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饱经沧桑的苏北大地的苏北小说，传承着水浒、西游等古典名著文脉，沐浴《红日》的信仰之光，在汪曾祺的“大淖诗咏”、曹文轩的“少年乡梦”、毕飞宇的“平原村魂”、赵本夫的“地母守望”、徐则臣的“运河航向”、鲁敏的“城乡裂变”、丁捷的“精神依偎”等文学场域间勾勒苏北文学路线图。西北黄河故道的“鱼人庄”，淮海运河之滨的“花街”，苏中里下河的“王家庄”，滨海盐滩的“油麻地”等文学地标，顶起了苏北小说的“四梁八柱”。周梅森等的创作转型、里下河文学流派及其作家群的生成、汤成难等青年作家的稳步成长，都表征了苏北文学强大的内生动力和永无止境的艺术追求。深厚的历史层累、动态的移民文化、独特的海陆地理以及正在发生的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实践，正在深度赋能苏北小说家们的创作实践。新时代，苏北小说“地域性”的持续建构，正逐渐孵化出面向全国乃至全球的精品文本。
一、苏北的文学地理与“苏北作家群”的身份认同
基于“文学地理”的“作家群”身份认同，是从一个静态的地域描述，升华为一个动态的、充满张力的文学生产与认同建构的过程。
文学地理是一个多维度的复合概念，是超越地理背景的能动空间。在物理空间与自然景观层面上，文学地理是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指向作家生活与书写的具体地域环境，比如苏北的土地、河流、气候、物产、方言等，是小说故事的“平台”和“语境”。在文化空间与精神气质层面，地理空间在长期的人类活动中被赋予了文化意义，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精神亦即“地方性”，这种精神气质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小说家的“三观”和审美取向。比如苏北平原的寥廓无垠、浩荡激越与质朴厚重的气质，往往会使苏北作家的作品带有一种历史的沉郁感和生命的韧性。在叙事动力与象征符号层面，地理空间不仅是小说家设定的故事发生的地点，它本身就是叙事的主角，推动情节发展，成为隐喻象征，是主人公欲望与权力意志的角斗场和精神归宿。也就是说，文学地理是一个融合了生态环境、文化记忆、社会关系和象征意义的复合空间，既是文学表现的客体，也是形塑文学风格与意义的主体。
身份认同是一个流动的、不断追问“我是谁”“成为谁”的建构过程。“作家群的身份认同”是指一群因地域性而集结的作家，通过文学创作不断建构而成的共同的而又不排斥个体特性的文学身份。作家群的身份认同感主要来源于共同的地域记忆与文脉传承，共享相同方言、风俗习惯、传说演义和地方知识，使得作家群成员产生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和文化归属感，比如苏北的楚汉逐鹿、水浒侠义、西游神话、老区风云、治水壮歌的历史事件与文化经典文本、民间文本的世代流传，成为苏北小说家们的文学“基因”、创作的源动力；黄河故道、平原村舍、运河帆影、夏夜蛙鸣等都成为苏北作家们萦绕于怀、化情于笔的浓浓乡愁。作家群的身份认同也来源于相似的审美趣味与文学风格，形成相近的美学追求，来源于明确的文学宣言与群体活动，来源于在与“他者”的对比中确立自我。比如近年来在苏北文学语境下的“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提出，其核心价值在于为散点分布的苏北作家进行了一次美学的整合与身份的正名。它以“汪曾祺”为旗，将毕飞宇、鲁敏、曹文轩、朱辉等个性迥异的作家，在“里下河”这一文化地理概念下整合成一个可被识别、讨论的文学整体。这改变了以往苏北作家“有实无名”的散点状态，形成了颇具影响的“苏北作家群”品牌，如同“山药蛋派”“荷花淀派”一样，更容易在文学史中获得关注和定位。它提炼出了苏北文学共有的美学特质，如水韵气质、乡土情怀、现实关怀、坚韧精神。这不仅是对过去创作的总结，更为后来的写作者提供了一种美学的指引和传统的召唤。这一流派名称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抓手，便于学术界围绕“里下河文学”举办研讨会、撰写专著论文，对其进行系统性的梳理与阐释。这种持续的学术关注，反过来又会提升整个作家群的能见度和理论高度，使创作与批评形成良性互动。
