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访谈•《华文月刊》总编王继庭对话作家刘香河
受访人：刘香河，本名刘仁前，江苏兴化人。文学创作一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荣誉会员、欧华新移民作家协会会员。迄今为止，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大家》《天涯》《钟山》等发表作品400余万字。曾获全国青年文学奖、施耐庵文学奖、汪曾祺文学奖、中国当代小说奖、紫金山文学奖等。著有长篇小说《香河三部曲》，小说集《谎媒》《香河纪事》《香河四重奏》，散文集《楚水风物》《生命的年轮》《五湖八荡》等多部，主编《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多卷。长篇小说《香河》被誉为里下河版的《边城》，2017年6月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搬上荧幕，获得多个国际奖项。2023年9月，《香河三部曲》英文版、中文繁体版面世。
访谈人：王继庭，《华文月刊》社长、总编，江苏北鸿影视文化传媒公司董事长。20世纪70年代从事文学创作，发表作品1000余万字，出版专著32部，2015年投身影视，发表影视剧本11部，拍摄完成3部。
潜心构建“香河”文学地理
——刘香河创作之路40年回望
《华文月刊》记者：刘香河先生好！欣闻今年是你从事文学创作40周年，很想和你聊聊这40年来，你从事文学创作的心路历程，特别是在读者和专家中已经形成广泛影响的“香河”文学地理构建。请问，你的“香河”文学地理，主要包括哪些作品？
刘香河：从长篇小说《香河》，到《浮城》、《残月》，我完成了以“香河”为基地的长篇三部曲的创作，拿出了70多万字的《香河三部曲》，由此被著名学者丁帆先生誉为用长篇书写里下河历史变迁的第一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短篇小说《故里人物三记》在全国获奖，到当下《喊工》《大瓦屋》《罱河泥》等15个系列短篇小说所构成的短篇小说集《香河纪事》，再到2020年新近发表的中篇小说《月城之恋》《相逢何必再相识》，以及新近出版的中篇小说选集《香河四重奏》，我不仅完成了“香河”书写在小说体裁上的全面涉及，而且完成了对“香河”这一文学地理的更深入更深情的挖掘。
细心的读者朋友们可能会注意到，在我的长篇小说《香河》的扉页上有这样一句话：“谨以此书献给故乡死去的和活着的乡亲们”，到了2019年10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香河纪事》的扉页上也有一句话：“向生我养我的故乡奉上痛切心扉的爱”。有评论者对此这样评价：“当中国进入现代化转型的时期后，乡土文明的整体性开始渐次破碎，甚至逐渐消逝。刘仁前深切地意识到这一点，他选择了一种自然实在的文风书写故乡,以极为质朴的文字将乡土世界的整体性经验记录下来，让那些平凡的香河人在日常生活中焕发出独特的光芒，建构出一个独特的香河世界。”
当然，我的“香河”文学地理，还应包括我的散文创作，主要有散文集《楚水风物》《爱上远方》《那时，月夜如昼》《生命的年轮》《五湖八荡》等。
《华文月刊》记者：请你谈谈，你是从何时开始“香河”文学地理构建的呢？
刘香河：我致力于“香河”文学地理的构建，其足迹可追寻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中后期。当时的我，也才二十六七岁，其身份是一个农村乡镇的团委副书记。因短篇小说《故里人物三记》参加《中国青年》杂志举办的全国小说征文获得二等奖，才有机会第一次去了首都北京。第一次去了，就到人民大会堂领奖。这对于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农村青年来说，无疑是幸运的。让我感到幸运的还有，《故里人物三记》得到了著名作家陈建功先生的肯定。陈建功先生为《故里人物三记》写了点评。他在点评中第一次把我的小说和汪曾祺先生的创作风格联系在了一起。陈建功先生不仅对我小说中白描手法的运用给予了肯定，而且指出学汪曾祺先生者众多，将“汪味”学得如此到位的还不多。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励。这同时也让我确立下了书写“香河”文学地理之目标。
