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黄蓓佳的微信朋友圈，“用蓬勃的生命力击败岁月的无情，同龄朋友共勉”映入眼帘，这句话底下，是年过六旬的前苏联钢琴家尼古拉耶娃演奏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的视频录像。如果不是这条信息提醒，很多读者应该跟我一样，竟猜不出黄蓓佳的真实年龄，从近几年出版的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童眸》《野蜂飞舞》《奔跑的岱二牛》《太平洋，大西洋》到今年即将出版的《叫一声老师》……几乎一年一部的创作速度，旺盛的创作势头不输于年轻的新锐作家，难怪作家毕飞宇称曾用“永不停歇地写作者”来形容黄蓓佳。
文坛耕耘50载，黄蓓佳谦虚地说，“我就是一个‘抡镢头的人’，在文学田地里不停息地挖呀挖，一个土坑接着一个土坑，不断地希望，又不断地失望，五十年里周而复始。”事实是，这位勤勉的作家几乎拿下了国内所有重要的儿童文学奖项，版权输出海外十多个国家；她笔下的成人文学作品同样享誉文坛。从1972年发表处女作《补考》，到1977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期间受到《少年文艺》编辑邀约发表数篇儿童文学作品，毕业前，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小船，小船》。毕业后她更多地将精力投入到成人文学创作中，陆续发表了几百万字的长篇、中篇、短篇小说，散文，甚至剧本。
直到1996年黄蓓佳的女儿“小升初”，半年时间中她一路陪伴孩子经历了残酷的“升学大战”，对教育问题和儿童成长话题有了诸多感慨。长篇小说《我要做好孩子》应运而生，用她的话说，这是一次“纯自然的写作，写作的过程异常轻松，并没有费太多思量。谁知道书出来后成了爆款”，虽然自己对“走红”这件事“一脑门子懵懂”，但因此便有了随后20年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的交替创作，而一门心思创作儿童文学，则是退休后、近七八年的事情。
正是因为黄蓓佳有较长时间的跨龄创作经历，因此她的儿童文学作品兼具了儿童世界的纯真和成人世界的复杂，正如她所说，“好的儿童文学适用所有年龄段的读者”。面对时代的飞速发展，黄蓓佳是如何永葆一颗童心的？她的新作《叫一声老师》写的是自己的成长故事吗？她是如何定义好的儿童文学和作家的？近日，中国作家网记者专访了黄蓓佳。
作家写一辈子作品，统统跟童年有关
中国作家网：今年是您从事文学创作的第50个年头，您即将出版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叫一声老师》，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有何特殊意义？书中的女孩小曈出生在教师家庭，成长在教师大院，这与您的成长经历相似，这本书是否与《童眸》一样，也带有您自己的童年印记？您觉得童年对于一个作家意味着什么？
黄蓓佳：创作五十年和我的新长篇出版之间并无关联。坦白说，我不是个对自己的各种生命节点很在意的人，也不喜欢刻意地去做什么事。文学如何算计到了哪年该写什么书？那就不是文学，是宣传。
我的父母都是老师，一辈子都在教育岗位上。父母去世后，我一直想着要为他们写点什么。我已经写了那么多的作品，那么多的人、事情、生活，我也该写写我的父母。但是提笔之后，就发现我的他们似乎一生平淡，几乎全部的时间就是围着学生打转，没有传奇，没有悲惨遭遇，更不惊天动地，如此，流水账式的记录未必有人要看。那么我想，不如就来写本小说吧，写写我童年时代那些有趣的老师们，用这本小说，纪念我的父母。
书中小城的生活环境是真的，我读书的那个学校是存在的，温馨可爱书香氤氲的教师大院曾经也有，后来拆除了。每次提笔描写记忆中的过往，心里总有无尽的感伤，这是人生走向迟暮的毛病：念旧，伤怀，慨叹，痛恨过的一切都成了美好。
童年生活对一个作家的重要性，很多人说过了，他们肯定比我说得都好，所以我不必赘言。简单来说，作家写一辈子作品，最好的内容跟童年有关，最痛彻心扉、最铭心刻骨、最幸福的、最快乐的、最能压垮自己的，统统跟童年有关。这样的关系，也许直接，也许间接，也许隐秘到不自知。但要摆脱童年绝无可能。
