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关注青年写作既代表了对当下文学现场的一种凝视，也代表了对文学未来的长远期待，由此推动青年写作在文学传统与时代历史、现实指向与精神维度、突破惯性与自我生长中不断拓宽内核与外延。2022年8月起，江苏省作家协会在《文学报》开设“ 文学苏军新力量”专栏，邀请国内知名作家、诗人、评论家，对文学苏军中1985年后出生的、有创作实绩和创作潜力的年轻作家进行点评和推介，展现江苏文学的新生力量，促进他们的写作走向更成熟的未来。
第九期推出的是青年作家秦汝璧。
秦汝璧，1991年生于扬州高邮。2016年开始在《钟山》头条发表作品，至今已经在《钟山》《作家》《中国作家》《雨花》等刊发表作品若干，为鲁迅文学院第四十届高研班学员。2020年《华灯》获“《钟山》之星”年度青年佳作奖，同年入选江苏省“紫金文化优青”。2021年成为江苏省文学院第十二届签约作家。2021年9月当选高邮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高邮市作家协会小说学会会长。
创作谈
文学在文学之外 ——生活在生活底部
作者 / 秦汝璧
每次写创作谈我都不知道怎么开头。但是无论如何，我的开头到此已经写完。
文学或者说艺术创作谈与创作只是相连相近，有时又甚至相反，并不是某次具体的创作本身。不得不承认，我们总是列举生活中的契机，哪怕是所看过的一本书中的几句话（那也是生活）来说明有关创作的一切，尤其是那过程中稍纵即逝千里的神思。因为即便我们把混乱生活中的瞬间用相机定格住，过两天重新审视这张历史性的照片，不是别的照片，就是两天前的那张洗印出来的扁平的照片，一定会产生多样的想法。
所以，对于真正作文章的且真有话说的人而言，我想顶要紧的首先还是生活。生活的日日夜夜就像是一张张薄纸，叠起来，踏得实实的，面对她们或者他们，有天然的熟稔，那么写起来不至于心虚笔抖。唉，说到这里我又要举例子了。好在，这也不是真正的小说创作，不必焦虑是否重复从前的做法，也更不必像袁枚说的“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
有一段时期，我总是在搬家，但是我搬到一个新地方时，我都固执地把物品摆放的位置与先前相同，“渴求处处都像在家中舒适一般”。在陌生的环境中，家就是偶像，是精神寄托，所以是“像在家中”。在城市过惯了临时性生活，倒是在一次次回去的时候，开始惊异地看见自己曾经所生活的环境几十年未变。小时候记得哪户人家在什么位置，现在还是如此，不过是在原先的住址上把旧房翻改成新房。沉年的日日夜夜于这些来说就是日日夜夜。我存着这样的心，幸而未写那些不必要写的，譬如旧房怎样翻成新房，又新房如何美丽壮观。直到最近两年，我又开始怀疑了。以至我在地铁对面的窗户中，在迅速的漂移中时常看见自己一张郁郁的愁结着的脸，很像李商隐的调性。
既然写了自认为必要写的，写的时间越久，又越觉得自己不能够。“人类悲喜并不相通”，作了一点文章，是否就真的清楚明白生活中人类悲喜的真相？而自己所写悲喜又是否为读者所清楚明白？我去医院，护士问我职业，我老实告诉她“写作者”，“自由撰稿人”，对方恐怕不太明白，我只好懦弱地说：“我是作家。”“你是作家啊？！”我谦然地一笑。我不知护士的惊奇中是否含一丝嘲讽，或许对方没有。但我只是更惶愧。若非别人问起，而我预备在交代中又不想说谎，我是不太愿意说“我是一个作家”的。生活中常有的这些歉然与惶愧，使我还未动笔，就千思百想，应该没有写旧房翻改新房吧。
在生活的底部，永远是谦卑而又惶恐的。
评论文章
“没有一点风刮偏”——秦汝璧论
作者 / 叶子