《故里人物三记》发表还是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当时，全国各地来信，每天都有。我家的小巷子一下子热闹起来。当然，农村里面邻居们也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来信比较好处理，挑重要的写个回复，跑到门上的就有点麻烦。要招待人家吃饭啊，说实在的那时候没条件“下馆子”，多数时候是在家里下碗面条，为表示主人的歉意，我母亲会在面碗里加两只鸡蛋。在我的记忆里，这已经是不错的生活了。当然，来访者根本不在意吃了什么，人家是冲着小说来的，交流才是最重要的，聊一个通宵是常有的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连云港的一位作家。他倒不曾跑到门上来，而是抓住我一次去连云港开会的机会，径直找到了我开会的酒店，问，“你是不是写小说的某某？”紧接着一句，惊到了我，“你的《故里人物三记》我都能背。”这件事情发生时，距离我的小说发表已经过去10多年了。人家还对我的小说如此厚爱，能不惊讶吗？惊讶之余，我开始思考自己的“香河”文学地理该如何构建。
《华文月刊》记者：从刚才的介绍中，不难看出，你的“香河”文学地理主体作品应该是你的三部长篇小说构成的《香河三部曲》，而根据《香河》改编的同名电影多次央视电影频道播出，参加过多个国际电影节，获得佳绩，值得祝贺！请你先谈一谈《香河》的创作，以及电影《香河》获奖的具体情况。
刘香河：2005年前后，我开始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香河》的酝酿。《香河》30多万字的写作，我只用了短短四十天，就顺利完成了。整个写作处于一种井喷状态。这里要说明的是，我在这40天里，是一边工作一边创作的。算下来，每天要写8000字。当时我已经担任泰州日报社副总编，公务忙是一定的。但，进入创作状态之后，小说所再现的那种氛围，那些场景、人物，一进去，他们就都自由活动了，根本不需要我作什么苦思冥想。作家跟着人物跑，这种状态我真正体会到了。这种状态对每个作家来说都是可遇不可求的。那段日子里，我上班后把电脑打开，U盘插上去就写。有人来办事，可以随时接待。事情谈好了，来人一走，转到电脑跟前，继续创作。有一个细节，很值得一提：我是用“五笔”打字的，我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动，前面一句还没有打好，后面的人物语言就已经出来了。打字的速度，跟不上人物所要诉说的这种速度。当时，我还戴着手表，表在手腕上都感到重，必须除了再去敲打。一块表，在手腕上，明显感到了沉重。
《香河》出版后获得了第六届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引起了《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艺报》《文学报》《中华文学选刊》等多家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站的关注，在《香河》研讨会上，来自北京、上海、江苏等地二十多位著名作家、评论家、电影导演对这部具有浓郁里下河风情的“原生态”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香河》被誉为“里下河版的《边城》”，“里下河风情全息图”。
