主编。他历任布克奖、贝利・吉福德奖、科斯塔图书奖等英国所有顶级文学奖项评委，主持《旁观者》每周一期的“读书俱乐部”播客，是英国文学界公认的兼具学术深度与大众影响力的重要声音。
著有《下笔如有神：如何写出清晰、准确、有说服力的文字》（Write To The Point: How to be Clear, Correct, and Persuasive on the Page）、《你在跟我说话吗？：从亚里士多德到特朗普及后世的修辞学》（You Talkin' To Me? Rhetoric from Aristotle to Trump and Beyond）—— 后者已成为当代英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修辞学普及经典著作，最新著作《闹鬼的树林：童年阅读史》（The Haunted Wood: A History of Childhood Reading）被誉为童年阅读研究领域重要的代表性论著。
其评论与随笔散见于《金融时报》《泰晤士报》《卫报》《每日电讯报》《泰晤士文学增刊》（TLS）、《纽约时报》《多伦多环球邮报》《欧洲华尔街日报》等全球数十家顶级主流媒体。他同时运营着文学评论领域最受关注的个人通讯之一《药剂》（The Pharmakon），网址：https://samleith.substack.com/
采访人：
姚苏平，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授，江苏省作家协会江苏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一流本科课程《儿童文学》主持人，美国匹兹堡大学、英国利兹大学访问学者。
一、童年阅读的独特力量与英国经典的永恒性
姚苏平：
您的新作《闹鬼的树林：童年阅读史》是童年阅读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代表性著作。您在书中写道，童年读过的故事“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同时揭示了我们的集体与个人过往。在您看来，是什么让童年阅读拥有如此独特而深刻的塑造力？又是什么核心特质，让英国伟大的儿童文学经典能够跨越世代，打动所有年龄段的读者？
萨姆・利思：
有一种观点，尤其是在成年评论家当中颇为盛行，认为儿童故事不如成人文学重要：它们浅薄、轻浮，只是成人文学深度的残缺前身。但我认为恰恰相反：儿童文学是所有阅读人生的基石。它们是我们第一次感受到语言的音乐性、第一次体验讲故事的兴奋、第一次被邀请完成小说的共情工作——去想象成为另一个人是什么样子。它们留在我们心中的方式，就像我们十几岁时深爱过的歌曲一般刻骨铭心。
而且我认为，正因为它们如此贴近讲故事的原型形式——贴近民间故事和神话——所以它们触碰到了我们共同想象中最深处的东西。至于英国经典的特质？我不认为“英国性”本身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毫不怀疑中国、俄罗斯、墨西哥或尼日利亚也有同样精彩的儿童故事——但英国传统确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脉络，从《爱丽丝梦游仙境》开始一脉相承。它能在全球广泛传播，部分主题的形成，都与我们的殖民历史密不可分（印度儿童文学作家告诉我，如今印度每所学校的图书馆里仍然塞满了伊妮德・布莱顿（Enid Blyton）的书）。托尔金的奇幻写作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奇幻是儿童文学的主要体裁之一，而托尔金的世界观构建为现代奇幻设定了范式）。此外还有一些体裁，比如寄宿学校故事、海盗故事和帝国冒险故事，有着鲜明的英国历史印记。
《闹鬼的树林：童年阅读史》（The Haunted Wood: A History of Childhood Reading）
萨姆・利思 | 著
萨瑟兰豪斯出版社
二、英国儿童出版业二十年变革与多元声音的崛起
姚苏平：
作为《旁观者》的文学主编，以及布克奖、贝利・吉福德奖等英国所有顶级文学奖项的评委，您对英国出版业有着无人能及的全景视野。在您看来，过去二十年间，儿童图书出版业发生了哪些最重大的转变？与过去相比，如今的出版生态对新声音、多元视角和非传统故事是更包容还是更排斥了？
萨姆・利思：
我认为儿童出版业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千禧年前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哈利・波特》的惊人成功，儿童图书市场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出版商意识到儿童图书蕴藏着巨大的市场价值，于是推出了更多作品（J.K.罗琳对传统体裁的运用也证明，这些体裁依然充满生命力，只要遇到合适的作者就能大放异彩）。这给了更多作家机会。
另一件事正如您所说，市场向更多元的声音敞开了大门。我在研究中最令人沮丧的发现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英语儿童文学仍然常常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或者至少是将黑人和棕色人种他者化，同时也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即便没有明确表现出来，目标读者也通常被默认为来自传统家庭的白人中产阶级儿童，性别角色也相当刻板（不过伊妮德・布莱顿在《五伙伴历险记》（The Famous Five）中塑造的假小子乔治是个值得称赞的例外）。正如马洛里・布莱克曼（Malorie Blackman）（她的《虚无与十字架》（Noughts & Crosses）是非白人作家的突破性儿童文学作品之一）所说，20世纪70年代，一个黑人孩子走进书店，在任何一本书的封面上都看不到和自己长得一样的人。
