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朱辉长篇小说《万川归》通过精心编织的人物关系网络，展现了一代人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生活中不断收缩的精神图谱与生存困境。通过对现实主义书写传统的发扬与延续，《万川归》完成了对以万风和、丁恩川、归霞等“60”一代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生命精神史的细密探勘。与此相关的疾病书写与器官移植叙事，则进一步复杂化了生命成长中“身体”与“救赎”的特殊意涵。在关于“身体—疾病”的生命书写与伦理隐喻中，“身体”既是人物精神危机与伦理困境的显形，也是生命主体在衰老、失落以及挫败的创伤经验之中重新确认其生命意义与价值的重要媒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万川归》探讨了一代人如何在深度介入时代的同时展开其对具身性的情感、生命经验的沉淀与反刍，继而获得一条通向自我救赎的路径。这种反思同样将“世道”与“人心”的世俗辩证压缩在生命个体的心理褶皱之中，为生命意义归于何处这一朴素却又复杂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
关键词：朱辉；《万川归》；知识分子写作；现实主义；身体叙事；
《万川归》
朱辉 |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5年5月
引言
作为江苏“60后”作家的优秀代表，朱辉在其写作中始终保持着对转型时代的中国社会与知识分子内心变化这一辩证关系的反思意识，其最新长篇《万川归》甫一推出，即在评论界引发广泛讨论。毕飞宇指出，《万川归》是朱辉“耳顺之年”的重要收获[1]；南帆则将其视作“静水深流”的现实主义力作，并强调其在平缓的叙述表层之下所蕴含的时代张力与精神深度[2]；张德强指出，《万川归》创造性地运用全知叙述与内视角交错的方式，并以一种类DNA双螺旋式的结构，将不同人物的命运线索彼此嵌套，由此呈现个体生命从“充盈”走向“剥落”的过程[3]；周新民在《万川归》所设置的四组人物的对照关系中，看到了《万川归》在艺术上的独特性[4]；刘志权则以“暮年叙事”的视角，发现了小说在虚实之间生发出的艺术辩证[5]；苏笑嫣从时代叙事与生命叙事“叠影”的角度，指出作品在宏大叙事与微观日常之间反复切换，使“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轨迹沉积为人物内心的涟漪与暗流[6]；李徽昭聚焦于《万川归》对物的叙事，揭示出《万川归》对感性的人的召唤以及以“物”为审美对象的叙事学转向[7]。
以上讨论已从小说结构、叙事、人物关系等各个层面对《万川归》作了较为客观的分析，然而，相较于叙事学意义上的叙事细节、结构分析，“一代人”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被《万川归》“写出”，他们的精神跋涉与“自我救赎”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内在逻辑与情感轨迹，其实仍有进一步细化的讨论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朱辉在创作谈中明确指出，《万川归》是由“写他们”转向“写我”的一次实践——“它是我自己的歌。我理想中的这本书是一封信，一封三十万字的长信，这封信没有明确的投递地址，我希望在茫茫人海中，在某些散落的点，能闪起共鸣呼应的火焰。”（《男人也是水做的——〈万川归〉创作谈》）这一自我定位使《万川归》不再局限于对一代人的外部观察，而是以作者自身的经验为引线，完成了对身处时代洪流中的一代人的精神成长与思想转变的一次自我凝视与经验清理。
在这个层面上，如果将《万川归》置于“代际书写”与“生命叙事”的交叉视野下，便不难看到三个方面的新问题。一是作品如何在“时代—个体”的双重维度上建构出一代人“精神跋涉”的叙事图景；二是疾病书写、器官移植叙事等修辞形式、叙事策略，如何在生命个体的伦理意义上折射出一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裂变与精神困境；三是以万风和、丁恩川、归霞为代表的一代人，如何在遭遇人生挫败与精神困顿之后完成其各自在不同人生路径上的生命选择与“自我救赎”。
