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本记录渔民与江河生态文明的自然之书。全书主角都是平凡人,他们身上藏着这个时代最动人的故事。
蔡永祥为书写渔业与渔民题材辗转五年,这份创作于他而言,既是使命,也是宿命。
所谓使命,要回溯到2020年7月: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组织全省六十名报告文学作家,开展“时代三部曲”大型报告文学全域采写创作。其中就包含长江大保护主题,旨在为小人物树碑立传,创作扎根民间的纪实作品。镇江组负责采写该重大题材。对于重大题材的创作,文学界已有诸多值得探讨的评论,但实际上,重大题材的叙事本就不需要刻意拔高的宏大语言。“重大”本是一个广阔抽象的词,若将它调换顺序变成“大而重”,再展开想象就能明白,其背后承载的万里山河,归根到底就是一个个普通人。这本书书写的,正是这样“大而重”的百姓,是与十万里山河同生共死的渔民—— 这是一部属于渔民的壮丽史诗。镇江采写组顺利完成《向时代报告》的采访创作任务,彼时写成的数篇文章收录进了这部几十万字的作品集,文中的人物,后来也成了《上岸记》里人物形象的雏形。那一年,恰逢国家推行“长江十年禁捕”政策,镇江境内渔民的生活就此迎来转折:他们要永远离开赖以生存的长江,上岸另谋生路。镇江渔业村历史悠久,村中大多渔民都是从外地漂泊而来,祖祖辈辈靠打鱼为生。
在润州区渔业村,采访组成员与金山村的上岸渔民周忠亮、村书记华庆富面对面交流,二人后来加入了长江护渔执法队,常年在江上巡逻。高资镇渔业村的陆桂富、张勤国上岸后,做起了江上打捞遗体的志愿者。蔡永祥一直为能给镇江渔民树碑立传而深感庆幸。后来在润州区编写《润州渔业史话》时,蔡永祥又参与采访了更多渔业村的渔民,包括出海捕鱼的老队长段宝银,识鱼懂鱼的老渔民高永明、何阿祥等人。
一次次采访下来,渔民们从一开始不好意思开口,慢慢变成围坐在一起抢着讲述,生怕漏掉过往的点滴。关于世代渔猎的生活,他们说上十天十夜也道不尽。这正是蔡永祥想要打捞、留存的生活印记与时代证据。他认为,只有理解别人,才能读懂自己。深度的采访,为后来《上岸记》的创作再次埋下了厚重的伏笔。
渔民,是饱含生存智慧的职业。从业者需顺应鱼类的生活习性劳作,时常安静思索,每一次撒网下钩,都怀揣虔诚之心,他们笃信江上有神灵庇佑,护佑渔人满载而归、平安顺遂。
诸多渔民的上岸瞬间,被蔡永祥忠实定格在文本之中。上岸后的渔民,常会在下班后拎上一瓶酒、揣一包油炸花生米,独坐金山附近江边,对江独饮。月亮静悬天际,无声牵引着江海潮汐,它是江上渔民最忠诚的知己,岁岁无言守护,在无数暗夜照亮江上行路。
江上渔民自带侠义风骨,是沉静岁月里绵延不绝的力量,这份侠义之中,藏着仁义、包容与担当。与老渔民握手的刹那,那些逝去的人事、过往的岁月仿佛鲜活重现,好似能透过一双饱经风霜的手,触碰到一个已然远去的时代与世界。
所谓宿命,圈内人皆知,蔡永祥对钓鱼近似痴迷。这位视水如命的资深钓鱼爱好者,与水的缘分与生俱来。书写身边渔民的人生,他始终心怀虔诚。
这份深厚联结另有渊源:蔡永祥的故乡在古运河畔的蔡家湾村,全村共23户人家。他自幼饮运河水长大,考取军校后离乡,成为南方某部队海军军人,依旧与水相伴;后来从南方调回镇江,首个落脚点就在姚大圩的小渔村旁的镇江舰艇学院教导大队,日常朝夕与渔民相处、往来相交。
于他而言,寻访渔民的过程,是寻找久违的精神故乡,是一场心灵的奔赴与洗礼。多年来,他持续搜集江河相关资料,坚持为故土江河执笔创作。其诗作《河韵》,便与渔民的心境共鸣、共情。
在信息过载的读屏时代,我们极易被博人眼球的流量故事吸引。很少有机会真正沉下心,认真读懂一个人、一个群体。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无法专注地审视自己。历史由无数小人物构筑,我们身边的平凡人,常常如尘埃般被忽略。长篇纪实《上岸记》,便忠实记录了这一群渺如微尘的底层小人物。他们平凡、真实,却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
语言抵达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抵达。《上岸记》以广阔的视角观照普通个体的生存世界,将国家政策、渔业发展史融入到渔民的日常烟火,是一部扎根现场、立足真实的作品,更是一代渔民与江河生死相依、深情回望的灵魂之书。