概言之，在特定文学地理上形成的作家群及其身份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建设性的文学共同体的生成过程，它通过共享地域文化、共寻特定美学风格、共建有组织的群体活动、共绘身份符码，来不断回答“我是谁”这一哲学之问。
思考苏北文学地理与苏北作家群身份认同问题，就是要探究文学地理如何转化为苏北文学地理，苏北文学地理如何孕育塑造苏北作家群，而苏北作家群又是如何通过叙事来占有空间、定义自我的。这是一个从“脚下的土地”到“笔下的世界”，再到“心中的归属”的完整闭环。苏北文学地理与苏北作家群身份认同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背景－人物”关系，而是一种相互生产、相互塑造的辩证关系。地理是认同的土壤与资源。苏北作家群的身份认同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深深植根于苏北的文学地理之中，苏北大地上的自然景观、文化传统、方言母语，为苏北作家们提供了建构认同最原始、最丰富的素材。文学是认同的表达与实践。苏北作家们通过书写他们共同的地理空间，将内在的、模糊的归属感，外化为具体的、可传播的文学文本。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身份认同的表达和实践的过程。书写故乡，就是在反复确认和强化自己作为“故乡之子”的身份。认同反过来重塑地理的意象，当苏北作家群持续地、有特色地书写苏北地理时，他们实际上是在用文字重塑苏北在文学版图上的意象。“苏北小说”的最终形成，正是一代代苏北作家通过其创作，将物理空间转化为文学空间，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凝聚、深化和表达其身份认同的结果。地理因文学而被赋予灵魂，认同因地理而得以安放。汪曾祺的“大淖”、赵本夫的“鱼王庄”、曹文轩的“油麻地”、毕飞宇的“王家庄”、徐则臣的“花街”、鲁敏的“东坝”等一干文学地理名称，表征了文学地理与作家群身份认同的辩证关系。因此，在上述意义上，文学界的那些生活故乡和文学故乡都是“苏北”的小说家及其作品，当可纳入“苏北作家群”和“苏北小说”的范畴。
二、苏北小说的代表性文学地标及文学版图的生成
苏北地理方位大致为：东濒黄海，西达京沪，南起长江，北拥陇海，是神州大地的“肚脐眼”。苏北的行政空间，由徐州、连云港、宿迁、淮安、盐城、扬州、泰州、南通等八个市级行政区标定，与鲁南、皖北接壤，与苏南隔江相望。而苏北的文学地理，则由汪曾祺的“大淖”、赵本夫的“鱼王庄”，曹文轩的“油麻地”，毕飞宇的“王家庄”，徐则臣的“花街”，鲁敏的“东坝”等一众虚构“地名”勾勒而成。这些虚构的文学地标，可以清晰地绘制出一幅斑斓而深邃的苏北文学版图。它们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更是承载地域文化、历史记忆和作家美学追求的“灵魂锦囊”。这些文学地标在空间向度上锚定了故事的地理坐标——运河、水网、村庄、街巷，构成了独特的苏北水乡空间；在时间向度上从汪曾祺的民国怀旧，到赵本夫的革命与生态叙事，再到徐则臣的当代漂泊，串联起苏北从近现代到当代的历史变迁；在精神向度上体现了每个地名在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投射，表征了作家对人性、命运与故乡的深层思考。
汪曾祺的“大淖”是一幅绝美的、浓缩的“里下河”自然与社会的生态画卷。《大淖记事》充满了水汽氤氲的诗意。汪曾祺以冲淡平和的笔触，将这里淳朴民风，豁达的道德观，以及苦难和冲突都融化在日常生活的烟火气中。巧云、十一子等人物在困境中展现出坚韧与温情，呈现了里下河水乡独有的“人情之美”。“大淖”是一个过滤了时代纷争的审美空间，把“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渲染得不动声色，寄托了汪曾祺毕生追求的文学理想。《大淖记事》《受戒》等小说，代表了苏北文学中优美、和谐、充满生命韧劲的一极，奠定了苏北文学如水般柔韧、关注日常美学的基调。作为精神先驱，汪曾祺笔下的“大淖”，充满了人间烟火的暖意和古典文人的雅趣。他打通了地域风俗与士大夫情趣的界限，将苏北水乡的生活诗化了。这种“人间送微温”的传统，为后世苏北作家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美学范式——如何让地域书写变得优美、从容且富有情致。