2017年6月，《香河》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搬上荧幕。此后，电影《香河》走进北京电影学院举行专家观片研讨会，获得了来自北大、清华等影评界专家的充分肯定和赞誉；登陆国家广电总局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面向全国农村作公益放映；入选第27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新片展映单元之后，多次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应邀参加温哥华国际华语电影节、开罗国际电影节、南非国际电影节、伦敦电影人国际电影节、俄罗斯外贝尔加湖国际电影节等多个国际电影节。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11月，《香河》代表中国电影亮相第40届开罗国际电影节，参加持续三天的“开罗中国电影之夜”活动。2019年春节，泰州电视台、兴化电视台等多家电视台共同推出了“大年初一看《香河》”活动，让电影《香河》在家乡引起一波观影热。
电影《香河》先后获得了6项国际电影节奖项提名，并在俄罗斯外贝尔加湖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女演员奖。凡此等等，《香河》正在散发其特有的魅力。
《华文月刊》记者：作为《香河三部曲》的第二部《浮城》，与第一部《香河》有什么不同呢？我知道这部长篇获得了施耐庵文学奖和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专家对《浮城》又有怎样的评价呢？
刘香河：《香河》结束的地方是《浮城》的开始。在《浮城》中，我的视点上移了，《香河》的视点是最基层的村子，而《浮城》的视点从村子到了乡镇，到了县城，但它呈现的仍然是里下河地区的景观，自然的、人文的和政治的。《香河》中青涩少年柳成荫大学毕业后几经磨炼，到了《浮城》里，已经成了楚县的县委书记。所以，有出版商曾建议将作品按当下流行的“官场小说”来出版。这显然是对作品的有意误读。《香河》与《浮城》在故事时间上的无缝对接不是偶然的，我试图勾勒出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完整的乡村社会生态全景。所以，《浮城》并不是官场小说，它的着眼点是非政治学，而是乡村社会学与文化学的，它延续了《香河》的美学风格与意义图式。如果从官场小说的角度讲，现在再回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没有什么看点，因为现行的社会结构、政治生态与为官策略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作为一种生活记忆，中国最重要的基层政治标本，我的书写仍然是有意义的。《浮城》中写到的百年一遇的洪水，对各市县领导人的任职、起伏、命运和他们对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有着清晰的记忆。这是一种来自传统的知识自觉与历史思维，是一种中国特色的集体记忆模式，具有一定的普遍的意义。
自古以来，一个地方的言说都是由这样连续的“微观政治史”构成的。不过，这些历史、知识与记忆，这种“微观政治史”以有别于“正史”和文书档案的方式被传播和书写，它们被生活化、细节化、个体化、传奇化和情感化了。其实，这也是小传统对大传统的一种解构和重塑。这样的叙述其实是一种策略，政治有时不过是一个符号，是一种叙事的线索，通过对农村与乡镇的政治人物的叙述，人们可以方便地将一个时期的生活整合串并，使本土历史单元化，人们通过这样的叙述进入富于本土特点的话语情境和交流空间，而个人的体验和创造性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其间。
《浮城》中的不少故事和场景，其原型都为我所熟悉。而那段岁月对我来说，是成长和改变人生的关键时期，我以文字的形式来纪念它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著名文学评论家汪政先生在评论《浮城》时说，“对于里下河地区的读者来说，它是一部断代史，它以个体书写的方式在为一个地方作传。”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县级政治的许多故事，看到在当年乡村还较为封闭、稳定的情形下的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方法。它不可能单纯地在政治层面运作，必然牵涉到乡村隐蔽的权力、宗族、人伦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不管你在哪个位置，你都不可能只是一个官员，你会被赋予多种身份与角色。