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喜:为民间文化立传——刘香河散文集《这一凿,生命如花》读后

(2026-02-11 14:55) 6014131

  人们常说:“高手在民间。”这话确实不假,由此还可以推出,文化在民间。高手在民间,常常是深藏不露或者说偶尔露峥嵘,需要有心人去发现。蕴藏于民间的文化,虽然在民间广泛流行,但是很难入传统文人的法眼,也就很少有象牙塔里的人予以关注,因而,民间文化只在一些地方流行,很难传播到遥远的外地,也就很少为外地人所知晓。虽然有一些作家关注民间文化,但大多在小说的叙述中有所表现,而且在许多作家的笔下,民间文化基本上都要服从于叙事的需要,既有所取舍,又有所改造。就是在一些散文家那里,民间文化的展现也都是在少量的篇幅中,仍然有许多民间文化只在当地流行,而很少为外界知晓,即使有民间文化走出了家门,乃至走出了国门,但人们对其微妙之处或者制作过程知之甚少。刘香河可能注意到走进文学的民间文化的这一欠缺,便花了几年时间,创作了一批表现民间文化的散文,并且辑集《这一凿,生命如花》(中国华侨出版社2025年3月版面世,让读者对以江苏泰州为主的民间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进而增强对民间文化的认识。

  刘香河,原名刘仁前,他的长篇小说《香河》不仅给获得巨大成功,而且还拍成了故事片在全国各地上映,因而他便以“香河”作为他的笔名。刘香河出生于里下河地区。这里民间文化特别丰富,不仅有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还产生了不少异秉之人,从而为古今作家所关注,施耐庵、郑板桥、汪曾祺等人不仅根据当地的民间文化创作出经典之作,而且还让自己的作品首先在民间广为流传。走进刘香河的这两本散文集,我们首先“看”到了花灯与高跷的精彩表演,“听”到了流行语泰州一带的泰兴说唱与兴化锣鼓书,“参观”了溱潼砖瓦的制作,“观赏”了域外的安塞腰鼓、苗家的芦笙舞、杨丽萍的孔雀舞、海南文昌的盅盘舞、黎族的咚铃伽舞、舂米舞、竹竿舞与本地的泰兴花鼓与滚莲湘,“走访”了锡器制作摊子、挑花绣娘、虎头鞋的作坊、扎彩匠的铺子,“观望”街头艺人的捏糖(面)人,“欣赏”了长沙的打铁花……这些民间技艺丰富多彩,不能不让人感慨民间艺人的勤劳与智慧。

  流传于民间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映着当地的深厚的民间文化。作为里下河地区的代表性作家刘香河不仅浸润于民间文化之中,而且感觉到传承和发扬民间文化的重要责任,于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民间文化的散文创作之中。

  民间文化不同于地域文化,虽然民间文化最初也产生于某个具体的地方,体现着在特定地理气候条件下形成的人们生产生活方式与精神风貌,但是自其产生之后,就可能随着不同地域的人员往来与文化交流外溢,进而走出原生地,被许多地方广泛地喜爱与接受。民间文化既有具体的物质形态和表现形式,又有具体的民间艺人的制作或表演过程。刘香河紧紧抓住民间文化的特性,深入民间文化的表里,将其一个个生动细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因而,刘香河采取传记的写作方式,既写出了的民间技艺的前世今生,又再现力量具体的制作过程和表演方式,还突出了当地的民情、民风、民性和人文精神。传记是一种古老的文体,以纪实的方式叙述重要人物的历史和重大事件的具体过程,从战国时期的《左传》、西汉时期的《史记》,再到现当代许许多多的人物传记,形成了传记写作的传统。自1980年代以来,传记创作一方面走向繁荣,另一方面叙事对象也由人物扩大到山河湖海与城市乡村。既然人们可以为一座山一座城写传,当然也可以为一种技艺或者一种文化传承立传。那么,刘香河为他的家乡具体的民间文化形式作传也就理所当然。传记的分类很多,其中有一种源自司马迁的传记叫列传,就是将具体共同性情与某种联系的人放到一起进行叙述。刘香河以列传的形式对民间文化展开叙事。在《“花灯”“高跷”:让新年多彩多姿》中,刘香河将流行于里下河地区的“花灯”和“高跷”放到一起叙述。“花灯”和“高跷”虽然是两种民间文艺表演形式,但是在当地,人们却将这两种表演形式融合在一起表演,具有独特性,而且其难度比单纯的某种表演更具有观赏性,于是形成了与其他地方的固定的花灯不同,将其做成龙灯的形状,并且让花灯行走了起来,创造出“高跷龙舞”。在《拆除藩篱,让生命信马由缰》中。刘香河将安塞腰鼓、苗族的芦笙舞、傣族的孔雀舞和泰兴的花鼓等放到一起展开叙述。文中所叙述的舞蹈尽管风格各异,分别代表着各地区的民间文化,但都是音乐与肢体动作相融合的艺术。

