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主题创作与出版，已成为儿童文学领域一股蓬勃的创作力量。数据显示，少儿图书在主题出版重点项目中的比重持续攀升——从2020年仅占2.4%，到2024年已有20种入选，占比达11.7%。这显示出少儿图书的主题出版在当下仍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随之而来的，是一个被创作者与研究者反复叩问的核心问题：如何处理好“主题性”与“艺术性”的关系？换句话说，如何让主旋律作品通过巧妙的艺术转化真正走进童心，并赢得持久的艺术生命力？邹雷的《金色阳光》的出版，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份颇具启发性的答卷。
《金色阳光》
邹雷 | 著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金色阳光》是一部援非题材的儿童小说，也是一部具有典型意义的主题创作。作品通过儿童视角，讲述两代中国援非医生的动人故事，既呼应了党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也紧密关联着“全球南方”这一国际语境下的时代命题。“全球南方”作为后全球时代的批评话语，既指向曾遭遇殖民统治、至今仍面临全球资本主义结构性压力的亚非拉国家和地区，也涵盖全球经济体系中处于边缘与弱势地位的群体。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开幕式中提到，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将这一理论视角引入对《金色阳光》的解读，有助于更准确地定位其主题价值：它不仅是一个“中国故事”，也是一个国际意义的主题书写。
那么，小说是如何通过具体的叙事策略，来想象并塑造一种“全球南方”的共同体图景的呢？作品从医疗叙事、儿童行动力两个层面进行了独到的建构。
首先，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疾病常常是一种富含隐喻的意象。小说中所描绘的唇腭裂、艾滋病、偏头痛等，不仅是生理上的病痛书写，同时隐喻着某种机制而存在，折射出“全球南方”国家在现代性进程中所呈现的复杂面貌。一方面，这些疾病意象，往往指向非洲大陆所承载的历史创伤、社会不公以及现代性困境。另一方面，针对疾病的“治疗”书写体现了作家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祛魅”与“复魅”复杂性的思考。小说并未将常常被视为“落后”与“愚昧”的巫文化简单置于批判或启蒙的立场，而是借当地人口中“都信”的态度，引发读者重新思考。在非洲本土的文化语境中，“巫传统”往往与精神信仰和心理慰藉相结合，更倾向于一种“医心”的价值。小说对这种文化持有一种文学意义上的“阐释的宽容”，这并非宣扬迷信，而是为非洲民众在现代化急速转型中的心理适应与精神疗愈，提供了宝贵的叙事空间与文化尊重。它暗示了完整的“治疗”应同时关照身体与心灵，而现代性的健康图景可以是多元文明智慧共存的状态。最后，中国医生的救治叙事也体现了“去西方中心”的现代化路径隐喻。它既是一种超越国界的人道援助与创伤疗愈，也是文明对话的隐喻。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偏头痛、尿床、腰椎间盘突出等病症，小说中采用的是中医针灸、小针刀等疗法，而非西药。这一设定蕴含了鲜明的“去西方中心”叙事逻辑——通过肯定东方医学的智慧，挑战长期由西方主导的现代性话语，进而传递出一种文化自觉与自信。整部作品正是通过这些多层次的疾病隐喻与治疗叙事，完成其对“全球南方”国家现代性问题复杂而辩证的思考。
其次，儿童角色在小说中并非被动的观察者，而是积极的行动者，这一设定与当代儿童文学研究中对“行动力”的重视深度契合。行动主义（activism）主张：儿童作为能动主体有“采取行动以推动社会改变”的潜能。主人公通过去桑给巴尔亲身体验非洲的“匮乏”和“多元”，了解父辈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儿童通过一系列具体而微的“小行动”融入援非工作。例如，袁军学习理发手艺，为爸爸和医疗队的叔叔们理发，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关怀与服务，孩子以此建立了与长辈们的情感联结；袁非和李思尔作为小记者，用笔和镜头记录中非友谊，她们的“报道”行动，代表了儿童不再是故事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的讲述者与传播者。他们用具体的行动，参与了跨国共同体的微观构建。
小说对中非关系的建构，并未落入“援助与被援助”“先进与落后”的单一框架，它将非洲呈现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独特文化、旺盛生命力和自身主体性的鲜活世界：既有“金色阳光”的海边，也有香肠树与椰子树的热带生机……在“石头城”的文化交融里，在珍藏南宋以来中非交往物证的博物馆中，在与当地黑人孩子无拘无束的游戏和互动间，一种去中心化、平等互惠的文化对话，借助儿童的直接体验悄然实现。同样动人的，还有贾贝姆老师为感谢医生而赠送手工擀面杖的情节。这些细节共同揭示：共同体的核心，在于情感与互助的双向流动。它跨越年龄、地域与文化，在彼此的给予与回馈之中，生长出坚实而温暖的情感纽带。
综上所述，《金色阳光》以医疗叙事为深层线索，以儿童行动为鲜活跃动，共同构建了一个去西方中心化、多元参与、情感双向流动的“全球南方”共同体图景。这不仅是主题创作在叙事艺术上的重要突破，也为儿童文学如何承载时代精神、表达人类共通关怀，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的创作与实践路径。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讲师，当代少儿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