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在河流的两岸或在河流之中——关于研究与创作的几个问题

在河流的两岸或在河流之中——关于研究与创作的几个问题

　　我们可以说，人一生是一条河，也可以说这世界是一条河，那么人便是河两岸的风景，或在河流中飘的。风景可能是一棵树，也可能是一株草，也可能是河流里的万物。这些都是整个生命结构中的一个部分。在这样一个形象化的比喻之下，我主要想探讨创作与研究的关系。如果把文学比作一条河，河流有两岸，一岸就是文学研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论批评与文学史研究。当然，文学研究本身也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必然会形成学科交叉，比如和历史学、哲学相交融，所以中国传统里一直有“文史哲不分家”的说法。

　　而河流的另外一岸就是文学创作。创作这一领域要相对复杂一些。自“五四”以来，我们习惯把文体划分为散文、诗歌、小说、戏剧，如今文体范围进一步拓展，网络文学、影视文学等，都成为当下主流的文艺类型。长期以来，我们几乎将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割裂开来，但仔细思索会发现，这样的划分并非完全合理。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文章。传统语境里的“文章”，不仅包含诗词曲赋，也将小说囊括其中。古人不会刻意区分“作家”“诗人”，只会统称一个人为“写文章的人”。“写文章的人”这个说法，其实特别有意思。现在口语里的相关表述变得随意，有人问“你做什么工作”，回答“搞文学”，听起来比较粗浅。但回归本源，“写文章”这个概念内涵广博、体量宏大。

　　“文章”的范畴远不止文学创作，学术文章也包含在内。如今我们沿用西方建立的学术文体规范撰写学术文章，讲究引述文献，梳理观点，展开分析论证。这套范式是西式的治学与著述方式，但在中国本土学术传统里，学术思想的表达有着丰富多样的文体。翻阅传统典籍就能发现，诗话、词话、小说评点、各类随笔杂记，都是古人表达学术观点、思想见解的载体，形式十分灵活。这种学术表达的多样性，在各类著述、杂记当中随处可见。

　　到了鲁迅那一代文人身上，这种传统依然得到充分延续。比如大家都熟知的《〈呐喊〉自序》，你说它是散文，不完全是；说它是随笔，也不尽然。以如今的文体标准来看，它很难被简单归类，但这篇序言，却是解读鲁迅文学思想，以及他与五四运动关系的重要文献之一。

《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很多人都提到《论语》在职称评估体系中的尴尬。《论语》是孔子弟子整理的语录体文本，放在今天，如果有人拿着语录体文字当作学术成果，在高校职称评审的材料初审环节，大概率是无法通过的。由此就能看出古今文体评判标准的巨大差异。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传统文人，乃至近现代文人，大多是文体上的多面手。举例而言，苏东坡诗、词、文、书法、绘画无一不精，同时也是政治家。如果按照今天的职业划分，要把他拆分成诗人、词人、散文家、书法家、画家、政治家，这种拆分本身就不合理。传统意义上的文人、文学家，本就是打通各类文体的。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一传统也一直在传承发扬。

　　身处新旧学交替时期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跨文体、跨文类的大家。再看鲁迅，不只是伟大的小说家，也做学术研究，写了《中国小说史略》。他写的《朝花夕拾》等散文、大量杂文影响深远，同时他还是翻译家，涉猎极广。还有朱自清先生，他深耕古典文学研究，研究宋代文学，学术功底深厚，同时散文创作成就卓著，也创作过新诗。他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求学，毕业后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据说他早年开设的一些课程，比如《宋诗选》，选课学生寥寥无几，最少的时候只有一两位学生，他自己也曾为此失去信心。就是这样一位学者，散文作品却流传百年，影响深远。

《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进入现代社会，知识分工越来越精细，尤其是现代大学制度建立之后，学科划分越来越严苛。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在培养方向、招生渠道上彻底分开，考核体系也完全不同。文学学科内部又细分出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汉语言文字学等诸多二级学科。精细化分工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产物，但也带来一个突出问题：割裂了创作与研究之间天然的联系。

