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巅雪色》
汤景扬 |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地域书写谱系中，连云港或许并非显学重镇，但作家汤景扬的《矿巅雪色》却以令人惊艳的叙事气象，将这座海州古城推到了文学地理的前台。这部以海州锦屏山脉矿藏为叙事支点、以沈林两大家族恩怨为经、以民族工业百年兴衰为纬的长篇小说，不仅是对一段尘封历史的深情回望，更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对民族精神根脉的深度叩问。正如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所言：“人类的出路在于重返故乡。”汤景扬的“重返”，不是简单的怀旧凭吊，而是一场精神故乡的奔赴——她笔下的矿山不仅是地质学意义上的矿藏富集带，更是民族文化记忆的“情感储能池”。当代评论家谢有顺强调文学批评应是“一种生命的学问”。面对《矿巅雪色》，正需要一种穿透文本肌理、与人物灵魂共振的“有情”的解读。
一、主题之思：从民族工业“突围”到地域文化“根脉”
小说以“民族矿业的突围”为核心主题，准确抓住了故事的显性情节动力。但细读文本会发现，作者的雄心不止于讲述一个“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故事，而是要勘探民族工业与地域文化之间那种血肉相连的“根脉”关系。锦屏山的铁矿与磷矿，不仅是沈林两家争夺的财富之源，更是一种精神拓扑学意义上的存在坐标。
小说开篇即交代，沈家老爷子沈梁毅曾做过邮传部署理尚书，还当过吏部右侍郎，又是实打实的皇亲国戚，沈家财势可谓登峰造极，而其主要产业便是经营锦屏山的赤铁矿。沈文涵远渡重洋求学归来，并非简单的家人久别重逢，她为的是那些深埋锦屏山峰里的丰富矿藏。这十年的“卧薪尝胆”，让沈文涵成为“打入倭贼内部的一把利剑”，为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般前事后因的详实铺垫，暗示了矿山在沈文涵心中早已超越经济资本，而成为家族记忆、父亲遗志与乡土精魂的复合载体。正如沈从文在谈论《史记》时区分“事功”与“有情”——“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作者笔下的矿业经营，正是一种“有情的事功”。当沈文涵面对军阀白盖先的步步紧逼，她选择的不是简单的商业对抗，而是将现代矿业技术嵌入乡土社会的肌理——她引入西方采矿设备，却坚持保留矿工的传统祭祀仪式；她推行现代管理制度，却尊重世代以矿为生的家族伦理。这种“中西体用”之间的艰难平衡，远比单纯的“抵御外侮”更具思想深度。
评论家孟繁华在论述当代小说时曾提出“亲生命性”的概念，认为文学应承载“人类与生俱来的与其他生物间的情感纽带”。在《矿巅雪色》中，这种“亲生命性”被延伸为“亲地缘性”——沈、林两家几代人对矿山的感情，早已超越占有欲，而成为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情感依恋。当识破倭国人时刻窥视我国矿产，等待“一个完美的入侵强占时机”后，林家毅然先将四姑母娘沈余卿在17岁时送到日本学习先进造船技术，研究矿藏开采，甚至不惜嫁给倭人做续弦，以获取流失到日本的《朐山磷灰石矿勘探报告》。这种舍身取义的崇高情怀，将个体生命融入地质时间的生命观，赋予了民族工业叙事以罕见的史诗质感。
小说以民族工业为叙事载体，实则是要完成对一种“地缘性”民族精神的考古学发掘。这种精神不抽象、不高悬，而是深嵌于海州古城的方言、风俗、饮食、信仰之中，与矿石一同沉积为文化的淤层。
二、结构之妙：从“多线并进”到“复调交响”
《矿巅雪色》的叙事架构，并非简单的几条线索平行推进，而是一种复调式的交响结构——多条线索既有各自的独立声部，又在关键段落形成和声对位，共同奏响历史的多重奏。