一、一代人的精神跋涉
《万川归》无疑是一部具有深刻哲学思考与精湛艺术技巧的长篇小说。作品以三位主人公——万风和、归霞、丁恩川的人生轨迹为主线，构建了一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浮世绘。小说的标题取三位主人公名字中的各一字而成“万川归”，既暗示了人物命运的最终归宿，也隐喻了“百川归海”的生命哲学。读《万川归》，闪现在心头的第一印象无疑是《庄子·秋水》中的那个浩渺之问：
“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庄子·秋水》）
这个关于岁月不居、时光如流的深刻追问，被朱辉巧妙地拈来，化作其长篇小说《万川归》的题眼，体现出一种河流隐喻下的生命“归整”的复杂意涵。一方面，“万川归”这三个彼此独立却又意蕴深厚的字，分别对应着小说中的万风和、丁恩川、归霞这三个人物形象的名字；另一方面，“万川归”也在很大程度上隐喻着一代人在漫长的生命历程中不断丰富、积累的人生经验与生命体悟。更有意思的是，由于《万川归》中的不少故事情节与朱辉的许多短篇小说文本之间存在互文性叙事，“故而《万川归》也是他诸多小说文本实践的一次‘万川归’”[8]。
在《万川归》中，万风和关于生活与成长的体悟和感受，以一种极简的笔法而被浓缩在小说结尾处：在茫茫无际的长江边为归霞举行完“江葬”的万风和，突然回想起童年的一次旅程。年少的万风和，同父亲坐船去看海，路过长江、太湖，便以为看到了自己曾经日思夜想的大海。然而，“多年以后他来到太湖，这才知道当时看到的其实是湖。”[9]这个少年时代的人生错觉，是拮据的父亲为少年万风和守护了一生的梦。它成了少年万风和内心最柔软的部分。直至多年以后，当万风和再一次置身于长江之畔，才再一次在记忆中回到他的童年。于是，他终于了悟了这个关于生命、关于成长的人生真谛：人生的旅程，其实就是从“看山是山”走向“看山不是山”的回归过程。就像万风和少年时代的“看湖就是海”与暮年时的“看海不是海”一般，这段历程会在经历漫长的岁月风浪之后，逐渐走向平静与丰盈。而生命的回归也恰如万川（河流）奔涌向前，每个人最终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归向生命的大海，重新回到最本真的生命状态当中。
这种情节上的收束，道出了小说的核心题旨，也将一代人各自的成长路径浓缩于其中。在小说中，丁恩川、万风和、归霞这一代知识分子分别从各自的青春源头出发，在时间的河道中历经曲折、碰撞、分岔，最终一同汇入时代的浪潮并在艰难的跋涉中找寻到各自的人生意义，这种关于个体生命寻找其自在价值与意义的成长叙事，本身就形成了一条从容不迫、静水深流的大河。从整体上来看，《万川归》虽然在人物关系与故事结构上并未设置强烈的戏剧冲突，而是将镜头聚焦于万风和及其周遭的一群知识分子在人到中年之后所遭遇的种种困境与难题，但在这些精神困境背后，往往又折射着他们所立足的日常生活与时代剧变。
万风和、归霞、丁恩川三位主人公，实际上分别代表了身处时代洪流中的知识分子的三种人生选择与价值取向。以万风和为例，一方面，万风和从乡村到城市的成长过程，本身即映射着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结构性裂变。万风和的成功更多源于其在时代浪潮中的“顺势而为”。作为同步于时代的“在场者”，万风和的人生轨迹几乎踩中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重要机遇期的所有关键节点，从“恢复高考”到“下海潮”再到金融危机、房地产热，他的人生选择虽然也有不同程度的“呛水”遭遇[10]，但他的每一次成功其实都不同程度地分享了时代转型中的机遇与红利。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所谓的成功显然是具有双重意义的，在各种机遇中不断积累财富的万风和，也被这种财富积累所改变。在事业上，万风和虽有不小的成就，但生活中却遭遇妻子背叛，最终家庭破碎，成为一个典型的“空心人”。小说开篇写万风和因身体机能的损耗，而陷入巨大的失忆危机之中。这种危机某种程度上正预示了他所遭遇的精神困境：
