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文化学者阿莱达·阿斯曼在《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中指出，文化记忆需要物质载体。赵小明的散文集《我的村庄我的湖》，正是将江南水乡的“村庄”和“湖”化作承载个人与集体记忆的“袅袅炊烟”和“层层涟漪”。作者通过细腻的乡土叙事，在私人化记忆与时代变迁的张力间，构建起一个兼具历史坐标意义与文学诗意的精神家园。当书页翻动时，我们仿佛听到的不仅是水乡的桨声、歌谣、鸟鸣，更是一个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对文化根脉的深情回响。在快速城市化的时代，这样的乡土写作不仅是对消逝的农耕文明的挽歌，更是为现代人寻找精神原乡的尝试。
一、私人情感的历史镜像
开篇引用的博尔赫斯题记，为全书奠定了哲学基调。当作者追问“失去记忆会怎样”时，实则揭示了记忆对身份建构的决定性作用。这种思考与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在《记忆、历史、遗忘》中的观点不谋而合——个人记忆是构成自我认同的基石，而集体记忆则塑造着文化认同。
书中的“村庄”和“湖”“老街”既是地理坐标，更是记忆的具象化存在。如在《树篱》中，果园边蓊郁的树丛构成的树篱，不仅是自然景观，更承载着丰富的生活记忆：连体朴树的果子是孩子们自制竹筒玩具顶顶枪的“子弹”；乌饭树的树叶则与农历四月初八吃乌饭的习俗紧密相连，传说这一习俗源自孝子目连为救母亲，用乌饭树叶捣汁浸米。这些细节让那个麻塘水埠的青石板、晒谷场上的连枷声一样，成为“时代遗落在岁月荒滩上的坐标”。
作者巧妙运用“过一会儿”的观察视角，在童年视角与成人回望间自如切换。在“拆鸟窝的恶作剧”情节里，孩童的顽劣与长者的训斥构成鲜活场景，多年后的愧疚则赋予其反思深度。这种时空交错的叙事，使个人记忆升华为一代人的集体乡愁。
记忆书写，并非简单的线性回溯，而是采用本雅明所说的“星座化”方式，从“最微小”的现象碎片出发，类比理念与现象之间的结构关系。以《泥屋》为例，作者将泥屋建造的各个环节与生活场景碎片重新拼贴：从打土坯时“赤脚踩泥巴，添加大麦壳增加张力”的劳作场景，到土墙搭建时“远亲近邻放下农活前来帮忙”的集体协作；从房梁制作时孩童戴着刨花“装模作样看世界”的童趣瞬间，到上梁仪式里“撒团子讨彩头”的民俗活动，再到泥屋中与灯盏、水缸、米缸相关的日常点滴。这些看似零散的记忆片段，如同散落的星辰，被作者串联起来，共同映照出乡村生活的历史图景。在电灯取代煤油灯的记述中，隔壁老人对灯光传播的天真误解，既充满生活的诙谐，又暗含着乡村在时代浪潮中缓慢接受新事物的过程，使读者得以洞察传统与现代在乡村生活中的微妙碰撞与融合。
作品对“固城湖”的历史变迁描写深刻，且极具现实意义。从“古丹阳大泽”到现代围湖造田，作者在《水獭猫》等文中记录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改造过程。对濒危物种水獭猫的描写，暗示了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隐忧，使作品超越了传统乡土文学的局限。
二、环境想象的农耕隐喻
美国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所言的“环境想象的文学表达”是指通过文学作品来展现和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赵小明的作品以近乎博物志的笔触描绘“我的村庄我的湖”中各种动物生活习性，并通过它们来反映农耕文明下鸟类、动物与人类的关系。文中，布谷鸟成为农事节令的天然日历，苦恶鸟的啼叫隐喻劳动艰辛，燕子的回归暗示时间循环。在《果园小动物》中，树篱与果园构成鸟儿的天堂：机警的麻雀担任“信号兵”，一旦察觉危险便呼朋引伴遁入竹林；斑鸠“咕咕”低鸣，喜鹊黑白相间的身影预示着吉祥，白头翁在枝头讨论着果实滋味，八哥、乌鸫、竹鸡轮番登场。而地面上，刺猬在雨后苔藓间悄无声息地爬行，遇人便蜷缩成刺球；竹林里缠绕在竹枝上的蛇皮，裹挟着村民对生命诞生的想象；鬼鬼祟祟的黄鼠狼、头顶白纹的獾、惨遭猎杀的野兔，共同勾勒出乡村生态的鲜活图景。在《人鼠之间》中，对家鼠、田鼠、仓鼠的描写，将老鼠的生存策略与人类的博弈相类比，恰似传统村落面对现代文明的处境。家鼠觊觎家中食物，与人类斗智斗勇；田鼠在田野中为生存奔波；仓鼠虽身处粮仓却也面临风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动物习性，更是弱势群体在资源分配中的生存智慧；这种微观视角的宏大隐喻，使作品获得超越地域的普遍意义。
布伊尔认为，环境的危机不仅仅是生态问题，还包括想象的危机，即我们如何想象和理解自然，如何通过文学表达，可以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我们的价值观。在《青蛙》一文中，通过青蛙一家因洪水被迫迁徙的故事，不仅展现了自然环境对生物的影响，更通过青蛙在葫芦塘的生活，折射出生态系统的复杂与脆弱。青蛙们在稻田觅食、在水塘歌唱，与人类活动产生交集，当工业污染带来畸形青蛙，人类的捕杀威胁其生存，生动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紧密联系，暗合人类与自然要和谐相处以及生态保护的观点。
