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2日，董健先生突然辞世。今天是先生逝世七周年的纪念日。董健先生曾任南京大学副校长（主管文科），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荣誉资深教授、著名戏剧学家与文学史家。他坚持真理，为人正直，严肃，谦逊，学术严谨。他是学生的严师、良师，令人肃然崇敬。我是先生的“关门弟子”，深沐师恩，久久铭记，难以忘怀。特发此篇旧文，寄托对先生的深远怀念。
——题记
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地理上——某个本来并不起眼的地方或地名，对于一些人来说毫不起眼，仅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或概念；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会因为某个人的存在（或生活于此），而变得有了情感、温度、色彩，有了想象、回忆和牵挂。
丹麦，因为有安徒生这个人，它就变成了童话一般神奇而美丽的国度。它的古老城市的每一扇门里都会走出精灵，它的森林里的小木屋是用面粉、奶油和巧克力做成的。国内的某一个城市，因为某个或某几个好朋友生活于此，你就会觉得这个城市即使偶尔想起来，也会倍感亲切。更不要说坐车路过，即使不下车，也会忍不住发条微信、打个电话。即使因为某个特殊的原因，什么也不去做，心中也自然会因为这位朋友的存在而生出一份思想，并备觉温暖或温馨。即使是同一个城市，某些地方也会因为某一些特殊的人的存在和某一段特殊的记忆，而觉得一切与众不同。比如，每每坐车或开车经过龙江小区，我就会想起我的硕导胡若定老师和很多老师大致还生活于此。偶尔从北阴阳营的门前道路经过，我会不自觉地寻找和辨认它那不易察觉的大门，因为包忠文先生曾经久居住于此，虽然他搬离这里已有很多个年头了。而每次从北京西路经过南大二号新村，特别是南大北门与二条巷之间的那道斑马线时，我就会想起董健先生。我曾经多少次从此经过，等候红绿灯，拐进狭小且拥挤的二条巷，大概前后300米左右，即拐弯爬上一个小坡，进入二号新村的大门，停车，上楼，敲门……如果是白天，我知道董健先生可能正在他那狭小的客厅或书房里；如果是傍晚，我会猜想，董健先生也有可能与师母华老师在小区里散步，或者正在吃他们简单得近于寒伧的晚餐；如果夜更深一些，我知道有一个亮着灯光的窗口，是属于董健先生的，他在阅读或者写作。尽管每次都是因办事而在匆忙间经过，一次也没有打电话，或者拐弯上楼去看他，但我知道董健先生就在那里——而且，似乎永远都会在那里。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感体验。每次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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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知道董健先生，大概是1991年。我准备报考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根据李冯和张生二位学长的推荐，我在南大出版社购买了一套名为“新时期小说研究”的丛书，它们分别是：胡若定教授的《新时期小说论评》、丁柏铨和周晓扬教授的《新时期小说思潮和小说流变》、黄政枢的《新时期小说的美学特征》。其中，《新时期小说论评》的作者胡若定先生，即是我后来的硕士导师。
这一套丛书的阅读，让我视野大开，对于新时期文学特别是小说有了较为系统的认知，弥补了在知识结构上的诸多不足和盲点，收获良多。这套丛书的“序言”系董健先生所作。序言没有标题，也就是简单的“序言”二字。但对于我来说，这篇文字篇幅较长的“序言”让我深受震憾——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醍醐灌顶”，而是有如电闪雷鸣、五雷轰顶之感。