《浮城》从柳成荫由邻近的清江市调回自己的家乡楚县任县委书记开始着笔。这里是他的故乡，有他的父亲母亲、亲朋好友，有他的同学发小、昔日的恋人。每个官员和属下都是有故事、有来历的。柳成荫的每步施政都要面对这些人和事。所以，我没有把柳成荫单纯地作为一个“政治人”来刻画，他也不可能这样。于是，柳成荫不能不与昔日的恋人陆小英重叙旧情，也不能不考虑到父母、熟人的感受，不能不与那么多关系和权力周旋，面对乡亲们的劳动与希望，他在洪水面前甚至丧失了“大局观”，以悲剧的方式结束了在故乡短暂的政治生涯。所以，与其说作品在写柳成荫，不如说是通过他展现那个年代里下河地区的风俗史和人情史。
相较于《香河》里的香河村，《浮城》里的楚县更为广阔，我自然是将它作为里下河风土的典型来书写的，因此，笔法与前者稍有不同，有论者认为，《浮城》更硬朗，更概括。如果说《香河》以画面和气氛见长的话，《浮城》则以线条知性为胜。这部书出版后，先后荣获了施耐庵文学奖和紫金山文学奖，并且成为泰州地区首部荣获紫金山文学奖的长篇小说。
施耐庵文学奖评委会写给《浮城》的颁奖辞是这样陈述的——
“刘仁前的《浮城》是他乡土写作之旅的延续，他再次用他的“香河”叙事完整地呈现了以乡规民俗为依托的小传统下安全而自足地运行的‘乡土中国’。作品不仅在后乡土社会为人们留下了具有实证意义与方志价值的苏中平原水乡的典型风俗画，而且揭示了中国农村生存与发展的路径依赖、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作家对地方的执着书写显示了一种来自传统的知识自觉与历史思维，他对地方的生活化、细节化、个体化、传奇化和情感化的美学处理证明了新的‘微观地方史’的可能性。”
《华文月刊》记者：作为《香河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残月》完成之时，你正好用了10年时间，这种坚持让人感动。有论者注意到，你并没有用“大团圆”来收官，故乡在你的笔下没有了《香河》里的那种幽美和诗意。请你谈谈作如此处理，是出于怎样的思考？
刘香河：2015年1月，我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残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残月》仍然续写的是香河的故事，作为“香河三部曲”的终结篇，《残月》讲述了在21世纪初的当下，柳氏家族第四代人——柳安然之重孙、柳春雨之孙、柳成荫之子——柳永，长大成人之后的青春爱情、情感纠葛、初涉社会的心路历程。
柳永并没有如柳成荫所愿，在仕途上有所发展，而是进入了21世纪初的中国娱乐圈，成为月城颇有影响的演艺经理人。他的理念是：消费人生，拒绝崇高。然而，他的演艺经营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2008奥运之年这一大背景下，围绕“迎奥运大型演唱会”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上演了一幕幕当下现实生活的“活剧”，政界、演艺界、社会各界各式人等轮番登场，在社会现实舞台上的表演，可谓精彩纷呈。
小说则重点在柳永和三个女性之间展开故事。田月月，一个极具舞蹈天赋的苏州姑娘，与柳永有着甜蜜而美好的爱情。让她不能接受的是，在世俗的诱惑面前，她和柳永如此纯真的爱情瞬间化为泡影，结果导致了两个真心相爱的年轻人走上艰难而痛苦的“追寻真爱”之路；吴梦月，一个出没于情色之地、又不甘命运摆布的风尘女子，为构建“金钱王国”不择手段地拆散了柳永和田月月，终因田月月面对凌辱“舍命一跳”而良心发现，走上了一条救赎之路；秦晓月，一个在月城具有极高知名度的美女加才女，位居《月城晚报》总编辑之职，为众人所羡慕。面对诸多“逐猎”高手的追逐，她能够游忍有余地化解，而在柳永这样一个毛头小伙子面前却打开了自己的情感之门。因承办“迎奥运”演唱会引发的一场又一场风波，让她对事业，对仕途，由激情满怀变得心灰意冷，最终选择了令世人惊诧的辞职南下，放弃家庭，寻找柳永的“不归”之路。
小说展示了在一个“金钱”主导一切的社会生态里，人们只能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尘世，无奈地演绎着各自残缺的人生。