在《碾坊之谜》《筑圩记》等多篇散文中，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性的碰撞尤为激烈。抽水站取代龙骨水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切分晒谷场，这些细节忠实记录了乡村社会的转型阵痛。在《碾坊之谜》中，排灌站从使用“苏联式”柴油机到换上电动机，功能从单一排灌变为“一机两用”（抽水和碾米），年春爷管理碾坊时与狐狸的故事穿插其中，既展现了技术变革对乡村生活的影响，也通过狐狸因模仿人类操作机器而丧生，隐喻传统与现代碰撞中付出的代价。
三、精神原乡的当代价值
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本书具有独特的文化疗愈功能。“骑在牛背”的水乡少年成长为追寻知识的“种子”，暗示着传统与现代的和解。作品中反复出现的“葫芦塘”，既是地理标志，更象征着中国人“依水而居”的文化基因，让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栖居”在江南水乡得到具体体现。
在乡村振兴的语境下，这部作品超越了个人回忆录的范畴。作家赵小明将固城湖畔的枫香树刻画为“村庄的眼睛”，他实际上为所有漂泊的现代人保存了一处精神原乡，回应了人类学家项飙提出的“附近的消失”这一现代性困境。作品对民间信仰的描写也具有文化心理学意义，《过龙》传说中“秃尾巴龙”的故事，反映了在自然灾害面前人的脆弱与抗争。村民敲打铁器驱赶“过龙”的行为，是民间智慧对不可控力量的仪式性应对，为理解中国民间信仰提供了鲜活个案。
作品对劳动场景的描写具有人类学价值。在《苦恶鸟在叫》中，作者详细记录“跪田拔草”这一即将消失的农耕技艺：“两腿一个前一个后，跪在稻行间，双手不停地抓、捏、挤、捋、抹。”在《追鱼》中，对上水鱼、扳鱼虾、捞鱼、打鱼、捉黄鳝等渔业劳动的细致描写，为后世保留了珍贵的农耕文明“文字标本”。
四、乡土文学谱系中的独特气质
在中国当代乡土文学谱系中，《我的村庄我的湖》呈现出独特气质。相较于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的哲学思辨，赵小明的作品更注重生活细节的呈现；与迟子建的东北乡土书写相比，又多了几分江南水乡的灵秀。这种差异正体现了中国乡土文学的丰富性，每个地域都孕育出独特的文学表达。
作者对食物记忆、空间记忆的处理别具匠心，语言特色鲜明。对乌米饭制作过程、新稻米香气、田间野味烹饪的描写，让味觉记忆构成最顽固的乡愁，是对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记忆机制的中国式诠释。从泥屋内部格局到村庄空间分布，构建起完整的地理信息系统，使法国思想家福柯所说的“异托邦”概念在江南村落得以展现。对方言的运用增强了地域色彩，如“螟糊灯”“乌头”等方言词汇的保留，不仅是对濒危语言资源的抢救，更使作品成为方言与普通话的对话场域。
此外，在部分篇章中还引用了当地民歌、童谣，使散文获得抒情诗的质地。比如在《布谷鸟来了》中，清晨六点十五分，广播喇叭中正播放《每周一歌》节目，高淳民歌《五月栽秧》；在《仰望星空》一文中，月光之下，奶奶教过“我”以“月亮”打头的童谣。在这些灵动的章节中，让我读出了汪曾祺那些散文化小说的味道。
不能不说，小明先生还是小说家的高手。起码，我是那样认为的，或者说，我是那样期待的。
在全球化与地方性激烈碰撞的今天，作家赵小明的写作提示我们：只有守护好每个人的“村庄”和他心中的“湖”，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文化的主体性。从这个意义上来，《我的村庄我的湖》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项文化保护工程。
小明先生，为当今快速消失的农耕文明留下了珍贵的文字标本，为当代人提供了反观现代性的镜像，也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文化维度的思考。
（作者系江苏省作家协会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
[作者简介]
相裕亭，中国作协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小小说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在《长城》《清明》《作品》《北京文学》《雨花》《鸭绿江》等发表中短篇小说《胭脂地》《火星潮》《曹府遗事》等。其中，《看座》《威风》获“中骏杯”《小说选刊》双年奖，“蔡文姬文学”奖、“花果山文学”奖等。小说《偷盐》《口碑》入选2005年、2023年中国小说排行榜。人民文学出版社等结集出版了《盐河旧事》20余部作品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