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文学世界，是中国当代文学中一座独特的运河文化丰碑。自1980年《受戒》发表以来，相关研究历经四十余年发展，形成体量庞大、视角丰富的学术成果。2026年10月18日，高邮汪迷部落文学社、常州市高晓声文学研究会联合举办首届“运河双星”汪曾祺高晓声文学研究成果交流会，会议发布《汪曾祺研究专辑》25篇论文。论文来源呈现多元化特征，高校青年研究者、地方文史研究者、民间汪迷共同参与，议题分布涵盖学术史梳理、史料考证、文本细读、创作理论、比较文学、跨文体研究、当代价值阐释等多个板块，随着汪曾祺研究不断深入，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其文学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1.批评史梳理与历史化重读
刘书含、刘思颖将四十余年《受戒》研究划分为四个阶段：上世纪八十年代属于观念碰撞阶段，《受戒》作为思想解放的文学样本，在人性解放与回避社会矛盾两种声音之间展开论争；九十年代进入审美沉潜期，学界转向诗化文体、民俗、京派血脉的文本内部研究；2010—2020年，接受美学、空间叙事、翻译学等跨学科理论大量介入；2020年之后转向一手文献考据，同时出现评奖制度等经典化外部机制研究的新动向。该文指出，不同时代的主流阐释会对文本进行裁剪，八十年代将其视作思想解放的注脚，九十年代简化为田园叙事，只有依托书信、手稿开展历史化细读，才能还原文本复杂的内在意涵。
专辑多篇论文呼应这一历史化研究思路。余春玲辩证审视汪曾祺的乡土乌托邦，指出诗意书写背后存在现实创伤的投射；李广华提醒研究者不能被冲淡文风遮蔽，《大淖记事》文本内部存在底层压迫等政治事象；张东坡将研究视野前移至六十年代，以《羊舍的夜晚》为对象，借助“风景书写”分析作家摘帽返京之后，审美理想与时代规训相互拉扯形成的交互式主体焦虑，打破“汪曾祺八十年代横空出世”的固化认知。
2.故乡记忆、民俗与地方感建构
故乡高邮是汪曾祺创作的核心母题，专辑从记忆心理、民俗叙事、微物叙事、生活史料等多个维度展开讨论。王雨晴依据汪曾祺致陆建华的书信，结合1981年返乡、老宅归还受挫等史实，提出三阶段阐释框架：1980—1985年依靠记忆代偿建构“记忆圣境”；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现实与记忆的落差带来身份焦虑，创作短暂滞涩；1992年后形成“对位视角”，故乡从怀旧对象升华为安顿自我、观照世界的精神“方法”。
张瑶玥立足文艺民俗学，以《大淖记事》为中心，把民俗书写拆解为书写理念、物质—人文—精神三层表现向度与诗学意蕴，认为民俗并非单纯的背景装饰，已经深度参与叙事建构与人物塑造。朱明荣提出“微物叙事”概念，汪曾祺借助器物、草木、饮食等细碎地方性物象，完成感官层面的编码，将高邮从地理空间升华为承载集体记忆的精神家园。许伟忠回归现实生活史料，考证“泡茶馆”的生活经验如何转化为小说的市井叙事素材。以上论文共同表明，汪曾祺笔下的高邮并非现实乡土的复刻，而是记忆、现实创伤、文人审美多重化合生成的文学空间。
3.语言本体与“揉面”创作方法论
专辑跳出“冲淡、朴素”的印象式评价，深入汪曾祺创作哲学层面开展语言研究。姚丽以散文《公共汽车》为案例，阐释汪曾祺“语言是小说的本体”的核心观念，消解内容—形式二元对立；区分诉苦型、功用型、磨损型三类套话，提炼“不说的智慧”“水性”“减省美学”，阐释“减法即是加法”的语言逻辑。陆忠场围绕汪曾祺“揉面”的创作譬喻，构建多维创作方法论，从语言打磨、主题淬炼、叙事节奏、文体边界四个维度展开分析，把汪曾祺小说划分为散文式、散文诗式、写意画式、寓言式、风俗化小说五类。
赵建国系统整理汪曾祺散见的谈艺文字，论证汪曾祺拥有自成体系的本土小说理论，并非只有碎片化感悟；戴求挖掘文本隐性幽默，丰富汪曾祺语言艺术的多元面貌。上述论文共同揭示，汪曾祺的语言魅力根植于一整套完整的创作思想，克制真诚、随物赋形，拒绝空洞套话是其核心追求。
4.师承谱系重构与“运河双星”比较研究
邱悦对汪曾祺解读沈从文的全部文稿、书信进行编年考察，将八十年代的解读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汪曾祺借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着重阐发沈从文的爱国主义与民族品德重造思想，以此帮助沈从文获得主流文坛接纳；1986年之后文学环境趋于宽松，汪曾祺转向阐释“散文化小说”传统，同时主动辨析自身与沈从文的差异，坦言受废名影响同样深刻。专辑提出，“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的师承谱系，是八十年代文学场域动态建构的产物，并非天然既定的文学史事实。