具体到我的这本《叫一声老师》，跟我上一本《童眸》，同样写童年，基础色彩大不相同。《童眸》斑驳杂芜，难以用一句话描述清楚。《叫一声老师》相对单纯，色调明亮，故事轻松，人物有趣。写这本书的时候，美好的情愫在我心里是占据上风的。
中国作家网：作为当今文坛为数不多的跨龄写作作家，在您心中，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分别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创作两种文学时，在心态上有什么变化？
黄蓓佳：我最初的写作，第一篇小说，写的是一个高中生的题材，那时候还在“文革”之中，完全没有文体概念，能发表纯属误打误撞。之后的几年，跌跌爬爬，二十郎当岁的年龄，偏喜欢写一些读起来苍老的作品。
1977年进入北大，接受到系统的文学教育，把自己过去几年的文学尝试全部否定了，一时又找不准新的道路，试着写了一篇儿童文学，投到江苏的《少年文艺》刊物，受到编辑赞赏，当年还得了一个省级文学奖项。如此，激起了我对儿童文学的兴趣，之后的几年，一手儿童文学，一手成人文学，写得不亦乐乎。
大学毕业，进入社会，为人妻为人母，慢慢地磨去了童稚之心，有十五年之久不再碰儿童文学。
1996年，我的孩子小学毕业升入初中，这一年中关于考试升学关于教育标准种种问题有很多心得，与同事们讨论，皆有同感，被大家鼓励“写本书出来”，遂写了一本《我要做好孩子》。纯自然的写作，写的过程异常轻松，并没有费太多思量。谁知道书出来后成了爆款，得到了儿童作品能够获得的所有大奖，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舞台剧，被翻译成英法德俄十多种文字在国外发行，至今国内销量己达五百万册。说真话，我自己都对这本书的走红一脑门子懵懂。我之后的很多作品，无论成人的还是儿童的，无论品位还是深度，都要比这部小说好上很多，却往往是波澜不惊，销量和热度远逊于它，这让我不知道是哭好还是笑好。
感觉这世间的事情，真是有太多不确定性，非自己可以掌控。
书既走红，自然出版社不会饶过我的，小读者们的热情也让我无以回报，只能循惯性接着再写。有整整二十年时间，我基本上是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交替写作，一年此，一年彼，公平对待。最近七八年，退休之后，慢慢地跟成人文学断了纠缠，全身心地扑在儿童文学上，基本上一年一部长篇，十来万字，轻松不累，自我感觉老了老了还能再有点进步，挺好。
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我都喜欢，也都有心得。儿童文学的魅力在于它的纯美。每写完一本儿童文学，心里就像被洗过了一样，那么干净，那么透明，跟写成人文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享受。成人文学中，我会淋漓尽致地表达我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生活当中无法实现的，或者想了不敢去做的，我可以用文学来完成。儿童文学却是简单和纯粹的，写作时好像自己重新变回了孩子，回到孩子们当中，能嗅到孩子身上的汗味，感觉非常美妙。
在很多作家身上，两种创作是会产生冲突的，一个深刻的成人文学作家，未必能够写出有趣味的儿童文学。具体到自己，我是个率真轻浅的人，所以在我身上，这样的冲突奇妙地融合了，可以做到两种写作状态互不干扰，也还都能写到差不离的水准。也许是我的身体中同时居住着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孩子吧，这事有点意思。
孩子在进步，我也在进步
中国作家网：评论家丁帆曾高度评价您的《太平洋，大西洋》，称这部作品改变了自己对儿童文学的偏见。面对长期以来儿童文学不被一些评论家重视的局面，您有何感想？
