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太阳底下看见的东西总不如在玻璃后面发生的事情有趣。
——波德莱尔
杨苡（1919年-2023年），自诩“生正逢时”，《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以亲切的口吻忆旧，往事历历，故人宛在，私密又广阔、天真又沧桑，笑与泪跃然纸上。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激活沉睡的历史细节，与已有的知识互照，作家及翻译家的过往、虚构与非虚构以及二十世纪壮阔的革命浪潮交叠，沉郁的时代感油然而生。
漫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几乎没有女性的位置（李清照是个案）。“学而优则仕”，从根上看，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一部以“仕”为圆心，通往仕途以及离开仕途为半径的圆。旧时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性没有受教育进入公共空间的权利，自然无法通向仕途、文学场以及其他公共空间。中外亦然。英文中的历史是history,可以说古典史都是男性的故事、男性的讲述和男性的价值。伍尔夫在演讲中假设莎士比亚有个妹妹叫裘利亚，尽管跟哥哥一样才华横溢、爱好戏剧，大胆离家逃到伦敦却无法维持生计，“十六世纪一个女人若是有特殊的天才，一定会发狂，自杀”，因为没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和五百英镑的年薪。而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同龄的杨苡却与哥哥杨宪益、嫂子戴乃迭以及丈夫赵瑞蕻一道成了翻译家。她翻译的《呼啸山庄》至今仍滋养着我们。她的姐姐杨敏如也成为优秀的古典文学学者。在女性主义学者戴锦华看来，新女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明。中国女性开始走出家庭，逃出宗法的藩篱，男女同校受教育，参加工作、革命，追求独立与自我实现……当然这是一条铺满荆棘铺满血的道路。许多日子，许多悲剧，许多成长，许多告别……百岁老人杨苡的娓娓讲述带我们进入家庭，进入人生，非虚构讲述与文学叙事对照，更容易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理解现代转型的“现代”，理解女性在历史中的艰难成长及精神蜕变。
一
“玻璃后面”的“五四”女儿
口述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的撰写者余斌在附录《书成漫记》（第422页）中写道：“她更看重的是她的家，她的亲情、友谊，她经历的人与事，简言之，比之于获得成就，她更关心她的生活，她的‘日子’。”这是我们进入传主回忆世界的钥匙。五四运动撬动了旧堡垒的根基，冥冥中暗示着她的命运，由一位深宅的闺秀成长为新女性、知识分子。从大家庭进入学校、广场、时代风暴是“五四”这代人的共同道路。杨苡以独特的女性视角细细摩挲一生近四万天的光阴，她对现代转型的切身感受呈现了“小我”眼中革命的阴面，对诸多亲朋师友一生的简笔勾勒让我们看到大历史所不曾“深描”的部分。
放下《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我就去找《杨宪益自传》来读。两兄妹的回忆重点、讲述风格悬殊：妹妹杨苡擅长描述私密的空间，她敏感于人情的宛转、兄妹的情谊、日常的点滴；杨宪益的自传是用英文写然后翻译的，具有真正的国际视野，面对西方观众，立意上是对自己双向翻译家的身份认同。早年的家庭生活在杨宪益的笔下大而化之，他一生下来就被正室的娘抱去抚养，成为全家的关注中心，过着小皇帝般的生活。锦衣玉食却让他的心向往窗外，他的眼睛盯着“诗与远方”，他的自传更像西方的流浪汉小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所描述的空间不断转换。将这两位翻译家兄妹的自传进行对读，能获得更多。
在口述的扉页中杨苡写道：
我对家的印象很糟糕，鸦片、小脚、姨太太，让人气闷的生活方式……
