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卡琳・莱斯尼克-奥伯斯坦（Karín Lesnik-Oberstein），英国雷丁大学英国文学系批判理论教授，同时担任儿童文学、文化与媒体国际研究研究生中心（CIRCL）主任。作为一名跨学科批判理论家，卡琳的研究成果覆盖众多学术领域，涵盖（儿童）文学、心理学、酷儿理论、性别理论、人类学、哲学、医学、历史学以及数学等方向。她的首部著作聚焦儿童文学与批判理论，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克拉伦登出版分社于1994年出版，书名为《儿童文学：批评与虚构儿童》。其他专著包括：《论拥有自己的孩子：生殖技术与童年的文化建构》（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8年）；另有新作《重新解读文学中的发育障碍与精神疾病》（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26年）即将以金色开放获取形式在线发布。此外，卡琳还主编多部有关儿童文学、童年研究、性别与残障研究的文集，并发表大量跨学科批判理论相关的学术论文与著作章节。
您1994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克拉伦登分社出版的奠基性著作《儿童文学：批评与虚构儿童》（Children's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the Fictional Child）提出，儿童文学中的“儿童”并非真实儿童的镜像复刻，而是一种被文化话语、成人视角与学科预设共同塑造的虚构建构。杰奎琳・罗斯（Jacqueline Rose）在其经典著作《〈彼得・潘〉案例研究：论虚构儿童文学的不可能性》（The Case of Peter Pan,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Fiction）中，同样以《彼得・潘》为核心案例论证了这一命题，指出“童年书写”本质上是一个被成人话语建构与定义的场域。这一观点在过去30年间一直是儿童文学理论界最具争议的命题之一。在当代文学中童年表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性：从残障儿童、移民儿童到数字原住民儿童，不同身份的童年形象不断进入文学视野。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的当代延展与理论生命力？
感谢您提出这个富有洞见的问题。首先我想说明，我后来意识到我第一本书的书名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误读。我并非主张“童年”与真实儿童毫无关联，而是想强调，童年始终是由“他者”定义的。任何关于儿童与童年的论断，无论来自研究者、创作者、回忆者，还是言说者与书写者，本质上都是基于自身视角的界定与建构。即便是儿童本人谈论自己的童年，也必须先理解“儿童”这一概念内涵，才能确认自身的童年身份；而这种自我言说必然是回溯性的——他们需要回望过去才能将其定义为“童年”。从这个角度来说，言说者与童年之间始终存在无法消弭的他者性距离。
也正因如此，我的观点并未改变：即便当代文学中出现了日益多元的童年表征，所有这些表征之所以仍被归为“童年”范畴，本身就意味着它们受到“童年”这一先在的文化概念的限定（尽管表征之间存在差异，但都被纳入了“童年”的统一框架之中）。无论这些形象之间有多大差异，它们最终都落入了我们对“童年是什么”的既有认知框架之中。但这并非理论的缺陷，而是“表征”本身固有的悖论：任何表征都必然预设了对被表征对象的先在认知，这是人类认知无法回避的本质。
《儿童文学：批评与虚构儿童》
（《Children's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the Fictional Child》）
卡琳・莱斯尼克-奥伯斯坦 | 著
牛津大学出版社克拉伦登出版分社
您的这个论断让我想到中国当下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于青春的感受。”其实，童年也是如此——“拥有童年”和“拥有对童年的感受”，本质上就是“在场体验”与“回望反思”两种截然不同的形态。这也是全球儿童文学学者格外关注的命题，比如蒂莫西・莫里斯（Timothy Morris）《你只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You're Only Young Twice: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Film）中探讨了童年体验与成年回忆的时间差，凯瑟琳・朗德尔（Katherine Rundell）的《即使你年纪大了、智慧过人，为什么你也应该读儿童读物呢？》（Why you should read children's books, even though you are so old and wise）则论证了成年读者通过儿童文学重返童年的可能性。这些研究都以各自的研究路径与文本视角，诠释了童年的“即时性在场体验”与“回望式反思认知”的割裂与共生，这与您提出的“虚构建构”“他者性距离”形成了跨时空的理论呼应。
