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柳堡:重塑山河的史诗书写——论张茂龙《风从江上来》的报告文学新境界

来源:中国江苏网 | 作者:张柳堡 (2026-04-20 10:18) 6015215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我们的党和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魄力和担当,开启了长江治理保护,绿色发展的伟大战役,并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资深报吿文学作家张茂龙的长篇报告文学《风从江上来——长江大保护江苏实践》呈现给我们的,正是这场战役精彩而壮观的画面。作品以“地方性实践”回应“国族性命题”,在报告文学文体边界拓展、生态美学建构和新时代人民性书写等方面实现了重要突破。

  一、空间诗学的叙事重构:从“地方”到“国家”的审美跃升

  传统生态报告文学往往陷入“问题曝光—危机呈现—呼吁保护”的悲情模式,张茂龙则开创性地构建了“以地方为方法”的宏大叙事。江苏,长江入海前的最后一站,拥有全国最长的长江岸线。江苏仅占国土面积百分之一,因江而生,因江而兴,经济总量长期领跑全国。江苏创造了经济奇迹,也构成了生态挑战最尖锐的缩影。作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前沿阵地,江苏肩负着长江大保护特殊使命。长江流经其境仅为一小段下游,但作者以一滴水见太阳的空间辩证法,将江苏实践提炼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微观样本。

  这种叙事策略的高明之处在于:地理空间的“小”与政治空间的“大”形成张力结构。作者并非简单铺陈数据,而是通过“重化工围江”的生死突围、太湖污染攻坚战、“碧水保卫战”的攻坚细节,将抽象的“生态文明”转化为可触可感的空间生产实践。地名不再是背景板,而成为具有主体性的叙事行动者——苏州张家港化工园整体搬迁、常州沿江化工企业全部撤除、镇江的岸线整治、泰州排污口大排查、南京的河道修复,南通江上揽五山、“江阴外滩”从愿景走进现实、扬州让古运河“三湾”重生以及沿江工业废墟的诗意转身共同编织成一部流动的空间史诗。

  尤为可贵的是,作者超越了地方志式的平铺直叙,以纵横捭阖的历史视野勾连古今:从乡镇企业的崛起与转型,到船民、渔民的身份嬗变,再到新时代护江人的生成,完成了一部长江下游地区的社会变迁史。这种深描不仅记录了空间形态的物理变化,更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重构。

  二、创伤记忆与修复美学:生态书写的情感辩证法

  《风从江上来》最动人心魄之处,在于其创伤记忆与修复美学的双重变奏。作者没有回避历史的复杂性,而是以诚实的历史眼光审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悖论:乡镇企业的勃兴曾“鼓足钱袋子”,船运业、捕捞业曾托举“先富起来”的梦想,但这些“功臣”最终成为“健康躯体上的疥癣痤疮”。

  这种“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叙事,打破了非黑即白的道德审判模式。作者笔下的“刮骨疗毒”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清退整治,更是一场集体精神世界的阵痛与重生。那些“无法承受之重”的搬迁故事,那些“隐隐透出丝丝杀气”的执法现场,构成了当代中国最具痛感的生态记忆档案。

  在美学层面,张茂龙创造了“修复型叙事”的新范式。不同于传统生态文学对“原始自然”的怀旧式追摹,该作着力呈现“人工自然”的重建过程——河长制、生态缓冲区、生态岛、科学监测、互联网+监管等现代治理手段,被转化为具有审美质感的文学意象。这种书写证明了:生态修复不是对过去的简单复刻,而是面向未来的创造性实践。

  作者的情感投入更赋予文本以诗性力量。从“自豪愤激交织着哀恸”的历史回顾,到“担忧痛心复合着厌恶”的现实审视,再到“欢快喜悦溢于文字”的成果呈现,情感节奏与叙事进程形成同构关系。引用艾青诗句绝非简单的修辞装饰,而是将个人情感升华为国族认同的精神仪式,“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正是当代报告文学情感真实性的最高表征。

  三、下沉式的人民伦理:基层主体的发现与赋权

  《风从江上来》在人物谱系建构上实现了革命性的视角翻转。全篇人物过百,但有名有姓的官员很少,且基本一笔带过,作者将叙事焦点坚定地投向普通群众与基层干部,昔日的“鱼老大”“船老大”如何转化为护渔队员、水上巡查员、安全志愿者。

  这种下沉式的人民性书写,具有三重文学史意义:

  其一,重构了“人民”的当代内涵。在生态文明语境下,“人民”不再是抽象的阶级符号,而是具体的生态实践主体——他们承受着产业转型的阵痛,却展现出“讲良心”的朴素政治觉悟和“有奉献精神”的行动伦理。这些“地底下”的脊梁,构成了新时代最动人的精神群像。

  其二,创新了报告文学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作者不仅记录个体故事,更呈现了从“破坏者”到“保护者”的身份转换机制。这种转换不是自上而下的道德规训,而是利益重构与意义再生产的复杂过程。作品通过细致的过程追踪,揭示了环境治理中“人”的能动性再生产。

  其三,践行了“文学民主化”的叙事伦理。将篇幅、笔墨、精力尽可能用在了普通群众和基层干部身上,这不仅是技术选择,更是价值立场的宣示,在宏大叙事中保留微观经验的完整性,让“小人物”拥有与时代对话的文学尊严。

  四、制度书写的文学转译:从政策文本到审美经验

  报告文学如何处理“制度”这一刚性题材,一直是创作难题。张茂龙以“制度民族志”的书写策略,将河长制、环保督察、生态环境法典等制度创新,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学经验。

  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去术语化”的转译能力:不堆砌政策条文,而是呈现制度的“肉身化”过程,“千军万马齐上阵”的执法场面,“动真碰硬”的督察细节,“互联网+科学家”的技术赋能,共同构成一部活的制度运行史。这种书写证明了:好的制度不是冰冷的规训,而是充满温度的协作网络。

  后半部分对持续、巩固和继往开来的铺陈,更体现了历史纵深感。作者将长江大保护置于“进行式”的时间维度中,拒绝廉价的胜利宣告,而是呈现治理的复杂性与长期性。这种未完成的叙事姿态,赋予了作品以开放的当代性。

  结语:报告文学的范式革新与时代使命

  张茂龙《风从江上来》的文学史价值,在于其空间叙事、生态书写、人物塑造、制度书写多维度地拓展了报告文学的文体边界,实现了对传统范式的系统性超越。

  在全球生态危机加剧的当下,该作以中国方案、江苏实践回应了人类共同命题,为国际生态文学提供了非西方中心主义的新范式。当“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智慧,张茂龙的文学书写便获得了超越地域的普遍性价值。

  报告文学的本质是“行动的文学”。张茂龙《风从江上来》不仅记录了一场伟大战役,更以其高屋建瓴的视角、扎实有力的材料、新颖周密的架构、激情洋溢的语言,成为动员公众参与生态治理的文化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该作实现了从“文学报告”到“文学行动”的跃升,为新时代报告文学树立了精神高度与美学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