我最强烈的冲动，就是像《家》里的觉慧那样，离开家，摆脱那个环境，到外面广大的世界去。
对家庭内部空间的细绘让我们感受到上流社会家庭内部森严的等级制度，小到一张合影也能彰显权力差异，祖父着便装、祖母却浓墨重彩十分正式，着装的离奇呈现各自的身份认同。杨苡能够抓住记忆的吉光片羽来勾勒时代趋势，比如传统戏剧和话剧的分野恰好表征时代精神生活的新趋势。上流社会已经开始接触电影、录音、写诗歌、通信，而普通人家还在为生计挣扎。母亲那一代旧女性的命运只能靠父家、夫家决定，而生母的被卖却为杨苡姐妹迎来了上学的可能。抗战时期，迷上诗歌的杨苡勇敢地走出家庭，到西南联大上大学，并终生与《家》的作者巴金保持深厚的情谊。“家”成为旧制度、旧宗法的堡垒，《家》中的觉慧成为这代人的精神号角，吹响了冲出去的集结号。杨家兄妹负载着“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妹妹有感于家庭内部的晦暗，哥哥从外部影响和时代召唤着眼，共同谱写出“五四”儿女的思想倾向与人生选择的篇章。哥哥杨宪益受时代感召留学牛津大学，在陌生的世界中漫游、历练、成长。他在自传中写道：“一个中国青年倾向马克思主义，这绝非偶然。我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都走了同一条道路。这是中国人民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向。拿我自己来说，也许我早年阅读的诸如意大利爱国志士和政治思想家马志尼的《人的责任》，中国第一个共和国的缔造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及其他中国和西方的前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家们的著作都有助于塑造我的未来。”[1] 杨宪益的理性归纳与杨苡的感性展现共同谱写出历史的纵深。一代青年对于现代的崭新想象和奋斗最终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
“春江水暖鸭先知”，上流社会更早感受到时势的变化，开明的杨苡祖父让儿子们到日本和西欧不同的国家留学，眼界洞开。乌衣贵胄之家与《红楼梦》中的贾府有几分相似，杨苡兄妹的回忆都显示家道中衰后的一系列变化：不断搬家、房子小了、周边环境差了、交往的人群也开始低就，但这些并未对他们的生计和成长造成威胁。他们一直受着“贵族教育”，同学们非富即贵，这些名字像珍珠一样闪烁在历史的字里行间。杨苡到西南联大求学，行李比普通人家的同学多很多，有自己专门的存折，可以经常请客。种种细节都显示社会阶层的巨大差异，上流家庭内部的种种腐朽没落与荒诞残忍预示着其衰朽的必然性。
二
悲剧的底本无法上演喜剧的人生
杨苡的回忆以女性视角展开，上流社会一个家庭母女两代的断裂和同代兄弟姐妹之间的巨大不同深刻地呈现出女性整体命运的悲剧底色。女性的全部职能是生育，是传宗接代、相夫教子，丫鬟被主人当礼物送人，女儿被生父当商品买卖，嫁入豪门的生活内容只剩下麻将，而麻将的座位也是男权等级的延伸。
杨苡的父亲杨毓璋出身名门，早年留学早稻田大学，回国后任中国银行行长，当时中国银行是北洋军阀的钱袋子。父亲娶了三房，妻妾的命运宛然一出大戏，在家庭内部地位十分悬殊。娘为大家闺秀，但见识平庸，上午裹脚，下午麻将，此外别无爱好。怀了八个孩子，只养活两个女儿，大女儿被惯坏，小女儿染肺结核早亡。杨宪益出生后就被大娘抱去抚养，怕有任何闪失，担心被绑票不敢送学校去读书而是请家教上门，担心溺水而不能随娘和姐妹们去北戴河度假。即便如此，男孩子感受到的只是气闷，不大体会得到以男性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对女性和弱者的伤害与侮辱。