《残月》问世之后，有记者向我发问：对于家乡的描写，大多作家会不吝惜溢美之词，而您却反其道行之，《残月》作为“香河三部曲”的终结篇，故事“画面”并不那么美好，甚至有些灰暗，您为什么要这样处理？您又为何给小说留下一个没有结局的结尾呢？
我的回答是，在写《残月》时，我并没有按照传统审美，选择读者期盼的“大团圆”结局，而是批判当下社会芸芸众生的“残缺人生”，这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影射，也是对道德评判标准的一种修正。但这并不代表我不爱我的家乡，恰恰相反，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用警醒和反思来表达对家乡最真诚的爱。
我一直坚持“用手中的笔，告诉世人家乡的一切”，同样也包括把那些丢失的、遭受破坏的东西告诉读者，让我们一同来反思，为什么当初我们极力想留住一个不消失的原始乡村，现在却消失了？为什么很多原生态美景现在只有在生态园区才能看到？那些本应保有的所在为何都盆景化了？至于小说结局，我选择了一种开放式的，为什么这么做？其实《残月》这部小说中，人物的情感是丰富又荒芜的，命运的变化、取舍，左右抉择的因素太多，就留给读者一个想象空间吧，让读者去续写他心中想要的那样一种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
《香河》、《浮城》、《残月》，“香河三部曲”实现了我期望勾勒出“香河世界”的整体轮廓的构想。三部作品所表现的历史阶段不同，《香河》是后“文革”叙事背景里的香河，《浮城》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香河，《残月》则是当下改革开放的多元化、转型期的香河。由此也看到，外部世界已经入侵到香河人的生活，打破了、扰乱了香河人的秩序，不可知的生活与命运同样也在控制着香河人。这是我要着意表现的，这也是对文学母题的高度趋近。所以，我固守“香河”，毋宁说是一种守望的姿态。这种守望里，有回忆，更有想象力。“香河三部曲”着眼于“香河”这一文学地理，从不同角度揭示着生活的种种可能：一边是乡土生活的多姿多彩；另一边是这一片乡土上的人性裂变、困境、挣扎与守望。特别是《残月》，就是对当下的折射和隐喻。
《华文月刊》记者：一个作家40年来，其笔触都没有离开过笔下的“香河”，功夫不负有心人，你的“香河”文学地理不仅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也被众多专家学者所认可。你的创作成就也写入新出版的《江苏新文学史》，值得祝贺！能否系统谈一谈，“香河”文学地理构建主要体现的几个方面，请先谈一谈语言问题吧！
刘香河：从1985年开始文学创作，40年来，我一直致力于“香河”文学地理的构建。
在我曾经生活过的那个小村的村后，有一条无名小河，是我童年的乐园。几丈宽的河面，一个猛子扎下去，至河对岸方肯露面，甩甩满头水珠儿，咧着嘴朝路人笑，这种事情，我也干过。在我的笔下，我叫它“香河”。在我的笔下，趣味特色的民间俚语，章法可依的婚嫁礼数，深厚传承的乡风习俗，水生土长的乡土菜食，有滋有味的杂色小点，底层生活的人情世态等等，都滋生在一个特定的地理环境:“香河”。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干就曾这样说过:“现在读刘仁前的作品，一下子勾起无数童年的回忆……风车、田螺、粽箬、虎头鲨是我亲爱的里下河大地涂抹在我们心灵上永不消褪的图腾”。
我自己总结这么些年的创作，发现他一直致力“香河”文学地理构建，是通过家乡语言、人物形象塑造、风俗风物风情描绘等几个方面的书写来完成的。先说一说家乡语言的运用问题。
我是一直致力于用家乡话进行写作的。里下河一带，特别是里下河的方言土语、民间歌谣，我有一种由衷的喜好。家乡话，构成了我构建“香河”这个文学地理的语言基调。无论是作品的叙述语言，还是笔下人物的语言习惯，无不有着深深的地域烙印。在《故里人物三记》中，冬季里，“祥大少”们（小说中的人物）穿着破棉袄在巷头上见面，彼此打招呼，“穿棉袄”不说“穿棉袄”，而是说“杠”。“喝酒”不说“喝酒”，而说“扳”。小说家庞余亮读后很是感触，且念念不忘。他说，一个“杠”字，一个“扳”字，神了。
