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晓明:袁伟的乡愁写作——跋《栽种春光》

(2020-05-09 17:17) 5873082

  袁伟是苗族人,家乡在贵州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一个极富诗意的地域。家乡附近有著名的道教圣地梵净山。今天的袁伟,是扬州大学的大三学生,求学于一个诞生了张若虚、扬州八怪的地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从中国历史上一个高度自然文明的地域,来到了一个高度城市文明的地域,这样的落差,很自然地赋予了他敏感的心灵一种乡愁,以及诗歌创作的灵感。

  袁伟的乡愁,不是对故乡的泛泛而思,而是对已经过去或逝去的某个具体场景或情感的怀念,袁伟与它们的距离,来自一种不可克服的时间的阻隔,而且这种距离,仍在时间的流逝中不断扩展。因此,袁伟的乡愁,实际上是一种时间的乡愁,能给予拯救的,只有诗歌。

  乡愁的内核,无疑是情感,袁伟的这本诗集的开始部分,显然也是他最珍视的部分,即是“亲情”,是对自己来扬州求学之前,与家人相伴的珍贵时间与情感回忆。袁伟儿时身体羸弱,常在雨夜被一些没来由的病痛折磨,然后“带着哭腔从梦中惊醒”,他的父亲自然每次都是焦虑万分,骑着老旧的二八自行车,累得哼哧哼哧,把儿子带往医院。

  坐在横杆上,我能听到父亲焦虑的心跳——

  清晰、急促,刺耳。他试图

  用谈话和唱歌掩盖未知的恐惧,但在

  滂沱大雨中更像是祈祷……

             ——《雨夜单车》

  这一细节的描写如此真切,场景如在眼前,父子连心的感觉,一行行揪着读者的心。如今,十多年过去,儿子的病痛似乎已成过去,然而,“父亲对雨夜的敏感,却仍然被尘世所困”。由于儿子曾经的雨夜病痛,雨夜竟成了父亲至今的条件反射,而这条件反射,又成了今天儿子的另一种“隐痛”。《雨夜单车》全诗,没有一句多余的抒情,仅由叙述,场景,细节构成,其蕴含的力量,却深深打动了我。

  “亲情”辑中的另一首诗《深夜对酌》,是写诗人前往扬州上大学之前,与父亲的一夜对酌。面对上大学的儿子,渐渐老去的父亲不再把他看作孩子,而是当成一个成人,一个朋友,敞开了心扉,一个真实而感人的父亲形象跃然纸上。

  袁伟的家庭,似乎是慈父严母。《罚跪》一诗,则回忆了母亲对他儿时的教育。袁伟的母亲不识字,然而,却明晰做人的道理,教育的重要,对孩子的严,才是真正的爱。儿子有了过失的言行,她的办法简单而直接,就是罚跪。“六岁那年夏天的某个雨夜就跪没了/堂屋里的一片漆黑,像母亲口中那句/不由分说的罚跪命令”,不仅如此,还要同时向着神龛下的列祖列宗悔过。诗人在儿时,不知被罚跪了多少次,多少时间,以至于膝盖上“两个老茧若隐若现”。

  我用膝下的黄金,买了启蒙字典

  它由母亲所编,剔除了一切不实之词

   ——《罚跪》

  诗人的感喟是复杂而深沉的,然而,他却是从另一角度,呈现了他与母亲的深情。还有《当铺》《反哺》等诗,前者叙述了一直生活于底层的父母,挣钱供自己上学的不易,“为了我的成长和学业,在不同时间段/父母依次抵押了青春、血汗和健康”;后者则表达了对从未见过面的外婆的怀念,“一篮粽子,一把香,一沓纸钱,一瓶雄黄酒/提着这些节日的元素去陪外婆过端午”。这些诗歌皆是以场景,细节等构成全篇,朴实,生动,感人。说实话,读到袁伟的这些诗歌的时候,我是吃惊的。我惊讶于他的诗歌天赋,竟在短短的两三年中,在他的大学生活时期,就寻找到了已颇显从容的诗歌节奏,写出了堪称优秀的诗歌,而且是我推崇的纯正的“叙述性写作”。

  我的诗学长论《反抒情写作》一文中,第一个探讨的就是“叙述性写作”。我所言的叙述性写作,不仅仅面向某个人,或某个故事,它还注重着某段经历,某个片断过程的叙述,展开。这种对叙述过程的专注,自然地压缩着抒情因素,甚至将之剔除出去。从诗歌发展的意义上讲,抒情性是属于过去的,而反抒情是属于当代和未来的。袁伟尚在他的大学生活期间,就实现了自己诗歌创作的当代性,站在了一个很好的起点上,这是不容易的。