“找不到任何标志物。公路，田野，热风。太阳悬挂在西边的天际上，东面有几点孤星在云中出没。一架飞机剪影似的在天幕上滑动，闪着航灯，很慢，没有声音。万风和想不起自己这是在哪里，他为什么来到这里，他这是要往哪里去。他似乎还在飞机上，看着站在公路边的自己。
身边的车熟悉而又陌生。连车牌都是陌生的。车窗上有自己的影子，自己的面容，他知道这是他自己。可是他问：我是谁？”[11]
对万风和而言，病理性的失忆显然具有一种莫名的震撼与恐惧。在这里，记忆的缺席与其说是经验主体单纯的不在场，不如说是一种被动的、甚至强制的经验断裂。这是因为，失忆一方面意味着一种日常秩序的崩解，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无法依靠自己的经验对周围的一切形成判断，意味着与他熟悉的一切切断联系。从隐喻性的层面来看，这场危机某种意义上也对应着行为主体在权力与技术织就的现代性网络中，难以幸免的精神分裂。然而，对于缚身于各种琐碎中的万风和而言，失忆其实也是一种契机，因为它同时赋予了万风和不断回归、“追忆”的合法性，而这无疑让他获得了重新整理经验的可能[12]。万风和接受心脏移植手术之后，在家庭、生命中遭遇一系列挫败经验并重新找回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这些遭遇和成长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地勾连着这次“失忆”危机。
相较于万风和，归霞的人生选择则始终以“安稳”为轴心。从放弃自己的专业投身机关并逐步成长为受人尊敬的“归处”，到选择安稳却缺乏激情的婚姻，她的生命之路虽然处处波澜不惊，但也显得毫无生机。长久的物质的富足与精神空虚，终究造成了巨大的情绪沟壑，令她难以平静地自处。直到生命最后，她依然因为病痛而苦苦挣扎。相较于万风和与归霞，丁恩川显然纯粹得多。朱辉对丁恩川人生经历的描摹，在小说中虽然着墨相对较少，但丁恩川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理想主义的人生状态，却让这个人物不断散发出独特的人格魅力。在与他同代的归霞、万风和等人的心目中，“这个丁恩川，属于我们这代人里最明亮的星星。”[13]他一辈子只做一件事，而且做成了大事。他的成功，是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从时间维度看，《万川归》所描绘的正是“60”一代人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成长路线。小说所聚焦的社会发展线索是万风和、归霞、丁恩川这一代人从1980年代大学校园的生命激情与文化启蒙出发，经由19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改革、城市化以及城市中产生活的扩展，一直延伸至新世纪以来社会生活的结构性变迁。总体而言，朱辉并未把这一代人简化为政治或经济意义上的“受益者”，而是将目光落在他们如何在快速变动的制度与话语环境中，处理理想、专业、情感与身体的复杂关系上。这种书写方式，让《万川归》带有鲜明的精神史叙事特征。这就意味着，万风和这一代人的命运，看似有着各自的流向或分型，但实际上，他们之间的生命经验与生活轨迹彼此并不孤立，而是在有限的生命经验中共享着某种共同的情感、精神连接。这些情感与精神的连接，正如同一条条命运之河的支流，不断因缘际会地汇聚到一起，最终变成了一条象征着一代人生命跋涉的生命径流。
二、器官移植与精神裂缝的隐喻
巴赫金曾指出，在成长小说中，主人公的性格变化一方面具有情节意义，另一方面，由其性格变化而得以重新建构或生成的情节，也使得小说内部诸多要素出现了新的变化，获得了新的意义。在这里，“时间进入人的内部，进入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14]
从叙事视角的维度来看，时间在《万川归》中被赋予了另一层含义。它既是一种关于生命的隐喻，同时也蕴含着叙事方法与节奏等层面的丰富性。在叙事视角上，《万川归》整体采取的是“后视视角”（即有论者所称的“暮年叙事”）。在《万川归》中，故事起始的时刻，三位主人公均已迈入中年。蹉跎起伏的生命“跋涉”之路，已然进入知天命的后半程。因此，对他们而言，人生转折处所折射的生命经验不再是东张西望，也不再是随心所欲，兴致盎然，而是博观约取，厚积薄发。这里的“成长”之于他们而言，也不再是奔向某个确定的目标，而是走出某种现有或既成的生活状态，寻求新的突破的过程。这种“后视性”叙事，使小说叙事的基调从一开始就带有某种“精神疲惫”的底色。
