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当“当代文学”遇到“世界” ——关于季进论著《世界中的当代文学》

　　依照通常的学术惯例，我们都会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或者说更具体的1917年“文学革命”的发生理解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起点，但实际上，正如王德威早在很多年前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中指出的那样，早在晚清（史学界一般会把发生于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12年清帝被迫逊位这段历史时期看作“晚清”）那个时候，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体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就已经开始了具有鲜明“后发被动”性质的现代化进程。换言之，现代性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发生并有所发展的时间，也就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尽管说关于现代性的内涵与外延会有很多差异极大的理解和认识，但具体到中国这一特定文化语境，现代性发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世界”意识的觉醒，意即那些知识界的先知先觉者终于开始“睁眼看世界”了。我们通常会特别强调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实际上也意味着对他现代性意识率先觉醒的充分肯定。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主要是因为1840年之前的中国人笼统说来，叫作只知天下，而根本没有世界的概念。那个时候的国人由于地理观念的欠缺，依然坚持“天圆地方”的理念，坚持认为唯有我大中华才是文明的所在与天地的中心，至于其他，则是所谓“方外”“蛮夷之地”，处于一种不开化的原始状态之中。正是考虑到如此一种现实状况，我们才会把“世界”意识的觉醒看作是现代性得以在中国落地发生的一个重要表征。具体到文学创作领域，如果说此前中国作家的写作只需要面对既往的历史这一维度，只需要考虑中国本土纵向文学史的存在，其“影响的焦虑”相对比较单一，那么，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的现代中国作家，就不能不被迫处于双向度“作战”的状态。所谓双向度云云，意即现代中国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其“影响的焦虑”在充分考虑到本土文学传统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国族之外的世界文学传统。如果用不那么恰当的长跑比赛作比，那就意味着中国现代作家的竞争对手，除了本民族文学史上的那些前贤，亦增加了其他国家民族的选手。虽然文学创作不是体育竞赛，其实际情形较之于体育竞赛自然要复杂许多，但竞争对手的增加，毫无疑问会增加竞争的激烈程度。换言之，世界这一维度的存在，给中国现代作家提出了更高的写作要求，这肯定是毋庸置疑的不争事实。

　　既然世界这一维度在近现代以来已然成为不容否认的存在，那由此而必然引出的，就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问题。由这一问题所进一步催生的，便是中国比较文学这一学科。虽然从渊源上考察，比较文学这一学科也是由西方传入中国，并在中国落地生根，但其依赖的一个前提，必然是“世界”这一理念的先行生成。只有在意识到有那么一个由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所构成的“世界”存在的情况下，才可能形成将中国文学与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的学科。从广义上来说，无论是法国的所谓影响研究，还是美国的所谓平行研究，举凡不同的国别或民族之间，比如法国与日本，或者美国与韩国，这样的一种比较都应该进入比较研究的范畴之中。但出于民族自尊的本能，或者也与自身的文化和知识结构紧密相关，中国比较文学界的学者们，目前所关注和探讨的，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学与世界其他各国文学的比较问题。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问题研究。发端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迄今虽然已逾七十多年，但仍然还处于发展演变过程之中的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究竟如何？世界文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以怎样的方式制约并影响着中国当代的文学创作？中国当代文学怎样才能够真正地走向世界？中国当代文学与所谓世界文学的差异与区别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诸如此类的问题，全都在中国比较文学领域学者们的关注视野之内。诚然，研究结论本身并非无足轻重，但相对于某种确定性的知识获取，更值得珍视的往往是相关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所展现的思想轨迹与问题意识。诚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想深入地对上述问题一探究竟，除了继续深耕比较文学的相关论域，还需要能够切实置身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场，对当代重要的作家作品有相对深入的理解与把握。如此一种情形，或也可谓学术领域的跨界。一方面，身处比较文学领域，对相关的理论及论域有通透的掌握；另一方面，也同时置身并活跃于当代文学现场，对中国当代文学所取得的代表性成果了然于胸，如此一类能够同时身跨“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学”两界的两栖性学者，依照我个人有限的观察，在中国当下的学术格局中，虽非绝无仅有，但的确是凤毛麟角。其中颇具代表性者，当推上海的宋炳辉兄，在凭借出色的业绩出掌《中国比较文学》这一业内最重要刊物的同时，于徐志摩、王蒙等重要的现当代作家研究方面亦屡有建树，成就斐然。宋炳辉之外，另外一位，就是我们这里将要重点关注讨论的苏州大学季进兄。