杨苡的母亲是大姨太，是被其父亲卖进杨府的。母亲运气好，头胎就生了儿子，母凭子贵，但姨太太的身份是原罪，像“红字”烙在心口。她牢记大家族的规矩，生怕孩子被别人说了去。回头细想，虽是被卖入杨家为妾，母亲自己也得以改变，先是放了裹脚，女性的解放从“解放脚”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裹脚就是裹头，让女性止步于“女主内”的生活方式。三寸金莲是男权文化对女性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禁锢，小脚无法走进“诗与远方”。父亲给母亲取了名字徐燕若，而不必再被唤为“祥林嫂”“单四嫂子”，还买来一柜子《说部丛书》，教母亲认字，父亲将自己认为要紧的东西也存放在母亲这里。在养育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母亲也受到新思潮的熏染，听戏、看电影、照相、听音乐，听孩子们讲学校的新鲜事儿，内心也得到抚慰和滋养，脸上渐渐有了笑意。杨苡三兄妹能够成为在中国文化上卓有建树的翻译家、学者，恰恰跟父亲对母亲的启蒙教育相关，母亲恪守三从四德，以大家族的礼仪规训闺女，没有母亲批准不得出门，姐姐已经成年寄到家里的情书还会被母亲拆阅监督。同时母亲自身被卖的悲惨命运使她特别朴素地崇尚教育，对比其他各房，不能不说是徐燕若的严厉教育和深沉的爱促使他们兄妹成才。
比起杨苡兄妹，“大公主”杨蕴如的故事让人唏嘘。“大公主”的命运并非个案，中国家庭向来是不公开谈论婚恋的，更何况性。男权文化对纯洁的要求让庭院深闺的女性对性知识极度贫乏，这甚至成了女性生命悲剧的导火索。张爱玲深有感怀地说她们这一代：“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大公主”杨蕴如第一次婚姻是媒妁之言，名门联姻。受“五四”新风气影响，她同孙家少爷通了一年半载的书信，算得上志同道合。但长于深闺宅院的大小姐对新婚之夜十分恐惧。不像乡村的女性能够通过动物的交配自然而然地获得一些性知识，过于纯洁过于天真的闺阁让少女想入非非，满脑袋都是爱情的浪漫幻影，真实的生活知识却一贫如洗，应对阙如。后来大姐夫放下姿态上门求她回家，有心理阴影的“大公主”无法再面对他，只好登报离婚了事。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但当时一点也不奇怪，后文也有呼应，体弱多病的二姐去北戴河疗养看见海边穿泳衣的男性会头晕目眩。杨苡的亲姐姐杨敏如是燕京大学的文学硕士，对姐夫罗沛霖一见钟情，尽管她满腹诗书，但婚后好几个夜晚他们未曾同房，对英国嫂子戴乃迭自由讨论情爱感到十分羞耻。丫头来凤在家怀孕直到产子，母亲居然毫不知情。“大公主”离婚后到燕京大学旁读，主要目的是凑热闹和炫富，同父异母的杨敏如以与她同学为耻。学校请周作人讲座，找“大公主”借车，“大公主”很乐意，并跟在车旁扭捏作态。她跟新时代之间隔着“厚厚的障壁”，旁读并未让“大公主”获得新生。她在校园认识了第二任丈夫，嫁到南方，结果因陪嫁的佣人生事再次离婚，接回家后口中念念有词，发了疯又染上了鸦片。接着是抗日战争、娘死，最后病痛交加而死。杨苡以慈悯之心、人道主义的温情讲述这些悲剧，少女天真的眼光和老年历尽沧桑的后置视角交叠，细节新鲜、评价老到，比如二姐得肺结核被隔离，临死仍被道士弄法事，砍掉头的公鸡血淋淋地扑到二姐床前，给温室里的二姐留下永久的惊恐。娘极尽奢华给二姐入棺，结果反因陪葬的珠宝棺木遭盗，适得其反。有钱的大家族常会因为钱太多反而弄出各种惨无人道的怪事来，父亲的病并不太重，由于人多口杂，中医、日本医生、德国医生轮番出诊，用药过度而亡，家道衰落。
如果说“大公主”的人生有太多自作孽的成分，那么四姐的命运就只能让人同情、悲叹，她的命运落差极大。四姐的生母为二姨太，丫鬟出身，十四岁就被主人送给父亲。四姐集生母的漂亮和父亲的聪慧于一身，良好的教育、时代的感召让她自幼着迷于戏剧。父亡家变随生母离开大家庭后失去了经济来源，靠演戏养家糊口。《北洋画报》曾将她捧成天津最有名的票友、天津名媛，但当她真的下海靠唱戏为生，中国银行却出面不许再捧她，她就沦落到底层的小戏园里。几乎是对伍尔夫预判的模仿，“没有女孩子能走到伦敦去，站在戏院门口，设法找到戏子的经纪人而不使她自己遭受强暴，忍受痛苦。”四姐迷上早有家室的北昆名角，怀孕、堕胎，当晚即登台唱戏，在后台大出血而死，鲜血染红舞台。悲剧的底本无法上演喜剧的人生。面子观削弱了高门巨族的生命力，反而是买来的丫头来凤虽然惨遭二师傅霸占，怀胎生子，历经风浪依然活到高龄，老了依然与“我”一起忆旧。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大兵与当地中国女性野合的插曲也从侧面旁证民间的活力。无论戒律多么森严，情欲总伺机旁逸斜出。
