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新时期江苏文坛，大运河之滨孕育出两位精神气质迥异的文学大家，被学界并称为“运河双星”。一位是汪曾祺，擅长从水乡烟火、草木吃食之中打捞人间温情，于平凡日常酿造世俗诗意；另一位便是高晓声，他直面乡土大地粗粝的时代伤痕，将目光牢牢投向时代浪潮里沉浮挣扎的普通农民。四十余年来，一代代读者与研究者不断重读高晓声，体察其文字承载的厚重精神重量，相关研讨与思考，也伴随文学思潮的潮起潮落持续生长、演进。
2026年10月18日，高邮汪迷部落文学社、常州市高晓声文学研究会联合举办首届“运河双星”汪曾祺高晓声文学研究成果交流会，会上推出的《高晓声研究专辑》共收录19篇论文。这批专辑论文，既接续既往研究脉络，又从作家生平史料、叙事修辞、“运河双星”比较、民间——学院对话等多个维度，贡献出新的观察视角，集中展现了当下高晓声研究的多元面貌。
谈及高晓声，《李顺大造屋》与《陈奂生上城》始终是绕不开的经典。两篇小说相继斩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也让高晓声迅速走入新时期文学的聚光灯下。作为“探求者”社团的核心成员，长达二十二年的农村下放经历，让泥土风霜浸润了他的生命体验，也沉淀为其文学创作深厚的精神底色。早期评论紧随伤痕、反思文学的时代潮流，既看到文本表层农民物质生存的困顿处境，也敏锐捕捉到苦难外壳之下，人物复杂幽微的精神困境。本次《高晓声研究专辑》中，多篇论文依然围绕陈奂生、李顺大等经典形象展开再解读，不再简单停留于“精神胜利法”的固有标签，而是把人物放回完整的系列文本链条，辨析人物性格的多面性，重新审视国民性批判这一阐释框架的边界与限度。
不少研究者将高晓声的创作接续鲁迅开创的国民性反思脉络。李顺大耗尽半生执念，只为筑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屋，人生理想几经起落；为冲破现实的重重阻碍，他不得不放下原则托人“走后门”，内心交织着不甘、愤懑，又满是无可奈何的妥协。陈奂生进城，五元的招待所住宿费令他满心疼惜，却又靠着在沙发上落座的片刻体验，完成一场精神层面的自我慰藉。这些人物不只是被动承受苦难的弱者，在善良坚韧的底色之外，也裹挟着小农经济环境下滋生的依附心理、等级观念与自欺式的精神胜利法。由此，研究界提炼出振聋发聩的命题：物质层面的翻身，并不能等同于人的精神觉醒。
随着研究走向深入，学界逐步跳出单向度批判的思维定式。高晓声并不是一个居高临下的启蒙判官，冷眼审判农民身上的种种精神局限。二十余年和乡土百姓朝夕相处的生活经历，赋予他对底层劳动者深沉的体恤与共情。他洞悉人性的多面性，既敢于剖开人物精神世界的重重褶皱，也不刻意遮蔽普通民众质朴宽厚的生命底色。相关讨论也随之趋于辩证：农民身上的国民性格局限，并不全然是与生俱来的本性，很大程度上，是特殊历史环境与严酷生存现实共同塑造而成。专辑中有论文提出，高晓声的叙事同时并存“他审”与“自审”双重向度，在审视农民精神痼疾的同时，也暗含对知识分子自身精神重负的反省，打破了过去只把作家定位为外部启蒙者的固化认知。此后，研究者不再局限于两篇代表性作品，将阅读视野拓展至完整的“陈奂生系列”全部文本，审视包产到户之后，面对市场经济浪潮冲击，小农群体滋生出的全新迷茫与挣扎问题。但客观来看，多数研究依旧聚焦李顺大、陈奂生这两个典型形象，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基层小人物等群体，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与解读，这一点也被专辑中的多篇文章指摘出来，呼吁拓宽人物研究的边界。
研读高晓声的创作，历来存在两条并行的解读路径：一条向外，叩问时代与社会；一条向内，体察叙事的艺术特质。
向外观照，他的小说堪称镌刻时代印记的乡土证词。划为右派之后的坎坷际遇，加上上世纪50年代“写真实”“干预生活”的文学理想，共同构成其创作的思想源头。他书写乡村个体被时代洪流裹挟的命运浮沉，也敏锐记录改革开放之后，苏南乡村社会出现的分化与嬗变。他拒绝廉价的时代颂歌，敢于直面改革进程中滋生的各类新矛盾，也坦然袒露自己面对社会巨变时的困惑与犹疑。文本主观创作意图和客观呈现效果之间形成的内在张力，也成为后世研究者反复探讨的议题。本次“运河双星”交流会高晓声专题论文立足苏南地域文化视角，挖掘运河乡土环境对高晓声认知世界、理解农民命运的深层影响，把作家放回江南乡土社会的现场，辨析其现实主义书写的地域根脉。