与“大淖”的柔美形成对比，“鱼王庄”展现了苏北刚毅、雄浑的一面。赵本夫的“鱼王庄”可视为苦难与坚韧的生命“图腾”。《荒漠里有一条鱼》里的“鱼王庄”意义的核心是人与土地、与自然的生死相依。庄民们世代治沙、护树，与恶劣环境的斗争，隐喻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史诗。这里的人物带有更多的野性和原始生命力，尽管苦难深重，但生命的尊严和韧性更为磅礴。赵本夫始终扎根于苏北黄河故道这片厚土，坚守民间叙事立场，用寓言化的叙事风格营造神秘无尽的“魅性”文学世界。他的创作，从早期的《卖驴》到磅礴的“地母三部曲”，再到充满哲思的《天漏邑》与《荒漠里有一条鱼》，不仅记录了他个人艺术探索的轨迹，也折射了中国当代乡土文学与知识分子精神的演变，代表了苏北文学中厚重、悲壮、充满土地崇拜的一极。
出生于盐城滨海滩涂的曹文轩用纯美视角建构了“油麻地”。在这里，疾病、贫穷等童年苦难被诗意的笔调包裹，最终演绎为人性的善良、成长的阵痛与美好。在《草房子》等代表性作品中，曹文轩强调“美的力量”，他的“油麻地”风景如画，情感纯净，构筑了一个文学上的童话般的故乡，是写给童年和故乡的抒情诗。“油麻地”代表了苏北文学中唯美、怀旧、专注于成长叙事的一极。它有意无意地传承了汪曾祺笔下的风情美，将其纯真、唯美的一面发挥到极致，并高度提纯为自己儿童文学的美学建构，赋予了苏北小说一种清澈的底色。曹文轩的“油麻地”说明地域性书写可以超越写实主义的沉重，走向一种永恒的、关于成长、苦难与美的艺术建构，从而获得了世界性的读者认同。
徐则臣出生于东海、曾在淮安求学从教，对淮海世情风物有丰厚的生活积淀和深切的历史探问。他在《北上》等作品里以淮安运河边的老街为原型建构了如同现代漂泊者驿站的文学“花街”。在他的笔下，“花街”是流动的故乡，是连接传统乡土与现代都市的桥梁。这里生活着想要“到世界去”的年轻人，也接纳着从四面八方来的漂泊者。花街是主人公精神上的“原乡”，但他们必须离开这里，前往北京乃至世界。徐则臣书写的是出走与回归、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运河不再是封闭的风景，而是走向世界的通道。“花街”代表了苏北文学中开放、流动、关注现代性困境的一极，它标志着苏北文学主题的当代转型，从静态的乡村叙事转向了动态的城乡迁徙叙事。
读毕飞宇的《平原》，似能感受到他对“王家庄”的爱有多深、恨亦有多深。在苏北小说矩阵中，《平原》极具代表性。如果把他笔下“一望无际”“一览无余”的苏北平原，看作是一张硕大无边的“包袱布”的话，它包裹的却是特定历史时期“王家庄”的端方、三丫、吴曼玲们的蓬勃青春、野辣欲望和乖张命运。毕飞宇的《玉米》《玉秀》《玉秧》三部曲，与长篇小说《平原》构成互文，共同形塑了一个彼此关联、互为镜鉴的“王家庄”。从玉米三部曲追到《平原》，是点到面的审视，可以看到一个女性个体命运到女性群体命运的痛入骨髓的演化；从《平原》回望玉米三部曲，是面到点的追问，可以察觉悲剧命运得以产生的宏观架构和历史语境。毕飞宇以犀利、冷静的笔触，深刻剖析了特殊年代权力对乡村的渗透、对人性的扭曲、对命运的支配。毕飞宇及其作品代表了苏北文学中冷峻、深刻、充满社会批判性的一极，将苏北文学从田园牧歌拉回到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层反思。
与毕飞宇的冷峻不同，鲁敏在揭示人性复杂与生活困境的同时，总带着一份悲悯和宽容。她笔下的“东坝”有伤痛，但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慰藉与和解。《思无邪》《离歌》等“东坝”系列小说聚焦于小镇居民的平凡生活，却在平静的叙事下暗流涌动，探讨生死、爱欲、伦理等终极命题。“东坝”是一抹伦理困境中的温柔乡愁，代表了苏北文学中含蓄、内省、充满人文关怀的一极。她继承了汪曾祺对日常的关注，但融入了更多现代人的心理分析和伦理思考。