小说巧妙地以“矿山宝藏”作为贯穿始终的悬念装置。这一设计并非通俗小说式的噱头，而是蕴含着深刻的隐喻意义：宝藏不仅是金银财宝，更是沈林两家几代人用生命守护的技术秘密、矿脉图纸与经营智慧。当读者跟随沈文涵的视角一步步逼近真相时，发现的不是具体的藏宝洞，而是一部写在羊皮卷上的家族史——每一代人都在这部历史上添加自己的篇章。这种“叙事嵌套”结构，令人想起阿痴在《问道江南西》中所尝试的嵌套叙事手法，通过将历史时空与现实时空相互嵌入，打破线性时间的束缚，创造出“历史纵深与当代生活互为镜像”的审美效果。
更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处理时间的能力。小说时间跨度近百年，从晚清一直延伸到新中国成立，但作者并未采用编年史式的平铺直叙，而是通过沈文涵的“发现之旅”串联起各个历史断片。每一次真相的逼近，都是一次时间隧道的穿越：一本泛黄的日记、一张模糊的老照片、一座荒废的矿洞，都成为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评论家王春林在分析徐则臣《北上》的结构时，曾赞赏其通过“家族传承”将历史与现实紧密连接的手法。在《矿巅雪色》中亦是异曲同工，同样通过血脉传承、师徒传承、行业传承，将碎片化的历史拼合成有机的整体。
此外，小说对“白虎山传说”这一民间故事的嵌入也颇具匠心。表面看，这只是一个增添地方传奇色彩的插曲。深入分析会发现，白虎山传说实则是整部小说的“神话底本”——白虎护山、恶龙夺宝、英雄献身的故事结构，暗合了沈林两家几代人为守护矿山而牺牲的悲剧命运。这种神话原型与现实叙事的互文，使小说获得了超越具体历史的普遍性维度。
三、情节之魅：传奇叙事中的“真实感”建构
小说注重“传奇情节”的书写，但为何同样运用传奇元素，有些小说显得悬浮虚假，而《矿巅雪色》却能给人以历史真实感？答案或许在于作家汤景扬对“知识性细节”的扎实铺陈。小说对探矿实物操作做了精细描述，从查看山水五行到土层年代研究，从矿藏分辨到矿井通风排水，从巷道支护到选矿流程，作者显然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和文献研读。这些技术细节并非炫耀专业知识的“掉书袋”，而是有机融入情节、塑造人物、营造氛围的叙事要素。当确定了锦屏矿脉含有大量磷矿石后，张恭诚、顾峥和沈文涵便研究决定采用“开凿探矿竖井”方式开采，在东山、西山、中山分别探出矿体后，再有针对性地建立采场，一改过去粗放式的采矿工程模式。这些叙述既是专业能力的展示，也是人物内涵性格的彰显。
这种对知识性书写的注重，与当前文坛对方志体小说、行业小说的探索形成了呼应。孙惠芬在《上塘书》中自觉借鉴方志体例，将村庄作为“实际意义上的主人公”；涂秀虹在研究建阳刊刻小说时，关注书坊编刊传统与小说题材选择的内在关联。该小说的路径与此相似：它不是将矿山简单当作故事背景，而是将其作为“行动者”——矿山有自己的“性格”，它时而慷慨馈赠，时而残酷惩罚，时而又以矿难、塌方等方式介入人物命运。这种“矿山作为主角”的叙事策略，使小说超越了传统家族恩怨的格局，抵达了更深层的人地关系思考。
小说中“矿山隐藏的宝藏”这一设计，稍有不慎便会滑向寻宝小说的俗套。但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她将宝藏“去物质化”“再象征化”——最终发现的“宝藏”，是一套由祖辈积累的矿脉分布图，以及记录了几代人探矿经验的笔记。这些遗产的价值不在金银，而在知识、经验与精神。这种处理方式，与谢有顺评价莫言《檀香刑》时强调的“感觉象征化”有异曲同工之妙：“感觉象征化后所创造的世界，才是属于作家独有的世界”。作者将物质的“宝藏”升华为精神的“传承”，正是这种象征化思维的体现。
四、人物之魂：从“张力叙述”到“存在困境”
