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母亲在84岁那年中风过后，我的每一天都是在忧惧中度过的。我怕突然接到两个妹妹的电话，报告有关妈妈的不幸消息。5月6日凌晨，我惧怕的电话终于来了。
2018年，医生在妈妈进行褥疮手术后断言，老人家的存活期为三到五个月。如今，妈妈已度过了艰难而宝贵的六年。我们全家所有人都在做着关于妈妈的美梦：六年都已一关一关的闯过，为什么不能向第七年第八年迈进呢。
妈妈的褥疮深及尾椎，是褥疮中最危险的。虽然手术比较理想，但从此以后的吃喝拉撒睡全都囿于床上。医生说，长期卧床最易肺栓塞，一旦栓塞，呼吸就停止了。因此，在白天里的每两个小时，两个妹妹要给妈妈翻一次身，夜里五个小时翻一次身。妈妈虽然卧床不起，只要她活着，全家人的日子就由妈妈作为掌舵人率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行走在快乐幸福的大路上。
说起褥疮，我咬牙切齿。妈妈中风后，她37度的小便被焐在身上，两天不到臀部便皮破肉烂。两个妹妹一看，大惊失色，泪水夺眶而出。但千不该万不该的是，我们并没有立即送妈妈去医院诊治，而是用所谓的民间秘方在伤口涂涂抹抹，延误了科学及时的治疗，加重了褥疮的广度和深度，铸下了妈妈再也不能下床的大错。由于伤口溃烂感染，最终还是送妈妈去了医院。在她84岁高龄，挨了人生最后一刀。
妈妈一生开了四次刀。第一次是在47岁那年在马甸老家因胆结石疼得满地打滚，喊妈妈没得命。我借来木板车，赤着脚飞奔在石子公路上，连夜将妈妈拉到县医院，摘除胆囊。第二次是72岁那年在南京开了青光眼，摘除了一只眼球。第三次是妈妈76岁那年在大妹妹家摔了一跤，股骨骨折，在泰兴手术，并用钢筋固定连结股骨。第四次开的褥疮大刀，84岁的妈妈因为手术带来的剧痛，右脚后跟来来回回蹬踏手术床的金属档板，把脚后跟磨得血肉模糊。幸运的是，妈妈的褥疮伤口愈合速度和效果出乎意料的好，没有再感染化脓。但从此不能舒服坦然地仰面躺在床上睡觉，而是左右变换，侧身而卧。从2018年起，属于妈妈的天地就是床，再无大地和天空，再无蓝天白云，再无春风拂面和饭后行走阡陌小巷与人们友善的招呼。太阳和月亮倒是有的——小妹妹家里种满了繁花满院的月季，阳光和月光随地球自转从窗外照射到她的面颊和床上，扑扇着翅膀的蝴蝶偶尔光临妈妈朝南的房间。
妈妈褥疮手术出院回到小妹妹家中，号啕大哭。两个妹妹深感意外。后来一想，在身体硬朗的岁月，妈妈是从来不愿意麻烦别人的，这个哭既是因为双腿从此不能行走，更是因为儿女从此将片刻不离身旁。她的哭是对拖累子女的愧疚和深感不安最朴素的表达。
妹妹说，妈妈，你哭什么呢？愁什么呢？你就当做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们互相配合，一天一天用心地过日子，养儿不就是为的防老吗？我们服侍你是天经地义的事，要不，你养我们又有何用？！
妈妈说，这下你们要遭大罪了！
妹妹回答，只要你活着，我们就是小孩子，有妈妈宠着惯着的孩子是幸福的！有妈妈叫着，这是用多少黄金也买不到的荣华富贵呀！
丰富的营养是支撑妈妈多活六年的重要原因。六年里，两个妹妹一步步探索妈妈的营养和护理要点。
早餐：一杯牛奶、五克蛋白粉、猕猴桃汁或火龙果汁苹果汁，再加两只脆皮蛋糕或两三片或甜或咸的桃酥、曲奇饼干。用破壁机打成满满一大碗营养大全的糊糊。