小说开篇写道：“万风和突然觉得有点累”[15]。这种困倦的情绪和感受，一方面映射着自身的生活状态，既是对主人公身体状况的说明，也是一种姿态性的自我表白。这种姿态虽被叙述者刻意地维持在一种平淡的叙述中，却也为万风和在其后遭遇的一系列精神危机埋下伏笔；另一方面，这种倦怠和疲惫经由叙述者而提炼出来，显然也透露着一种对日常生活与个人情感的深层隐喻。从更深的层面来看，也未尝不是对一种被日常化、被自然化了的倦怠状态的提炼和象征：当“累”或“倦怠”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状态时，它已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主体在整理、回应现实时所遭遇的某种无力感[16]。这种提炼和象征，同时构成了这部小说精神气候的先声或基调。
当然，对于朱辉而言，以回顾性的视角展开其基本的叙事，也未尝不是一份对个人创作的总结。与此同时，小说因“回顾”视角而更多转向对个体内心世界的探寻，也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万川归》的艺术表现形式。在小说中，叙述者身上所闪现的那种“怀旧”姿态，不仅使其成为反思社会剧变的“当代英雄”，而且，那些发生在个人生命经历当中依次出现的问题、破绽，也由此变成一个个足以跳脱出现实的隐喻窗口，这些窗口使得小说家朱辉得以通过叙事节奏的调配而不断强化个体经验与世俗日常的复杂关系，进而将个体对时代的认知、感悟引向一个个具体而实在的人。从这个层面来看，万风和、归霞等人在挫败中回归本真的生命状态的过程，便不再只是一种被叙述者丢进一个个事件当中去遭遇命运或宿命的考验，而是变成了一个在“成功/失败”“高尚/庸常”“激情/倦怠”等对立范畴之间不断摇摆，不断寻找自己的出路的过程。也就是说，作为生命主体的大写的人，在这里已经不再是被动地适应一个已成型的世界，而是在不断成长的同时，始终同步于这个世界的剧变过程，而这个“变”，其实正体现着“世道”与“人心”的双重意涵。在这个意义上，《万川归》也切近了巴赫金关于“人的成长小说”的定义。此外，通过这一设定，《万川归》也由此引出了关于我们如何在剧变、流动的生活（时空）当中稳妥地安放自己这一问题的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万川归》在整体上并不是从宏大叙事的角度直接切入与当代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制度、结构，而是通过万风和、丁恩川、归霞等人的细微情感经验——他们的羞耻、恐惧、骄傲、厌倦与渴望——来呈现社会生活的变迁如何通过一个个在时代浪潮中挣扎的生命个体的情绪与身体而进入其日常生活的。在这一设置中，器官移植的叙事恰好成为这一叙事结构的关键节点。其中，身体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介，其内在或外在的失控与修复，某种意义正将那些难以言说的结构性压力（“时代问题”），转换为可感知的个体经验（如痛苦、羞怯、感伤），并在身体上留下印记。某种程度上，《万川归》的叙事结构所迎来的关键性转折，实际上正发生在底层青年李弘毅因车祸意外身亡而依其遗嘱捐献全身器官这一情节之后。它由此揭开的是此前多条看似彼此孤立的命运支流之间，彼此缠绕、相互交织的“隐秘联结”。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隐秘联结同样将一个医学问题或医疗叙事转化为一种关于生命个体日常的、切身的生命经验的“伦理叙事”。对于万风和、归霞等人而言，器官移植显然打破了传统上的“身体—自我”之间自然同一的设定。这是因为，首先，疾病是对正常生活秩序的打断，它迫使人物从日常惯性中脱离出来，不得不重新打量个体自身与外在环境以及所谓他者之间的关系。其次，器官移植后受移植的身体的排异反应以及对供体身份的追索，也使“我是谁”这一问题呈现出一种日常的、持续的紧迫性。与抽象的哲学反思不同，这种追问更多来源于疼痛、疲惫、药物依赖等切身体验，因而，其关于身体经验、自我认同的伦理思考不再只是简单停留在一种抽象的概念层面，而是不断嵌入、深化到生命个体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促使其思考生命相关的经验与意义。
