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读过李景文的长篇小说《野宴》《烟花三月》和微型小说集《出租诗人》，最近集中阅读了他的中短篇小说集《悬挂在十字街头的命运》与《怀念与一个女孩有关的声音》以及集外的中短篇小说（《嗨，兄弟》《左岸花开》《猎隼行动》《口水战》《抉择》《拍电影》《追寻儿子和昨日的光阴》和《公牛的葬品》）。之前，在读了长篇小说和微型小说集时，我分别写了评论文章，既讨论其中的叙事，又谈论其中的语言，还对其微型小说的写作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这次，我读了他的中短篇小说，觉得最有特色的还是小说的叙事，而且，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复调、怪诞和诗意。
一
复调，本来是音乐术语，后来俄国文学理论家巴赫金将其引用到小说评论中来，提出了“复调小说”的概念。我在这里借用这一概念来论述李景文的小说叙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小说”指的是“作品中有众多各自独立而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每个声音和意识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这些多音调并不要在作者的统一意识下层层展开，而是平等地各抒己见。每个声音都是主体，议论不局限于刻画人物或展开情节的功能，还被当作是另一个人的意识，即他人的意识，但并不对象化，不囿于自身，不变成作者意识的单纯客体。陀（指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笔者注）的世界，根本上是属于个人的世界。小说具有对话性。”[1]我在本文中所用的“复调”不是巴赫金所说的“众多各自独立而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巴赫金的“复调”指向的是小说中形成对话的多种思想意识。我所借用的“复调”指向的是小说叙事，即小说中两种或两种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事件在小说中形成了相互并行与缠绕的叙述方式。以往在小说叙事的讨论中，我们比较多地讨论小说叙事的线索，突出叙事的明线，同时注意到暗线的存在，当然也要分析明线与暗线之间的关系与相互作用。但是，当读到李景文的一些小说时，我感到他的小说叙事的特别之处，已不再是明线与暗线的叙述，而是具有明显的“复调”的意味。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中篇小说《地震》。《地震》叙述的是中学生吴刚与桂花、白灵等同学之间的青春和爱情故事。故事发生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的里下河地区防震期间。那时，全社会都在忙着预防自然界的地震，与其相缠绕的是吴刚、桂花和白灵之间发生着防不胜防的青春期的情感地震。他们这些中学生当时正在学习毛泽东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其中的诗句“吴刚捧出桂花酒”，让这群中学生立即联想到班上的两位同学：吴刚和桂花。这样的联想将一对本来关系很普通的男女同学搞得很尴尬，进而由普通变得不普通了。随着他们二人情感的发展，吴刚与桂花的情感由暧昧走向高潮。而将他们情感推向高潮的是他们俩到兴化团去看电影《多瑙河之波》。在叙述他们俩看电影时，李景文不是简单地为他们二人相爱设置一个僻静的场地和暗黑的环境，而是非常巧妙地将电影中人物的故事与看电影的吴刚和桂花的热恋相叠合。电影放映到了大胡子船长和妻子相拥时，坐在银幕背面观看的吴刚和桂花很快也进入了情境。特别是桂花，“大概受到了银幕上的女主角的影响或者她在潜意识中就替换了女主角”[2]。当桂花有了这一替换想象时，她就融入了电影的故事之中，将她与吴刚所处的现实代入电影的情境与情节之中。桂花进入到了电影的情境之中，吴刚也不会无动于衷，他也很快将现实中的自己想象成电影里的一条船，载着他的姑娘在他家附近的扬子江里漂流。于是，小说中的看电影再也不是许多故事中的那种仅仅构成人物活动的场所，而是电影的情节与小说中人物的情绪与情感同构。于是，小说将电影情节的叙述和人物心理的描写统合在一个环境中，从而形成了李景文式的复调叙事。于是，银幕上下两个隔着巨大时空的人物和故事相互缠绕，推动着吴刚和桂花爱情朝前发展，进而走向高潮。