在这篇长序里，董健先生讲到了思想解放运动、新时期文学的时代精神以及启蒙问题。他说：“什么是新时期文学的时代精神呢？我认为，这种时代以社会主义对‘人’的发现和思想的新觉醒为前提，以认识和提高国民文化心态为要义，以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原则为基石的新人本主义和新启蒙主义精神。”他认为，“思想解放就是启蒙，就是人的新觉醒”。同时，他还提出：“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启蒙有两种类型：一曰感性的、政治行动导向型的启蒙，一曰理性的、文化心态塑造型的启蒙。前者是初级的启蒙，见效快而不彻底，可以在全民文化素质低的基础上进行；后者是高层次的启蒙，见效慢而彻底，只有在全民文化素质较高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其时，我正在乡下教书，自命自己是一名“倪焕之”式的现代“启蒙者”，并自创一套启蒙“细胞分裂”学说，聊以自我安慰或自我激励。但是，作为一群乡间童蒙的“句读之师”，我的“启蒙”理想不仅起点太低，而且显得太过艰难，几无成效，自己却因此陷入窘迫之境。董健先生的这些思想对于我来说，如同拔云见日。“我认识到，我现在所做或试图做的，过多着重于现实层面的工作，只是属于‘感性’的启蒙；而从思想研究方面入手，从事‘文化心态塑造型’的启蒙，才更有意义和价值。如果要做到这一点，我就必须考上研究生，从而获得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也才能获得从事‘文化心态塑造型’启蒙的资格。于是，考研的最大意义在此得到体现。我明白了，考研不仅是为了摆脱目前的困境，也不仅仅是为了当一名学者或者作家，而是为了更好地为启蒙事业添砖加瓦。”（《一个诗人的启蒙札记》，博士论文《激流与残冰——启蒙视域中的1990年代中国大陆戏剧》的后记）这套丛书以及这篇长序，让我坚定了报考南大的决心，并在将来能在更高的层面上致力于理性、文化心态塑造型的启蒙。
这是董健先生对我最初施加的影响，或者说是“启蒙”吧。启蒙，字面意义即是：让光亮照进黑暗之所在。但对我来说，这光，却不是一般的灯光或阳光，而是有如一道伴随着霹雳之声的蛇形闪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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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想到的是，在十数年之后，我能成为董健先生的博士研究生。2003年，董健最后一次招收博士生。他那年有三个名额，但仅招收了我一人。于是，我成了人们常说的所谓“关门弟子”。
关于董健先生，有两个看似相反的传说。一是江湖上的传说，董健先生对学生极其严格，有“董大刀”之称。据说，学生都很“怕”他。二是我的师兄、师姐们的说法，我们能够读董健先生的博士，这都是前世修来的福报啊。这就是“敬”他了。这两者合起来，也就是所谓“敬畏”了。
我很快就体验到了董健先生对学生的严格和对学术的严谨，没有任何勉强和放任。我有几个小故事，从中可见一斑。第一个故事，关于研究方向和论文选题，我一直在电影和戏剧之间有一些摇摆不定。而且，我私心里有些偏爱电影，至少比戏剧容易看到。有一次，我向董健先生请教。他很简洁而明确地回答我，与戏剧相比，电影的文学因素相对较少。如果仅从文学角度来研究电影，写硕士论文尚可，但不足以写作博士论文，除非从表导演的角度。一切不言而喻。我确实不具备从表导演角度研究电影的知识准备和功底。这里没有任何商量和妥协的余地。从此，我不再做他想，一心在戏剧里做文章。
第二个故事，我的论文第一稿。我的论文初稿写好以后，因为自觉非常不成熟，一直不敢拿给董健先生看。但因为三年的毕业期限在即，时间非常紧迫，董老师开始催要了。我说，论文还太凌乱，不成形，不成熟。董老师说，你让我先看一下吧。我想，董老师肯定是心里对我没有底，才要先了解一下论文的实际进展情况。于是，我把论文稍作修改，编排后打印了厚厚的一份。我也没敢直接面交，而是放在他在南大文学院的个人邮箱里。过了大约十天左右时间，董健先生打电话约我面谈。我到了董老师家里，他把论文初稿直接递给了我，只简单地说了一句话：“这个论文不行！”就这一句话，其它什么也没说。他没有批评我，也没有提什么具体的指导意见。这就是说，我被一刀斩于马下。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第三个故事，关于博士论文里的一个注释。我引用了鲁迅的杂文《娜拉走后怎样》里的一段话，注释引自《鲁迅选集》。但我所用的版本是西藏人民出版社的，这是1997年我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一个图书展销会上买的，价格便宜，但印刷错误不少。董健先生认为这个版本不权威，至少应该使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即使不引自该文的原刊。同样，他的语调平缓，没有命令，没有强制要求，但一切却是不容置疑。本来，我可以到图书馆查阅并做上注解。但是，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没有一个权威的《鲁迅全集》版本，确实有些说不过去了。