从万风和、归霞这一代人的视角来看，器官移植实际上也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关于生命、关于伦理、关于自我与他者的理解。一方面，身体器官的移植意味着生命状态或意义的延续，也即社会的大他者（器官捐献者李弘毅）的生命形态未曾在死亡的意义上被终结，而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在新的身体、新的情境中重获可能；另一方面，身体器官对外来的新器官的排异，也使其得以重新审视自我与他者的边界，重新理解个体生命间纷繁复杂的伦理关系。而这里的关键则在于，他们是否愿意承认这种重新获得的伦理前提——牺牲他者，成全自我，并由此调整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某种意义上，这正是受移植者真正走向“自我救赎”的起点。
三、“自我救赎”的可能
正是在这种经由“器官移植”而产生的连续不断的自我追问中，万风和、归霞们的“精神跋涉”获得了通向“自我救赎”的可能。当然，这种救赎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可以消除一切创伤和矛盾，而是承认伤口与矛盾的存在，并在与他者的生命联结中找寻有意义地活下去的理由与方式。在《万川归》中，三位主人公以各自的生命实践，走出了三条互相照映又彼此差异的自救路径。
如前所述，万风和是小说中最具世俗意义的典型的“成功者”，他的救赎路径主要表现为一种缓慢的“伦理转向”。在经历家庭、亲情、突然的失忆以及心脏病突发并接受李弘毅的心脏移植后，万风和对于生活、生命的理解逐渐发生转变。万风和赖以生存的器官，来自一个被社会边缘化的底层青年，而他的生命得以延续，却以对方的死亡为代价。在这一意义上，万风和所迎接的“第二次生命”，从一开始就带着沉重的伦理负担。不过，万风和是在漫长的康复期与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中，才逐渐意识到他那所谓的“成功”以及他为其所付出的代价的。在对过往的生命经验的清理中，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在家庭关系中所缺失的责任和义务，并在一次回乡的生命经历中，逐步清理了自己在家庭、在亲情关系之间所遭遇的种种焦虑、不安。在一系列的挫败体验中，他逐渐意识到，那些曾经看似与自己的生活毫无关联的他者与世界，其实并不是一种可供利用的资源或“机会”，而是一种美好的赠与。他的身体在“排拒”李弘毅非亲的身体器官的同时，也让万风和意识到非亲的血缘关系与家庭亲情、社会责任之间的意义连接。于是，他承认并接纳了这份“他救”，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确立了自己的责任结构。一方面，他通过非亲的血缘伦理意义上的和解，接受了与万杜松的非血缘的父子关系，重建了基于情感认同而非亲缘关系基础的家庭伦理；另一方面，在事业获得成功之后，万风和也逐渐意识到自己所应担负的社会责任，并开始寻求一种超越纯粹利益考量的人生价值。
与万风和相比，归霞的救赎则充斥着一种悲剧色彩。绑架事件、丈夫出轨以及肾功能衰竭——三件接踵而至的事件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打破了她“安稳人生”的幻象。几乎在一瞬间，人身安全、婚姻忠诚以及身体健康这三重人生意义的支柱同时崩塌，使她不得不直面那个长期以来被自己忽视、回避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正是在这一人生谷底期，她接受了肾脏移植手术，并在与丁恩川的交流中逐渐意识到自己过去所理解的“体面”“成功”“安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结构性的庇护下的一种安稳、空虚的幻象。从这个角度来看，归霞的自救更多源于一种对时间、情感与身体的重新安排，比如主动退出部分制度性的游戏，在有限空间内争取更大的自我决策权，并在对身体疾病与康复历程的持续回望中，建立起一种与自己和解的新型关系，等等。虽然她的精神觉醒来得太迟，这导致这种救赎本身已无法真正改变生活的轨迹，然而，她在生命陨落之后选择以江葬的形式回归自然，某种意义也可以将其视为一种终极的自主行为。