秦汝璧刚满30岁，她为自己六年内的一打中短篇小说，悉心标记了详细的写作时间。积累起来看，其中的成长明了直观。坐在咖啡馆里，她对我的褒奖不置可否，很谦虚地换了一种说法，形容自己是“震荡上行”，好在涨大于跌。
虚构的生活可以平凡，不必有特别的成就或非凡的痛苦，秦汝璧几乎坚持不懈地被平常事吸引。她的语言抒情，详实又准确，说“墨绿的树叶中的晚风就像是给整座城市兑了点冷水进去”，脏衣服“失去了干净的劲道”，蛐蛐儿叫得清脆明亮，是“没有一点风刮偏”的声音。秦汝璧的才华在她慢悠悠的耐心中体现，生活烂熟的表层下又破出些新的种子。有一次她提及水蛭，其实文学中早有关于水蛭的神来之笔。川端康成形容女孩柔滑细腻而伸缩自如的嘴唇，宛如美极了的水蛭。汪曾祺笔下的顽童，见地上的水蛭缩成拳头大，踩也踩不破。而秦汝璧选择正面直击，粪池中她的主人公，从腿肚子上往下拽水蛭，“扯得有一尺来长”，“污血细细地流”，吓得小孩子一路弹跳。
秦汝璧出门带好几台相机，却是个谨慎的摄影者，并不频繁按快门。她让我想到，摄影的能力体现在按快门的手指上，而不仅仅是眼睛。快门的诀窍与写作的手艺何其相似，好的瞬间有叙述的弧度，有深化的关系和情感的波纹。而小说也是光影的艺术，捕捉轮廓突出的二元对立，比如老与少，比如城市与乡村，比如不耻与识羞。
年轻人对“老”有执念，确实出乎意料。短篇《晚上十点》中，美妆博主因为被暧昧的对象连续爽约，便在晚上十点去邻居家作客，和一个已经连续几次中风、近十年未下过楼、每天扶凳走路的老头说话。但中风老头说不出话，剩下的只有意识，他的舞台也简陋，只有两张凳子。一张睡下来，中间卡一只盆，是厕所。另一张是一步一拖时的扶凳，凳脚在瓷砖地上反复刮擦，随时会散架。贴近女孩时，小说用第三人称，她做瑜伽她收快递她发朋友圈摆拍等赞，快进着交代年轻的日常。贴近老者时才换成“我”，似乎老者和叙述者之间的关系，才是主体和作者的关系，“我”围绕两只凳子的舞台展开了许许多多的意识，意识越流淌越偏离外在。秦汝璧对那些被抛弃、被虐待、被谩骂，被认为不值得照顾的老者专心一志。《范贵农》中用竹筷头挑稠粥，到了年纪便把后脑勺剃空的钟巧子，还有《莺莺》里被女婿嫌弃侮辱的丈母娘，藏在叙述边角的老年女性，样貌难看气味难闻，总之都是浓缩的苦。在苍凉凄怆这一点上，她愿意比大多数同龄作者走得更远。
但在对伦常生活的审视中，耻感是最强烈痛苦的意识。中篇《后遗症》的主人公乔淼之既是成年人，也是孩子。她装载了过多让人窒息的家庭回忆。痴呆症的祖母直接在屋前便溺，而乔淼之十岁时，母亲还逼迫她在众目睽睽的屋外洗澡，理由仅仅是不想弄湿屋内地面：
“淼之站在那里把衣服小心翼翼地铺开来，晾在木桶外面的高椅上当做屏障。她不知道那只是来遮住自己的一双眼睛避免看到外面，而不能遮住别人的眼睛。那小人劣质的布料透光性很强，商业老板总合理地解释说孩子每天都在长大，所以不需要那么好的布料，再过几天衣服就会变小的，穿不上，的确，那点大小，那点厚度。孩子的耻辱感在成年人眼里总是那么不可理解。“
小说开始时是童年的仲夏午后，木板床上方垂挂着裤子，乔淼之目睹午睡中的母亲翻个身就裤裆磕脸，一次次被雪纺轻飘飘的面料撞醒。母亲再醮后搬去上海，破落的民房院子里，晾晒的内衣裤还是坚忍不拔地悬于头顶，乔淼之夸张地呼喊，“那是她们的性器官被单拎出来曝于光下”。但实际上母亲不是不知耻，只是耻感的来源不同。乔淼之的父亲因受东家的侮辱，喝农药而死。丈夫失踪后，母亲去东家寻人，仅仅因为听见几声咳嗽，瞥见了干净的布鞋布袜，就感受到了无法忍受的拒绝。很多年后，她试图给女儿物色对象，一定要换了老宅的玻璃和桌椅，带女儿理发，嘱咐女儿洗澡，最后却被男方爽约。从目睹母亲不断被打扰的午觉开始，乔淼之在关于身体和耻感的教育中，在被抛弃和被遗忘中渐渐长大。尽管乔淼之和母亲之间有对立，但她们的共识大于分歧，两个人体验到既不同又相似，在形式上并列的耻。