　　回到我今天的主题：文学创作与研究，是站在河流的两岸，还是交融在河流之中？回望历史，再审视当下，河流两岸的风景，终究会倒映在河水之中，两岸风景本就是河流景观的一部分。倘若河流消失，两岸的风景也会彻底失去原有的意义，发生本质的变化。我近期走访过不少历史遗址，大部分遗址都被完整保护下来，没有被拆除。观察这些遗址就能发现一个特点：周边的风景不断变迁，不变的是遗址的主体部分。参照体系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借用这个比喻来说，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就如同河流两岸的风景与水中倒影，二者本是一体两面。

　　简要而言，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分别强调两种不同的核心能力。人为划分二者的界限，问题也随之而来。第一种能力，是论述能力。我们依靠理论、方法，解读文学作品、文艺思潮、文学现象，开展文学史专题研究；可以将文学作品、文学史作为文化分析的材料，完成历史化、经典化的梳理。文学批评也可以介入当下社会，搭建作品、读者、思想与审美之间的桥梁。文学研究本身，是依托文学创作而生的一套独立话语体系。

　　从事研究的人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纯粹的学者，依靠阅读积累与理论建构，形成专属的研究框架、理论与治学方法；另一类是作家型研究者，结合自身创作体验，同时借助他人的研究成果，发表观点。我曾读过《巴黎评论》，书中收录了世界顶尖作家、诗人的访谈对话。这些创作者的观点、思考，与纯粹依靠文献、理论做批评研究的学者截然不同。在和国内诸多作家交流的过程中，我对此深有体会。《巴黎评论》里一流作家的访谈，视角独特、见解鲜活。而在国内，还有一种常见文体——作家创作谈，近些年涌现出大量优秀的创作谈作品。在我看来，不少作家的创作谈，水准甚至超越了其文学创作本身。学术研究讲究体系严谨、论证周密，而作家创作谈多结合个人生命体验，表达随性、视野开阔、思想自由，不需要周密的逻辑论证。但二者也存在核心交汇点：无论是纯粹的理论研究者，还是兼具创作体验的学者、作家，都必须立足文本、文学现象、文艺思潮，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展开思考与表达。如果能同时兼具理论素养与创作体悟，我们就能更贴近文本分析，更深入地走进作家的精神世界与创作心路。

《巴黎评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前面我们重点谈到了论述能力，而在论述能力之外，文学传承、文学表达中还有一种长期被忽视的能力——叙述能力。叙述能力，长期以来在大学文学教育中被弱化。如今高校中文系大多只教授论文写作，很多院校撤销了写作教研室，即便保留，授课教师也未必有一线创作经历。我并非否定这类教师的教学能力，只是想指出：对叙述能力的漠视，是当下大学文学教育存在的一大问题。

　　长久以来，我们的文学教育，只是把文学当作一套知识体系来传承。批评家、研究者自身不再进行文学想象，只需要解读他人的想象，这就限制了其文字的辽阔和边界。现在很多人不具备良好的叙述能力，讲述一件事情条理混乱。叙述，不只是简单地讲故事，本质是构建世界、展开想象的能力。叙述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叙述之所以能够不断向前推进，除了故事逻辑之外，核心就在于创作者想象力的边界。多年来的制式教育，用条条框框限制了人的想象力。所以我希望，当下的文学教育，在培养论述能力的同时，也要重视叙述能力。如果一个人既能论述，又能叙述，也即既能用学养做梳理、论证、分析，又能用文字展开想象与表达，我们就能真正打通创作与研究的壁垒，让河流两岸的风景倒映在流水之中，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象。

　　当然，每个人的天赋、气质各有不同：有人擅长论述、说理，有人擅长想象、叙事。对大多数人而言，论述能力与叙述能力不是并存、平衡的，后天长期的训练，让其中一种能力被不断强化，另一种被抑制。作为教师，要尽可能地发掘学生身上的这两种能力。极少数人能够将两种能力都发挥到极致，大部分人往往以一种为主，兼顾另一种。像鲁迅、郭沫若、钱钟书、茅盾等人，便是兼具顶尖论述与叙述能力的大家，属于天才式的人物。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