正好青岛路上的万象书店还剩最后一套，我花了将近1000元钱购买回来，版本、印刷、装帧确实都非常精美。根据这个版本，做完了这条注解，我心中大安。如今，我每次翻阅这套《鲁迅全集》，都会想起这段往事。董老师的严谨和严格，细到论文里一条注释的引用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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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董健先生，我们所有的学生几乎都怀着敬畏之心。至少，我是这样的吧。
我记得刚入学的时候，第一次与董老师见面。他没有说太多的话。这也是董健先生的风格，总是简洁、明确，直击本质。他给了我一张书单。这是博士期间必须要读的一些书。除了中外戏剧作品、戏剧史、戏剧理论之外，还包括哲学方面的一些书目，比如黑格尔等的相关著作。应该说，这个书单包含文、史、哲等方面诸多内容。“这上面的书都要读的”，他递给我书单时，很平静地说。话很简洁，甚至简洁到没有加上修饰的“认真”二字。一个陈述句式，我听出了祈使句的意味。这是命令，不是通知，更不是协商。他没有谈什么读书的重要性、意义，也没有说读博的其它要求，甚至都勉励我的话都没有一句。第一次见面就这样结束了。我心里明白，这个书单至少够我读上一两年的。
董健先生指导学生采取的是让学生独立思考并“授之以渔”的方法，对于一些有争议或探讨空间的问题，他自己往往不做任何结论。除了他所认为的原则性问题，才会表明自己的态度。因此，平时的学术指导，往往以聊天和讨论的方式进行，不像是在上课或辅导，且一般都没有现成的答案或结论性的回答。这有助于学生的独立思考和研究。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启蒙视域中的1990年代中国大陆戏剧”，即源于董健先生的一篇文章以及一次聊天所受到的启发。当然，“启蒙视域”是后来所加，最初只是“1990年代中国大陆戏剧”。
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董健先生会主动给我推荐一些书籍和文章。我在读了以后，自然会受到了启发。比如说，董健先生先后给我推荐了陈乐民先生的《启蒙杞记》《对话欧洲》等书，还有许苏民的文章《祛魅·立人·改制——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三大思想主题》等，这些书、文均对我的写作和思考大有启发和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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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健先生很严肃，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似乎也从没看过他跟别人开过任何玩笑。对于学生来说，他很少会直接批评，但也很少表扬。他是一个有独立价值判断的人，观点鲜明；同时，他又具有学术民主和学术宽容的精神，允许不同观点之间的讨论和争论。因此，他在学术界和思想界有着很高的学术威望和影响力，但绝不是有人说的所谓“学霸”或“学阀”。
我的论文选题的确定，一下子就得到了董健先生的首肯。最初，我觉得异常兴奋，感觉这个选题并不难做，一是1990年代相去时间不远，资料易于收集；二是我的硕士论文也是涉及1990年代的，虽是关于新时期小说的作家作品论，其间尚有相通之处。但这种兴奋在不长的时间里，即消逝得无影无踪，代之而起的是巨大的困惑和迷惘。这就是1990年代的全部复杂性。正如我在论文的“导论”中所说：“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概括或描述1990年代的总体时代特征，那将是十分困难的。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这是一个世纪的结束语，也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篇。这是一个多元化和全球化的时代，是一本多声部的乐章。这也是一个社会发生剧烈变革和重大转型的年代。一方面激流喷涌，一方面残冰未化；一方面充满了革命性的变化和变数，一方面又弥漫着保守和反动的迷雾。它充满着喧哗与骚动，痛苦与迷惘，选择与无奈，坚守与放弃，旧死与新生，批判与继承，保守与激进，革命与反动，变化与恒常。”