小说刻画了一系列个性饱满的人物形象，给读者留下难忘的记忆和回味。沈文涵是小说中的灵魂人物。她性格刚毅、武艺高强，既有传统侠女的风骨，又承载着五四以来知识女性的现代意识。当然，她的“现代性”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痛苦的夹缝中生成的。留学归来的她，本以为可以用所学知识振兴家业，却发现自己陷入更复杂的困境：传统家族伦理的束缚、地方军阀的觊觎、与林昌珩的情感纠葛、弟弟意外枪杀的无力对抗、父亲死因的迷茫困惑……每一个问题都无法用书本知识简单解决。她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一次次做出“两难选择”，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成为“自己”。王春林评价贾平凹《带灯》中的主人公时指出：“带灯虽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专生，但却在骨子里拥有一种非同于流俗的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气质。”沈文涵同样如此——她身处泥淖般的现实，却始终保持精神的澄澈，这种“内在的持守”正是人物魅力的来源。
与沈文涵形成镜像的是林昌珩。作为林家少爷，他承载着传统士绅阶层在现代转型中的全部矛盾——既想守住家业，又渴望变革；既爱慕沈文涵，又无法摆脱家族仇恨；既反感军阀的粗暴，又不得不与之周旋。这种“中间状态”，使林昌珩成为小说中最具悲剧性的人物。他与沈文涵的爱情悲剧，表面看是家族仇恨的牺牲品，深层看则是两种价值观的碰撞：沈文涵代表的是主动拥抱现代、在行动中创造未来的力量；林昌珩代表的则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最终被历史裹挟的命运。两人的感情纠葛，超越了一般言情小说的格局，成为时代悲剧的情感投影。
军阀白盖先不能简单被定位为“外部强权的势力代表”，其同样承载了复杂的人性特征。他有自己的理想，如统一地方、发展经济；有自己的困境，如部下离心、财政困难；甚至也有自己的温情，如对沈余卿的既爱又恨还不舍。他的悲剧在于，在那个混乱的时代，理想必须以暴力的方式推行，最终异化为强权本身。这种“作为历史中间物”的复杂性，使白盖先跳出了脸谱化的反派藩篱，成为具有思想深度的人物形象。
此外，小说中的次要人物也各具光彩。四姑母娘沈余卿静影沉璧，清骨映雪，老管家忠伯的厚实尽责、本分守旧，沈云娇个性鲜明、活出自我，矿工头领刘大锤的地火筋骨、草莽血性，副官张恭诚的鹰犬之姿、亦存良知，教授顾峥的书生意气、乱世烛光，丫鬟韦玲的逆境韧草、慧心玲珑，瞎子说书人孙跛子的弦音藏史、盲眼洞明……这些人物的命运彼此交织，共同构成了海州古城的人物光谱。孟繁华在论述当代小说时强调，批评应具有“历史—文化—人性”的三重维度。作者对这些人物的塑造，恰恰做到了这三重维度的统一——他们既承载着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内涵，又折射出地域文化的深层结构，同时闪耀着人性共通的光辉。
小说《矿巅雪色》为当代地域书写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它既不同于某些沉溺于地方奇观、民俗展览的“伪地域叙事”，也不同于将人物抽空为符号、将历史简化为背景的概念化写作。作者的路径，是以“在地”的方式抵达“普遍”——她写的是海州古城、锦屏矿山、民俗风情，但触动的却是民族精神、人类命运这样的普遍命题。正是这样一种“由痛苦成熟积聚的情怀”，让那些被历史烟尘遮蔽的矿山、被宏大叙事遗忘的普通人，在文学中获得发声的机会。作者以扎实的长篇小说创作功力和娴熟淬炼的语言技巧，为读者奉献出一部“与现实对话”的优秀作品。它对话的不仅是海州古城的百年沧桑，更是当代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焦虑与价值困惑。那雪色覆盖的矿巅，既是历史的高度，也是精神的远行。它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有些东西值得用生命去守护。
或许这正是作者想要传达的“春秋”之义：不是史书上的编年记事，而是人在历史中的抉择与坚守，是在时代变局中依然闪耀的人性光辉。从这个意义上说，《矿巅雪色》不仅是一部海州古城的家族史诗，更是一曲献给所有在艰难时世中守护精神家园者的壮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