无论是在我的散文作品中，还是在我的小说中，我对里下河民间歌谣、俗语、小调等的引用和吸收，可以说是随处可见。这不仅让作品呈现出了一种特有的生活气息和浓郁的乡土特色，而且也打上了鲜明的里下河印记。
无论是长篇小说《香河三部曲》，还有短篇小说集《香河纪事》和中篇小说选集《香河四重奏》，都有着大量里下河地区方言土语的运用。有朋友告诉我，现在有人读《香河》要读两遍，第一遍用普通话读，第二遍用方言读，说用方言读更流畅、更痛快。《香河》曾由泰州人民广播电台以里下河方言制作成长篇小说连播。播出后，在广大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我说，我是一个有“私心”的作家，当时写《香河》的时候就有种私心在里面的，就是为了让读者记住这个地球上还有这样一个村落，它叫香河。毕飞宇的小说里也有一个特定的地域：王家庄，但是毕飞宇曾经说过，他小说里的故事既可以发生在王家庄，也可以存在于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关于地方方言，毕飞宇也说过，如果读者有可能看不懂，他宁可放弃它。其实毕飞宇也表达了他的观点，王家庄尽管是他生活过的地方，但是王家庄在他的小说里只是一种符号，就是说你再去找王家庄，很可能就找不到了，王家庄就是他用来表达、承载他的思想的一个载体。我的香河，你到我的家乡兴化去找，可能绝大部分的自然村落，都是我笔下描写的这种状况。它不仅仅是香河村，它是整个兴化农村，甚至是里下河农村的一个缩影，一种典型的再现。那么在这样一种地理背景下面，我笔下的的人物还是让他说方言好。
就像汪曾祺的作品受了他老师沈从文的影响，读者在我的作品中可以明显感受到汪曾祺对我的启发。上世纪80年代中期，汪曾祺对整个中国文坛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他不仅影响了一批文学创作者，还影响了一批有着相当层次的作家。陈建功在《故里人物三记》的点评中讲到：有那么多所谓的“汪迷”，但好像还很少看到有像我这样学汪曾祺学得这么到位的。汪曾祺说过一句话：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汪曾祺对我的影响，首先就是语言。汪曾祺是一位深得中国文化精髓的作家，他的小说语言有着浓厚的书卷味：清新，干净，高雅，而且他的语言呈现了一种蓄势待发的状态，蕴含了非常强大的力量。他的语句很短促，喜欢用短句子，我在学习中就注意着，能短说的尽量不说长，能几个字表达的不用一句话去写。汪曾祺还喜欢对事物作白描，这让我从感觉上看去就非常亲近，以这种亲近感去学习就得心应手。
《华文月刊》记者：我注意到，有论者细心地发现你在《香河三部曲》中塑造的人物有108位，与你的先贤施耐庵《水浒传》的一百单八将正巧吻合，请具体说一说你的“香河”人物形象吧！
刘香河：因为有了“香河”文学地理构建的设想，我便一直坚持着“香河”人物谱系的构建。
围绕着“香河”这个文学地理的营造，我把所熟悉的乡亲们请到自己的笔下。当我还生活在所出生的村子里时，打开家门便能见到小说中的“谭驼子”、“二侉子”、“祥大少”们，每到中饭市晚饭市便看到他们捧着蓝花大海碗，碗里装着胡萝卜粯子饭，还有苋菜馉、螺螺蚬子之类，蹲在家门口吃的有，串着门子吃的有，边吃饭边谈天说地。看着他们吃起来有滋有味的样子，似乎皇帝老儿的御膳也不如呢。实在说来，他们都是我所熟悉的乡亲们。我把他们请到自己的笔下，塑造成了小说中的形象。从《香河三部曲》到《香河纪事》和《香河四重奏》，我书写了众多的“香河”人物：柳安然、三奶奶与王先生这一代，是我文学视域中香河最老的一代。中年一代如香元、谭驼子、祥大少一代，这里包括那些与香元有过瓜葛的同龄女性如香玉、来娣子等。年轻的一代如柳春雨、水妹子、琴丫头、翠云、阿根伙、柳春耕、黑菜瓜、陆根水、阿桂等。更年轻的一代，以柳成荫、陆小英、谭赛虎等为主要代表。这一代，在《浮城》里走到了前台，成为我重点着墨的主要人物。只不过，这一代人的活动背景，已经远离了香河，而是被安排到了县城。第五代人则是《残月》中崭露头角的柳成荫的儿子柳永。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具有自然文化内涵与社会学意义的文学母题，不仅揭示了怎样养一方人的秘密，而且点出了养一方什么样的人的主题。