归霞的悲剧与自我救赎，从反面证实了生命意义不在于外在的安稳而在于内心的充实与创造，而这个“反面”，在小说中则完整体现在丁恩川这一角色身上。丁恩川的“成功”（区别于万风和世俗意义的“成功”）不是外在力量的恩赐，而是通过把自己交给一生热爱的事业实现的。他选择以专业主义取代个人利益的功利计算，将个体生命嵌入一种长时段的公共事业之中。这种“以技入道”的人生路径，一方面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中“感时忧国”的叙事传统；另一方面，其根脉又深置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因而，其在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以及典型意义，不言自明。但丁恩川却并不将自己视为英雄，他只是默默承认，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将有限生命投注于一个相对确定的、长期的专业实践，是他能够找到的最可靠的精神支点。换言之，在丁恩川这里，“成功”是以持续行动而非语言宣誓的方式发生的。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追求和努力既没有空泛的自白，也缺少戏剧化的顿悟场景，但却在持久、重复、甚至有些乏味的劳动过程中，一点一滴地把自身从世俗生活的虚无和无意义的空转、内耗中拉了回来。
万风和、归霞、丁恩川各自走出了三种不同意义、维度的人生可能，同时也成就了三种不同层面的自我救赎。在《万川归》中，如果说这几个人物的命运与成长主题构成了其意义结构的“显在层”，那么多线交织的叙事结构与空间意象则构成其叙事的“潜在层”。有论者将这种结构概括为“双螺旋结构”[17]。一方面，万风和、归霞、丁恩川三位主人公的成长经历与情感纠葛构成小说故事显在的叙事线，而以李弘毅、周雨田、齐红艳、李璟然等人为辅助关系，小说同样构建出一套与之相互交织、彼此并行的叙事线索。这种叙事结构的妙处在于，它既通过万风和、归霞等人的人生遭遇呈现出个体命运的独立性，又通过李弘毅的器官捐献，将几个看似平行的命运轨迹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如前所述，李弘毅的器官捐赠，一方面成为连接故事主线的“暗扣”，另一方面，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之间的草蛇灰线的联系，正是通过李弘毅而形成了一种隐性关联。更重要的是，这种“移植”也使得“器官受体”获得了重新审视、反思自我的契机。对万风和、归霞、老孔等人而言，李弘毅的器官捐赠虽然与他们构成生物学、伦理学意义上的循环与延续，却也潜在地暗示出个体通过与他者的关联继而实现超越自身局限的可能性。万风和在心脏移植后，虽未能弥合事业成功与家庭破碎的精神裂痕，却也因器官移植的“异质介入”而被迫进入一种新的伦理关系之中，继而得以重新审视自我与他者的边界；归霞在接受肾移植手术后，虽因异质的器官无法与身体和谐共存而饱受折磨，但她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新的人生体悟，并全身心投入那本寄寓着一代人的精神成长的生命之书的写作中。两相对照不难发现，小说在叙事结构与人物精神成长之间彼此互动之关联上所设置的精巧机杼。
回过头来看，如果我们不再将万风和、归霞们的问题仅仅局限于特定的历史时段，而是投射到更广阔的世俗日常生活中，那么万风和、归霞们在情感挫败的“暮年变法”中重新寻得生命主体性与精神坐标的过程，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关于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的超越性反思呢？正如那个关于如何从各自的源头出发以及如何在奔流中迷失、重塑自我的成长过程，我们每个人都会在时间长河中如期遭遇一样，每一代人都会在成长中遇到不一样的精神困境和难题，而当这些难题以问题的形式摆在我们面前时，作为生命主体的“我们”又将以何种姿态汇入那一片名为归宿的、广阔而沉默的海，又将如何在激流奔涌的生命之河里以一种超越性的姿态去获得独属于自己的平静与从容呢？这些都是《万川归》为我们带来的思考。
