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学瑰丽细腻、苏北文学雄浑质朴、里下河文学则兼得雄秀，这是文学史里文学苏军构建的文学版图。真正走进这些城市隐者、人生智者、社会观察者的世界，或许你会有更多发现。扬子晚报与江苏省作协联合推出《文学苏军新观察》为题的系列微纪录片，以代表作为基石，对话江苏作家群体，打开他们的“文学日常”。他们如何在传承与创新之间，打捞历史与沉浸现实，驾驭笔底波澜，吐纳世态人情，恰如繁星闪烁生生不息。第七期我们与苏州大学讲席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王尧发起对话。
身为学者的他，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笔耕不缀，文学研究与创作“双开花”，不仅摘得鲁迅文学奖奖项，还获得了作家圈的认可和高度评价。近几年，王尧有意放慢工作的脚步，试着去享受生活，但是首部长篇小说《民谣》一经出版，再次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身为作者的他则是自我调侃道：“因为《民谣》，脚步不仅没慢，反而更加匆忙了。”
“没有什么批评家的小说”
“王尧创作与批评研讨会”在江苏南京正式召开。身为主角的他在会议开始前半个多小时，便早早地入席而坐。等待开场的时间里，王尧忙个不停，连续不断的熟人、朋友、读者前来打招呼，他都一一回应。
这场研讨会，从上午9点一直进行到下午5点半。中国作协副主席、省作协主席毕飞宇在会议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好奇：“首部长篇小说《民谣》出版以后，文学界会如何看待王尧新增的‘小说家’身份？”
王尧的身份较多：作为学者，他是苏州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作为散文家，他在多种报刊发表专栏，以《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作为批评家，他直面文学创作的问题与现实，提出“新小说革命”，引发文学界的讨论……
太多的标签里，最为人熟悉的是“批评家”王尧，这也是最令他头疼的一个帽子，以至于影响到了他对《民谣》的创作。
他自称，《民谣》出现之前，自己其实是一个毫无小说写作经验的人，但脑子里充满了关于小说的概念，“这与我所谓‘批评家’的身份有关，但我又觉得没有什么‘批评家’的小说，我写作的过程其实是不断放弃许多概念和阅读经验的过程。”
南京大学教授丁帆与王尧相识于学生时代，见证了他来回跳跃于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写作历程，他在研讨会上讲道：“《民谣》的爆发，背后隐藏着王尧从学生时代开始写诗歌，后来介入散文最后过渡到小说的几十年经历，这个渐变过程是他做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双向选择，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理论，这正是一位优秀学者、作家的品质。”
遵从自己记忆的“民谣”
创作《民谣》，王尧准备了二十余年，连他自己都认为：“这几乎是一次马拉松式的写作。”灵感萌发已久，过两年写几段，遇到写作“困境”，便停下来。
写作的难点，一方面在于从散文到小说的“跨界”，另一方面他认为是因为始终没做好准备，“小说的写作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和故事中的人物产生感情，要沉下心来思考，但是我工作比较繁忙，很少留出专门的时间（沉入进去）写东西。”直到2020年初，疫情居家隔离，他得以空出了大量的闲余时间，决定放下其它写作，最终完成了自己的这幢“烂尾楼”。
故事采用回忆式书写，利用苏北水乡少年王厚平的视角，追溯起1970年代发生在一个村庄身上的世事沧桑。
出生于1960年的王尧曾在后记中如此形容自己的这次创作：“如果说我有什么清晰的意识或者理念，那就是我想重建‘我’与‘历史’的联系。我并不是在寻找自己，只是询问与我相关的一段或几段历史的那一部分。”
很多读者注意到，故事里的每段情节似乎能平淡到如同“你”“我”的日常，这是因为王尧在写作时定位的就是当时村民的日常生活，他解释说，里面的情节和细节原本都可以戏剧化，可他最终还是放弃了这样的写作，“因为我回忆自己小时候的场景，意识到村民们并没有特别大的冲突，他们的挣扎、痛苦、矛盾就发生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东西并不是那么戏剧化。”
所以他选择了遵从自己记忆中的事实，将个人记忆与历史记忆相糅合，以亲历者、旁观者、研究者的角度，与过去“对话”，既抒情又批判，在这一过程中追问和反思历史。
很多读者看完书后，以为故事中的少年就是王尧本人。但王尧否定道：“少年不是我，这部小说也不是我的自传。我读自己的初稿时，感觉那个少年好像是我，再看又不是了。”
不是拿《民谣》来回答“新小说革命”