儿童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天生具有保守性——它们借鉴古老的形式，而成年作者往往会回溯二三十年自己童年的记忆——因此它们对社会变革的反映总是滞后的。但这种情况已经改变了，这是好事。
三、儿童文学的修辞本质与写作技艺
姚苏平：
您同时也是备受赞誉的修辞学研究者，著有《你在跟我说话吗？：从亚里士多德到特朗普的修辞学》。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为儿童写作和为成人写作有哪些关键区别？最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拥有哪些特殊的语言和叙事技巧，能够在儿童自己的层面上与他们建立连接？
萨姆・利思：
适用于成人写作的修辞技巧，在儿童写作中同样有效。比如“三项式结构”（tricolon）——这是修辞学中的经典手法，指以三个结构相似的成分并列构成表达——是讲故事最古老的特征之一，从民间故事到《咕噜牛》（The Gruffalo）再到《霍比特人》，随处可见。
但我认为，那种认为儿童文学在结构或语言上不如成人文学复杂的假设是完全错误的。当然，为低龄儿童写作时，词汇和语言可能需要更简单，但这绝不意味着儿童作家不注重表达效果——不注重用最恰当的词、最出人意料的形容词或最巧妙的押韵。像《兔子共和国》（Watership Down）、《彼得・潘》、《丛林之书》、《石中剑》（The Sword in the Stone）这样的书，写得和任何成人书架上的作品一样精妙、细腻。这些书往往有意包含成人和儿童都能欣赏的内容 —— 而最优秀的作品，永远值得在不同的年龄反复阅读。
四、中国儿童文学走向英国的机遇与障碍
姚苏平：
许多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和出版商乐意进入英国读者市场。作为编辑、评论家和读者，您认为哪些类型的中国故事最能引起英国儿童和家长的共鸣？非英语儿童图书在英国寻求受众时，面临的最常见的文化或叙事障碍是什么？
萨姆・利思：
我不能自称是这方面的专家——说实话，这个问题您可能更应该问出版商。一方面，儿童通常确实会对描绘他们熟悉世界的故事产生共鸣（至少在他们走进衣柜、登上开往霍格沃茨的火车之前是这样），因此能够依托共同文化的儿童故事更有优势。但另一方面，许多儿童故事的力量源泉——民间故事——是具有普遍性的。
近年来英国最成功的儿童绘本，朱莉娅・唐纳森（Julia Donaldson）的《咕噜牛》，就是基于一个中国民间故事创作的！而且随着出版业的全球化，我们看到翻译文学在双向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英国读者喜欢莫言、刘慈欣的作品；而据我所知，《哈利・波特》在中国销量火爆，创下了前所未有的现象级出版盛况。我认为这一趋势会持续下去。
《咕噜牛》
朱莉亚·唐纳森 | 著
任溶溶 |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五、数字时代童年阅读的未来
姚苏平：
我们正经历着儿童消费故事方式的革命——从电子书、有声书的兴起，到AI生成内容的出现。您认为童年阅读的根本魔力和力量会在这些变革中幸存下来吗？在未来几十年，传统儿童图书需要在年轻人的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新角色？
萨姆・利思：
我认为一个孩子是通过有声书听故事（要知道，讲故事最原始的形式就是口头的！）还是在屏幕上阅读，其实没那么重要。故事本身才是核心。
不过，电子游戏、电视和社交媒体确实在与散文叙事争夺儿童的时间——这种威胁可能被夸大了，但确实存在。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而且在孩子婴儿时期就给他们读书会有极大帮助），帮助孩子们意识到，这些故事里有一些他们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的东西：一种独特的进入角色内心的方式；一种带有悬念、能够激发想象力的独特叙事体验，而这是无比珍贵的。儿童文学连接着我们的过去，帮助我们想象未来——我们离不开它。
姚苏平：
萨姆，您的探讨对我的启发很大。您用横跨创作、编辑与批评的全景视野，为我们呈现了对儿童文学的深刻洞见。您坚决反对将儿童文学视为成人文学的“残缺前身”，强调童年阅读是所有人阅读人生的基石，其力量源于与神话、民间故事原型的深层连接。不回避英国儿童文学传统中的殖民遗产与偏见，肯定了过去二十年间多元声音崛起的进步意义。从修辞学的角度，论证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在艺术复杂度上的平等性，指出最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永远值得跨年龄重读。面对数字时代的变革，又提出“故事本身才是核心”的本质主义观点，认为载体的变化不会动摇童年阅读的根本魔力。您的观点不仅为我们重新理解儿童文学的价值提供了重要参照，也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出版与国际传播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