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

　　艾伟把写作的“中国经验”指向了《金瓶梅》式的“记录中国人的日常经验”，应该说是对凌空虚蹈的小说“所指”和“能指”的一种反拨。当然，这也并非是回到“一地鸡毛”式的庸常的写实之中去，然而，我们的小说创作一旦离开了空气和水，即便是技术路线再髙明，也不会成为经典。我同意毕飞宇把《风和日丽》看作艾伟的“巔峰之作”，因为“面对历史，面对宏阔的背景”，“直抵人心”的恰恰就是作家意识到了的从“日常经验”中抽绎出来的精神，用何平的话来说就是“尊重时代的肌理和人的命运感，尽最大可能敞开世界和人的内心世界的矛盾和幽暗”。“我们如何有效地具有信服力地打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找到中国人的‘灵魂’”才是作家所追求的精神世界。

　　张悦然以艾莉丝•门罗的时间概念为例，来阐释小说作家在时空构造上的逆向思维给小说带来的用时间换空间的辩证道理，应该是一个小说家悟出的哲理：“所以她的小说从表面来看，有一种较为松散的结构，像是在时空中徜徉。她对笔下人物了解得似乎比大多数短篇小说作者更多，他们就像她的同学或邻居，她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他们，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去了哪里。也因为这样，她的人物显得更真实，他们不是舞台聚光灯底下声嘶力竭念诵台词的演员，而更像我们周围的人。”也正好印证了艾伟“日常经验”是消弭空洞经验的真谛。

　　李建军在重评路遥小说时，着重对其“自觉地清理自己的血液”的反思给出了较髙的评价，这一点对于作家，尤其是在各种各样政治运动中沉浮的中国作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问題，“风派”作家的生命力终归是有限的，一旦成为时代思想的“寄生鸟”，这不仅仅是作家的悲哀，同时也是这个时代文学的悲哀。

　　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变，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悄悄地变化，我们的作家会以什么样的姿态投入到前所未有的创作中去呢？！

庚子五月廿七丁帆直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