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晋皇权旁落，赤足天子石重贵被麻绳拴着跪拜契丹皇帝，钱弘俶、赵匡胤、郭荣（柴荣）三个背景迥异的青年在城楼目睹这一切，共同许下“此生若能于太平年岁共饮一杯热酒，便足慰平生”的誓言。这是2026年开年大剧《太平年》中充满张力的核心场景。汴梁城头，三位未来的君王从不同视角看到了中原文明的沦陷——这一幕让钱弘俶从富庶江南带来的太平幻想彻底破灭。
当如今的影视市场被各类爽剧霸屏时，这部历史剧以“大历史观”叙事，将三个重要历史人物编织进同一幅乱世图卷，颠覆了传统历史剧的叙事模式。
三重交织的乱世图卷
《太平年》的核心挑战在于将五代十国这一中国历史上最为纷乱复杂的时期搬上荧幕。这段历史在70多年间更迭了五个朝代、十个国家，充满了暴力、背叛与快速转换的权力。该剧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平行叙事结构，将三位君王的命运轨迹编织在同一时空，使剧情既具有历史厚重感，又充满戏剧张力。这种处理符合“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是值得肯定的历史剧创作方法。
创作团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呈现这个时代的混乱性，又不至于让观众迷失。剧中登场的有名有姓角色超过230位，第一集就密集出现了数十个角色。这种设计虽然还原了历史真实感，但也确实提高了观剧门槛。《太平年》所呈现的割裂感，实际上映射出历史正剧这一类型在长期断档后，试图重新启动时所遭遇的系统性困境。市场已被更轻快直给的类型重塑，观众的观看习惯与情感预期已悄然变迁。
私交如何超越国论
剧集中最具创新性的是对钱弘俶、赵匡胤与郭荣三人关系的艺术处理。在真实历史中，三人在这一时期不可能有深度交往，但《太平年》却将他们的关系作为诠释“太平”理念的核心线索。
在汴梁围城这一全剧“戏眼”中，三个背景迥异的青年目睹了后晋皇帝石重贵赤足跪拜契丹皇帝的屈辱场景，也一同经历了契丹兵临城下的绝望时刻。《太平年》通过精妙的叙事编织，在有限的历史框架内为钱弘俶、赵匡胤、郭荣三人创造了五次关键的交集。这些交集不仅是剧情的情感支柱，更是诠释“太平”主题与“纳土归宋”逻辑的核心场景。
三位人物的核心特质与成长轨迹：
• 钱弘俶（929—988）：从带有少年侠气的江南王子，到深切理解乱世苦难、肩负太平重任的吴越君王。
• 赵匡胤（927—976）：比钱弘俶大2岁，比郭荣小6岁，从充满愤怒与迷茫的年轻军官，到渴望建立长治久安稳定体系的一代雄主。
• 郭荣（921—959）：比钱弘俶大8岁，务实且志向远大，是河东力量代表，认为实现理想需要铁血与纪律。
汴梁的经历成为三人思想的催化剂，让他们从不同路径得出相同结论：旧秩序已彻底腐烂，必须有一种新的力量来终结乱世循环。剧中对年龄的模糊化处理，是为了让三位身处不同阵营的未来君王，能在同一时空（乱世中的汴梁）经历相同的震撼，从而为全剧“追求太平”的共同理想奠定情感基础。
“纳土归宋”的当代叙事逻辑
在传统历史叙事中，“纳土归宋”往往被视为吴越国在军事压力下的无奈选择。但《太平年》对这一事件进行了符合当代价值观的重新诠释。剧中展现的吴越国，在钱氏“保境安民”国策下，成为乱世中的“世外桃源”。吴越国大力发展农业，兴修水利，与日本、高丽、阿拉伯等国通商，使得两浙地区成为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区域。这段安宁与繁荣的过往，为钱弘俶后来的抉择提供了更深层的解释——他不是软弱投降，而是为了保全这份乱世中难得的文明火种。
历史学者陈志坚作为该剧审片人之一，最初认为剧本是“三分真，七分假”。但他也理解，这是基于钱弘俶“纳土归宋”的最终决定，倒推出一条合情合理的成长轨迹。如果说历史学的起点是真，终点是善，那么影视创作则需要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点。
三人深厚的私交是艺术虚构，是为了戏剧主题服务的“酒杯”；而“纳土归宋”及对和平统一的追求，才是剧中要装的“历史之酒”。这部戏的价值不在于复刻每一处历史细节，而在于用现代视角和艺术手法，让今天的人们理解那段历史的精神内核。
何为真正的“太平”？
通过钱弘俶、赵匡胤与郭荣三条线索，《太平年》最终追问的是历史剧的核心命题：何为真正的“太平”？剧中不同人物给出了不同答案。在汴梁城头，三人共饮时发出“此生若能于太平年岁共饮一杯热酒，便足慰平生”的感慨，点明了“太平”是乱世中人对安宁生活的朴素渴望。钱弘俶的“纳土归宋”正是基于对“天下太平”的至高追求、对亿万生民福祉的深刻担当。
剧中的冯道是钱弘俶、赵匡胤、郭荣他们三个人的精神导师和儒教的楷模。冯道这个人物尤其值得玩味。在传统儒家观念里，冯道是无廉耻、无忠义之人，但回到历史现场，他的政治生涯却有很多务实之举。冯道是技术官僚与暴力集团终极博弈的史诗级教科书人物。
编剧董哲曾说：“每一段历史都是文明一路走来的脚印，只要我们想知道从何而来，它就不会陌生。”《太平年》结尾处，杭州西湖边的钱弘俶雕像静静矗立，而他献出的十三州八十六县早已融入中国的版图。
这部作品最珍贵的尝试，是将冷僻的“纳土归宋”历史事件，转化为一场跨越千年依然能引起共鸣的价值观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