由上述文学地名形塑的苏北文学版图是绚烂而立体的。在美学风格上，它涵盖了从汪曾祺、曹文轩的优美与淳朴，到鲁敏的温婉与含蓄，再到赵本夫的粗粝与悲壮，以及毕飞宇的冷峻与犀利。在时间纵轴上，它经历了从汪曾祺的民国怀旧，到赵本夫、毕飞宇的历史反思，再到徐则臣的当代直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时间序列。在精神内核上，它共同探讨了“人与地”的关系，不仅承载了汪曾祺的和谐、赵本夫的抗争、曹文轩的眷恋、毕飞宇的审视，也昭示了徐则臣的出走和鲁敏的守望。基于此，这些虚构的“地名”，不再是孤立的地理符号，而是苏北作家们用以安放其历史观察、人性思考和美学理想的文学故乡。它们共同将“苏北”从一个地理名词，提升为一个意蕴丰厚、极具张力的文学概念，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别具一格、熠熠生辉。
三、苏北小说创作的转型与探索场域
在当代文学版图中，苏北作家群以其独特的地域书写与持续的美学突破，成为观察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视角。他们从苏北现代化进程的日常肌理中汲取养分，通过转型与探索逐步构建起一个既扎根于深厚土壤、又与世界对话的文学体系。
在创作转型问题上，文学苏军代表作家之一周梅森的“转轨”最为清晰，《人间正道》可视为他早期和后期创作分界点。他深感“一个伟大的时代需要有一部分作家站在社会前面”，强烈的文学责任感驱使他用作品“记录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民族艰难崛起的过程”。在早期历史小说中，他借助战争等极端环境来拷问人性；而在后期的政治小说中，他将这种拷问置于当代官场、改革现场这一复杂的人性试验场，观察权力、利益对人物的塑造与异化。周梅森多次强调“在场主义”的创作立场，他通过《人间正道》《人民的名义》等作品，密切关注时代发展浪潮下的社会政治生态，实现了对现实更为直接的观照和批判。
当下苏北作家的创作转型路径，清晰地呈现出从地域性到全球视野的突破。苏北作家不再满足于风情画式的乡土描摹，而是以批判性视角审视地域文化。毕飞宇在《欢迎来到人间》中，虽不直接描绘苏北风物，但他对现代人精神“拟像”状态的深刻揭示，无疑融入了对快速变迁的、包括苏北在内的中国社会现实的观察。王尧的《民谣》让人联想到五四时期的抒情小说传统和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传统，对世道人心的把握表征了文本的思想力量。朱辉在《万川归》中通过身体异质化意象，隐喻了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错位与不适，展现了作家对本土经验的深度挖掘与现代转化。《万川归》通过“河流”这一隐喻承载情感的汇聚与流散，也暗示着命运的流转与未知，从而为作品增添了深刻的哲学思考和人文关怀。
苏北作家敏锐地捕捉到地域经验中蕴含的当下社会性、经济性议题。鲁敏在《金色河流》中，通过一个有罪与罚意识的民营企业家穆有衡的故事，深入探讨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财富积累与心灵史。这不仅是个体老板的故事，也是全球化资本浪潮下关于财富伦理、代际传承、生命价值的普遍性追问。宿迁王清平的创作转型，本质是从解构权力到重构乡土的价值观进化。《干部家庭》揭露官场黑暗却未指明出路，《流转》则以合作社实践提供乡村振兴的文学方案。这种转变既呼应了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号召，也标志着地域作家对时代命题的主动回应。
