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特邀主持 / 韩松刚，江苏省作协创研室主任、青年批评家，著有《批评的抵达》《词的黑暗》《谎言的默许》《现实的表情》《当代江南小说论》，曾获第十四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小说评论》2024年度优秀论文奖等。
时间过得真快，三月也已经到了末尾。我们就这样，在时间的反复和万物的轮回中，感受着世间的冷与暖、静与闹、深与浅。而这一切，如果用倪苡小说集的题目来说，就是“相”，相者，事物的外观也。
本期新作大家谈，我们邀请了张涛、崔庆蕾、谢尚发、袁文卓、张博实、清越六位青年评论家，谈论的是倪苡的小说集《十三相》。和我们说上一期谈论的庞羽小说集《刘珍与范明》不同，这是一本和“中年人”有关的书，关于中年人的爱情、关于中年人的婚姻、关于中年人的生命样态，也关于中年人的希望和理想。
人到中年，不仅是一种年龄和生理上的变化，更多的是随之而来的生活面相的多样和多重。婚姻的、家庭的、工作的、社会的，诸此种种，都需要去重新面对和应对。在倪苡的小说中，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这种多重面相的生活，那就是“烦”。“倪苡特别擅长写这些日常之烦，这些烦让我们看到了人到中年之后的危机四伏。”（张涛）
这四伏的危机，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相”。但好的小说，一定不会止于关注危机，而是会去探寻危机背后那些并不一定说得清道得明的缘由，并以此重新思考生活。“在《十三相》中，倪苡通常会将小说置于琐碎的日常生活叙事中，并从中传递出作家对于人物与社会关系的多维感知。”（袁文卓）“以私人化的视角来勘探生活中细枝末节的琐碎，贴着日常生活的纹路开掘文学的世界，倪苡用‘素朴’来应对日常，恰构筑了一种别有用心的诗意——抛却那些宏大命题而拥抱烟火气的琐碎，带着温情去打量人间，大概是《十三相》最突出的特点。”（谢尚发）
倪苡在《十三相》中，不仅写了日常之“烦”，还写了生命之“痛”。痛是一种具身感，是对生活最直接的情感反应。痛感体现了一个作家和这个世界的共情能力，也最终决定了小说在艺术上的美学质地。“倪苡正是以这样的婚姻故事为载体，着色众多‘执相’，为痛苦赋形。她试图剥开与痛苦共生之痛，探其成因，究其如何延续，如何缓慢地吞噬鲜活。她冷静地凝视痛苦，介入痛苦，呈现泥沼，也点燃其中沉寂的、关于救赎的可能。”（清越）
而在“烦”和“痛”之外，倪苡还写了很多的“爱”。但倪苡笔下的爱，不是激情肆意，也是不是暧昧缠绵，而是人抚慰自我的一种可能。“而这样的‘爱’，恰恰亦是文学的‘初心’，它渗透在倪苡小说的字里行间，且成为其探索人间奥秘的动力与引擎。”（张博实）
作为一名女性写作者，倪苡并不以情感的抒发或情绪的表达来呈现人的内心和精神，她叙事的笔触总是平淡的、克制的、舒缓的，或许，她是试图要构建一个不疾不徐的人间，用来安顿那些烦恼和痛苦。“作为女性作家，倪苡拒绝浪漫主义的煽情与感伤主义的自怜，她以清晰、克制、利落的语言，照亮身处现实伦理关系中的个人在生活与情感中的那些晦暗不明的复杂‘相’。正是这种毫不闪躲的凝视与解剖，让她的文字具有一种充满力量的慰藉。”（崔庆蕾）
相由心生，十三相，映照的是十三种人心，十三种心境，而我们阅读世相和人心，不仅是见到他人，更是要照见自己。
张涛，1980年生于辽宁省抚顺市。文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在《文艺争鸣》《中国文学批评》《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小说评论》《扬子江文学评论》《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发表文章六十余篇。