我一下子身陷于历史、现实以及思想的激流与漩涡之中，晕头转向，无法自控，犹如一片秋叶。在这个情况下，我找到了“启蒙”这根救命稻草。“对于1990年代戏剧的研究，作者认为，除了把握1990年代社会转型和多元化的大背景外，最为关键和紧迫的问题是，必须找到一个正确、有效的价值标准或者说价值尺度。这个价值尺度并不难找到，那就是以‘人’的自由解放为核心和唯一指归的现代启蒙主义思想。”（《激流与残冰——启蒙视域中的1990年代戏剧·导论》）然后，启蒙并不是我所一知半解的那个“启蒙”。在我当时所能找到的评论资料里，对于1990年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多是是批判为主，即使以启蒙为价值尺度也是如此。主要把1990年代与此1980年代进行纵向对比研究，肯定1980年代，基本否定1990年代，认为1990年代及其作品总体上是物质的、欲望的、堕落的。而我从自己的直觉出发，认为这种物质化和欲望化，正是时代的一种特征和需求，它是中国社会发展之所必须，是个人解放之重要基础。其实，它应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中国在“文化泊来”的过程中，“后发劣势”导致了文化选择上的偏差或偏仄，“五四”新文化运动更多地强调了18世纪以来的欧洲启蒙运动，而忽略了文艺复兴运动这个欧洲启蒙运动的前提和基础。于是，我提出了“感性启蒙”（“肉身化启蒙”）的概念，以此与“理性启蒙”相对应。我的基本认知是，1990年代是一个“感性启蒙”的时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启蒙“补课”，这是启蒙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仿佛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把我的这些想法向董健先生汇报。我以为这会得到董健先生的大加肯定和赞扬，但没有想到董健听完之后，略为沉默了一会儿，说：启蒙都是理性的，怎么可以说“感性启蒙”呢，“感性的启蒙”就不能说是启蒙。于是，我争辩说，“感性启蒙”的表现形式是感性的，但其内核当然是理性的。比如，人不吃饭就会死，没有性爱人类就不能繁衍并最终灭绝。这些都是最大的理性，无需证明和争辩的理性。其实，我当时的思想还是很有一些混乱，也难以一下子把所有的东西都表达得十分清晰和富有逻辑性吧。再说，这个“感性启蒙”概念的提出，似乎也是“颠覆”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的启蒙概念和定义。我与董健先生发生了“争执”，我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只是表述上不够清楚，但事实就在那里，真理就是真理；而董健先生对我很重的一句评价是，“你这是胡说八道”。在不自觉之中，我们两人的嗓门越来越大。这时候，师母华老师从隔壁房间走过来，从门口探出头来，从质询的眼光看着我们，说：“你们师生两个在干嘛？”我这才意识到我说话的嗓门大了，惊动了华老师。正在我不知如何作答的时候，董健先生轻描淡写地说：“我们在讨论问题呢。”意思是，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于是，师母又用狐疑的眼光打量了我们一眼，然后，退了出去。我想，师母的潜台词一定是，有这么大声讨论问题的吗？
最后，董健先生说，你提出新的观点没有问题，只要符合学理、自圆其说就行。他没有否定我，没有叫停。于是，我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向前拓进，目标就是让它既符合“学理”，又符合现实。在这个痛苦的自我折磨的过程中，董健先生给我很大帮助，他建议我把“感性启蒙”（“肉身化启蒙”）改成“世俗化启蒙”。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概念，它既与文艺复兴运动相打通，又规避了启蒙的“理性”精神内核问题，避免了相关概念内涵、外延上可能的“歧义”和“旁逸”。