　　虽然说也已相识多年，但只有在和他熟识之后，才真正了解到，在从事学术研究前，季进还曾经有过一段在市政府从政的工作履历。由此而推想开去，倘若不是后来改弦易辙后涉足文学研究领域，继续在行政领域走下去的季进，或许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国家干部，也未可知。但只要稍加思索，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就是，曾经被阎连科誉为“一个过度良善的人”的季进，肯定难以适应行政领域的那一套规则与潜规则。因此，依照我们对他的观察，季进最适合的职业，恐怕还是成为一名以学术研究为根本志业的高校教师。从这个角度来看，季进在当年所断然作出的，无疑是“得其所哉”的最佳选择。季进的学术起点，其实非常之高。他很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关注的对象，就是钱钟书。虽然也曾经有过诸如《围城》这样的小说杰作，但钱钟书更重要的成绩，还是集中体现在学术尤其是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一部《管锥编》，一部《谈艺录》，再加上《七缀集》与《宋诗选注》，数量虽然不多，但都能被看作是已经经典化了的顶尖学术著作。一位年轻的在读博士，竟然敢触碰钱钟书这样的“文化昆仑”，并最终完成一部被命名为《钱钟书与现代西学》的博士论文，单只是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学术勇气，就足以让我们折服。更何况，他这篇“初生牛犊”的博士论文，竟然还获得了誉满学界的泰斗级学者钱谷融先生的高度评价。在序言中，钱谷融给出的精准评价是：“《钱钟书与现代西学》以《管锥编》《谈艺录》为研究主体，系统梳理论述了钱钟书与现代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关系。季进一方面对钱钟书艰深的学术文本作了扎实的‘细读’，对钱钟书的著作有着深入的理解和全面的把握，另一方面对现代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也有广泛的涉猎和敏锐的认识，显示了相当扎实的专业基础。”事实上，也正是凭借着后一方面，也即“对现代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也有广泛的涉猎和敏锐的认识”，季进在此后重点从事的比较文学领域，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为学界所瞩目的研究成果，并因此而获致了同仁们的普遍赞誉与肯定。说他是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第一人虽稍显夸张，但他对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事业多年来的强有力推进，也是毋庸置疑的不争事实。如果说季进此前的研究更多的还是驻留在比较文学领域，那么，我们眼睁睁可以看到的一种状况就是，越是到了晚近一个阶段，他的学术注意力就越是向着当代文学这一领域倾斜。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在这部《世界中的当代文学》中出现那么多篇以近些年来有影响的当代重要作家作品为关注对象的批评文章。需要注意的是，同样是当代一系列重要作家作品的关注者，季进却又与其他的批评家有所不同。在我的理解中，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季进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自始至终都致力于对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这一维度的践行与考量。换言之，也可以说，与他的比较文学学术出身紧密相关，季进所有的当代文学观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难以摆脱“世界文学”这一视角的规限与制约。本文的标题之所以会是“当‘当代文学’遇到‘世界’”，固然与这部论著书名中被并置的两个关键词有关，但更是意在凸显学者季进所独具的那种横跨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学两大学科的学术身份。其具体的语义显然是，当“当代文学”与“世界”猛然间撞击在一起的时候，所迸发出的，到底会是怎样的一种学术火花与学术新见？所有的这一切，全都被我们寄望于季进的这部学术新著之中。