在中篇小说《怀念一个与女孩有关的声音》中，同样存在着这种复调叙事。小说中的女孩邓波与叙述人“我”在音乐茶座里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命运。他们既不是普通的音乐欣赏，也不是在音乐背景中休闲或享受优裕的生活，更不是借音乐来抚慰抑郁的心灵，而是静听《命运交响曲》中的“命运”在敲门。当然，静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只是小说叙事的一个方面，它与人物邓波的人生命运形成相互映衬与缠绕的存在。这个叫邓波的女孩具有“骨子里不羁的性情”[3]或者说是野性。她与“我”在音乐茶座里相遇时正是她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在这样的时刻，响起了贝多芬的“命运”撞门的声音。而这声音不仅衬托着邓波的心境，而且正推动着女孩野性的爆发，去撞击自己的命运之门。李景文的这种复调叙事不仅丰富了小说的叙事艺术，而且充分展现了人物的情感和命运，同时也赋予小说以独特的美学趣味。2012年发表于《青春》第12期的短篇小说《嗨，兄弟》的复调表现在对两起车祸的叙述。这两起车祸，一个很清楚，肇事者就是与大马（家驹）同名的二马，但是第二起车祸则是大马酒后驾车所致，但是大马却让二马在迷迷糊糊中搞成了顶包。而二马一方面也喝酒，晕乎乎的，竟将不相干的两起车祸混到一起，于是这两件事也形成了相互缠绕，这一缠绕就将二马给绕住了，等他有了一点清醒之时，为时已晚。不过，在这事件中还稍带叙述了年轻警官掌握着车祸的录像，暗示着顶包事件可能出现的反转。
二
怪异，实际上就是反常，奇特和变异，在小说叙述中，指的是小说所叙述的事件不同于日常的现实生活形态，反映出事件的荒唐、荒诞甚至荒谬，因而怪异常常含有反讽、幽默、讽刺和解构等意味。从李景文的小说创作整体来看，他的小说以纪实性叙事为主，但这并不是说李景文始终根据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和事件来叙事，而是说他按照日常生活的逻辑和常识来叙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固守这一写实主义创作原则，他以开放的姿态，广泛吸纳西方批判现实主义和现代派文学的创作技艺，以夸张、嫁接和变形等方式，叙述种种怪异事相，从而给小说注入了值得琢磨的奇异的怪味。
《街上流行黑背心》中的金简在街头一站，随意地看着，就看到了街头的女孩几乎都穿着黑色的背心。细心的读者或许注意到，街头流行红裙子不奇怪，红艳艳的色彩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但是在李景文的这篇小说中流行的却是背心，女孩穿背心虽然说不是什么坏事，然而行走在大街上总不那么贤淑与优雅，而且背心的颜色还是黑色的。如果穿的是黑色的西装或者裙子，还有端庄之感，或者穿着淡黄色的、浅蓝色的，也还说得过去，只是这黑色的背心穿在女孩身上就有些荒诞了，而且还不是三五个人穿，而是大流行，那就是人们的审美普遍出了问题。审美出了问题的背后是文化出了问题，是人的心理出了问题。与《街上流行黑背心》一样，《证明》也是以夸张的方式显示出现实社会的荒唐。在权力和关系的社会里，本应具有公信力的证明居然也在造假，而且这还不是个别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且是从基层的赤脚医生往上一层一级都在证明上作假，而这些假证明都无一例外地被金钱和利益所收买，进而导致犯罪分子逍遥法外，人间失去正义和公正，无数的无辜者蒙冤受屈。这种夸张所呈现的怪异在西方作家中被普遍使用，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变色龙》《套中人》《一个公务员的死》、法国作家莫泊桑的《项链》、美国作家《竞选州长》等小说也都通过夸张的方式让人看到世界的荒诞和人性的变异，李景文曾经在和笔者的交谈中表示，他曾经花了很大的精力阅读了契诃夫、欧·亨利、马克·吐温、莫泊桑、左拉、小仲马、维克多·雨果、巴尔扎克、陀斯妥耶夫斯基、歌德等西方经典作家的小说，从中吸收和借鉴丰富的营养和艺术经验，并且运用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来。《左岸花开》中的板桥镇花鱼塘的许多人都死在每月一号的这一天。这就显得十分怪异，不仅是李景文给读者留下的悬念，推动着读者的阅读，而且还揭示出隐藏在其背后的乡村丧葬陋习的秘密。《口水战》也以夸张取胜。小说中的张小居然给尿活活憋死。事情源于他要和牌友打麻将，却找不到一条拉链完好的裤子。最终在与老婆的争吵中让尿给憋死了。事情看上去有些荒唐，却又在情理之中。正是由于叙事的夸张，将生活中的事相的某一方面予以放大，才使平时很难为人关注的事物引起人们的注意，才使平时淹没于平凡事物之中的事物显得荒唐与荒诞。《公牛的葬品》叙述的是城市十字路口的一场围观引发了一起惨剧，居然在围观者的踩踏中留下了两男一女和一头牛的尸体。其悲剧效果在夸张的叙述中得到了放大，而发生在十字路口的一场围观本来就很荒唐。