具体而言，在里下河乡村伦理的影响之下，我对人物的塑造充满了一种温情与暖意，我在塑造如此众多的人物时，笔下没有“至善”也没有“至恶”，大多数是带点瑕疵与个性的小人物。没有十全十美，也没有十恶不赦，即便是一个所谓的坏人，也有善良的一面，反之，好人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我的三部长篇小说，《香河》着力写乡村生活的自然生态，《浮城》、《残月》则书写着外部世界入侵后，人性的挣扎和命运的躁动。只是这种“直面”和“揭露”有个“度”的问题，没有一味地强化、渲染，也没有一针见血，而是一种充满温情的再现。在我的小说中，当然有对乡村社会伦理和人性的揭露，比方男女情感的游离，人与人之间的欺骗与伤害等，只是没有将人物的刻画走向善恶的两极，而是把他们当做普通的正常人来描写。因为他们要直面客观存在的里下河的生活现实，必须体现生活中博大而丰富的人性。文学在生活面前，无疑是局限而弱势的，再伟大的小说，也不能再现生活的全部。
我在小说中塑造了这样一些人物形象。男人当中如原本是个教书先生的柳安然，说起话来总是“曰”字当头，让人觉得略显迂腐；村支书香元，到处“播种”固然可恨，但在面对宅基地调整的问题上，不惜停职检查，还是看到了他的担当；生产队长，有“芝麻粉”之誉的“祥大少”，玩牌、听戏、打老婆是他的“三好”，分田到户之后他发现村民们原来不用他喊也会早起的，这固然是对他的讽刺，但又决不仅仅是讽刺他“祥大少”的；从东北当兵回来的“二侉子”把“知道不知道”常挂在嘴边，却把心留在了东北。“摸鱼鬼子”谭驼子，“柳下取呆子”是他的拿手好戏，一旦拿手好戏露了馅，他和他的家人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回乡知青柳春雨，与心爱的姑娘爱得如痴如醉，之后又在两个女子之间痛苦挣扎，最终世事的变化让他无从选择。
女人当中如在村医疗点给人家煮饭的三奶奶，她精干利索得很呢，却有着非同寻常的过去，一心希望宝贝女儿能有个好的归宿，终究事与愿违；身为寡妇的来娣子，面对香元支书多方照顾，只得以身相从；家里家外都是一把好手的香玉，虽说属于“裤带子松”的那一类女人，但又不失有情有义；喜欢做媒的李鸭子，最终却因为男人不能生育而被逼向自己的小叔子“借种”；为了爱甘愿献出贞操的琴丫头，在经历爱的甜蜜与浪漫之后，留给她更多的是痛苦的相思与回忆。……如此众多的人物，都印着“香河”里特有的“水锈”。《浮城》里的柳成荫，在官场中沉浮；《残月》中的柳永，在当下演绎着自己的残缺人生。他们则成了我笔下新一代香河儿女的形象。我深潜在香河世界里三十多年，为的就是有朝一日为人们奉献出这一系列香河人物图谱。
《华文月刊》记者：著名学者丁帆先生对你在《香河》中的风俗风情描绘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也构成了你“香河”文学地理构建的重要表现方式，请具体说一说。
刘仁前：关注我创作的读者朋友们一定要会注意到，我是在自己的作品中着力呈现家乡风俗风物风情的。
我把故乡那些独特的风俗风物风情吸收进自己的作品里，向读者朋友们展示出一幅幅浓郁的里下河的风俗画卷。小说中对里下河地区的世俗风情，比如物产、婚俗的描写，其实这些都是我童年生活印记的一部分。多年前，漓江出版社出版过我的一本散文集《楚水风物》，汪曾祺老先生亲题书名。时隔多年之后，在汪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我将《楚水风物》重新进行书写，并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产生广泛影响，被评论家认为，最好的纪念是传承！在《楚水风物》这本书里，我就写了许许多多的家乡物产，像水里野生的菱角、茭白，像地里生长的山芋、芋头、胡萝卜等等。