2020年10月，王尧在郁达夫文学奖的评审会议上，提出了“新小说革命”的观点。由于长期做文学研究，很早之前，他便萌生了这方面的想法。他认为中国的小说创作应该在范式上“有一场革命性的变化”，以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脚步，尤其是描写人性的文学，需要打破过去的传统观念，只有这样，才能更精准地记录下这一代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在这之后，首部长篇小说《民谣》发表，某种程度上，是否可以看作是他对这一命题的“实践”回答？
听到提问后，他笑了笑对记者说：“这句话我很难讲是对和错。”
他有条不紊地解释道：“我提这个想法的时候，我的《民谣》已经完成，你要说它与我的主张没有关系，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主张小说要实施变革，所以在《民谣》里的语言和形式确实有新的要素。但我不是拿《民谣》来回答如何进行小说革命的。”
王尧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部作品能直接定义新小说革命的标准，“但是我愿意和大家一起通过理论传播，来推动中国文学往前走。”
令他开心的是，评审会议后，他的提议意外地得到了大家的重视，“很多人在讨论。”而这正是他提出“新小说革命”的出发点，“重要的是我们聚焦一个话题，一起来努力。”
文学需要理性的批评
谈论王尧的文学研究，就不得不提他对汪曾祺作品的品读。2018年，他凭借评论作品《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获得鲁迅文学奖。授奖词写道：王尧的文章“在重新打开汪曾祺的意义空间的同时，也为当代作家实现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镜鉴。”
王尧与汪曾祺“结缘”已久。早期他关注中国散文史的发展，其中关注最多的散文作家就是汪曾祺。两人同属江苏人，四舍五入，一代散文大师汪曾祺其实是当代所有文学苏军的老前辈。提及和这位老先生的缘分，王尧说：“他（汪曾祺）在和我另外一位朋友聊天时，还提到过我，说看到了我写的研究他散文的文章。”
在文学研究与批评的道路上，王尧坚持的观点是，做文学批评，未必和很多作家都熟悉，“但是通过阅读文本，构成一个对话的关系，这也就是朋友了。”
他对作家创作的不易保持理解和共情，特别是自己写小说和散文以后，更能体会到其中的艰难。对待“批评”这两个字，则是尽可能地让自己回归理性。他认为，文学批评是学理性的批评，不是人身攻击，“讲真话当然不是只讲好话，但不是说只有讲问题的话，才是真话和好话。”
除去写作，他还有许多爱好，其中有一项成为他和其他作家沟通的桥梁——饮茶。起早的话，他可以坐在家里喝半个小时的茶，平时也会邀请文学圈的好友到家中品茶，“外行的朋友可能想象不到，我们这些人凑在一起，就是讲文学，文学已经变成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想慢下来的脚步总是慢不下来
从2001年开始，王尧主持“小说家讲坛”，邀请一批优秀小说家到苏州大学演讲，让学生和一些著名的小说家、作家有一个“在场对话”的机会，从而改变文学教育的方式。
他在苏州大学授课多年，听他讲过课的学生，都感觉这个老师文采斐然、诙谐幽默。他对学生的意愿总是特别包容，当提问道“如今还会鼓励中文系的学生去当一名作家吗？”王尧立刻回答道：“当然会鼓励，我会先尊重学生自己的职业选择，但是去做其它专业也很好，可以把文学、人文的情怀渗透在其它工作里面。”
前段时间，网络上曾兴起过“文科无用论”的争吵，王尧没有注意这些，但是完全不赞同“文科无用”这一说法，在他看来，如果只关注科技应用与发展，没有人去关注语言、思想的价值，任何事情都是苍白的，“现代化，从来不是单一的科技化和无纸化，它当然也包括思想的现代化，包括人文的介入。”
网络时代，书写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可王尧还是喜欢在黑板上板书。他把写字看作是理解世界、表达世界的一种方式。由字体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修养、心境、趣味。
饮茶、书法、写作之外，王尧近两年迷上了烧菜，只要有时间，一定要去菜市场逛上一圈。学会一道好菜，一定要烧给家人吃。
过去的二十年，为了追求心中的文学抱负，他的好多稿子都是通宵达旦写出来的。前脚赶着后脚，几乎没给自己任何“喘息”的机会，也背负许多压力。而现在他最想给生活“做减法”，“把不必要的东西删除掉，放松下来，重新建立学业和生活。”
但是《民谣》发布以后，文学界对它的评论几乎没有停止，同时它也摘得了诸多文学奖项的桂冠。作品取得的成绩以及文学界众人的关注，让王尧拼命压抑下去的“文学责任感”再一次冒了出来。他自我打趣道：“因为《民谣》，脚步不仅没慢，反而更加匆忙了。”
出品人：王文坚 毕飞宇
总策划：汪兴国 丁捷
编导：冯秋红
剧本：孙庆云
统筹：周韫 杨恒国
摄像：吴伟龙
剪辑：王一萌 孙庆云
美编：肖甜
出品 江苏省作家协会 扬子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