在叙事美学上，苏北作家积极吸纳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元文学资源，实现了地域叙事的美学升级。南通籍作家丁捷在《依偎》中大胆采用梦境叙事与元小说结构，探索灵魂的相互依偎与救赎，从具体而微的“小切口”入手，最终观照的却是历史洪流中的个体命运、记忆与认同这些普适命题。以汤成难、周荣池、李岩等为代表的苏北新生代作家，展现了更为开放和多元的写作姿态。尽管他们同样扎根于苏北，但其笔下的城乡变迁、文化冲突与个体精神困境，往往超越了单一的地域范畴，直指中国乃至全球青年共同面对的现实议题。高邮周荣池的《李光荣下乡记》以文化扶贫为切口，将里下河地域符号转化为探讨传统与现代性博弈的载体。其“新农人”群像与“在地性写作”方法，为新农村题材文学提供了范式。连云港李岩的《群像北上》等作品，以不同的叙事轨迹共同勾勒出当代女性的生存困境与精神状况，展现了女性在当下社会现实中的生存智慧和精神韧性。“逃离”与“寻找”是汤成难小说中的重要母题，无论是《子弹穿越南方》里对命运偶然的追问，还是《月光宝盒》中对时间本质的探索，亦或是其作品里对爱与孤独的书写，都体现着一位青年作家对社会现实的深刻介入以及在艺术表达上的积极探索。以汤成难为代表的一批青年作家的崛起，为江苏这片文学高地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
苏北小说家对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有着丰富的呈现和深刻的反思。这种多元的观照，构成了苏北作家回应全球现代性复杂图景的独特方式。面对现代性的种种困境，苏北作家始终保持着强烈的人文关怀。海安籍作家罗望子的小说一如苏北城乡变迁的微观史。《我们这些苏北人》以兄弟恩怨折射宗族关系在城市化中的瓦解，《故乡》里主人公从都市退回乡土却成“异乡人”，展现苏北人在城乡二元结构中的悬浮状态。南通青年作家卓牧闲的网络文学《滨江警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内核聚焦长江生态治理、长江岸线的经济开发、经济可持续发展等话题，展现了警察工作的艰辛与挑战，以小人物的成长，呈现出当代警务工作的鲜活事迹和不易，书写了新时代年轻人的责任与担当。
苏北作家群的创作实践表明，地域性与全球视野并非对立，而是可以相互激发、彼此成就的。他们从苏北的地理空间和人文传统出发，通过对现代性经验的深刻书写、对叙事美学的不断创新以及对普世人文精神的坚守，成功地让地方性故事焕发出全球性的意义。可以说，苏北文学的“全球化突破”，其核心并非简单地取材或主题上的迎合，而在于他们以深邃的在地经验、自觉的美学探索和深切的人文关怀，回应了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共同困境与普遍追问。这为中国当代文学如何立足本土、面向世界提供了宝贵的艺术参照。
四、苏北的文学创作资源对苏北作家创作的深度赋能
苏北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不是静态的大地标本，而是一片在江河湖海揉搓下不断变革和生长的激情土地。苏北文化内部本身就存在差异性，黄淮平原的楚汉雄风、里下河地区的灵秀诗性，以及沿海地区的开拓冒险精神等，共同铸就苏北的地域气质。这种内部的多元性，使得“苏北叙事”充满蓬勃的生命力。苏北具有孕育“大作品”的核心资源与深层动力。苏北的古典文脉、红色传统与当代城市化并非割裂的图层，而是一条奔流不息、和合共生的历史长河，携手为苏北作家的创作注入了历史的纵深感、生活的烟火气与精神的凝聚力。
苏北的古典文学基因为“大作品”提供审美范式与精神底色。苏北地区深受大江大海大运河文化滋养，文人辈出，其古典基因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作家的美学追求。以汪曾祺为桥梁，苏北作家继承了将日常苦难诗化为温情故事的传统。这种“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中和之美，在曹文轩的“油麻地”、鲁敏的“东坝”中得以延续，使得他们的作品在面对苦难时，总葆有一份人性的暖意与审美的矜持。苏北的运河、水网、湖泊等的水域意象体系，不仅是地理背景，更是一种文化符号，象征着流动、包容与生命力。这使苏北作家的创作具备了独特的、可辨识的美学气质。黄蓓佳的《童眸》以苏中小巷“仁字巷”为舞台，将儿童推至历史与人性交锋的前沿。其价值不仅在于对运河、巷弄、民俗等地域美学的呈现，更在于通过朵儿的眼睛，揭示了爱的救赎与生的困苦并存的童年社会生态。连云港蒯天的《海州吉杲》如同一面棱镜，在晚清的混沌天幕下，折射出人性的多重光谱。文字间既有“醉里挑灯看剑”的侠气，亦含“把吴钩看了”的悲愤，于历史的褶皱里，为那些在时代洪流中逆流而上的灵魂，立起了一座精神丰碑。兴化刘仁前在《香河》中运用里下河方言俚语和声音符号，形成立体地域声景。徐州刘学安的长篇历史小说《留城吟》，通过明万历年间张良后人张谦“兴城旺寺”的壮举，再现了沛县古留城这座陆沉古城的辉煌与悲歌。