全书开篇诗作《十年刻度》,奠定了质朴深沉的整体基调:“渔网在黄昏编织最后一道皱纹/沉入江底时/正缓慢成为水草的一部分……直到所有涟漪都成为年轮/渔火褪去锈迹/化作江豚嬉戏时的笑脸和跃出水面的弧度/我们才看见那些游动的伤口/正在长出新的经纬度……”
恰如博尔赫斯所言:“我们总是在他人生命中,寻找自己命运的倒影。”这部历时五年打磨的作品,是蔡永祥踏遍大江南北寻访渔民的过程,也是他自我叩问、找寻本心的过程。
2022年,经过在镇江的大量实地采访,蔡永祥意识到,单一地域的人物故事,不足以承载长江大保护这一重大题材。他笃定,采访绝非一次性的流程,更不能工具化。创作需要正视人性的复杂与幽深,挖掘不同地域普通人生存的厚度,就必须走出固有边界,深度行走、实地深耕。
真正的采访,不仅是两颗人心的相遇,更源于对世界、对人的赤诚好奇。平日里,他哪怕遇见脚边小虫子,也能俯身静观、温柔相待。正是这份纯粹的好奇心,让他不满足于仅书写镇江渔民的故事。世上所有事件、现象与观念,终究落脚于人的生存与生活,一如江河昼夜不息、奔流向前,其衍生的回响与价值,皆值得深耕探究。归根结底,人的故事,是文学创作最核心的根基。作家终其一生的书写,不只是描摹自我、刻画他人,更是解读自我与世界的联结,记录时代鲜活的生活现场。这是一场敞露真心的创作,是释放真诚、传递共情的过程。
2022年退休后,蔡永祥丢下家中病重的亲人,自驾去奔赴更远的江畔河畔,寻找各地渔民。他从镇江出发,足迹遍及黄石西塞山、重庆嘉陵江、大冶湖、洪泽湖等地。远赴异地采访,为打消陌生渔民的戒备、避免被当作骗子,他随身携带着中国作协会员证;自己不抽烟,从家出发前包里塞了两包好香,为了和渔民拉近距离、真诚沟通。这种沉浸式、嵌入式的实地采访,为作品新增了四个厚重扎实的章节,让全书内容更丰满、底蕴更深厚。
所有文学体裁的叙事表达,皆依托语言完成。凯文·奥顿奈尔曾说:“无物在文本之外。”文学创作,便是作家以语言为经纬,编织叙事载体,构筑心目中的“文学理想国”,让生命真相、人性本真与存在本质,在文学之中真实呈现。
书中第一章的水生、父亲大黑子,以及被水生救下的落水姑娘张翠,均源自现实真人真事,作者整合了众多渔民碎片化的口述经历,提炼塑造出这一组典型人物,集中承载了当代渔民身上的善良,苦难、坚韧与奋进的特质。采访过程中,作者听闻一些渔民葬身江底的悲剧,水生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缩影:落水遇险、被人救助、重获新生,继而挺身救人、回馈江河,多年后又与失散的哥哥重逢。水生身边的配角人物,也皆有真实原型,绝非虚构杜撰。
水生这一人物,是作者嵌入全书的叙事楔子,以人性温度与伦理坚守,串联起渔民上岸的艰难历程,让救赎与重生的核心理念贯穿全文,构建出完整自洽的文学叙事闭环。塑造水生这一形象,并非只为讲述个体故事,更是为留存一代人的生命的回响,打捞最真实、最动人的时代记忆。这份依托具象场景、细微细节传递的真挚情感,源于作者对受访者言谈举止的细致观察与深刻体悟。聚焦渔民生存之痛、人性之善与时代大义,是整部作品的鲜明底色。
退渔上岸后,渔民世代赖以生存的空间被重构,原有的生活秩序被打破,上岸后的窘迫处境、生活不适无处不在。
他们甘愿自我牺牲、割舍生计,成全长江生态修复。离开相伴一生的长江,恰似婴儿告别母亲怀抱,满是不舍与怅然。
写作者的初心与责任,是俯身关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他们都是时代最鲜活的生活标本。即便是面对至亲,也当以悲悯、批判与反思的视角审视个体生命,追问人性本质。创作者不能居高临下、俯视众生,更要共情普通人的苦难与伤痛。
叔本华曾指出:“痛苦是生命的全部本质。”唯有真正领略了平凡生活的苦难与绝望,方能明白,所有美化苦难的言辞,都流于浮夸。当一个人亲历过意难平、断骨、癌疼,亲人离散,才能读懂人与人之间最核心的差距,不在于智力高低、财富多寡,而在于对自我与他人苦难的包容力、消化力。他人的伤痛未曾亲历,便难以感同身受,唯有自己历经困顿苦楚,方能体悟世间苦难的深重。苦难的重量,终究因人而异,由每个人的意志与心境界定。
作品第六章,集中刻画了一众上岸渔民与基层干部的鲜活形象。黄石西塞山区的王桂芳,不懂渔猎,却在洪水肆虐之时,在船上临盆,初生的婴儿托在手上,半截身体浸泡在洪水中,自此落下月子病,未老先衰;重庆万州长坪乡年轻镇长袁静,扎根基层、服务渔民;三峡工程首批移民、首个签字搬迁的村书记黎万权,坚守岗位、担当责任;大冶湖禁捕攻坚中,渔民与基层干部在冰封湖面、风雪寒夜里,与渔民斗智斗勇的真实场景,如影像般鲜活再现。