黄蓓佳：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我只能说，我们应该从自身来找原因。我们写出来的作品，如果能如《木偶奇偶记》《柳林风声》《杀死一只知更鸟》《布鲁克林有棵树》《夏洛的网》等等优秀的作品那么好，儿童文学能被评论界屏蔽吗？中国今天的现状，读书人口大多是孩子，儿童文学需要量大，销售更好，导致出版的门槛越来越低，很多基本语言关都没有过的作家，抓到一个有热度的题材，简单做个采访，急就章弄出个报告文学式的东西，就能出书，还能得奖。长此以往，表面上看，儿童文学很有热度，实际是圈子里自己的热闹，得不到评论家的尊重。就我个人对国内一些作品的阅读，儿童文学比之成人文学，确实是有差距的，作家的世界观、价值观、文学素养、基本功、阅读量都存在相当的差距。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不能满足于作品能被出版，能上榜单，得奖项，这些是文学之外的东西，被各种力量各种需要所左右的。文学作品的好坏在于读者的评判、同行的认可、评论家出自内心的肯定，还有就是，十年八年之后，作品在市场上是否还有销量，还有没有人提起。总之，作家对自己要保持清醒。认识自己，才能不断进步。
中国作家网：您一直认为，一部好的儿童文学作品，不仅是给孩子看的，也是给成人看的。如果给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下定义，您觉得应该是什么？
黄蓓佳：定义就是这句话，好的儿童文学适用所有年龄段的读者。孩子看到成长，看到希望，看到未来；成年人看到从前，看到过往，看到曾经经历的、五味杂陈的另一个自己。
儿童文学是写给孩子看的，写作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比成人文学更多，比如目标读者的接受程度，他们想看什么，我能给他们什么，我需要规避什么，都要思考，写起来不比成人文学轻巧或简单。很多人认为儿童文学小儿科，他们是没有实践过，写一本就知道容易与否了。让孩子喜欢一本书可能比较容易，让他们喜欢一个作家的所有作品是不容易的，因为孩子对一切都出于直觉，他们有自己的阅读口味和审美情趣。
中国作家网：作为一名80后，我从小就是看您的作品长大的。我如今也有了孩子，而您仍然笔耕不辍。您是如何几十年如一日葆有一颗纯真童心的？每一代孩子都有自己的性格特点，您是否害怕有一天自己会落伍？
黄蓓佳：我对这个世界永远好奇，喜欢并且愿意拥抱人类所有的发明创造。因为眼睛老花的缘故，我现在阅读纸质书籍比较困难，所以改为手机阅读。又因为我的孩子比较独立，不需要我为第三代操劳，我的日常时间相当充裕。我每天至少有五六个小时花在手机阅读上，读时事、史料钩沉、科技发明、社会新闻、人世间的快乐和苦难。起码在我还有能力阅读的时候，用不着担心自己会落伍，会跟社会脱钩。孩子在进步，我也在进步，我为跟上他们的脚步而努力。
写作，归根到底是一种寻找
中国作家网：您的作品《太平洋，大西洋》的灵感来源于微信上看到的一则新闻，经过多年酝酿成如今的长篇儿童小说，请问创作过程是怎样的？您是否还有更多这样的灵感正在内心发酵？
黄蓓佳： 《太平洋，大西洋》是去年出版的书，写七八十年前的一所幼童音乐学校的故事。关于这个学校，确有其事。好几年前，几乎是在我的手机刚刚开通“微信”功能不久，我就在手机里读到过一篇相关的研究文章（如此看来，碎片化的阅读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文章是作为民国史料发表出来的，很短，千余字篇幅。我读完的第一时间，感觉有用，立刻“收藏”。
之后好多年，这段史料一直在我心里养着，时不时地会想起来，时不时地会在心里憧憬一下，如果写成小说，会是什么模样。
之前我曾经说过，我喜欢时不时地在心里“养”一篇小说：将一个突然而至的念头沉在心里，五年、十年……直至养蚌成珠。作家写作要靠灵感，而灵感又往往是靠不住的东西。瞬间激动了你的事情，如果过一段漫长时间你还是念念不忘，那才值得去打理和把玩，值得你花心血和时间，让它脱颖而出、闪闪发光。
幼童音乐学校的故事，我喜欢，也惦念，但是好几年中一直寻找不到入口。我要如何处理这个题材，才能写出新意，写得让孩子们一读就不能放手？
踟蹰当中，先写完了一部沉重的《野蜂飞舞》，又写完了一部轻盈的《奔跑的岱二牛》。在这两本之前，甚至还有一本《童眸》完成在先。
音乐学校的故事似乎难产了。可参考的资料太少。还有，关于音乐，我不是内行，潜意识里也有敬畏之感，怕亵渎了那个时代里可敬的先生和可爱的孩子们，不敢贸贸然下手。
直至去年，两件似乎是完全不相干的事，助我找到了故事的切入点。
第一件，我的一个亲戚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中学音乐老师，很多年里她一直致力于“童声合唱”这项事业，带着她的那帮合唱队员们参加国内国外各种比赛，获奖多多。在我的这个小说题材陷入黑暗时，我得到了她的合唱团在荷兰又获金奖的消息。蓦然之间，迷雾散开，我看到了眼前的光亮。