在很久以后的有一次闲聊中，董健先生突然对我说：你是对的。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心里猛然一震，眼泪差点流了下来。接着，董健先生还援引了一些亲身经历的事例，讲述了自己对此问题的一些感受和思考。在给我的最后论文评语中，董健先生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世俗化’启蒙和‘双重祛魅’问题的提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为当代戏剧研究打开了新的思想通道。”从争论，到宽容，再到最后的认可，这个“三步曲”充分体现了董健先生的学术品格、学术精神和崇高的人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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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视域中的1990年代中国大陆戏剧，这个论文选题耗费了我的大量时间和心力。其实，我对于1990年代戏剧以及启蒙问题，均缺少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因此，要完成这个课题即意味着“双重补课”。
我花了差不多两年时间，阅读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一个文学专业，几乎读成了哲学专业。我是三年的学制。结果，我读了整整六年。这也是后来，我想读博士后时，董健先生说，你读哲学吧，文学没必要再读了。
在这个过程中，董健先生的眼睛不行了。在我的论文写成之后，他已经无法正常阅读了。因此，我的论文是一句句地读给董健先生听的。我来到南大二号新村董健先生的家，两个人坐在客厅里，我读一段，董先生听一段。没有什么问题，继续读下去；如果有问题，董健先生就会马上喊停，指导几句，或者让我再读一遍。董健先生在椅子上坐得笔直的，像往常一样，无论是坐着或是走路，他总是挺直着腰背，像是一个军人一样。他就这样坐着听我读自己的论文，往往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我真的很是惭愧。许多次，我会悄悄抹去自己眼角无意中渗出的某些水分，虽然我知道他并不能清楚地看见。我觉得，由于我论文的延迟，让董健先生跟着一起受罪。我觉得我是不可原谅的。这样的时间，延续了很久。每次，约好了见面的时间，我即开车来到董健先生家里。我读论文，董健先生听论文；他指导，我记录；其间，还有一些讨论和交流。我几乎是董健先生手把手教出来的。在所有的师兄师姐中，我可能是与董健先生相处时间最久也最多的一个。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我最大的幸运，还是极端的不堪。
我听师母华老师说过，董健先生因为眼疾的问题，在家中有时也会情绪和脾气不好。这是可以理解的，董健先生是性格刚强的人，他怎么能安心接受命运这沉重和意外的打击呢？但是，在论文指导的过程中，董健先生竟然一次没有跟我发过火，就连带情绪的或重一点的话也没有说过。董健先生是一个毅志力和自控能力很强的人。因为看病难，我曾提出开车送他去医院看病，或者帮他挂号，他竟然一次也没有答应或给我打过电话。他是不要学生帮他做任何事情的，这与我们日常把导师称作“老板”，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董健先生即使患有眼疾，仍然坚持读书和写作。有时候，是系里安排的研究生给他读书、读报；更多的时候，是师母华老师直接给他读。他们两人相互依伴，在晚年的时候，师母变成了他的“眼睛”和拐杖。当然，我也主动提出来给他读书、读报，但他坚决不肯答应。他说，你好好写论文吧。因此，每次与董健先生聊天，他对最近国际国内发生的大事件，包括学术圈里的那些事情，他都了如指掌，并有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评价。而每有学术会议，董健先生也都尽力参加，不使自己与学术前沿相脱节。偶尔，我与董健先生在会议上相遇，在走路时，每遇到上台阶或者道路不平时，我想上去扶他，他都坚决予以拒绝。他说，我走路还是看得见的。我知道，他是一个十分要强和倔强的人，不想让自己像个病人一样，需要别人去加以照顾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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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健先生不仅教给学生知识、思想和学术能力，更着意培养学生的人格和品格。这一点，他的身教胜于言传，率身垂范。他一身正气，有胆有识，敢于批评。因此，他很多时候的“不合时宜”，正是一名现代知识分子良心和良知的体现，更是他对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拳拳之心。他是优秀的学术专家，也是思想家、教育家，优秀的中共党员和高校领导者。
我听过很多关于董健先生的故事或传说。他的正直和耿介，他的无畏与无私，在这些故事里均有具体体现。这些故事，都是我听来的，不需要我来书写。