第九章聚焦曾登上央视的洪祥村,这座渔村因长江十年禁捕政策,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消散于时代。书中人物,各有际遇、各有苦难。渔民王云好的遭遇尤为令人动容:平日安稳坐船,却突遭横祸,手臂不慎卷入渔船柴油机。偏远渔村医疗条件有限,历经三次转院,错失断肢再接的黄金救治时间。56岁的他,自此落下三级伤残,终身残疾。
书写这一段苦难,作者始终保持克制,以零度叙事、冷静笔触,平实呈现王云好失臂的终身之痛。如何书写苦难,是纪实作家必须直面的命题。不遮蔽苦难、不回避现实、体察人间疾苦、还原时代真相,是非虚构纪实文学的创作根本,也是文字承载时代价值、成就不朽作品的核心要义。
当下文学创作,迫切呼唤“文学在场”,尤其对于非虚构纪实文学而言,更需要直面时代痛点、探寻人性根源。这便是时代对文学在场的核心诉求:介入现实、关怀当下、体恤众生疾苦、关切人间之痛。
作家一生的书写,归根结底是书写本心。唯有认清自身的创作定位与文字气质,方能精准刻画人物百态,因为笔下众生,皆是创作者内心世界的投射与映照。
渔民的切肤之痛,根源在于他们以世代生存的家园与生计,换取长江生态的重生与江河永续的生机。这份割舍与牺牲,岸上之人难以真正共情。《上岸记》的核心内核,便是记录渔民告别江河、割舍旧业、历经断舍离后的挣扎与重生,以平凡个体的人生抉择,诠释时代变迁,彰显生命的韧性与价值,让这群默默奉献的普通人,被时代看见、被世人铭记。
这部作品的珍贵之处,在于它不仅是一部优质的长篇纪实文学,更是一篇厚重的原生态大散文,与周闻道提出的“在场主义散文”理念同频共振。作者有意识地将自然生态(长江生态环境修复)、社会生态(退渔禁捕的国家国策)、精神生态(渔民守护江河、牺牲自我的精神)三者整合统一,以介入现实、立足当下为创作本体,构建起立体完整的叙事体系。
创作一部长篇作品,如同完成一场马拉松。始于兴趣、基于技巧、成于积淀、终于意志。整部作品的落地成书,需要创作者倾尽心力、深耕细作,调动全部的积累与热忱,甚至难免历经煎熬与磕碰。但沿途寻访的人间百态、突破自我的创作体验,足以让创作者乐此不疲。
写作,是作者探索自我、拓展认知边界的路径。鲜活的时代故事、真实的人间百态源源不断,让创作动力永不枯竭。《上岸记》历经数年采访与打磨,过程艰辛、殊为不易。作品最终面世,既是作者对自我创作的答卷,也是对万千渔民的郑重交代。这绝非一部普通的纪实作品,而是对人与江河共生岁月的深沉致敬。
人生在世,人人皆需“上岸”,完成自我灵魂的救赎。这部耗时五年打磨的著作,还承载着作者身边亲朋好友的殷殷期盼,其中有人已亡故,生前曾牵挂成书之日。如今逝者已然离苦得乐、安然“上岸”,而留存世间的我们,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上岸”时刻。世人当铭记过往人事、不负岁月,勇敢奔赴往后人生。
所谓上岸,从来都是众生从生到死、殊途同归的灵魂救赎。人人终将上岸、回归本心、归于归途。
已然上岸的渔民,肉身告别了长江江面,骨子里依旧是江河里灵动的生灵,灵魂深处永远镌刻着滔滔江水、闪烁鱼群与半生渔猎岁月。
《上岸记》的核心价值,在于留存真实、铭记众生。它让我们记住,这群世代以水为家的渔民,曾面临岸上无房安居、水中无业维生的两难窘境,记住他们为响应国家生态政策、守护长江绿水青山,被迫割舍生计、告别故土的无奈与牺牲。渔民俯仰所见的日月星辰,与作者的所思所想交织成一幅幅深邃厚重的生命星图。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过往世代漂泊水上的渔民群体,以及与之相伴的渔业发展历程,不容篡改。
浩荡江风如刀似剑,在一代代渔民脸上刻下风霜纹路。上岸后的渔民,如同离水的鱼,抱团取暖、相依相伴。书中每一个人物刻画,皆贴合灵魂、直击本心。文学之于现实,恰似风骨之于万物、光华之于质体,朴素真挚,却极具力量。作者对作品、对众生的赤诚与敬畏,尽在字里行间。
滔滔长江东逝水,寥寥笔端起风云。衷心祝愿蔡永祥笔耕不辍,创作之路行稳致远、更上一层楼。
——2026年6月4日写于中南御锦城
6月11日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