第二件，在一切基本就绪，独独差一点悬疑要素的时候，当我苦思冥想要如何把小说中的诸多情节天衣无缝地编织到一起的时候，我读到了老编辑张昌华先生的一篇小文章，讲述他如何登报帮老友寻找故人的趣事。当然，登报这个行为在今天已经是过去时了，现代通讯技术让“寻人”这件事有了更多的表现手段，然而小说情节的联想和触发不就是这么来的吗？
合适的时间、合适的故事原型和人物原型，一切都开始融合，发酵，成形。昨天和今天，历史和现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从前的讲述和正在发生的寻找……我选择了这样一种时空交错的方式，把一段难忘的历史呈现给孩子们。
我的很多写作灵感都是这样由阅读而来。阅读触发了心里的某一个敏感点，好像突然找到了小说里的一根线，把多年思考积累的素材串成一串，提溜出水，在我眼前闪闪发光。今年我手头正在写的是一部真正的教育题材小说。教育，如何由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由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由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这部小说的启动开关也是我无意间在《人物》杂志读到的一篇文章，写一场无疾而终的教改实验。别人的文章点醒了我，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于是坐下来，再找更多的相关文章来读，用这种方法，让自己一点点地沉浸到小说世界之中。
当然，阅读只是契机，思考是自己的，故事和人物也是自己的。由新闻或者史料引发而成长篇小说，中间有长长的艰难的路要走。
中国作家网：《我要做好孩子》是您在女儿小升初考试后用一个月时间创作出来的，您那时作为一个 “职场妈妈”，如何平衡写作和家庭，使之相得益彰的？您的写作和生活是怎样的关系？
黄蓓佳：作家跟别的职业女性不一样，没有上下班之分，除了睡觉，哪怕是走路烧饭开车，脑子里都有各种念头盘旋，全心全意在过日子这件事情上绝无可能。想做好作家，基本上不可能同时做一个好母亲。当年我先生在国外学习工作，家里只有我们母女生活，我对女儿的照顾绝对粗疏简陋，做一顿饭能吃上好几天，街头饭店里买两个肉包子当晚饭更是常事。好在女儿心大，在生活上要求不高，性格也算独立。她十六岁出国留学，读完研究生，成家立业，对我从无依赖。她结婚的时候，我甚至都没抽时间替她操办一个婚礼。我今天能写出这么多作品，写作生命能持续五十个年头，一定程度上拜女儿所赐。她是我生命中第一个要感谢的人。
中国作家网：很多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范围”，而您的创作永远不愿意重复自己，一直在不断挑战自我，您认为，“不断创新”是否是一个好作家的标准？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标准？
黄蓓佳：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如果要用一个形象来说明自己在文学写作中的现状，那我就是一个“抡镢头的人”，一个农夫，在文学田地里不停息地挖呀挖，一个土坑接着一个土坑，不断地希望，又不断地失望，五十年里周而复始。
我写了几百万字的成人文学作品，长篇、中篇、短篇散文甚至剧本。我也写了几百万字的儿童小说。东刨一下西挖一下，自己也不清楚自己想挖出点什么。我表面上沉默安静，不喜欢当众发言也不喜欢到处参加文学活动，内心里其实活跃，想法多多，愿意尝试新鲜事物，而且“喜新厌旧”，尝试过了就不再重复。我想我这些年的写作，归根到底是一种寻找，寻找故乡和童年，寻找理想的最好的世界，寻找心里秘藏的珍宝。
是的，我已经写作五十年了。五十年里挖出来的那些土坑，如同我写出来的一部部作品，高低排列，参差裸露，曝晒在阳光之下，在读者的面前，暗自羞惭它们的粗砺和浅陋。
我算是个好作家吗？未必是。不过我肯定能算一个勤奋的作家，一直在慢慢地往前走的作家。我对得起自己的一生，这就可以了。 （中国作家网记者刘雅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