　　整部《世界中的当代文学》除了那篇极具统摄性的序言《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走出去”与“走回来”》之外，共由六大部分组成。“辑一 讲故事的人”这一部分收入以阿来长篇小说《云中记》、麦家长篇小说《人生海海》、刘亮程长篇小说《本巴》以及迟子建小说集《东北故事集》为关注对象的四篇批评文章。“辑二 人间世相”这一部分收入以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暂坐》、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欢迎来到人间》、格非的长篇小说《登春台》、麦家的长篇小说《人间信》为关注对象的四篇批评文章。“辑三 历史镜像”这一部分收入以迟子建中篇小说《白釉黑花罐与碑桥》、叶兆言长篇小说《璩家花园》、王尧长篇小说《桃花坞》、葛亮长篇小说《燕食记》、畀愚长篇小说《云头艳》为关注对象的五篇批评文章。“辑四 生命的共情”这一部分收入以莫言的话剧《鳄鱼》、阎连科的长篇非虚构作品《她们》、刘亮程的长篇小说《长命》、林青霞的散文，以及“作为剧作家的莫言”为关注对象的五篇批评文章。“辑五 世界中的流播”这一部分收入两篇集中探讨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宏观理论性文章。正如上一个部分一样，“辑六 理论的观照”这一部分收入的，则是以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为关注对象的、具有突出“研究之研究”性质的三篇宏观理论性文章。之所以要将六个部分的情况作如上这样一种相对详细的描述，我的意思是要通过相关的罗列描述来首先证明季进审美眼光的精准与独到。说实在话，晚近若干年来，中国作家创作的各种文体的文学作品，即使仅局限于长篇小说这一文体，年度总产量也差不多是一万部上下。如果再加上其他的文体，作品的海量绝非夸张之词。在如此一种情况下，选择什么样的作家作品进入自己的批评视野，首先就构成了对批评家的巨大考验，这明显涉及了我个人长期坚持的“选择即批评”的理念。在现场感非常突出的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批评家所必须承担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以一种近乎偏执的审美眼光在海量的文学作品中“沙里淘金”，去发现那些真正具备思想艺术价值的优秀文本。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如果一部作品的思想艺术品相不怎么样，几乎不可能进入批评家的视野之中。倘若我们严格遵从如此一种“选择即批评”的理念，那么，到底是哪些作家作品能够进入季进的批评视野之中，当然也就非同寻常。我认真地打量了一番季进在《世界中的当代文学》这部论著中所关注到的那些作家作品，最起码，关于阿来的《云中记》、麦家的《人生海海》《人间信》、刘亮程的《本巴》《长命》、贾平凹的《暂坐》、毕飞宇的《欢迎来到人间》、格非的《登春台》、叶兆言的《璩家花园》、王尧的《桃花坞》、葛亮的《燕食记》等长篇小说，阎连科的长篇非虚构作品《她们》，以及迟子建的个别中篇小说（如收入《东北故事集》中的一部中篇小说《碾压甲骨的车轮》），我自己都撰写过专门的批评文章。此外，具体到身为剧作家的莫言，我也曾经专门撰文探讨过他的一个戏曲剧本《锦衣》。由以上的比较可见，同样是当代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季进与我在事先并无沟通的情况下，竟然如此这般不谋而合，关注对象的重合率如此之高，所充分说明的，恐怕也只能是这些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较高思想艺术含金量。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此种关注对象的重合，并不仅仅是我和季进二人，很多其他批评家也大多会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的目光投射到以上我们所提及的作家作品之上。对于这样的一种“选择性共识”，我以为，或许从“选择即批评”这一角度入手，方可作出相应的理解与阐释。由此观之，我之所以在此将《世界中的当代文学》目录以及涉及的作品进行逐一罗列，旨在说明，季进与我所共享的，绝不仅仅是若干作家作品的名单，更是经由“选择”这一行为所敞开的批评视域与问题意识。而这，也正是我们得以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双重场域中展开深入对话的学理基础。

　　反复研读体会季进的论著《世界中的当代文学》，其中值得注意的特点虽然很多，但我这里所集中展开的，却是与这部论著的书名紧密相关的，或者说这一论著中最为核心的，季进对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独具深度的个性化理解与阐释。但要想谈论二者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怎样认识“世界文学”这一核心概念。但其实，究竟何为“世界文学”？或者说我们到底应该在什么样的意义层面上理解文学的“世界性”，早在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笔者就对相关问题展开过相应的思考。在当时，相关的论述主要是围绕“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这一曾经在中国当代文学界被普遍认可的命题而具体展开的：“虽然从理论层面上说，本来意义上的世界文学理应被看作是各民族各语种文学的一种集合体，但这样一来，问题也就随之产生了。既然世界文学是各民族各语种文学的集合体，那也就意味着中国文学本就是世界文学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本来就置身于世界文学之中，又何谈走向世界文学的问题呢？很显然，当我们强调中国文学应该走向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只能是一种不仅外在于中国文学，而且还拥有着一种世界文学范围内的根本立法地位的文学存在。”更进一步说，对如此一种在世界文学范围内具有重要立法地位的“世界”又该作何种理解？在当时，我也曾经给出过相应的思考与认识：“必须看到，所谓世界文学这样一种文学观念，乃是伴随着全球范围内普遍的现代性发生而出现的。或者说，世界文学，本就可以被看作是现代性进程的一种产物。在现代社会形成之前，一种叫作世界文学的东西，绝对是不可想象的。从一种逻辑顺序说，肯定是先有世界这一概念的形成，然后才会有世界文学概念的浮出水面。然而，细细地追究起来，在我们日常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世界文学中的‘世界’与世界本来的那种意义其实是有区别的。具体来说，当我们使用世界这一概念的时候，这个世界指的就是包括七个大洲在内的那样一种地理或者政治构成。当我们使用世界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这里的‘世界’就显然并非地理或者政治意义上的那个世界。比如，我们经常会有类似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这样一种表达，这里的‘世界’，严格地说起来，其实只是欧美文化或者说西方文化的代名词。”虽然说我一直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放弃关于世界文学或者说文学世界性的上述理念，但作为一位多年从事海外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观察者，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长期关注者，季进对相关问题的理解与认识很显然又与我有所不同。