当然，对于这些问题，朱辉并未给予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通过小说里那些未经扩展的“留白”、那些关于人生关系的深层隐喻，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启示。小说中，关于李弘毅的亡灵修辞、万风和前妻杜衡的出轨以及璟然的不辞而别等情节，虽因叙述的“留白”而更多呈现出某种“搁置”或“未完成”的状态，但从本质上看，这种叙事上的“留白”也暗示了叙事者对生命偶然性的独特理解。一方面，“现实生活中本就充满无解之谜，人与人之间永远存在着无法完全沟通的隔阂。试图解释一切、揭示一切的写作，反而会失去生活的真实质感。”[18]另一方面，对朱辉而言，这里的“留白”同样意味着叙述者对偶然性与未知性的坦然接受。换言之，在叙述者这里意欲呈现的一个基本的认知是，承认并非所有河流都能找到确切的源头，也并非所有故事都需要一个清晰的结局。而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在《万川归》中，这种“未完成感”也未尝不是对像万风和这样的经历了“暮年变法”的知识分子返璞归真的思想、情感状态的真实写照。即便生活本身充满了解释不清的遗憾与悬而未决的疑问，但对生活有所反思的生命个体却依然可以选择回归到一种日常的、内心的、自然的、童年的生命本真状态之中，且勇敢地与之共存。
结语
《万川归》在当代现实主义传统内部完成了一次颇具自觉的“向内转”。它一方面通过多线并进、双螺旋结构、全知与内视角交替等叙事手法，尽可能全面地呈现一代知识分子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命运沉浮；另一方面又通过疾病书写、器官移植等叙事、修辞策略，将时代之重与生命沉疴转化为生命个体精神成长史的隐秘暗流，使一代人的“精神跋涉”与“自我救赎”，不再简单停留于特定的经验与伦理层面，而是成为其必须一一面对的具体生活与人生问题。《万川归》的题旨显然并不局限于为某一个体立传，而是要为改革开放中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群体画像。更关键的是，《万川归》并未将一代人的成长史放置在被观察的位置上，而是通过作者自我经验的深度介入，完成了从“对象化”的一代人到“自我凝视”的一代人的转向，因而，它在某种意义上，带有很强的自我清理与经验总结的意义。所以，在这一前提下，所谓一代人的精神跋涉，便不再只是局限于对外部的社会制度、经济结构、社会流动的线性再现，而是被转化为一代人共同成长的生命反思与内心求索。经此，《万川归》最终得以确认的核心经验，乃是“60”一代人在时代变革、在情感洪流、在人生抉择中艰难跋涉的成长之路。
在叙事方法上，《万川归》延续了经典现实主义的书写路径，然而在具体叙事实践中，它又通过代际成长的精神史、身体书写与结构创新这三者的合力，显著拓展了经典现实主义的艺术边界。一方面，它将“60”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跋涉置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的宏大背景之中，把镜头对准个体在漫长日常中的犹疑、疲惫与反思，继而呈现出一种对日常叙事的反思性视角；另一方面，通过器官移植这一极具张力的叙事装置，《万川归》也得以将生命个体的“自我救赎”转化为与切实的身体经验、伦理关系等深度交织的日常叙事。这种日常性的书写，极大地拓展了现实主义叙事的思想深度，丰富了一代人的精神成长所具有的世俗精神与日常意义。由此，《万川归》所呈现的自我救赎便不仅仅是人物自发的、内在的自我觉醒的结果，也是富有张力的故事内核在叙事形态所制造的空隙中逐渐生成的经验与感受，它揭示的是一代人在生命成长中所应抵达的精神高度。
原刊于《百家评论》2026年第2期
注释：
[1]在朱辉小说《万川归》的研讨会中，毕飞宇说，“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到了一定的岁数，对所有这些东西他很自然地就有一个宏观感，朱辉的《万川归》如果说有什么创作动机的话，是60年的宏观感帮助他决定去写这样一本书。”详见《文汇报》关于朱辉研讨会题为《把望远镜对准了我们这代人四十年的背影》的报道。