《十三相》是倪苡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十三篇短篇小说，对应着生活和人生的不同面相。人生的面相何其多，何其复杂，远不是十三个所能概括的。但这十三篇短篇小说，却说出了生活和人生中一个最重要的面相——烦。古今中外的哲人们有很多关于烦的论说，多是深奥玄思之论，滤去那些晦涩复杂的义理，日常之烦主要是指生活与人生之变，且是非利好之变。倪苡特别擅长写这些日常之烦，这些烦让我们看到了人到中年之后的危机四伏。
《早上好，宝贝》写了一个颇具浪漫主义气质，对婚姻有着极大憧憬的女性嫁给了一个离异的男性。这个男性叫李宇彬，是一个画家。他有一个前妻和一个儿子。李宇彬的浪漫气质和绘画作品，都深深吸引了这位女性。她可能也知道“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她也愿意闯一闯，为爱粉身碎骨”。恋爱和结婚后的第一年，他们的生活很幸福。但改变这幸福的“变量”很快就来了，那就是李宇彬的前妻和儿子。这对母子开始介入他们的生活中，这个变量是他们“烦”的根源。加之李宇彬又要去农村支教，他们的情感生活无疑是雪上加霜。在洋县支教之初，李宇彬还给她发“早上好，宝贝”，别无他话，直到“早上好，宝贝”也不发了。爱情与婚姻最后也随着李宇彬突发心肌梗死去世而结束。李宇彬在洋县养了一只鹦鹉，被她带了回来，开始鹦鹉说的是“早上好，宝贝”，后来说的就是李宇彬儿子的小名儿了。一段看上去浪漫的爱情，在生活的纠缠与变量中被终结了。《黎明我们驾车》也是写一对中年夫妻，因为两岁时女儿癫痫病发作，至此，两个人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了。有病治病是常人的思路，但林菱每晚都要和丈夫李小开聊女儿的病情。长此以往，李小开烦了，林菱也不再和李小开说女儿的病情。因为女儿的病，他们的生活不断出现分歧。林菱开始信佛，乞求彼岸的关怀；李小开也遇到了自己的“蒙娜丽莎”，可以与她谈论诗和远方。两个人的生活越来越糟糕，直到无法忍受对方。李小开怒斥林菱：“我不能忍受你跟疯子一样。你在学校对同事刻薄，在家对我冷漠，你就像一台碾压机，你走过的地方寸草不生。”林菱反唇相讥：“我跟谁一样，能使你满意呢？我天天给你背诗，那谁煮饭谁带娃谁洗碗谁拖地？”生活之烦耗尽了李小开和林菱之间最后的情感和友善。
倪苡除了是一位作家，她还是一位小学老师。她的教师身份，让她对一些在身体和心理上有些特殊的学生，有一份特别的关注。《像风一样》关注学生的情感和心理问题，兼及孩子与父母之间如何有效沟通，建立起信任与理解。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偶尔也会看到因为无法有效沟通，失去信任而发生的悲剧。《悬挂的收音机》写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深入学生的家里探访，了解学生的生活之艰、之难，以及他们在心理上的创伤。这些都需要我们用爱去关心，去化解他们的伤痕。
《十三相》中的这些小说，一方面写了人性的幽暗与复杂，同时，也写到了人间的温暖与美好。用倪苡自己的话说，即便她深知这人世间的虚妄，“她依然热爱着这俗世的烟火，从未停止对生活不同侧面的凝视与思索。”她“试图在虚构的世界里，探寻人性的幽微，以及生活中那些被忽视的美好与哀愁”。
崔庆蕾，文学博士，编审。《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执行主编，著有《1980年代先锋文学批评研究》，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方文坛》《当代文坛》《小说评论》《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学术报刊发表论文多篇，部分文章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作为一部小说集，《十三相》并不是一个松散的作品合集，而是有着同类作品集并不多见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这种整体性来自于倪苡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写作风格和文学追求。