落实交流会“运河双星”的主题，徐松、孔秀霞两篇论文开展汪曾祺与高晓声的比较研究。徐松提出二者构成新时期“人学”复归的一体两面：高晓声重在书写“苦难的硬度”，解剖农民的精神负累；汪曾祺重在呈现“温情的韧性”，发掘民间人性光辉，批判与救赎互为补充。孔秀霞进一步指出二者乡土叙事的差异：汪曾祺偏向烟火诗意的审美超越，高晓声执着于时代现实剖白，呈现八十年代乡土叙事内部的多元路径。
5.跨文体拓展：城市、游记、戏剧改编
专辑突破汪曾祺研究偏重乡土小说的研究惯性，拓展多种文体与空间维度。魏冶开展汪曾祺城市书写研究，梳理昆明、北京等城市经验在作品当中的呈现，弥补重乡土、轻城市的研究短板。张泽南以现代京剧《沙家浜》为对象，分析汪曾祺参与剧本改编时双关修辞的运用，考察其语言才华在革命文艺文本中的实践。姚维儒对较少被学界关注的游记《初识楠溪江》进行细读，剖析山水书写背后的文人精神。林贤治从整体人文思想层面，论述汪曾祺创作的核心价值在于时代动荡之后重新复活普通人的人性。
6.经典的当代回响：汪曾祺与新大众文艺
专辑数篇论文对接新媒体时代文艺生态，探讨汪曾祺对当下大众写作的启示。王焕其辨析新大众文艺区别于旧工农兵文艺的特质，以“汪迷部落”民间社群为个案，指出汪曾祺平视日常、尊重普通人生命体验的创作理念，能够回应素人创作同质化、贩卖苦难、模板化写作的现实困境。陈庆荣进一步提炼实践路径：真诚凝视日常、坚守创作主体性、从烟火现实中提炼人性温度。何秋华、卞玉兰也从不同角度阐发汪曾祺文艺思想的当代借鉴意义。这一组研究打通经典文本与当代文艺现实，将汪曾祺研究从文学史内部延伸至当下文化场域。
自从2025年初，评论家王干提出“汪学”概念以来，高邮汪迷部落文学社已经连续举办11期“汪学公开课”，孙郁、翟业军、王尧、林超然、王彬彬、郜元宝等汪曾祺研究专家教授先后莅临开讲。此次首届“运河双星”交流会汪曾祺研究专辑文献所揭示出来的学术新趋势，未来汪曾祺研究可从五个方向继续推进：
1.依托全集与佚文史料，打通不同创作阶段：充分利用《汪曾祺全集》、书信、访谈、未刊文稿，贯通4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80年代以后，完整还原他创作的演变脉络，打破“80年代横空出世”的刻板印象。正如邱悦对汪曾祺解读沈从文的编年研究所显示的，大量未刊书信和手稿的发掘，能够揭示既往研究所忽略的创作心态变化，这种文献考据的方法应当推广到汪曾祺整体创作研究中。
2.深化历史化解读：跳出单纯审美鉴赏，考察汪曾祺的民间、人性书写和时代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理解其乌托邦叙事的历史成因，发掘文本背后被温和叙事遮蔽的复杂现实感受。王雨晴对汪曾祺“对位视角”的分析已经显示，汪曾祺的审美乌托邦背后，隐藏着现实返乡的挫败感与身份焦虑，这种历史化的解读能够帮助我们摆脱对汪曾祺“冲淡平和”的刻板印象，看到其文学世界内部的复杂性与张力。
3.跨文体整合研究：把小说、散文、文论、戏曲改编、书画审美打通，把握其完整艺术世界。姚丽以《公共汽车》散文为研究对象提出的“水性”美学概念，完全可以推广到汪曾祺的全部创作中，构建一套完整的“汪氏诗学”体系，这种跨文体的整合研究，能够打破既往研究“小说、散文分家”的局限，呈现汪曾祺完整的艺术人格。
4.拓展比较视域：继续深化和现代抒情小说传统、古典笔记小品的对话，也可拓展与同时代作家（高晓声、孙犁等）对照，辨析80年代乡土叙事内部的多样路径。邱悦的研究揭示了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动态差异，未来的比较研究应当摆脱静态的“师承—影响”模式，转而关注不同作家在同一文学场域中的策略选择，从更广阔的文学史视野中定位汪曾祺的独特价值。
5.开展接受与传播研究：考察汪曾祺在教材、大众文化、海外译介中的传播，探讨其经典化的过程，解释当代社会持续“汪曾祺热”的文化动因。正如刘书含、刘恩颖指出的，2020年以后的汪曾祺研究已经出现了评奖制度研究的新转向，未来可以进一步拓展到教材选篇、网络传播、城市文化建构等多个维度，理解汪曾祺在当代文化场域中持续被接受的深层原因。
后续汪曾祺研究值得注意的还有：要破除“乡土中心”阅读惯性，加强城市书写、游记、戏剧改编、书画诗词的研究，将小说、散文、文论、戏曲视作有机整体，完整还原汪曾祺的艺术世界；拒绝标签化阐释，坚持历史语境下的文本解读，摒弃用“冲淡”“田园”简单概括汪曾祺全部创作，重视温情叙事背后的痛感、反讽与现实褶皱，回归具体历史场域理解文本生成动因；拓展与废名、孙犁、阿城等作家的对照，跳出单纯寻找相似点的比较模式，更多考察不同作家在同一文学场域中的写作策略差异。
（作者赵德清，系扬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高邮市文联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