　　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以序言方式出现的那篇《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走出去”与“走回来”》之中。在对迄今为止的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三个不同阶段进行了合理切割的基础上，季进所首先强调的，就是对海外传播的一种个性化深度理解。与其他学者更多的只是单向度地将海外传播理解为中国当代文学要“走出去”、要走向世界的通常观点有所不同，季进则是把海外传播界定为“走出去”与“走回来”的一种双向对话与交流过程：“一般而言，我们注重的是中国文学的‘走出去’，是当代文学在何种程度上、在哪些范围内被西方所接受，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还是要‘走回来’，助益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对于海外传播研究既要“走出去”，也要“走回来”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季进也给出过特别的说明：“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从‘走出去’到‘走回来’，既可以向世界展现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价值，又可以反观本国文学，寻求‘全球世界文学’框架下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融合的可能性。”请一定不能忽视，在我们所引述的相关论述中，季进在使用“世界文学”这一核心概念的同时，更是征用了“全球世界文学”这一重要概念。那么，在季进的理解中，究竟何为“世界文学”？何为“全球世界文学”？事实上，这两个概念各有其不同的来历。首先是“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具体出处是美国理论家丹穆若什的相关认识：“丹穆若什将‘世界文学’理解为一种椭圆形折射：‘源文化和主体文化提供了两个焦点，生成了这个椭圆空间，其中，任何一部作为世界文学而存在的文学作品，都与两种不同的文化紧密联系，而不是由任何一方单独决定。’对他而言，‘世界文学’不是一个给定的抽象概念，而是在具体的历史脉络里，经由多方角力而逐渐显形的一个协商过程。既为协商，就不免存在权力的不均、错位，乃至误用，因此，‘世界文学’代表了一种并不均质的关系形态，或积极，或消极，抑或中立。在某种意义上，世界文学的本质就是一种流通模式，而协商和流通的最重要的通道则是处理非同源语言间对话问题的翻译行为。”