倪苡的小说并不着意于书写显在的社会变化或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而是落笔于普通人的生命故事，呈现如同溪流般流淌过我们的日常生活。她擅于捕捉生活中那些悄无声息却又足以震颤灵魂的裂变时刻，用手术刀般的笔触剥开小县城里小人物的精神世界。她常常将人物放置于一种极端情境和关系结构之中，透过两性关系、亲子关系的层层迷雾，看清爱与伦理的悖论真相、人性幽微处的复杂质地以及带有普遍性的存在困境。她笔下的故事，涵盖了家庭婚姻、教育成长的方方面面，描绘出她所谓的种种生活之“相”，它们既是我们所借以栖身的人间万象与百般况味，也是复杂人性的不同面影与真相。
倪苡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对于情感的复杂性尤其是爱情的多变性有着细致的观察和深刻的理解。她笔下的爱情往往有着美好的初始形态，却在一种近乎波澜不兴的日常生活中走向沉默与沉没，日常生活静默无声的消磨与爱的悄无声息的消失或转移，成为她笔下人物惯常的情感状态。对于爱情的不可持续性以及救赎可能性的书写成为这部小说集的重要主题之一。比如，《早上好，宝贝》充分展现了爱嵌入现实伦理秩序后的负重与驳杂，甜蜜的早安问候语最终沦为形式。《黎明我们驾车》中李小开对“诗和远方”的诗意想象，从妻子身上转投到陌生人“蒙娜丽莎”身上，残酷地揭示了爱在日常磨损中的流变与迁移。《后窗上的爬山虎》从对妻子“秀发”的痴迷到回避，再到出轨的细节，都揭示了爱情从“诗意审美”坠入“现实伦理”后的悄然滑落。她写透了爱的流动性、有限性及其幻灭后那种于无声处听惊雷般的悲伤，展现了婚姻关系中悄无声息却山崩地裂般的“相”的变迁。
倪苡的视野并未局限于两性关系的疆域，她同样关注家庭伦理关系中另一个重要维度：亲子关系。她注重从少年的视角来审视亲情关系、教育问题、成长方式等等重要议题，以一种去功利化的回归少年本性的立场来重估亲子关系、教育体系的合理性，在一个个少年成长故事中，揭示当代少年的成长问题。比如，《像风一样》书写了父母对孩子主体性的剥夺，将孩子物化为某种优秀样本的载体，而非有独立内心世界的“人”。这是成年人对生命本身的遗忘。《我奈你何》则展现了青春期这场家庭内部小革命中，爱的意愿与彼此理解之间的巨大鸿沟。《悬挂的收音机》则展现了特殊儿童物质与精神双重困厄的极端生存状态，薛峰对亲情的热切呼唤显现了这一群体的多重困境和危机。倪苡笔下的亲子故事，祛除了一种功利性，回归到属于人尤其是少年人的立场来讲述和表达，蕴含着朴素的生命观和对当代少年一代的深刻理解与共情。
作为女性作家，倪苡拒绝浪漫主义的煽情与感伤主义的自怜，她以清晰、克制、利落的语言，照亮身处现实伦理关系中的个人在生活与情感中的那些晦暗不明的复杂“相”。正是这种毫不闪躲的凝视与解剖，让她的文字具有一种充满力量的慰藉。爱可能消逝，关系会流动，生活布满荆棘，人性幽深难测。然而，当这些隐秘的伤痛被如此精准而共情地言说时，读者获得的是一种深刻的“被看见”与“被理解”的共鸣。倪苡笔下个体的孤独、失望与挣扎，已然不再是个人的悲剧，而成为人类普遍境况的一种隐喻。
谢尚发，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上海市华文创意写作中心副主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上海研究培训基地副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创意写作，兼及文学创作。出版小说集《南园村故事》，专著《当代小说诗论》《创意写作管理》《商州的重构：贾平凹早期创作的历史地理图（1973-1992）》等，编选《寻根文学研究资料》《反思文学研究资料》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商州的重构——贾平凹早期创作的历史地理图（1973-1992）》。荣获“第六届《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新人奖”。