我小时候从村子进城，要经过一条很长的河，河流当中有一个大的芦苇荡，就是现在的乌金荡，在荡里面能看到我小说里写的那种打野鸭的情景，也能在水上看到野鸭嬉戏的场面。还有吃腊八粥的风俗，过年农家小孩子满村跑拜年的风俗。这当中，水乡婚俗风情，我曾作过系统描述。从请媒、访亲、合八字、通话、忙嫁、迎娶、抢上风等等，一路写来，我在写作这些跟作品中人物命运紧紧相联系着的婚俗时，看到了身在底层有着诸多无奈的乡亲们，他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求和向往，他们把本属平常的嫁娶之事，张罗得极有章法，颇见波澜，值得钦佩。当然，回忆的文字肯定多了点诗意，在现实生活中去操作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不会像现在阅读这些文字感觉到那种美感。
这些都源于里下河丰富而深厚的文化积淀，此外，还有童年记忆以及成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记得小时候到外婆家玩，外婆会为我讲些“牛郎织女七夕鹊桥相会”，“白娘子杭州断桥遇许仙”，“梁山伯祝英台十八相送”之类民间传奇，自然也会讲些端午节为什么裹粽子，腊八粥是怎么来，拜年站到人家门口该说什么吉祥，凡此等等。我自然没想到，儿时听外婆所讲的一切，会走进我的小说里，让我向读者朋友们呈现出一幅里下河的风俗画卷。端午节家乡人打粽箬、裹粽子，在端午节当天还要在自家屋檐下挂上艾、菖蒲之类，我家自然也不例外。可，让人难忘的还是那卖粽箬的女子挑了水淋淋的、翠绿绿的粽箬，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一溜儿软软的步子，实在是美得很。
故乡迷人的风物，凝聚着我童年的记忆，把它写进自己的作品中，让读者朋友们见到了作家所熟悉的一切：村树的枝枝杈杈上爬满了的长长的丝瓜，开着蝴蝶形紫花的扁豆；香河水面上开着四瓣小白花的菱角；香河村人蓝花大海碗里装着的胡萝卜、粯子饭、生臭熟香的苋菜馉、有滋有味的螺螺蚬子……还有卖豆腐卜页、卖黄豆角之类的吆喝声，进了腊月，炸炒米麻花的轰鸣声，更有叫人嘴馋的糖团、春卷之类的风味小吃。
《华文月刊》记者：最后，请你谈一谈对家乡书写中“警醒”和“反思”的相关思考。
刘香河：用警醒和反思来表达我对家乡最真诚的爱，这样的想法，我不止一次在接受媒体访谈时明确表达过。
我的《香河》，很容易让人感受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里下河水乡的淳朴风情，它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幅里下河地区的风俗画卷。到了《浮城》《残月》，我更多地关注外部世界入侵水乡后人性裂变、困境、挣扎与守望，但是这种“直面”和“揭露”依然张弛有度，没有刻意进行强化、渲染，也没有一针见血，而是一种悲悯精神的再现。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家们的内心也产生了许多的迷惑与忧虑，从前传统的乡土经验，在遭遇一种陌生的城乡变革经验的时候，难免产生不适感、甚至反感。比如，土地的流转与流失，城市化与乡村规模化经营，乡村道德伦理式微等迫切的现实问题与人性的挣扎、心灵创伤等内在的焦灼，依然纠结于当下的乡村社会。面对乡村新的躁动，传统价值观念遭遇新的挑战。在《浮城》中，我对乡村政治、权力等现实问题也进行了集中的书写和揭露。到了《残月》，则完全采取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没有了《香河》中“田园牧歌”的抒写，也没有《浮城》中对政治生态的某种期许，而是让小说主人公进入了娱乐圈，成为一名演艺经理人。我想要展示的是当下城市商业大潮中的社会生态，“香河村”的后人们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尘世演绎的残缺人生。
这种警醒与反思，在系列短篇小说集《香河纪事》中体现得也十分充分。15个系列短篇所编织的“香河”世界，无一不是悲剧。我用了“痛彻心扉”一词，足见其深意。这并不代表我的情感发生了变化，不爱自己的家乡，恰恰相反，这是我对家乡爱得更深的缘故。
评论家晓华最近在评论我的《香河纪事》时，这样说：“有了《香河三部曲》，有了《香河纪事》，刘仁前的空间叙事还会向哪里延伸？那只能由他乡愁的浓度决定了，至少到目前为止，他还是个乡情中沉醉未醒的人。”
（2025年7月6日修改于海陵莲花 刊2026年第二期《华文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