这篇题为《思想者的独语——读董健〈跬步斋读思录续集〉》的书评，写于2006年7月，可以代表我对董健先生的思想和人格评价。该文曾发表于《扬子晚报》“读书”栏目。
《跬步斋读思录续集》是南京大学出版社继“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后出版的又一本好书。该书面市后，不仅获得很多好评，而且销售很快。
该书也是董健先生《跬步斋读思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之后的第二本评论、随笔集，分为“说大学精神”、“招戏剧之魂”、“世相偶揭”、“谈文说史”、“序文选编”五个部分。
作为曾经的大学领导者，董健先生以正直、刚正而闻名；作为著名的学者和戏剧理论家，董健先生以严谨、求实而著称；而作为一位具有启蒙主义或人文主义倾向的思想者，董健先生则显示了他的犀利、敏锐和深刻，具有他所积极倡导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战斗精神和忧患意识。
作者提出“‘立人’则为大学之本”的命题（《“立人”为大学之本——写在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日子里》），又说“大学之大，不是大在高楼大厦，不是大在办学规模大，而是大在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创造的空间大。”（《教育忧愤录》）他批判中国当代戏剧精神的萎缩（《论中国当代戏剧精神的萎缩》），批判流行的清官皇帝等影视剧对公民意识的颠覆（《流行影视剧对公民意识的颠覆》），批判学术的腐败和堕落（《抄袭：精神的疲软与麻木》）。他站在启蒙者的立场上，批判一时非常时髦又极度盎惑性的“二后”、“二新” （新儒学、新左派、后现代、后殖民）的理论及其鼓吹者，揭示它们其中包含的反现代思想。他重提“五四”启蒙主题，呼唤“立人”和“人的现代化”。
这本书充分显示了作者作为时代思想者的可贵品格。在我们这个物质化、身体化、娱乐化的时代，心灵日益成为荒漠，灵魂变成空壳，思想成为孤独、疲软和苍白的代名词。作为思想者，他要用他高贵而圣洁的思想，充实虚无的现实空间；要用心灵的一抹鲜红，点染时代的苍白。正如著名戏剧家沙叶新《知识分子能感动中国吗》的序中所说：“凡此种种，无一不显示了作者的公共性和批判性，显现充沛的人文主义”。这本书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感动，更是理性的穿透。
正因为这些思想，这本书似乎带有了几分“危险”，几分“火药味”，甚至还有几分不合时宜的“偏执”。这是对我们习以为常的保守和平庸的一种挑战，而思想者的勇气和胆识，也就自在其中。巫术和迷信当道的时代，自然科学无法发展。试想，没有独立而自由的思想，没有批判和怀疑的精神，又何谈人文社会学科的繁荣呢？
这些文章是跬步斋里孤独的自言自语，而一旦公开发表和出版，它们就成为一声声的呐喊，成为穿透云隙的太阳的光芒。
但愿它们能震撼我们的时代，但愿它们能感动更多的心灵，但愿它们的启蒙主义的思想之光，照亮我们灵魂中的幽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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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健先生是学问家和思想家，也是教育家。他是一个努力实践的人。在“知”与“行”之间，董健先生主张努力实践，避免坐而论道。大概是2006年，南京大学与上海戏剧学院联合召开了一次戏剧国际学术研究会。会议结束，在上海开往南京的火车上，董健先生说过这样一个话题：要培养“学生官”。他的意思并不是让学生去“读书做官”，而是说，学生不能只是关起门来自己做学问，也要尽力做一些行政工作，从而在实践中有所作为。事实上，在学术研究之外，他自己也是做行政的人，曾长期担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和分管文科的副校长。