  传记的叙述通常是根据时间的维度叙述传主的人生,虽然其中也有倒叙和穿插,但基本按照历史的顺序展开叙述。然而,作为民间文化的叙述有些具有明显的时间性,但也有不少是并置的或者说是同时展开的,因而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些。在《在大地上绽放》中,刘香河对各种舞蹈的叙述值得关注。文中叙述的舞蹈种类繁多,分布在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民族之间。大概是海南文昌的盅盘舞产生比较早,相对来说,历史悠久,于是叙述从这里开始。刘香河在叙述前还交代了他应邀前往海南,于是有了对该舞蹈的现场接触和感性认识,从而为准确的叙述奠定基础。然后,由此联想到了茅山号子,并作了简要叙述,将民间小戏与最重要的表演者联系起来。当然,茅山号子在这里只是穿插,接下来转到了对同为海南的黎族舞蹈咚铃伽舞的介绍,顺带叙述了黎族的另一种舞蹈——舂米舞,突出了当地人的劳动的基本动作舞蹈化的过程。与此同时,刘香河对流行于包括海南在内的许多地方的竹竿舞也做了叙述,尤其将竹竿舞的几种步伐技巧都作了叙述,最值得注意的是,刘香河由海南等地的竹竿舞转到了流行于泰州的滚莲湘,而这种流行于家乡的民间表演形式显然成为这篇文章的“压轴戏”。

  作为传记形式的民间文化散文在描写具体的民间文化时还有两个法宝:一是将某一民间工艺或表演形式与具体的民间艺人相联系。民间艺人实际上就是当地的异秉,他们不仅具有深厚的艺术修养,而且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创作和工艺制作之中。这就是以人传艺或者以艺系人。《妙手生花》的标题是由成语“妙笔生花”改造来的。文章写的是民间的捏面人的技艺。文章以对于“面人王”王迪飞(王武陵)与王洪祥父子的人生传奇,来叙述民间面人艺术。这样的叙述可以将民间技艺的传承和相关的精神谱系有条不紊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另一就是场景描写。精彩的场景叙述和描写可以见出制作的精细入微,表演的技艺精湛,而且还可以见出民间文化强大的生命力。溱潼的会船是当地清明前的一大盛事。在《旧时光中沉醉》中,刘香河在按照会船的几个程序,介绍了当地这一特有的风俗,其中的赴会、赛船、酒会、送头篙与演戏等都比较细致地展现了宏大而热闹非凡的场景。《希冀,在水上诞生》在叙述了制造各种传统的船只和水车之后,将女子栽秧和男子车水的层面呈现在读者面前。在这一场景中,秧歌的对唱与女子们的打闹、男子车水时因走神而“吊田鸡”不仅给劳动增添的情趣,而是赋予艰辛的劳作以浪漫的情调。