午餐：猪肉或牛肉羊肉鸡肉，外加各种时令蔬菜，与米饭一起打成糊糊。有时候中午也炖鸡蛋，让妈妈尝尝儿时的味道。
晚饭：由粯子粥加肉包或菜包、各种烧饼打成的糊糊。妈妈长期卧床，说话和吞咽的能力逐渐减弱，近乎流汁的糊糊易于喂食。
每次喂饭，妈妈只认小妹妹，时间要一个半小时。妈妈像鸟窝里的小鸟张开嘴巴，接受小妹妹的饲喂。
喂饭前，小妹妹都与妈妈俯首帖耳拉拉呱：妈妈，你夜里睡得好吗？
今天的早饭好吃咧，妈妈，张开嘴啊，先尝一口……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妈妈已口不能言，对两个妹妹的发问已无清晰的回应，只能报以含混的嗯、哪等妹妹才懂的意思。大妹妹和妈妈开玩笑，早点到那里去吧，省得烦人！妈妈说，你懂什的怂噢，到时候要妈妈没得妈妈！
小妹妹偶尔去上海儿子媳妇那里，出发前总要细致地准备好几顿的饭菜，由大妹妹代喂。小妹妹从上海回来，妈妈便哽咽着告状：吃得不好，吃得不饱。小妹妹大笑着温言软语一番劝慰，觉得妈妈像个孩子，好玩，可爱。
二十世纪60年代，我和两个妹妹都还幼小。在冬季长江边的芦苇滩上，有强壮劳力的人家都去抢滩，通俗说就是抢割芦苇。因为芦滩的面积太大，生产队并不分配采割数量，而是任人采割，多割多得，少割少得，不割没得，而芦苇是砌房造屋、做粮囤、编芦席等生产和生活工具的好材料。每年的芦苇收割季，江滩上人影点点，金色的三角形苇垛一个紧挨着一个。爸爸在学校教书，妈妈刚从学校下放不久，她远不是一个合格的壮劳力。但她挥舞雪亮的镰刀，以一身豪气冲上江滩割芦柴。一个上午，只割个一小捆。芦苇纤长沉重，稍不留意就会被戳破手，从江滩挑回家里，又是艰难的路途。回到家，腹中空空，锅灶冷冷清清，妈妈饿得眼冒金星，便从水缸里舀来一瓢凉水咕咕咕喝下肚，以水充饥。妈妈的辛苦全景呈现在眼前，但我们年幼无知，更无能为力帮助妈妈，相反让妈妈牵肠挂肚，叫我们守着收割倒地的芦苇不要瞎跑。在我们眼前，一群群灰黑色的獾子打闹嬉戏，老老少少或敞开肚皮晒太阳，或颠着肥胖的身躯扭臀奔跑。见到人来了，便呼啦啦钻到潮湿的泥洞里。
家里煮饭用的柴草经常短缺，生产队分配的远不够用。妈妈领着我们到公社农具厂的锅炉旁捡拾尚余火力的炭灰。隔壁渔业大队的黄豆采收后，妈妈和我们兄妹三人趁着月光去耙拉豆秸叶子，被看青的人捉住，结果把满满两筐豆叶全部没收。
我从乡下中学调入县广播站后，采写的新闻稿件经常被省电台和新华日报的江苏快讯采用。妈妈和爸爸比吃了大鱼大肉还要高兴。那年秋天，我从广播站借调到县委宣传部，妈妈来找我，门卫拦着问找谁？妈妈高声朗气地回答：周旭是佤儿子，我是周旭的妈妈！
后来，我调省城工作。妈妈对我提要求：你要每天打一个电话给我！我只要不出差，尽量满足妈妈的愿望。到省旅游局工作后，出国的机会多了。但只要听说我出国，妈妈是既高兴又担忧，她最不放心我坐飞机，千叮咛万嘱咐，到了国外，一下飞机立即打电话告诉家里。我出国到冰岛、巴西、阿根廷等国家，一天不到目的地，她一天不睡觉，不停地问妹妹：你哥哥有电话回来了吗？
在中学阶段，我的学习成绩起伏不定，妈妈跟爸爸躲在灶间说，对伢儿不要要求太高啊，如果神经有了偏差，那就出大事了！伢儿阳光开朗，健健康康地活着最重要，学习的路长着呢，急不得。我心中暖暖的。