小说写作最难的恐怕不是寻找具有故事性的素材，而是如何在没有故事的地方发现故事，并顺利地将故事呈现出来。红尘千万种，无非尽是人间烟火气，月黑风高是人间烟火气，菜炒咸了则更是烟火气——小说难的不是把人间烟火气往深刻里说，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抽象出一大堆的道理，而是如何将人生的那些晦涩、抽象又难懂的哲理以一种波澜不惊的方式，化入到人间的烟火气中，化入到普通小民的日常生活中。若从这个角度来说，倪苡的小说集《十三相》，无疑是典范性的作品。
通览整个小说集中的十三篇作品，给人的第一印象应该是“文学的素朴”。这种“文学的素朴风格”首先来自于取材——十三则故事全部来自于日常生活那些微不足道的琐碎，是贴着柴米油盐的烟火气而流淌着的文学的诗意，它们仿若拓片了每一个阅读者的日子，将自我放置于阅读的情境之中。《像风一样》开头处站满了接孩子放学的拥挤人群的校门口、《黎明我们驾车》中老夫老妻的日常彼此间的厌恶情绪、《溺水的人》中筹备婚礼的男女、《蓝调》中离异的女性和她的日常……以私人化的视角来勘探生活中细枝末节的琐碎，贴着日常生活的纹路开掘文学的世界，倪苡用“素朴”来应对日常，恰构筑了一种别有用心的诗意——抛却那些宏大命题而拥抱烟火气的琐碎，带着温情去打量人间，大概是《十三相》最突出的特点。
为了表现这种取材上的“素朴的风格”，倪苡在整部作品中使用的都是一种“素朴的叙述”，构成了某种干净、简约、踏实又淳厚的风格。整部小说集没有绚烂的辞藻、精密设计的情节，更不去苦心孤诣地营造冲突、悬念，或者去凸显人物性格的特立独行及其思想的深邃超迈，相反，每一个文本都干干净净如山涧溪流，它们都沿着自己的日常之途奔向前方，既不追求浊浪排空的浩大，也不追求静水深流的沉郁，倒颇像柳宗元《小石潭记》中的一汪清泉，映照怡然自得的鱼群——小说中的那些人物，便尽是清澈见底的日常生活中游走着的一条条小鱼。所谓干净，是倪苡从不铺排，既不铺排景观，亦不铺排情节，也将情感进行内敛化的处理，以“收着写”的方式而显得格外节制；由此而促成简约风格的诞生，每一篇小说都无非是“弱水三千而只取一瓢饮”的格调，点到为止，甚至悲伤大于天也只能以一滴雨珠的方式落下；因此整体上给人的感觉是踏实的，淳厚的，这种踏实与淳厚最终凝结为“文字的余韵”，带来的反刍与思考则是无穷尽的，它像极了绘画中的留白。
但这并不是说《十三相》只停留于“摹写”日常生活的烟火气，点到为止。恰恰相反，每一则干净、简约的故事背后，其实都深藏着人间大爱，是带着悲悯而来的从容、宽恕、和解与爱的思想境界。其中《早上好，宝贝》一篇将人生的虚无感表露无遗，生死之内所蕴含的种种，以及爱情与婚姻中的甜蜜或鸡零狗碎，都最终变成了“两手空空”；《悬挂的收音机》则更充满了一种“悲天悯人的神性关怀”的气息，它表现的是一个从事特殊教育的老师的日常，但却侧面彰显出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生存之悲戚……在《十三相》的作品中，倪苡总是能做到“举重若轻”，对生活进行抽丝剥茧式的处理，单刀直入，把众多思想性议题还原为日常的烟火气，用文字去“触摸人间的温度”，喜怒哀乐、生离死别、爱恨情仇、酸甜苦辣都在极其简约的琐碎里，呈露出它们的质地与本真。
如果要用一种说法来概括《十三相》的写法，也许现象学所主张的“直面事实本身”是最好的用语。稍微将之改变一下，倪苡及其《十三相》是采用了“直面生命本身”的方式，将“生命”化简为日常生活的诸种侧面，重塑了一个“尽精微而致广大”的、充满了人间烟火气的文学世界。
袁文卓，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准聘助理教授、特聘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小说、跨媒介批评与当代文化思潮研究，入选第二批“江苏青年批评拔尖人才”。