不仅善于运用夸张叙事，李景文还非常善于嫁接和变形的方式表现现实存在的荒诞和荒谬。西方卡夫卡的《变形记》、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都以怪异的形态（物象、情节、人物、细节等变异）展现世界的荒诞。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登上文坛的李景文在那个改革开放的年代自然广泛阅读西方现代派作品，尤其是荒诞派小说一定给了他很大的引导和启发，从而使他将怪异叙事引进他的写实主义创作之中，进而丰富自己的叙事形式和审美形态。《雪儿》中的雪儿在一次见义勇为中被人砍断了胳膊，虽然她没有长出新的胳膊，却得到了一个犯有偷窃前科的汉子赠送给他的胳膊。颇为魔幻的是汉子赠送的不是人们通常见识到的假肢，而是具有生命的男性胳膊。这支胳膊有时连接到雪儿的身体，有时则作为伴侣陪伴在她的身边。雪儿受赠的这只胳膊具有丰富的内涵，既具男友的某种特性，可以给雪儿性的抚慰，令雪儿独处时一点都不寂寞，甚至获得某些情趣，又可以作为雪儿的保护神而存在，不过有时还会因偷盗作案而令雪儿陷入了尴尬的境地，颇具喜剧感。从形态上看，雪儿获赠的胳膊并不十分离奇，却也显示出一种怪异的美学趣味。相比之下，《鸟人》中的袅娜就很怪异了，她在许多时候似乎是一个女孩，但是她在某些时候却又让人怀疑她是一只鸟，因此，她被称为“鸟人”。“鸟人”这个词在俗语中是骂人的粗话，如果用来指称一个女孩，则具有很大的侮辱性，但是我们在阅读了李景文的这篇小说后，才知道原来指的是袅娜这个女孩兼具着人和鸟的一些特征。袅娜和姐姐袅袅是一对孪生姐妹，滑稽的是嫁给孪生兄弟大山和小山。更滑稽的是姐姐嫁给弟弟，妹妹却嫁给了哥哥。不仅如此，命运还和他们开了个残酷的玩笑，竟让姐姐袅袅和弟弟小山先后死去，留下非夫妻的袅娜和大山，却还住在一套房间。不过，小说中的袅娜兼具人的形体和鸟的飞翔能力。袅娜的飞翔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摆脱被困于没有楼梯困境的一种欲望，或者说是作为诗人的袅娜陷入困境之中的一种白日梦。而这个白日梦不同于一般的自我想象，而是以新闻报道的方式在她所处的城市广为流传，在人们的普遍想象中，袅娜应该是一只鸟，长着一对翅膀，具有超越常人的飞翔能力。然而，袅娜并不因为想象成鸟而感到幸运，她觉得这是人们对自己的一种排斥，将她开除出人类，因而她与卡夫卡《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萨姆沙一样都是被世界所遗弃，那么这个世界也就变得十分怪诞了。《公牛的葬品》中的公牛虽然是一条牛，却具有人的思想和情感，他（它）深深地爱着一条小花牛。但是，就在公牛激情澎湃之时，主人却将他（它）阉割了，令他（它）在愤怒而悲伤中精神崩溃。后来主人将其带到城里动物医院医治，走到十字路口，他瘫了下来，进而引起围观，酿成一场悲剧。公牛的人化描写本身并不怪异，由其所引发的事件则具有荒诞性。
李景文的小说最显怪异的应该是《天井》。小说中的人物十分独特，居然是万里之外的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的后裔（小）堂吉诃德。他居然来到东方的大明国设计建造了天庭大厦，然而这座大厦由于天井遭堵塞而导致SARS大流行。作为大厦的建造者要想进入大厦还遇到了重重阻拦，同时也遇到一些怪异的事情：他走出高速电器列车感觉就像刚刚与一条巨龙搏斗过；他所到的不是现代中国，而是大明国；他的眼前始终闪烁着一枚大明国的铜钱的亮光；他所见到的东方女郎居然用铜钱装饰头发；天庭大厦共有九十九层，都是由九十九枚大明国古铜钱垒叠而成的；天庭大厦董事长盖天死亡后魂魄跟随着堂吉诃德一起游荡和交谈；董事长盖天之魂要求到外国投胎；老鼠一样大的小马驹长着一对翅膀；伊水的母亲伊人收藏用来炸开天井的炸弹；……小说所有这些怪异的描写和叙述，都向人们展示了大明国怪异的现实，其背后的隐喻、解构和反讽都不言自明。
三
李景文虽然以小说创作而闻名，然而他又是一名诗人。说他是诗人，并不是说他出版了什么诗集，也不是说他在诗坛上留下什么名诗，而是说他具有诗人的气质，他的小说富有诗性，他的小说语言也透出浓浓的诗意。早在2015年，我就他的长篇小说《烟花三月》撰写了评论文章《走向诗性的叙述》，对其诗性的小说语言展开论述[4]。其实，李景文的中短篇小说的语言也具有诗的灵动性。请看《地震》中的这一段描写：