[2]南帆：《静水深流万川归——读朱辉长篇小说〈万川归〉》，《文汇报》2023年5月17日，第10版。
[3]张德强：《双螺旋结构与百合心剥落——〈万川归〉叙事风格探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3期。
[4]周新民：《参差对照与精神光谱的描绘——论〈万川归〉》，《扬子江文学评论》2025年第4期。
[5]刘志权：《人世幻相、生命实在与神性赋格——论朱辉长篇小说〈万川归〉对世俗人生的穿透》，《南方文坛》2024年第5期。
[6]苏笑嫣：《时代叙事与生命叙事的“叠影”书写——读朱辉小说〈万川归〉》，《当代文坛》2023年第4期。
[7]李徽昭：《物的叙事学：以朱辉〈万川归〉为例》，《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4年第1期。
[8]王文胜:《由薛定谔的猫想到——评朱辉的长篇小说〈万川归〉》，《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3期。
[9]朱辉：《万川归》，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5年版，第478页。
[10]朱辉在《实话实说》一文中说，“丁恩川和归霞都是学水利的。万风和学的是俄语。学俄语成了男一号万风和人生的重要转折。因为他留校工作后，苏联变成了‘前苏联’，俄语冷了，他不得不辞职改行。这是万风和在时代大潮中的第一次呛水。”朱辉：《实话实说》，《当代作家评论》2025年第6期。
[11]朱辉：《万川归》，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十月文艺出版社2025年版，第6页。
[12]刘志权：《人世幻相、生命实在与神性赋格——论朱辉长篇小说〈万川归〉对世俗人生的穿透》，《南方文坛》2024年第5期。
[13]朱辉：《万川归》，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十月文艺出版社2025年版，第431页。
[14][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
[15]朱辉：《万川归》，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5年版，第3页。
[16]韩炳哲在讨论“倦怠社会”这个概念时曾指出，倦怠社会中的主体，一方面被信息与任务淹没，另一方面却难以将这些碎片经验整合为有意义的整体。自由主体的人由此成为了一种“功绩主体”，而其所遭遇的诸如此类的难题，同样使这些功绩主体带有严重的抑郁倾向。“通过这种方式，原本个体和他者之间的矛盾被内化了，转化成和自我的冲突关系，从而导致自我的困窘和自我攻击。当今的功绩主体患有抑郁症，患病的前提条件却不是消失的个体和他者间的冲突关系。其中并不存在他者的层面。导致抑郁症和最终精力枯竭的原因在于，过度紧张的、过量的、自恋式自我指涉，这种自我关注带有自我毁灭的性质。疲惫的、抑郁的功绩主体在不断地消耗自我。在同自身的战斗中，他因为自身而困苦不堪。现代功绩主体没有能力从自身中抽离，无法抵达外在和他者，无法进入世界，只能沉湎于自身之中，却导致了矛盾的结果——自我的瓦解和空虚。”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74页。小说开篇写“万风和突然觉得有点累”，正可以被理解为这种状态的叙事表现。在即将展开的情节之前，人物已经先一步宣告了对自己也是对世界的“失能”。这种疲累指向了一种自我瓦解的危机，它同时意味着，人物的倦怠并非只是单纯的身体疲乏，而是牵连着记忆、叙事以及自我同一性的全面松动，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万风和遭遇身体、精神危机的叙事前奏。
[17]参见张德强：《双螺旋结构与百合心剥落——〈万川归〉叙事风格探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3期。
[18]马兵：《深层叙事中的精神回响——论作为情感社会学样本的〈万川归〉》，《文学报》2025年8月1日，第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