作为文学苏军的青年代表之一，倪苡及其文学创作越来越引起读者的重视。倪苡尤善于写短篇，在倪苡的笔下并未见太多过于冗长的表达，日常叙事的话语背后体现出作者对于生活的敏锐感知。其笔下对女性爱情婚姻以及对特定群体命运的书写让人印象深刻。譬如在倪苡的成名作《失语》中，作者在文本中以克制的笔法提醒了受众对忧郁症患者群体的关注。而在倪苡最近推出的短篇小说集《十三相》里，不仅收录了作者之前发表过的《早上好，宝贝》《后窗上的爬山虎》《我奈你何》等作品，而且还推出了不少新作。为何小说集题名为《十三相》，一方面与小说集所选取的十三部作品紧密相关；另一方面也有讲述十三重视角、分享十三种感受以及呈现十三重面向的精神意义。
米兰·昆德拉曾指出：“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小说的精神是持续性的精神：每一部作品都是对前面作品的回答，每个作品都包含着小说以往的全部经验。”的确，《十三相》里不少作品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联系。在《十三相》中，倪苡通常会将小说置于琐碎的日常生活叙事中，并从中传递出作家对于人物与社会关系的多维感知。比如《早上好，宝贝》和作者之前发表的《女人和猫》一样，将视野聚焦于女性的个体命运。小说以第三人称讲述了故事女主人公与李宇彬之间的婚姻关系，由此引发的关于爱情与婚恋的深刻思考。《像风一样》也是采用第三人称，讲述了刚刚转学来到通市上学的主人公与同样是转学来的同桌宋小果之间的友情。其中穿插了主人公对于之前就读学校的眷恋，记录对母亲忽略他们姐弟真实感受的同时，也描写了当失去宋小果这位在新学校唯一朋友后主人公内心的失落。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处于青春期成长时期孩子们的真实感受。《我奈你何》则将主题聚焦于高考家庭的焦虑与矛盾。《悬挂的收音机》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作为一名普通教师的“我”，不顾丈夫反对，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这所特殊教育学校。并用自己的知识温暖了一批如仇志刚、凌云以及薛峰一样需要关爱的孩子，饱含温情。《后窗上的爬山虎》主要描写了家庭主妇的心理波动。《原味》则讲述了草原出生的格桑，在其妻子斯琴乐香的鼓励下离开草原去城市打拼，后来因无法适应城市生活而再次回到草原的故事。这部作品在抛出应该如何面对现代性疑问的同时，也给出了应活在当下追求朴素人生哲学的答案。
写长容易，精简实难，《十三相》里收录的都是短篇小说。而在短篇小说有限的字数和篇幅中，如何最大程度地吸引受众关注并且将读者带入到小说所营造的文学世界，这的确是一件考验作家写作功力的事情。冗长的句子不一定会收到良好的叙事效果，而太过精炼的语句有时候则又可能会言不达意。因此，这便给短篇小说写作者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然而当我们再次回到倪苡的小说文本却不难发现，聚焦于当代女性个体命运尤其是女性爱情婚姻的书写，关注特殊群体生存空间与思想近况，对一系列社会现实热点问题的回应等，在倪苡的文学创作主题中占据了重要篇幅。这不仅反映了倪苡对于日常生活的敏锐观察力，更体现出作家一直以来对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互动关系的持续思考。从这个角度而言，倪苡的文字及其书写无疑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现实意义。