乔淼之退出老街口走入城市，起初做房屋中介，遇挫后改做医疗器械的销售，成了院方客户的情人。她几乎过于顺利地在城市里有了不再被老鼠打搅的像样居所，虽然房子并不属于她，本质上也与她无关。慌张磨掉了乔淼之的耻感，她努力接受“耻”的生存状态，不仅是努力接受，甚至是主动招惹。在情人安置她的家中，她买来一尊大卫石膏像，作为笼中雀的某种自救。大卫既是她对身体的重新认识，也发泄了她对金钱、对不公正、对男性权力的微末不满。乔淼之成了运用绝技的皮格马利翁，幻想自己也参与造人的事业。她偶尔更新大卫臀部的遮挡物，把毛巾换成塑料藤蔓，但没有改造和变化，更不用提创造或重生。如果环境的重压，来自他人的侮辱，和对未来的恐惧一成不变，局部的胜利也仅仅是演绎。
秦汝璧常常言及杜拉斯。小说中一个若即若离的男同事，被形容为“应当是杜拉斯小说《广场》中的男人”。《后遗症》叙述父亲亡故后，寡母与我的磨难，或许能算作《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的某种改写。当然在语言、情绪和经验上，秦汝璧的写作和杜拉斯的写作之间相隔甚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她试图保有杜拉斯写作的沉重感。小说结尾，因为父亲早死，乔淼之也想在父亲自戕的年纪里赴死。或许，迫于故事的寓言性和形式的对称，女主人公“不得不死”。没有父母依恃和爱人救赎，她的命运也可以是向死的。乔淼之选择卧轨，火车来临之前又立起了身。最后，离开铁轨过红绿灯，她被一辆跑车不早不晚地撞向天空。一波三折的死亡终局，是作者人为的用心，同《范贵农》里的格娣或范贵香一样，“该死的时候也总要死的”。作者渲染死亡瞬间的喷薄与悲壮，但实际上沉重也半真半假。从父亲死亡之日开始，乔淼之便不断遭受日益具体的失去，被“耻感”的后遗症层层迫害，她不圆通也不忍耐，没来得及反抗或沉沦，幽暗的生命之火很快被吞没。
生活中的秦汝璧，并不像她笔下的女性那样顾虑重重，她爽朗而毫不忸怩，有点像《受戒》里的小英子。她和汪曾祺一样是高邮人，生长在古镇三垛，很可能是北宋词人秦观的后人。她说自己在老街口长大，18岁之前未出过远门，成年后一直在城市里游荡。在市中心的咖啡馆，我提及她对乡土的凝重白描，对田园牧歌似乎有意规避，她手捧一杯生椰冷萃，有点答非所问：乡村没有范围，我到哪里，哪里就是乡村。
这是马洛笔下靡菲斯特似的告白。秦汝璧的城市被乡村的意识形式介入，有点像以色列作家奥兹《乡村生活图景》中的城乡之辩，“乡村”是无法进入圣城，不能回到应许之地的生命状态。秦汝璧写作中的人，即便身处城市，也深陷被遮蔽的乡村，被乡村的感受力环绕，没有一点风刮偏。面对历史、政治和信仰的危机，为求安全，他/她们退回到一种深深的主观性之中。因为，未经开垦也好，辛苦耕耘也好，皆是苦路上要背起的十字。
叶子，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问研究员，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访问学者，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入选江苏首批青年批评拔尖人才、南京大学“仲英青年学者”。曾获江苏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南京大学“青年教师人文科研原创提名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