1976年7月高中毕业后，我去公社九中沟上河工。当年的我身体弱小，从未参加过重体力劳动，挑挑猪草是胜任的，细皮嫩肉挑河工绝对是苦力的干活。每天天没亮听着号声上早工，晚上天暗了才下工，肚子饿得瘪塌塌的，人像打了霜似的，肩膀又红又肿又疼，两腿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妈妈放心不下，带着零食到水利工地看望他的宝贝儿子。看到妈妈，我的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转。
妈妈生病卧床后，两个妹妹逗妈妈：叫你儿子节假日回来服侍你，让我们也歇歇，喘口气。妈妈说，不要，他忙，他身体吃不消。妹妹说，那我们就吃得消啦？妈妈无语，只是无声地笑。然后又说，他是儿子，他工作担子重。妹妹说，你这是重男轻女噢！
在西三义村庄，乡亲们给妈妈取了个绰号——样样管。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邻里矛盾、婚姻解约……都请她出面料理。村里的社员对她充分信任和依赖。家里的肥猪出栏，卖到公社食品站，也请妈妈出马。庄上有户人家的肥猪等级被食品站低估，扬州肉联厂宰杀后的猪肉多出了好几斤。食品站按售卖记录倒查生猪的卖家，返补了几块钱。这更提高了妈妈的威信。说，曹荷生这个样样管确实不简单。我的堂叔跟田河公社的一个姑娘已经定亲，彩礼均已送出，姑娘不久悔约，又是妈妈出山，前去慷慨陈词，舌战女方无信无义。她脚穿方口布鞋，藏青的裤线熨烫得笔直，上身穿着并排五个大圆钮扣的干部装，头发梳得油亮亮的。到了对方家里，用满口的泰普据理力争，痛陈对方三心二意，必须赔偿损失！对方请出的是大队支部书记，而我妈妈连生产队长也不是。妈妈曾经当着爸爸和兄妹三人的面说，你妈妈如果是共产党员，当个干部，绝对的！
我们兄妹之间，从小到大从未恶语相向，更未有骂语出口。妈妈在我们儿时郑重敲黑板警告，谁出口骂人我将撕破他们的嘴！书香门第的子弟，动不动骂人，打架，是丢祖宗八代脸面的。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家外，都要严守规矩。
妈妈对利益看的很淡。作为上世纪三年困难时期的下放教师，国家后来落实政策，补发工资。但妈妈的档案到教育局怎么也找不到，这就失去了补发的依据。妈妈说，我家儿女成才就是钱，而且比钱宝贵。钱多多用，钱少少用，不要再纠结了！相反，她对我的政治生命却看得很重。在国家重拳反腐败的前夕，妈妈就反复告诫我，不是自己的钱不要拿，手脚干净与生命一样的宝贝。我当上处长乃至厅级干部后，言语和行动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妈妈当着家人的面敲我：人的变化总是会有的，但要向上向前，而不是向下向后，强中还有强中手，当了干部当然高兴，但不要太得意，小心驶得万年船，在工作和生活上一旦失足，后悔就迟了！妈妈的话似一记重拳击中要害，看着妈妈注满关爱和希望的眼神，我的底线更加牢牢地画定。
人总是要死的，没有人会长命不死。这几天，我满脑子都是妈妈与家人在一起谈笑风生的画面。我迷信了，妈妈原来没有死。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只要我想着你，你就永远活着，妈妈，你说是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