我始终觉得，您是一位对“童年”本质抱有极致追问与学术执念的学者。30年前您以开创性的跨学科研究范式著称，将精神分析、神经科学、残疾研究、酷儿理论、文化研究与儿童文学研究融为一体。在您的研究体系中，这些看似差异显著的理论框架如何相互支撑、彼此补充？相较于传统文学批评，这种跨学科融合又能为儿童文学研究带来哪些独有的、不可替代的学术洞见？
我之所以涉足如此多的学科领域，核心动力源于一个发现：尽管心理学、神经科学、残疾研究、文学批评看似分属不同学科，但它们都在以自身的学科逻辑定义儿童与童年。这一共通点让我意识到，文学批评与上述所有领域并非彼此割裂，而是共享着关于“儿童是什么”的基本预设，这些预设反过来又塑造了各个学科相关领域的发展走向。
当下几乎所有相关学科，包括儿童心理学在内，都依赖一套潜在的认知主义心理学模型，这意味着它们在思考心智、感知、意识与情感的运作机制时，共享着一套完全相同的基础假设。比如，当下诸多领域都高度推崇“共情”这一概念，将其视为儿童教育与文学阅读的重要价值，但很少有人追问其话语源头——“共情”是20世纪初才从德语译入英语的术语，其德语原意与英语语境中的内涵截然不同。同样，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论中也内嵌了这些关于心智、感知、意识、情感与童年的预设，其研究结论从一开始就被这些未经审视的前提所塑造。跨学科研究的真正价值，正在于让我们跳出单一学科的局限，看清这些被遮蔽的预设。
您刚才提到的“共情”概念的话语历史，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我们通常将“共情”视为一种天然的、普世的人类情感能力，将其作为儿童文学阅读与教育的核心目标，甚至认为优秀的儿童文学必然能够培养读者的共情能力。但正如您所指出的，这个概念本身有着复杂的演变史。能否请您具体阐释一下：“共情”的德语原词本意是什么？20世纪初被翻译为英语“empathy”之后，内涵发生了怎样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语义嬗变背后的思想动因是什么？它又与儿童文学的理论与实践有着怎样的深层关联？
这是我近年来一直在重点思考的议题。关于这个概念的完整历史，苏珊・兰佐尼（Susan Lanzoni）2018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共情史》（Empathy: A History）做了非常详尽的梳理。
“共情”的德语原词Einfühlung的字面意思是“感入”（in-feeling），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的德国心理学中，描述的是观众将自己的身体感受与情感投射到艺术作品或自然对象上的过程。比如当你看到一座高耸的哥特式教堂时，你会不自觉地挺直身体，感受到一种向上的张力——这就是Einfühlung。在这个最初的定义里，共情是主体向外投射自身情感的过程，核心是“我将我的感受赋予对象”。
但在被翻译为英语“empathy”之后的短短几十年间，它的含义发生了彻底的反转。20世纪中期，社会科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重新定义了这个概念，将其转变为主体放下自身感受，去准确理解他人内心世界的能力。到二战结束后，这种“人际共情”彻底进入主流话语，最终演变成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被视为道德基石的“共情”。
这种转变的背后，是西方思想界向认知主义心理学的全面转向。认知主义预设了人的心灵是一个可以被解码、被理解的透明容器，他人的情感是可以被准确感知和复制的。这一预设也被英美分析哲学的“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 TOM）所强化，后者认为“理解他人的心灵”是人类天生的、值得追求的能力。
但这一整套逻辑存在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当你声称自己“共情他人”时，本质是宣称“我知道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是一种带有权力性的认知宣告。而这与欧陆哲学的传统形成了截然对立：海德格尔、列维纳斯等哲学家始终认为，他人心灵在根本上是不可知、不可穿透的，试图宣称自己完全理解他人，本质上是一种危险的权力宣称，是将自己的感受强加于他人的权力行为。
这一点对于儿童文学研究至关重要。当下全球儿童文学界都将“培养共情能力”作为文学的核心使命，甚至将其视为解决种族歧视、环境危机等所有社会问题的万能钥匙。但“共情”本身就是特定历史文化建构的产物。在要求儿童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学会共情”时，本质是让其接受特定的情感认知规范，却忽视了人与人之间、不同文化之间不可消弭的他者性距离——而这恰恰是我在《儿童文学：批评与虚构儿童》中反复强调的观点。那些声称“读了这本书就能让孩子共情少数群体”的论断，和“读了这本书就能让孩子树立环保意识”的说法一样，都是未经证实的意识形态主张。