　　关键问题在于，诚所谓“美文不可译”，因为受到“文学的、商业的、教育的、技术的、也有宣传的、外交的”等各种因素制约和影响的缘故，被赋予了明显不可测性的文学翻译行为，其实很难企及一种理想的平等交流状态，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我们的文学是否符合西方趣味，是否可以被西方快速地识别和定位往往成为有关问题的核心关切”。这里的所谓“核心关切”，其实与我将“世界文学”中的“世界”理解阐释为“欧美文化或者说西方文化的代名词”，可谓不谋而合。肯定也是出于这样的理由，为了更积极有效地克服“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或命题中显而易见的欧洲或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季进才更向往一种绝非丹穆若什意义上的“全球世界文学”概念。具体来说，“全球世界文学”的提出与阐释者，是同为美国理论家的唐丽园（Karen Thornber）：“唐丽园把全球范围内处理这些世界性问题的作品，称之为‘全球世界文学’，并视其为世界文学的一支。她将‘流通’的理念，从翻译活动带回到了书写本身，认为‘世界文学’的达成也许不必完全借助后天的语言转换。或者说，对她而言，翻译活动在人们应对此类全球问题时，就已然展开。它发生在人们用不同的语言去再现问题的那一刻。它只是前置了翻译的时间，让‘世界文学’和‘民族文学’同步发生，而不是借由后续的流通或遴选来进行。”理解这一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到底何为“世界性问题”，或者说什么样的问题才能够被看作是“世界性问题”。对于这一点，肯定是在唐丽园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季进也给出了明确的结论：“在当代文学的中国书写中，更多地表达一些普世性的情感和世界性的主题，比如人性、战争、贫困、疾病、环境等议题，不仅有助于减少翻译中不必要的价值流失，还可以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而切实感受到‘命运共同体’的存在。”反复体味唐丽园的“全球世界文学”概念，其中一个核心要义，很可能就是季进已经明确指出的：“只要书写对象是全球性的，那么，书写本身就有可能是世界文学的。‘全球世界文学’有效综合了话题的普遍性与表达的差异性问题。”如果用更直接的话语来表达，那就是只要一位中国作家在他的文学作品里深切关注并思考诸如“人性、战争、贫困、疾病、环境等”这样一些“普世性的情感和世界性的主题”，那他的作品就可以说是世界文学，或者说进入了唐丽园所谓“全球世界文学”的范畴之中。从根本上说，正是苦于中国当代文学难以打破文化与意识形态阻隔的壁垒，难以切实被带有突出欧洲或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所谓“世界文学”理解并接受认可，季进才特别认同唐丽园的“全球世界文学”这一实际上带有鲜明折中意味的概念，并将其视为解决现实困境的一剂灵丹妙药，积极挪移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研究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全球世界文学’或可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有效方案，从而将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出去’转化为‘世界中’，将当代文学被世界文学‘包括在外’的进退失据变为融为一体的气定神闲。”毫无疑问，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良好的学术愿景，季进才会在唐丽园“全球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个性化的发挥，提出了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应该对所谓的“走出去”与“走回来”作一种辩证的理解，并将这种理解进一步转换成切实可行的方案：“在‘全球世界文学’的框架下，我们有必要在走不出去的失落中，反躬自省，重新探索世界范围内文学交流与对话的可能，反思世界文学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的定位与处境，从而预判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未来发展的可能。”其中的核心要义是，我们“应该把诉求点放在自我的重塑与发展上，将其视为方法和反馈，而不是现象或结果，通过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重新迂回进入自身，通过他者反观自我”。一种直截了当的表达就是，既然一下子还难以“走出去”，那就不妨先退一步“走回来”，在以“世界文学”的高标准进行自我整合和提升的前提下，再重新考虑“走出去”的问题。依照季进深度思考的结果，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走回来”，又具体凸显在这样的四个方面：“一是走回当代文学本体”“二是走向多元协商”“三是走向民间交流”“四是走向人机对话”。

　　能够在唐丽园“全球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支撑下，思考并提出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走出去”与“走回来”之间的辩证关系，当然是季进最值得肯定的一大学术贡献。但在充分肯定其意义和价值的同时，对于唐丽园“全球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是否切实合理有效，我个人倒还有一点自己未必成熟的想法。其一，在这一概念的内涵里，唐丽园所特别强调的是对“全球范围内”“重大的世界性问题”的关注与处理。依照季进的提炼概括，这些“世界性”问题又主要包括诸如“人性、战争、贫困、疾病、环境等”这样一些“普世性的情感和世界性的主题”。一方面，以上这些“普世性的情感和世界性的主题”的重要性当然毋庸置疑；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承认以上所列皆属于“普世性的情感和世界性的主题”，那么只要是当代文学的关注者，就会知道，当代作家作品中其实有很多都是以“人性、战争、贫困、疾病、环境等”为关注和表现对象的。如果说只要关注对象是全球性的，就有可能是世界文学的，那以上这些作家作品难道可以被视为已经进入“全球世界文学”了吗？倘若果真如此，那我们的“全球世界文学”作品就肯定不在少数。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唐丽园“全球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合理性，恐怕也就有一点令人生疑。事实上，所谓全球性主题的关注与思考，也只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方面。作为一种人类审美活动的产物，文学作品除了内容层面之外，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作品的艺术品质或者说审美属性的建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要想进入“全球世界文学”的行列之中，当代文学作品还存在着一个审美或艺术品质怎样才能明显提升的问题。好在这一点，意识有所觉醒的季进，在相关论述中已经有所弥补与修正。其一，在谈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应该“走回当代文学本体”的时候，季进就曾经写道：“我们应该更多地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经验与书写实践出发，在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对话中，思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动能与局限。既拓展当代文学的审美内涵，又重视当代文学的翻译实践，同时完善海外传播的技术环节，向世界完整、真实、生动讲述中国故事。”在这里，季进之所以会一再强调“审美经验”“审美内涵”的重要性，其意或许正在于补救唐丽园相关论述中的缺憾。其二，不知道其他朋友的感觉如何，依照我个人的真切感受，如果舍弃了翻译这一重要环节，或者用唐丽园的话来说，“前置了翻译的时间，让‘世界文学’和‘民族文学’同步发生”，那么，到底是否可以谈得上是“世界文学”，也非常可疑。设身处地想一想，一部正处在创作过程，或者说刚刚完成，还没有进入翻译环节的文学作品，仅仅是因为它关注表现了诸如“人性、战争、贫困、疾病、环境等”这样一些“普世性的情感和世界性的主题”，我们就把它视为世界文学乃至“全球世界文学”的作品，这恐怕难以让人接受和理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唯其如此，在我未必成熟的理解中，唐丽园的所谓“全球世界文学”，或许可以被看作是对一种理想意义上文学创作的描述与期待。