　　谈及“天才”，我向来比较谨慎。我们这一代人，客观来说，“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我中小学阶段的语文学习条件并不理想，课本之外的阅读资源极度匮乏。少年时代，我偶然从同乡青年那里读到《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红色经典小说。我的高中语文老师的表姐正是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中金环、银环的扮演者王晓棠，这也让我对这部作品多了一份亲近感。那个年代，课外读物少之又少。高中时期，曾有同学传阅手抄本《少女之心》，我当时思想比较单纯，判断这类读物内容低俗，便直接拒绝阅读。在那样一个物质、精神资源都相对贫瘠的年代，我们的视野受到很大的限制。进入大学之后，人生才迎来巨大的转变。一个人潜藏的能力，往往是在持续的阅读、写作当中被逐步唤醒的。在不断实践中，原本沉睡的潜能、天赋被激活，我们才会发现自身的长处。

　　回到今天的主题，结合我个人的研究与创作经历，再和大家分享一些感悟。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怀揣理想主义，时至今日，我依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人生历经诸多挫折，但理想主义的光芒从未褪去。理想主义者往往内心敏感，也容易陷入忧郁。我外表乐观平和，很多朋友并不知晓，我的内心其实十分脆弱、细腻。多年的思想教育让我外在变得坚韧，但人到一定年纪，很多心绪、困惑只能自我消解，依靠独处、品茶慢慢抚平。

　　大学毕业后，我主攻学术研究。最初我研究现代汉语方向，语法、修辞功底扎实。普通话测试中原本并不被老师看好，但我凭借朗读刘白羽《长江三日》，顺利通过首批测试，准确率达标，也给身边同学带来了很大的鼓舞。受理想主义影响，我希望用文字观照现实、思考社会，于是转向现当代文学研究，主攻散文、小说、文学史与思想史。

　　我的研究有一条核心主线：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史的关系，个体与历史的关系。结合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角色，我重点探讨知识分子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关系。每个人都拥有双重生活：一是日常世俗生活，二是精神思想生活。思想生活的来源非常丰富。我出生于五月九日，经常自称是“五月的孩子”；成长于物资匮乏的年代，又亲历特殊历史时期，“红色的五月”，这些经历塑造了我的认知与思想根基；受时代熏陶，一直自认是“五四精神的追随者”。这三个“五月”叠加在一起，表明我自己的思想来源和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理解。学术研究无法完全脱离个人体验，我常常会换位思考：如果身处历史中的某个阶段、某个处境，我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开始尝试文学创作，连续三年在杂志上开设专栏。第一个专栏在《收获》上，名为《沧海文心》，聚焦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批文化名流汇聚于此，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等文人都曾在重庆生活。当时的重庆，既有国民政府机构，也有中共办事处，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红岩等。抗战阶段，国民政府拥有财政资源，会为文化人提供津贴补助；而共产党人物资匮乏，用小米、红枣、土布等朴素物资关怀文人。在时局动荡之时，知识分子立场各异，但所有人都秉持同一个信念：抗日救国。大家都坚信：文化不灭，民族就不会消亡。

　　完成《沧海文心》之后，我又在《钟山》开设第二个专栏《日常的弦歌》，写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本身就是一段传奇，梅贻琦校长、朱自清、闻一多等，以及影视作品《无问西东》，都让这段历史被大众熟知。但翻阅大量史料后，我发现西南联大的生活艰苦超乎想象。我希望褪去光环，回归日常生活，去探寻联大的精神风骨，是如何在艰苦岁月里生根、延续的。

　　抗战年代战火纷飞，日军空袭不断，联大师生的生活更是极度清贫。校长梅贻琦的夫人为补贴家用，制作江南传统糕点定胜糕，到昆明街头售卖。朱自清、冯友兰是联大文学院中家庭负担最重的两位学者，常年需要申请额外补助。朱自清长期与家人分居，家中老幼都需要他接济。为维持生计，他甚至变卖家中的折叠床，身形矮小的他，两次才将床扛到典当行。联大宿舍条件也十分简陋，窗户用纸糊，教室和宿舍都是土墙，屋顶最初为铁皮材质，后来因经费紧张，换成了茅草顶。如今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还保留着西南联大一幢茅草顶教室。学生宿舍拥挤狭小，十几人同住一室，条件艰苦。当然，联大的学生也和普通人一样，有贪玩、旷课、交友的日常，但求学向上始终是主流。这些人物并非完美无缺，同样有着普通人的敏感、纠结与喜怒哀乐。