苏北的红色革命传统为苏北文学底座注入了历史重量与道德思辨。苏北是革命老区，这段历史是无法遮蔽的“富矿”。红色传统带来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个体命运的剧烈碰撞，作家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讴歌或否定，而是深入历史的肌理，审视革命理想在具体实践中如何被稀释、扭曲或异化，为作品带来了思想的锐度与历史的批判深度。连云港陈武、李惊涛等作家的作品着墨于宏大历史的微观解构。陈武的《支前》以运粮民工视角重述淮海战役，通过“麻大姑”与瘸三老爹的“男女之情”、胁迫村民参军的荒诞手段，消解革命叙事的神圣性，凸显历史洪流中个体的卑微与鲜活。李惊涛的《幻火》借老兵视角呈现战争创伤：绣梅花的衣裳导致误认牺牲者，使爱情与死亡在阴差阳错中达成残酷诗意。当然，以吴强《红日》、陈登科《活人塘》为代表的革命亲历者的革命叙事，依然以夺目的光彩照耀着当代苏北作家前行之路。问题的关键是面对红色“富矿”，作家们能否当好“大国工匠”，链接翻身、治水、共富，以及当下老区城乡现代化进程，用大历史观审视古今抗争、变革精神来建构宏大叙事，实实在在地码出苏北文学的高原乃至高峰。
当代城市化进程是苏北作家正在亲身经历的“现场”。连云港李洁冰的《苏北女人》用女性视角指出，现代性以张扬物欲、释放贪婪为能事，肆无忌惮地敲碎古老乡村的温良旧梦，撕裂秦人后裔的邻里亲情，使苏北女人大地般的胸怀都无法留住最后的一缕炊烟，一片汉瓦，一声牛哞。老淮阴籍作家魏微深切关注城乡变迁中的个体命运。她笔下的小城与乡村，如《烟霞里》的李庄、青浦，不仅是故事背景，更是承载传统伦理与现代文明碰撞的场域。魏微在《烟霞里》采用编年体结构，将个人生命史与国家发展史并置，实现“虚构与非虚构的完美对撞”，为地域叙事开辟了新路径，将苏北的地域特性升华为探讨普遍人性与时代变迁的文学境界，实现了地域书写的审美超越与深刻的人文关怀。东台籍周韫的《海与土》以江苏古长江入海口的滩涂地为故事发生地，将晚清至改革开放的百年历史风云投射于潮汐涨落的生态图景之中，为生态文学创作贡献了独特的思想资源与表达经验。
上述三重资源共同作用，启发苏北作家去追求一种深度融合的创作境界。期待苏北小说的“历史的贯通感”，将个人史、地方史与国族史打通，不再是片段的截取，而是展现出个人在历史长河中的沉浮，实现“史识”与“诗心”的统一。期待苏北小说“精神的超越性”，能基于扎实的地域经验，最终超越地域，直面“现代人怎么了”。期待苏北小说“美学的整合创新”，能将古典的意境、现代的叙事技巧与后现代的思想资源熔于一炉，炼成一面既能映照地域天空，也能折射全球风云的清晰而多维的棱镜。概言之，深厚的古典文脉赋予了苏北文学“美”的底色，厚重的红色传统赋予了它“重”的质感，而剧烈的城市化进程则赋予了它“痛”的活力。这三者可以共同构成苏北作家脚下坚实的创作高原。
“地域性”是通往“普遍性”和“永恒性”最坚实的路径。新时代语境下，苏北小说将会立根于城乡的相互守望，在命运跌宕的江淮平原生存史中考证精神坐标，在翻江倒海的抗争图中探寻苏北人的铁骨柔情，在出走与回归的永恒轮回中书写对大地的深情眷恋，在江河湖海的进退繁衍中谱写生态长调，终将在新时代文学中国的版图上，绘就一幅隽永而恢弘的“苏北小说画卷”。
（作者简介：刘方冰，作家，文化学者，江苏警官学院客座教授，副研究员，江苏省监狱管理局二级调研员。创作与研究领域为：小说、文学批评、文化研究等。在《文艺报》《扬子江评论》《雨花》等共发表、出版作品100多万字。出版长篇小说《寇风烈》、文化研究专著《文化治理与监禁生态》、法学教材《监狱学概论》等。本文为中国小说学会第15届年会暨“新时代小说：地域路径与全球视野”学术研讨会参会发言论文，发表于《连云港文学》202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