张博实，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第二批“江苏省青年批评拔尖人才”， 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比较文学》《光明日报》等发表论文10余篇，主持国家级社科基金项目“当代江苏籍作家写作发生与江南文化关系研究”。
近年来逐渐受到文坛关注的江苏作家倪苡，在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女人和猫》中，便体现出生命体验与文字、故事间的紧密关联。不久后，她又在2025年6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十三相》，再次印证了其作为“实力派”作家的存在。
在新作中，作家将观察触角伸向了生活的不同角落，以细腻的笔触再现多重样态的人间故事，并书写出若干极富个性的人物形象。如在《原味》中，有想在生意场上有一番作为，但最后铩羽而归的格桑；还有在《蓝调》里，渴望摆脱空虚、在诗歌中获得真爱的“她”。倪苡的视野之宽与睿智书写，无疑也诠释了邱华栋的评价：“看尽世态万象，洗却人间铅华。”可以说，她对人物的日常，如家庭关系、工作、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都有着深刻的洞察。如在《秋叶黄时》中，写到盛秋厘和丈夫老张的默契，以及丈夫离世后生活何以变得无聊与空虚。《黎明我们驾车》中，李小开与妻子林菱在女儿患癫痫病后，逐渐进入“隔膜”的生活模式，互相反感对方的行为，最终两者矛盾升级到彼此难以弥合。《早晨好，宝贝》中，李宇彬与妻子“她”的婚后，也变得沟通得越来越少。每天丈夫的“早晨好，宝贝”的问候，也变得“机械”而失去了往日的甜蜜。还有《后窗上的爬山虎》里，妻子乔一凡在大病之后，变得敏感异常，对丈夫李涛的婚姻忠诚度始终抱着怀疑态度。但妻子的窘境，又让她不敢直面这种合理的怀疑，最终选择了对既定现状的“将就”。而在《雌二醇》中，夫妻之间甚至升级到了“互害”的地步：杜一童离家出走去找旧爱，妻子林霄则在丈夫回家后在菜里“下药”，来报复丈夫的背叛。我们在此不难体察到，倪苡擅长描绘各类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微妙心理，同时又能精确、细腻地演绎着这种常人不易发现的“变化”，给小说主人公的生活轨迹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当然，作家的视角不限于夫妻间的“博弈”，甚至对“第三者”的复杂内心进行了探索。在《溺水的人》中，“我”在未婚的情况下，为有妇之夫的老木生下孩子，在苦等了多年之后，终于“修成正果”。作家并没有对此做出简单的道德判断，而是以对人性复杂的摹写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
与此同时，作为一名优秀教师的倪苡，本能地对少年、家长及老师的行为逻辑与心灵状貌有了更深入的体认和了解。在具体叙述中，作家自能抓住最关键的“细部”，将少年内心的褶皱及前后因果进行生动地展现。在《像风一样》中，“他”在家长的关爱下，转到了教育更为优质的学校。但所谓“优质”，并不能给少年带来实质的快乐。少年的自由空间与环境认同的严重阙如，最终让其走向绝望。即随着家长和学校对少年的内心关注的失位，导致主人公被迫休学。还有《我奈你何》里，亮亮和同桌在学习上的互相促进，却被认定是耽误学习的“早恋”行为，于是两者被强行拆开。正是家长与老师的所谓“为你好”的粗暴举动，让亮亮感受到了某种寒意与漠视，逼使这位敏感少年，居然在高考前的关键时刻弃学。作家也深知，处于青春期的少年，他们的诉求并不是金山银山的堆砌，一个简单的、具有共情的语言与行动足以给予他们无尽的动力。这一点，在《悬挂的收音机》中有着充分的表达。作为“特殊学校”教师的“我”，不限于完成“本职工作”，而是在职责之外，也要努力给予“特殊”少年以“特殊”的关爱。而关爱的方式，仅仅是去满足少年薛峰的父爱想象。或者说，这部短篇既是作家内心的“自叙传”，又是其教育理念在文字中的展现。进一步讲，读者在赞叹作家于文本中对人性细部的把握与叙事创新之外，更能感受到其内心的“真善美”。而这样的“爱”，恰恰亦是文学的“初心”，它渗透在倪苡小说的字里行间，且成为其探索人间奥秘的动力与引擎。