自从毕业之后，我几乎每年都要到二号新村去看一两次董健先生。他的思维清晰，除了眼睛之外，身体也十分的硬朗。这让我特别感到放心和欣慰，觉得像他这样的身体，活到九十岁、一百岁都不成很大问题。去年春天，我正忙着新闻学江苏省品牌专业的结项工作，一直拖着没有能去看董健先生。我准备了一盒“明前茶”，也一直没有能够带去。直到有一天，我正在家中写作品牌专业的评审材料，突然收到蒋广学老师的微信：“王勇同志：董健老师于昨日上午逝世，明日火化”。在卧室里（写作时，为了避免打扰，我把手机放在了卧室），我很平静地读完了这条短信，很短很短的一条短信。然后，我转身去了书房。我从烟盒里取出一根烟，点燃，刚刚轻吸了一口，我的眼泪就在突然之间滚滚而下，不可遏制。我明白了一个事实，董健先生在突然之间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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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健先生的追悼会，并没有公开的通知，只是私传。因为，根据董健先生的生前遗嘱，不搞追悼形式。但是，他的许多师友以及学生还是从四面八方赶到了南京，包括那些远在海外的人们。许多高校、研究机构都发来了唁电，给予他董健先生极高的评价。据说，董健先生的去世，一切都没有预兆，一切都很突然，让人猝不及防。
在追悼会上，我看到了师母华老师。她由两个人搀扶着，显得十分的衰老和虚弱。她是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西班牙语教授，本身也是优秀的学者。她与董健先生朝夕相处，伉俪情深，相互扶持。每次，在我们去他们家里的时候，师母华老师都会给我们倒茶，削水果，然后一个人悄悄地退了出去。她几乎从来不参加我们的谈话或者讨论。
在董健先生去世数月之后，丁芳芳、胡静和我相约去看师母华老师。这时，她已经从南大二号新村搬到五台山的一个小区。这一次，我的印象是，华老师显得十分乐观，她平静且微笑着，谈到董健先生去世的事情。其实，我们在心里深深地知道，华老师只是做出十分乐观的姿态，好让我们放心她。我们心里很难过。董健先生的去世，对她来说，打击和损失都是不可估量的，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就从这样的悲痛和悲哀之中轻易地走出来。至少，在每当红日西沉，黄昏降临的时候，董健先生不能再陪她在二号新村狭窄的道路上，散步、聊天了。
董健先生已经去世一年多了。世界一切照常，日升月落，秋草春花，人来车往，上班吃饭，功名利禄，爱恨情仇，躲进小楼成一统，三观对立又何妨，滚滚红尘里，依旧是那个人间。许多大事小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又迅速地成为了过去，痛苦也好，快乐也罢，都被人们迅速地遗忘。一些人在艰难挣扎，一些人在浑浑噩噩，一些人在醉生梦死；一些人依旧蒙昧和野蛮，启蒙之光始终无法照亮他们心灵中的黑暗；一些人虽自诩精英，却化为了真正的现世妖孽，制造着各种乱象；一些人在沉默中，一天天消沉，失去了思想、行动的勇气与能力……另一些人，虽然是极少数的一群人，却在认真地生活、思考和战斗，或在愤怒中拍案而起，或在痛苦中陷入沉思。
我还会经常路过北京西路。我知道，在南大新闻大楼的对面，就是二号新村。在我的幻觉里，董健先生还住在那里，每天听人读书、写作、会客、散步。但我的理智知道，他已经不在了。这个时候，我往往悲从心来。因为，他不仅是我们作为学生，失去了敬爱的老师。中国，也因此失去了一位铮铮铁骨、释放出灼灼思想光华的人文知识分子。
2020年3月24日-8月5日
附录：董健先生简历
董健（1936—2019），山东寿光人，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荣誉资深教授、著名戏剧学家与文学史家。
1962年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65 年同校中文系硕士毕业，留校任教。历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校长，戏剧影视研究所所长，教育部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任。1987 年升教授，1990 年获评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话剧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等职。长期深耕中国现当代文学、戏剧史论与启蒙文学研究，治学贯通文史与戏剧美学。
著有《中国现代戏剧史稿》《田汉传》《戏剧艺术十五讲》等，成果获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省社科一等奖等多项大奖，是中国现代戏剧与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标志性学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