您的这段话令我深受启发。您的研究始终保持着鲜明的先锋性与批判性，对成人世界加诸童年的各类“预设”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您2018年的《论拥有自己的孩子：生殖技术与童年的文化建构》探讨了试管婴儿、代孕等生殖技术对童年、血缘、母职认知的重塑。如今，人工智能与生成式媒体等新兴技术深度渗透儿童日常生活，AI生成童书、AI教育伴侣已经成为现实。您认为这些新兴技术将如何进一步改变人类对“何为儿童”的根本认知？又将如何影响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研究？
这是一个非常前沿且富有价值的问题。在我看来，塑造人工智能与生成式媒体的逻辑，其实早已参与到童年观念与儿童文学的历史建构之中。AI的本质是对现有数据的提取、重组，只能重复算法内的既有内容，无法从根本上重构童年观念。
真正的结构性变革早已发生在过去几十年间形成的全球标准化教育体系中。这些教育理念与人工智能一样，都建立在认知主义心理学模型的基础之上。2028年我将发表的长篇研究论文，论证了AI只能在认知主义心理学的框架内完成总结、归纳、主题化处理，永远无法实现真正的“阅读”。“共情”等概念在AI领域从未被质疑，正是因为它已被固化为数据中的标准化预设，成为算法无法突破的边界。未来的AI儿童文学，只会重复既有的童年观念，无法创造全新的童年想象。
您近期关于《水獭塔卡》的研究论文，深刻剖析了环保主题儿童文学如何处理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关系，批判了那些声称文学能够直接改变读者环境观念的简单化论断。在中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成为国家发展核心理念，生态教育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生态儿童文学也成为当下最活跃的创作领域之一，涌现出了大量以自然保护、动物关怀为主题的作品。在您看来，儿童文学还能在哪些方面进一步推动生态意识的培育？我们如何才能帮助少年儿童建立与自然的深度情感联结，并将抽象的环境价值观转化为实际的生活实践？
我始终坚持我的立场：我永远无法断言儿童文学能够或不能够对读者产生任何特定影响。阅读的意义完全取决于读者本身，我既无法预测他们的阅读方式，也无法预判他们的情感反馈与价值接受。任何预判文学影响的论断都带有功利性预设。
我在《水獭塔卡》的研究中所做的工作，不是告诉作家应该如何写生态文学，也不是告诉教育者应该如何教生态文学，而是分析人们关于环境、动物、童年与儿童文学提出的各类主张本身。
通过这种批判性分析，我无法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现成答案，但我希望能够帮助人们意识到：有太多观念与假设被视为理所当然，却从未被真正审视。很多看似有效的生态教育方案之所以失效，正是因为它们建立在未经检验的认知前提之上。
这是一个很犀利的看法。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的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曹文轩、秦文君、黄蓓佳等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参与国际儿童文学学术对话。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文化刻板印象的困境：比如西方读者对中国当代儿童的生活经验与精神世界的理解不够。在您看来，中国学者与作家如何才能避开文化刻板印象的陷阱，与西方同行建立真正平等的跨文化对话关系？
多年来我从中国学界得到的支持，远比从西方同事那里得到的更多，当然西方学界也有非常优秀的同行；但整体而言，中国学者对学术本身怀有的崇高敬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下的西方学界，人文学科正在被不断简化为“实用技能”与功利化产出。英国、美国的诸多高校，甚至欧洲大陆的院校，都以“无法提供高薪就业”为由关停或边缘化人文学科。这种功利主义导向对所有学科都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即便是自然科学也越来越偏向短期应用研究，而忽视了基础理论的探索。
因此我由衷希望，中国的学者与作家能够坚守这份尊重学术、敬畏人文的优良传统。在跨文化对话中，最重要的不是去迎合西方读者的刻板印象，而是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与文化视角。当你真正带着对学术、对童年的敬畏去做研究、去写作时，自然会赢得国际同行的尊重。
您的这番洞见与期许格外珍贵，也让我们深受触动。AI冲击下的人文学科转型，早已不是西方独有的困境，而是全球人文领域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人文学科的核心价值，从不在于即时的功利产出，而在于对人性、文化与存在本质的深度叩问——这也正是您数十年如一日，坚守批判理论、解构固有预设、追问童年本质的学术初心。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接受本次深度访谈。您的跨学科批判视野、对童年建构的颠覆性反思、对生态书写的冷静审视，以及对全球人文学科发展的真诚期许，都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与跨文化学术对话带来了极具分量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