  如果说,袁伟在“亲情”辑中的乡愁写作,是将目光关注于几位亲人之间,那么,他在“泛乡愁”辑中的乡愁写作,则将目光放到了家乡广阔的世界。在《庄稼人》这首诗中,年轻的诗人思考了他的家乡人民的命运,颇有雄心地试图以一首诗,为他们那“一本厚厚的书”写一个总序。要做到这一点显然难度极大,但诗人找到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以标点符号系统来象征他们的命运:皱纹如“波浪线”,“反复标注勤恳,这个安身立命的重点”;花白的头发如“感叹号”,“控诉着岁月的无情”;越来越弓的腰如“问号”,询问着“庄稼和黄土地的关系”;而最终的“老年斑”,则成了意味无限的“省略号”,逼迫着我们无尽的思索——这是一个出色的标点符号象征系统,不仅为这片土地上辛勤劳碌的人民,勾勒出了一本大书的轮廓,实际上也是试图为他们立一块诗歌之碑,年轻的袁伟的努力,不由使我油然生起敬意。

  如果说,在“泛乡愁”这一辑中,诗歌《庄稼人》有着某种“序”的意味,那么,《锅巴粉》《瓦舍》《石碑》《草鞋》等诗,则在具体事物具体场景中,作了精彩的展开:《锅巴粉》一诗,描写了诗人家乡的一种独特食物;《石碑》一诗,则叙述了一块矿山运回的石头,如何被老石匠凿成一块石碑的过程;《草鞋》一诗,则讲述了爷爷的一双巧手,如何将无用的废料编织成“金色草鞋”的故事。袁伟的这几首诗歌,皆极具细节,生动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呈现了他的家乡。

  然而,如果袁伟的诗仅止于此,就只能是一种普通的乡愁写作,袁伟的出色之处,是他在这些诗中,还投入了属于自己的思想,使这些诗不仅打动我们,还启发我们。袁伟曾这样述说他的诗学追求:“诗意与思想应高度融合,一首作品,如果光有思想而缺诗意,就少了诗的属性;片面追求诗意而缺少思想,文本就少了质地和分量。”在《庄稼人》《锅巴粉》《瓦舍》《石碑》《草鞋》等诗中,袁伟有意识地实践了自己的诗学追求,尽管有时不免露出吃力的痕迹。在这些诗的进展中,不时闪耀出极具象征,或引人联想的词句,将读者引领入新的境界:在《石碑》中,带着“粗野的属性”的石头,经凿子“镇压每一处凹凸不平”,而变得“圆滑”,不再“棱角分明”,这分明就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宿命,在社会习俗的打磨下,最终“按长幼顺序,跪于碑面”,这首诗背后的空间,简直就是一个民族的生长史。

  可以说,袁伟的这本诗集中的许多诗,相当程度上成功地植入了自己的思想,而尤令我欣喜的,是袁伟有些时候还追求着将他的思想提升到一种抽象,或哲学的高度——

  土,处于五行之末

  而在一间瓦舍的结构中

  它除了本身,还是金木水火

  能容,量大,不一定是海

  瓦也可以。只要它们彼此拥抱

  就能收留无数生灵,供安身立命

  一片瓦,是至阴至阳之物

  而黄和青是无坚可摧的内外核

  年岁久了,就用坠落提醒主人去检修

  我对每一片瓦都心存敬畏,因为

  受过太多苦难的人死后没力气升天

  瓦舍,就是祖辈们唯一可以爬升的高度

              ——《瓦舍》

  我之所以提出《瓦舍》一诗来进行讨论,并非因为它是佳作,实际上,它还不成熟,需要进一步的打磨,然而,它显示出了袁伟未来可能发展的空间。在中国的古典哲学中,世界万物是由金木水火土构成的,是一个相互依赖的系统。袁伟的《瓦舍》诗一开始,就进入玄思。但是,一首短诗的诗思,不易沉在抽象中过久,否则会引起读者的阅读疲劳,或迷失,于是,诗人便将来自“土”的“瓦”,与具体的房舍联系起来,获得某种落脚点,“能容,量大……只要它们彼此拥抱/ 就能收留无数生灵”。有了实在的落脚点,诗人并没有滞留,而是开始了下一步玄思的继续飞升,或深入。在对“瓦”的本质和属性探讨之后,诗人接着将之置于时间中考量,“年岁久了,就用坠落提醒主人去检修”——这一句,将诗思又落到了可感的实处,同时亦引向诗的尾声:“我对每一片瓦都心存敬畏,因为/ 受过太多苦难的人死后没力气升天/瓦舍,就是祖辈们唯一可以爬升的高度”。这结尾的三行,是袁伟最好的诗句之一,既有着抽象的上升,又有着厚重的意蕴:生存于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因为承受了太多的苦难,耗竭了他们的元气,以至于死后的灵魂亦无力攀升向往的天堂。他们唯一所能攀到的高度,也就是居所之上“瓦”的高度。这样的诗句,使只有十二行的《房舍》有了一种“大”的气势。

  袁伟的这本诗集,乡愁写作之外的其它辑中,如“友情,爱情”“专业学习”“深度思考”“游记景物”等,皆有佳作值得一读,我的这篇序充其意味,只是起一种引读作用,寻找到袁伟诗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作一些分析,探讨。

  袁伟的诗歌创作已在某种程度上,寻觅到了适合自己的节奏,呈现出自己的某种特色。但他尚是一个在读的大学生,一切仍在起始阶段。他的未来的诗歌空间将更大,而且是可以期待的,我有这样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