《日常的弦歌：西南联大的回响》，

译林出版社2023年版

　　深挖这些日常细节之后，我常常反问自己：如果我身处西南联大，亲历那样的艰难岁月，我能否坚守初心、扛住磨难？这段专栏写作的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创作思路，也为后续的小说创作打下基础。我创作了中篇小说《民谣》，小说开篇写道：“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我生长于水乡，门前便是河道，码头是少年时代最熟悉的场景，太阳把码头晒得发热的时候，坐在上面，热烘烘的，就会觉得太阳成了一张纸。这部小说的创作断断续续搁置了很久，原先构思的人物的命运都发生了变化。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生活节奏放缓，我静下心来，用数月时间完成了《民谣》。这部作品虽为虚构，但人物、情节都基于个人生活体验，是有原型的，想象是有所依傍的。而完成这部小说后，我开始构思新的创作方向：跳出纯粹的个人生活叙事，回归我的研究领域和思想生活当中，聚焦知识分子群体，创作一部知识分子题材长篇小说。

《民谣》，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

　　如果说《民谣》写的是我的前半生，那么《桃花坞》就要写我的前世。我在苏州生活了四十余年，对大街小巷都很熟悉，人与城市早已融为一体，密不可分，觉得自己已成为街巷的一砖一瓦，而街巷也仿佛是自己身体中的血管。我并非土生土长的苏州人，二十一岁那年，提着木箱来到苏州。据我父亲讲，我的祖先籍贯便是苏州，从阊门那一带外迁，祖上堂号为“三槐堂”，八九百年前族人迁徙离开苏州。

　　多年来，我时常在苏州街巷漫步，也曾寻访先祖迁徙的足迹。我很早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苏州桃花坞大街，名传天下，街上却见不到一株桃树。这个疑问在我心中留存了数十年。桃花坞本身是极具分量的文化符号，“桃花”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理想、桃源与美好，本身就带有乌托邦的意象。而抗战时期苏州沦陷，昔日如同世外桃源的桃花坞，瞬间沦为乱世。这种巨大的反差，让我决定以桃花坞为核心空间，书写苏州文人家庭在大时代下的命运浮沉。

《桃花坞》，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

　　我常在不同时节去往桃花坞，晴天、雨天、风雪之中，街巷的风貌各有不同，也不断给我创作灵感。结合史料与实地走访，我逐步构思人物形象，故事以苏州几个文人家族为主体，塑造了方后乐、黄青梅、周惠之等核心人物。我无数次到档案馆，查阅了大量地方档案、民国回忆录、地方史料。民国苏州的民俗、职业、生活形态都需要精准还原，比如当年的苏州菜谱、童养媳的生存状态，都要核实，这种历史细节是不能虚构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航运路线、轮船公司、航行站点，都要仔细考订；江南民众的服饰面料、款式，学生着装，烟酒品牌，也咨询过纺织、民俗专业的老师，参考了大量文献。 

　　在扎实考据的基础上，更多的是人物的构思，我确立了小说四大核心内容：第一，家国情怀，聚焦抗战时期的民族大义；第二，书生意气，书写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第三，儿女情长，没有儿女情长不成为小说；第四，江南日常生活。这是整部小说的基础。我将叙事重心放在沦陷以后，文人与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里如何坚守民族气节，以一种韧性的力量从艰难的生活里挺过去。

　　小说最初设定的时间跨度为抗战爆发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创作过程中，叙事脉络不断向前延伸，追溯至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期。故事以苏州方家三代人为核心主线，串联起周家、黄家等多个文人家族。为铺展宏大的历史人文脉络，故事开篇从杭州写起。杭州是朱自清从北大毕业后工作的第一站，而小说中的方家与朱自清颇有渊源。朱自清早年任教于杭州第一师范学校，后来又去了西南联大，这段经历也被融入小说中。杭州一师汇聚了诸多名家，校长经亨颐、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教育家夏丏尊等人都曾在此任教。顺着这条线索追溯，故事又关联到鲁迅、秋瑾、章太炎等浙江文人，人物关系、时代脉络不断拓展。方家长子投身革命，后来下落不明；次子方梅初遵从父命，前往苏州的省立图书馆任职，就此与居住桃花坞大街附近的周家产生交集；周惠之毕业于景海女子师范学校。人物关系、地域空间就此搭建完成。整部小说的叙事空间横跨杭州、苏州、昆明、北平、哈尔滨等多地，时间线贯穿数十年历史。