向内审视，相较于成果丰硕的社会——历史批评，针对高晓声叙事艺术本体的研究则相对薄弱。他继承现代文学的白描笔法，娴熟运用苏南乡土口语，文字质朴粗粝，自带浓郁的泥土气息。他善于潜入人物幽微细密的内心，借个体细微的心理波动，折射宏大复杂的社会现实。悲喜交织、含泪反讽是其鲜明的笔墨特征，悲剧内核包裹喜剧外壳，读来令人啼笑皆非。交流会上数篇论文专门转向修辞与语言细读，探讨高晓声语言“刻毒”与温情并存的双重美学，剖析反讽、幽默在文本当中的具体运作方式，弥补以往重思想主题、轻艺术肌理的研究短板。但不少论者也指出，高晓声的写作常常服务于现实批判的诉求，思想主题有时会压倒审美形式，文本说理成分偏重，缺少汪曾祺作品那种冲淡含蓄的意象营造与叙事留白。现有评析多偏向整体性概括，精细入微的文本细读较为稀缺；而他数量可观的散文、杂文、访谈资料，更是长期处于研究的边缘，尚未得到充分挖掘，这也是本次专辑论文着重呼吁加强的研究方向。
进入新世纪，文学思潮几经更迭，学界开始重新校准高晓声的文学史坐标。上世纪80年代，他声誉鼎盛，一度被寄予“新时代鲁迅”的期待；上世纪90年代以后，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蓬勃兴起，高晓声在文学史叙述中却不断被简化，往往仅以《陈奂生上城》单篇作为标签，用一部代表作遮蔽了作家完整丰富的创作轨迹。不少研究者由此呼吁挣脱“名篇牢笼”，立足高晓声全部文本序列，完整梳理其从“探求者”时期到新时期复出的创作脉络。本次交流会《高晓声研究专辑》里，就有论文专门立足“探求者”社团史料，重新梳理其早期文学理想，辨析社团经历如何长久地作用于高晓声此后的文学选择。他既不同于伤痕文学对苦难血泪的一味宣泄，也区别于改革文学的乐观昂扬，始终扎根农民个体命运，冷静勘察历史与现实纠缠之下人的精神困境，为新时期文学“人的复归”提供了厚重独特的乡土经验。
近年来，“运河双星”的对照研究视角，为高晓声研究开辟出新的阐释空间，这也是本次交流会专辑论文一大突出亮点。二人同饮运河之水，共同历经时代风雨磨难：汪曾祺选择以审美诗意超越苦难，打捞烟火人间的脉脉温情；高晓声则秉持启蒙的锋芒直面苦难，解剖乡土灵魂的重重褶皱。一个沉浸于民间诗意，一个保持理性审视的距离；一温一冷，互为映照，共同构成新时期乡土“人学”书写的一体两面。专辑中的比较类论文，既看到二者精神底色的同源，也辨析他们面对苦难、处理民间资源的根本分野；不过论文同时承认，目前二者的比较研究大多停留在宏观气质、思想立场的比照，真正深入文本内部，围绕叙事语言、民俗书写、人物塑造开展的精细化对读，依旧十分稀缺，有待后续继续掘进。
时代滚滚向前，高晓声笔下提出的诸多命题并未过时。置身乡村振兴的时代浪潮，物质生活已然今非昔比，但“物质改善不等于人的精神现代化”这一核心母题，依旧值得我们不断深思。小农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抉择，普通人实现精神觉醒的艰难路途，这些沉淀于文字之中的思考，依然能够烛照当下的社会现实。专辑中部分论文立足当代乡村现实，重新激活高晓声文本的现实阐释力，讨论其对今天理解乡村社会、农民精神世界的启示，实现经典文本与当下现实的对话。
纵观四十余年的研究历程，现存的短板同样清晰可辨，《高晓声研究专辑》的多篇文章也对此作出集体反思。我们很容易被少数经典名篇束缚，习惯以《陈奂生上城》《李顺大造屋》来概括高晓声的整个文学世界；其中后期小说、书信、佚文、访谈等一手史料，仍有待进一步发掘。社会历史维度的解读成果丰硕，可立足文学本体的细读却略显冷清，小说涉及的女性形象、地域民俗、讽刺修辞等方向，还有广阔的阐释空间。“探求者”社团是理解高晓声创作源头的关键，与之相关的史料整理和深度研究尚有欠缺。江苏地方研究会与本土学者产出了大量鲜活的阅读感悟与研究成果，但民间研究感悟如何更好对接学院学术规范，实现史料考据与文学阐释双向赋能，依旧是值得持续求索的课题，而本次“运河双星”交流会，正是民间力量与学院研究展开对话的一次有益实践。
高晓声的文字，犹如埋在江南乡土里一块沉重的顽石。他无意编织温情脉脉的乡土桃花源，执意掀开生活的表层，展露苦难挤压之下灵魂的褶皱。重读高晓声，不只是回望一段远去的文学往事，更是借旧时代的故事，不断叩问人与时代、人与土地盘根错节的复杂纠缠。纵使岁月流转，乡土大地几经变迁，但对普通个体精神命运的深切关切，永远不会过时。
（作者系扬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高邮市文联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