最后，我们自是期待着倪苡未来的作品，能够叙写出更多的人生真“相”。换言之，对于优秀的作家而言，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就是不断突破自己，在叙述中发掘出人间的多重可能：所写之“相”，无一“虚妄”。
清越，1986年生，在《人民文学》《钟山》《花城》《扬子江诗刊》《青年文学》等刊发表作品，出版诗集《在无梦的夜里放羊》。现居南京。
当我们谈论婚姻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倪苡在《十三相》中给出的答案关乎痛苦。她笔下的婚姻故事常以一个人的痛苦开始，以一双人的痛苦继续。这些夫妻们相爱、猜忌、撕扯、谩骂却又始终紧紧缠绕在一起。丈夫们普遍表现出基于亲缘的存在焦虑，并循此作出取舍。《溺水的人》中老木在两个家庭中摇摆、《雌二醇》中杜一童离家又返家、《黎明我们驾车》中李小开麻木地忍受生活，其背后皆离不开对亲缘的执着与追逐。《早上好，宝贝》在结尾处揭开了“宝贝”的秘密，新婚妻子以为的爱人蜜语实则是丈夫借亲密之口说给遗落在上一段婚姻中的儿子。当亲密关系不被信赖，亲缘成了唯一可以确认的、牢固的存在。妻子所在意与纠缠的则是叙述主权。林菱、林霄和诸多个“她”们不断求证、自证、猜忌又呐喊，在婚姻的迷雾中寻找出路。但倪苡并不试图书写娜拉式的出走，她让娜拉留下，缠斗。出走的娜拉尚有未知可寻，留下的娜拉却自愿在已知的牢笼里漫长角斗。她们与丈夫缠斗、与自己缠斗、与平淡或不甘缠斗，借由“妻子”的名分来确证是否被爱以及被爱的合法性，诸如“如果能和老木结婚，我就是拿到了人生最大的奖”。这样看来，离婚、离家或是精神撤退的丈夫反倒是在形式上先一步“出走”的人。然而，丈夫的“出走”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出走”，只不过是另一种逃避。他们躲进“蒙娜丽莎”、艺术、事业或别的幻梦之中，徒留另一人面对婚姻的崩解。
这些男女围着痛苦之火席地而坐，人人被灼伤，却无人起身离去。他们互为刀刃，又互为浮木，互为囚人者，也互为困兽，在日复一日的试探、质疑、伤害与间歇性和解中与痛苦共生。他们将痛苦捻作绳索，自缚缚人，又在溺毙的恐惧中，固执地抓住关于“亲缘”“名分”或“自我”的浮木。于这些夫妻而言，比与谁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存在于一种结构之中。即使婚姻的内里百孔千疮，李小开、林菱们依旧试图维持这个被普遍认可的生存框架，似乎只要佯装仍是故事中人，就可以掩盖早已被抛进孤独与虚无之中的本相。倪苡正是以这样的婚姻故事为载体，着色众多“执相”，为痛苦赋形。她试图剥开与痛苦共生之痛，探其成因，究其如何延续，如何缓慢地吞噬鲜活。她冷静地凝视痛苦，介入痛苦，呈现泥沼，也点燃其中沉寂的、关于救赎的可能。海德格尔说，痛苦在最不经意的地方给我们以治愈。“痛苦即赠礼”。因此，在这如溺深潭的现实镜像中，或许还隐匿着一条小径，一种更艰难的慈悲，一种与痛苦“同属一体”的爱。这也是当我们谈论婚姻时，我们还可以谈论的。
《十三相》
倪苡 |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5年06月
内容简介
《十三相》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录了十三篇以家庭伦理和人性探索为主题的短篇小说。作品聚焦于小城生活中的普通人物，如教师、公司职员、公务员等，通过他们的婚姻、亲子关系以及家庭内部的矛盾，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生活的多面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