　　我在创作中重点思考两大命题：其一，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普通民众与知识分子依靠什么坚守本心，保持民族气节；其二，聚焦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小说中涉及很多现代思想史的问题，比如新与旧的关系问题、传统文化的问题、中西的问题等。我将这些问题化为具体的细节和内容，穿插于整部小说中。我始终认为，长篇小说不只是讲故事，它还应该有一个人文谱系，能够反映大时代里的思想冲突，而不仅仅是反抗、坚守、牺牲。人物的关系本身就包含着思想的关系，因此这部作品也具备思想史的解读价值。我力求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当下不少小说偏重情节叙事，缺少人文的谱系与思想的内涵，而这也是我想要补足的地方。

　　同时，我也着力刻画近代文人的命运悲剧。在传统写法中，人物悲剧多为战死、投湖自杀等，而我做出了不一样的设计：让几个核心的女性人物失踪。周惠之的苏云阿姨，擅长昆曲，不肯为日本人演出，最终带着弟子避居湖州乡下，从此不知所终，这是一位美好人物形象的悄然消逝。另一个核心人物周惠之，在战乱与苦难的打击下精神失常、失去记忆，最终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在小说后半部分，亲人对她的寻找贯穿始终，人物身影反复出现。还有一位女性角色黄青梅，原本计划与方后乐一同前往北平求学，她希望自己成为林徽因一样的人物，后来远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内战爆发后，大洋两岸阻隔，书信断绝，方后乐和黄青梅失联，这也是那个时代无数人的共同命运。很多同行和读者问我，小说中哪个人物塑造得最好。我坦言，是周惠之这个人物。

　　最初构思时，我也曾想让这个人物走向死亡，但后来改变了想法。将美好的人物直接毁灭，比较容易写，毁灭了以后哀悼她，但故事也就此终结。而让人物失踪、生死未卜，便会生出长久的等待、寻找，这种长久的寻找所产生的悲剧力量和冲击力量是更大的。也正因如此，完成《桃花坞》之后，我很少重读这部作品，将亲手塑造出的周惠之写成了下落不明的失踪结局，让整部小说笼罩着苍凉的底色，令我内心倍感煎熬。这对我而言，也算是创作中一件“残忍”的事。

　　不少读者评价，小说中女性人物的刻画尤为细腻，不似男性作者的笔触。写小说，最重要的就是共情能力，要沉浸式地代入人物的身份、处境与心境。我对女性内心世界的体察，源于生活中的观察与感悟，也希望写出人性本真的美好。人物的成长、选择，不是线性的，而是有一个过程，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要符合那一代人的性格和身份。方后乐受左翼影响，成为左翼青年，但他参加革命也有偶然性。他受身边亲友、时代事件的多重影响，一次意外事件，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小说采用多主角、复调式的叙事结构，方家、周家等多条线索并行。

　　我特别关注小说的语言问题。语言是一个作家的呼吸，作家的气质决定其语言的面貌。不同文体、不同内容，应当搭配不同的叙述语言和对话。《民谣》写乡土岁月，语言偏向明净、斑斓；而《桃花坞》书写江南文人、民国旧事，采用了典雅的汉语，文风古雅，贴合那个时代的气质与文人身份。小说还融入苏州本土的吴语对话，我特意请教了评弹演员，将部分对话替换成吴语，叙述语言、人物对话整体上追求典雅的风格。

　　《桃花坞》出版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也因时代主题而受到关注，登上了各种榜单。一部作品能否不死，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汰洗。小说中有一处关键的语句：方黎子和方梅初最初到桃花坞大街看风景，准备买房子时，方梅初问其父方黎子，桃花坞大街为什么没有桃花？方黎子回答称，桃花坞妙就妙在没有桃花，你想象哪里有桃花，哪里就桃花灼灼。多少年以后，方梅初也用这句话告诉他的儿子方后乐说，你想象哪里有桃花，哪里就桃花灼灼。这是一种对待人生的方法，也是我想送给在座的老师、同学，特别是青年朋友的一句话。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章学’传统与百年中国散文发展研究”（24&ZD 236）阶段性成果。】

　　（原刊于《东吴学术》2026年第4期，注释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