  为民间文化立传,同普通传记写作一样,准确、细致地叙述其历史、制作过程与表演方式固然十分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叙述的同时,表现出民间文化的精神。文化精神应该说是当地民众的灵魂之所在。在《盛开在民间沃土之上》中,刘香河开篇便写道:“民间说唱,赖以生存的土壤在民间。民间少约束,多自由;民间少排斥,多包容……”这是对民间特质的准确界定,也是民间文化得以持续而广泛流行的基本条件,那么自由与包容也就成为民间文化的根本精神。除此之外,民间文化还随着环境的改变与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吸纳与创新,因而民间文化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在《脱胎换骨的转化》中,刘香河所突出的是民间文化的“转化”,并且指出,“转化”在民间文化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转化”在于化腐朽为神奇,在于民间艺人思维空间的开阔与技艺的娴熟。在《拆除藩篱,让生命信马由缰》中,刘香河将生命置于自由之中,思考其存在的意义。他认为:“生命的光辉绽放,需要自由生长的空间。”其实,民间文化之所以蓬蓬勃勃地生长,也就在于不受管束,拥有自由的生长空间。从里下河地区锡制品的制作之精细,刘香河看到的是这里的人们“无疑是在追求一种有品质的生活”。因而,“有品质”也就是当地人的一种人文精神(《于细微之处见精神》)。从“虎头鞋”等民间器物,刘香河看到了当地人对于人生最初时的重视,也就是对生命的热爱,就是流行于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观念,其实也是在缺乏科学知识情况下的对于生命的重视(《生死之间的生命装点》)。

  刘香河的民间文化散文虽然具有一定的传记色彩,但是并没有严格按照传记来写作,而是根据自己的了解和认识自由挥洒,属于非典型的传记写作。就拿他的散文标题来说,显然不像通常传记的那种“某某传”“某某传奇”或者干脆就以某个民间文化的具体项目来作标题。比如《妙手生花》,单从标题来看,一般读者是猜不出写的是什么,因为巧手可以做出许许多多的民间工艺品。阅读了文章,我们才知道,作家原来写的是街头的民间艺人捏(吹)糖(面)人的精彩技艺。《路在云水间》的标题很有诗意,文章所写的不是行车和行人的路道,而是作为水乡的摆渡,有些出乎意料之外。标题与书名一样,只是作家为了吸引读者而采取的一种策略。在行文中,刘香河虽然吸收了传记的写作方式,但决不受限于传记,而是将不同地域的民间文化相互穿插,将流行于当地的各种民间故事与传说也都随手拈来,因而文章写得纵横捭阖,非常洒脱。民间故事与传说虽然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但是反映了当地的民情、民风与民性,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民间文化的思想内涵。

  民间文化的形式多样,但以表演、实用和展示等形态出现,而这些形态的作品虽然可以保存下来,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还是有不少民间文化艺术面临着失传的危险,尤其是那些作为农耕文化特色并且具有原始形态的艺术形式更是濒临灭绝,因此,刘香河的民间文化散文以语言的形式作了生动的描写和记述,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还没有被录入的民间文化的保留与传承功不可没。

  文化散文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著名散文家余秋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创作了一大批文化散文,对中国历史上的书法文化、藏书文化、科举文化、官场文化等展开了生动的审视和叙述。被称为“中国最后文人”的汪曾祺将笔触伸向了民间文化,创作了展现里下河风俗文化的地域性散文。不过,汪曾祺的散文主要关注的是异秉之人与美食两个方面,其他方面的民间文化关注则比较少。相对来说,刘香河的民间文化散文所关注的比较广泛,以里下河地区的为主,但不限于这个区域,然而,他所写的外地的民间文化其实也与他的家乡的民间文化存在着某种联系。从取材上看,刘香河笔下的民间文化大多是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又不限于此,这就使他的民间文化散文更加丰富,从而为他的家乡的民间文化走向世界或者说让外界认识和了解当地的民间文化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使他的散文在当代文学中具有独特的价值。

2025年10月13日于扬州存思屋

  

  作者简介:孙德喜,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原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出版《在自由中逼近真理》《20世纪后20年小说语言的文化透视》等多部学术专著。

  本文刊2025年第十二期《文学艺术周刊》(下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