　　但不管怎么说，在一种约定俗成的意义上，自觉不自觉地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理解审视当代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依然构成了季进文学批评一个不容否认的鲜明特点。比如，在以迟子建的《东北故事集》为关注对象的那一篇《全球视域下的边地经验——迟子建的〈东北故事集〉》里，季进就把迟子建这部地域特色非常鲜明的小说集，纳入了唐丽园“全球世界文学”的视野里加以考察与评论。“唐丽园发明了‘全球世界文学’的概念作为弥补，认为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应该更多关注作品的精神指向和题材，看它们是否‘致力于探讨跨越国界的广阔议题。……对世界文学和诸如人权侵犯、精神创伤、贫困、奴隶制、环境恶化、健康和疾病等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而彻底的探讨’。”正是依循着这样一个理论前提，季进才会对迟子建的相关作品给出对应性极强的一种理解与阐释：“在有关全球医疗的话语体系之中，迟子建的写作可能提供了一种新的流通方案，即面对创伤，重新调整医疗对话的方案，借着折返到历史源头，指认殖民或者战争（宋金战争）在身体和心理上留下的结构性破坏及其后续故事。”

　　比如，针对麦家小说作品在欧美世界洛阳纸贵一般风行一时的海外传播现象，季进在《讲故事的人——麦家的〈人生海海〉》一文中指出：“不少阅读者与研究者都轻忽地将其作品归到了类型小说的定式想象之中，却忽略了作者更为用心的小说文本的深层意蕴——人性的解码。”对于这一点，他的进一步分析是：“这一追求的边界或许模糊多变，但它的内核始终是明确清晰的，那就是人性的解码与追问。用麦家自己的话说，他小说中的密码只是噱头，真正的密码是人的内心。正是这种内在的品质，才使得麦家小说获得欧美读者的追捧，在‘世界文学’的意义上让西方读者进入遥远中国的历史空间，它折射出中国文学的独特光芒。”再比如，即便是面对阎连科的长篇非虚构作品《她们》，季进也同样是在世界文学的坐标系上，结合女性主义的相关理论背景，给出了极具合理性的高度评价：“作为一位世界级的作家，阎连科立足中国乡土书写《她们》，但他的对话者显然不仅仅局限于乡土或中国，某种程度上，同样具有一种世界性视野。因此，他对女性主义的评析，他所提出的‘第三性’的思考，显然就不是装点门面之举，而是赋予中国乡土的‘她们’的故事以世界性的维度，与西方世界的女性展开了可能的对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三性’概念也就具有了重大的理论意义，既是对中国乡土女性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以上所论种种，有的已经成为现实，比如麦家与阎连科小说的世界性影响，有的还尚待进一步证实，但季进立足于世界文学的坐标系对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殷殷期待，已是不容置疑的文学批评事实。

　　虽然说当代文学及其海外传播都已经有了长达七十多年的漫长历史，但无论是当代文学本身，还是“当代文学”与“世界”之间的“走出去”与“走回来”，恐怕也都还有着更加漫长的未来可以期待。年龄刚刚跨过六旬的季进，学术的年龄也还称得上年轻。既如此，在期望当代文学及其海外传播未来突飞猛进的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两栖性学者季进那矫健的身影，继续活跃在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学跨界的学术现场。　

　　作者：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委员，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多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代表作有《王蒙论》《长篇小说的高度》《抉择的高度》《长篇的咏叹》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茅盾文学奖与‘国家文学’构建”（23BZW148）阶段性成果。】

　　（原刊于《东吴学术》2026年第3期，注释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