这欢呼（指兴化团民工看电影所发出的欢呼声——引者）似一道道声的冲击波一下子就把吴刚和桂花托起来了，托到了浪尖，托到了顶峰。吴刚、桂花双双觉得整个人飘起来了。吴刚和桂花同时有一种失重的感觉，晕船的感觉，一种在红月亮下飞的感觉。吴刚和桂花紧紧拥抱，他俩都需要对方身体的爱抚和支持，他和她都害怕掉进多瑙河、掉进扬子江、掉进波涛滚滚无边无涯的水里去。他们漂浮在水面上，他们颠簸在水面上，他们不过是汪洋里的一条船，他们心里都十分地焦渴，心田里有一株苗在嗖嗖地长，有一匹野兽在嗷嗷地叫，他们需要滋润，需要甘露，需要一场透雨……[5]
这一段描写将小说中的人物的感觉写得非常形象、细致和生动，作家在这里充分发挥想象，写出了青年男女相遇时激情澎湃的状态，一系列美好的比喻将主人公的情感的激越之情写得如诗如画，美不胜收。
《鸟人》中的袅娜是一个诗人，她在市容管理处派工程车来拆她的房外楼梯时，对于拆解楼梯，有了诗人独特的感受：
看着那庞然大物，袅娜曾与楼梯共存亡的誓言早被那机器的吼声震得粉碎，她觉得自己太渺小了，自己所钟爱的诗歌也太渺小了，渺小得似一片轻轻飘起来的羽毛。那工程车终于伸出了那钢铁的臂膀以及它最前端的利爪，它向小小的楼梯伸过来了，它一抓，再一抓，那用钢筋和水泥构建的楼梯豆腐渣般地顷刻间就像积木般坍塌，它再一抓就将楼梯的主体抓住并轻松地拎向空中，袅娜的心也随之碎了，身体似乎一下子被掏得空空。[6]
这一段描写出自诗人袅娜的视角，写出楼梯的被拆的悲哀，虽然拆的是楼梯，但是在权力与机器面前，不仅文学毫无用处，而且人显得格外渺小，无法与现实抗争。因而，这应该说是唱着异化时代的挽歌，即使没有分行，也是颇有分量的诗作。
这时候的张小已经完全地松弛下来，歪斜着的半个身子就那么浸泡在自己的稀稀粪便和尿液里，耳朵里灌满从浴房里传来的若隐若现似有似无的哗啦啦的流水的音响，那水声在他最后的意识里幻化为冲浪的漩涡，将他的身体越来越快的漩起来、漩起来。
这是刊发于《连云港文学》2015年A2期的短篇小说《口水战》中的一段叙述。这段文字显然与前面所引的大不相同，如果说前面是以不同形态的美展现一种诗意，那么这里的诗意则以美写丑，类似于闻一多的诗《死水》。小说中的张小死亡时大小便失禁，是很肮脏的，丑陋的，不堪入目的，但是李景文则从张小的视角写出一种美来，而这美与事实上的丑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产生了强烈的反讽效果，其诗意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就像八九十年代的残雪、亦夫等人的小说。
李景文的小说创作自从九十年代到现今已有30多年了。从总体数量上来说不算很多，但是他一直孜孜不倦地紧跟时代的步伐，将现实生活与创新探索结合起来，努力向读者呈现形式新颖，富有生活气息的作品。从其小说内容来看，李景文非常及时地反映现实生活中新出现的各种问题，将各种时代元素融入小说之中，《拍电影》写出一个乡镇为了发展经济而产生了拍电影的冲动；《抉择》写到了城市管理部门与商贩的矛盾；《悬挂于十字街头的命运》[7]集子中的几篇小说融合了当时流行的三（多）角恋爱与许多时尚元素，反映出青年人内心的骚动、现实的严峻与生活的苦涩。从叙事策略来看，李景文立足于写实主义，同时广泛借鉴和学习先锋派和西方文学的叙事技艺，在复调、怪诞和诗意叙事发挥到淋漓尽致，从而使他的小说走向丰富、幽默和讽刺与诗情画意。（发表于2026年第2期《芦柴花》）
注释：
[1]360百科“复调小说”，https://baike.so.com/doc/6180838-6394084.html
[2]李景文：《怀念一个与女孩有关的声音》，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4月版，第38页。
[3]李景文：《怀念一个与女孩有关的声音》，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4月版，第115页。
[4]孙德喜：《走向诗性的叙述——论<烟花三月>的语言》，孙德喜：《明月文化中的扬州文学》广陵书社2017年11月版，第171-181页。
[5]李景文：《怀念一个与女孩有关的声音》，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4月版，第39页。
[6]李景文：《怀念一个与女孩有关的声音》，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4月版，第193-194页。
[7]李景文：《悬挂于十字街头的命运》，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简介：孙德喜，江苏淮安人，武汉大学毕业，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