口述中涉及女性生育的片段还很多，怀不上孕用草纸装大肚子的、因丈夫出轨自杀的、生孩子过程难产的、用鸦片治疗致死的、妻妾大打出手的……古今之变并非一个口号，新思想与旧道德的冲突与千千万万具体的人生际遇联系在一起。在宗族文化的宰制下，女性的天空是逼仄的，人生的脚本早已定型，出路非常有限：要么堕落，如玛格丽特（《茶花女》）、陈白露（《日出》）；要么发疯，如繁漪（《日出》）、颂莲（《妻妾成群》）；要么速死，如子君（《伤逝》）和祥林嫂（《祝福》），这几乎是出走的“娜拉”命定的标配。杨苡几位姐妹与子君的悲剧异曲同工，当时社会并未准备好接受独立自强的新女性，没有提供相应的教育、工作机会、薪酬待遇，也没有相应的认知。即便塑造了子君的鲁迅先生在真实的生活中，也还是将许广平留在家里，“你做事这些薪金，要辛苦一个月，看人家面孔，我两篇文章就收来了，你还是在家里不要出去，帮帮我，让我写文章吧”[2]。要知道，他们相识于北师大，许广平是非常勇敢的，抗拒婚约、参加学潮并毅然跟随鲁迅奔赴上海。女性的生命故事必然是与政治、经济密切相关的历史故事，是对既定历史的补充、改写，同时传布新价值。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从珀涅罗珀（奥德修斯的妻子）的口吻重新讲述奥德赛出征的故事，家中十二位女仆的冤屈得以伸张，珀涅罗珀在家里的“一个人的战争”也得到彰显。杨苡口述录异曲同工，其魅力正来自边缘的女性视角，她对“被侮辱和被损害”者充满深深的慈悲，一直躲在男性阴影下的女性生活被看见。
大道至简，文化就是人类求偶、联姻、繁衍的生存方式。一种文化的初始阶段混乱却饱含活力，发展到一定阶段，“钟鼓乐之”。上流社会内部等级森严，男尊女卑、嫡庶分明，繁文缛节，不仅不与广大的下层阶级来往，与同一个宅子的佣人们也分开居住，泾渭分明。礼仪皆备反而戕害生命，过度的净化、过严的礼仪对贵族阶层本身也有“反噬”作用。大家族慢慢丧失生命力，失去生活的兴致与情调，甚至丧失了动物存留基因的本能，这也是旧文化衰朽的内因。我们从中可以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合理性，理解“父子反目”和革命的合目的性。历史是社会多种合力造就的结果。
三
杨苡眼中的作家、老师与文学生活
杨苡的亲历加深了我们对二十世纪文学场的理解，虚构作品得到非虚构的印证。如“母凭子贵”，杨宪益的降生极大地提高了他生母的地位。又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父亲并不喜欢娶妾却有三房太太，由此理解《白鹿原》中白嘉轩为什么一连娶六个妻子，甚至不顾丧服在身。医术欠发达，生孩子真的是到鬼门关打一圈。女作家庐隐想省钱在家生产，结果大出血而亡；《骆驼祥子》中虎妞也是难产而死的。萧红的人生一再被怀孕改写，这也导致生育成为萧红写作的高频情节，她笔下的女性往往由于怀孕而陷入被动的人生泥淖中；《生死场》中金枝的生育跟猪的生育并置，女性彻底被降到动物的位置上。女性被物化，不仅父母可以买卖女儿，主人也可以将丫鬟随手送人，这可以从《家》中鸣凤投水自杀的悲剧得到印证。读书、受教育本为接受新知识和新思想，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家长送女生读书是为了使其具有择偶优势，卖个好价钱。女学生“物以稀为贵”，《青春之歌》中林道静被送去上学是因为大太太希望将她嫁给当地的官员；《妻妾成群》中女学生颂莲因父亲病故而中断学业嫁入陈府，一度受老爷陈佐千特别的宠爱。这些现象从负面说明新思想、新价值在丝丝渗透。新旧文化的博弈融在生活中，婚恋观最能反映时代的价值。
第二部分杨苡回忆她在中西学校里度过的十年时光，是最温暖、明亮的部分。中西学校是一所教会学校，有先进的教学理念，也有良好的师生关系，在这里她与西方文化相遇，翻译家的种子由此播下。那些青春的歌唱如余音绕梁让人回味，以美育人使她终生保持健全的人格、清朗的情操。那是一个通信的慢时代，人言为信，写信是一代人共同热爱的交流方式。梁启超、傅雷等人的家书，齐邦媛的《巨流河》、万方的《你和我》等传记作品都呈现书信的魔力。杨苡追星也与众不同，她大胆给好莱坞明星瑙玛·希拉写信，意外地收到飘洋过海的六寸彩照，并附有亲笔签名。她读了巴金的《家》就给他写信，没成想与巴金成了终生的挚友。巴金还将自己的哥哥介绍给她，这是最让人难忘的一段感情，纯洁而懵懂的杨苡“爱而不自知”，她与李尧林先生的通信按时间标了号码，大李先生的病故使这段感情永远存封在杨苡的心灵深处。她终生爱着信笺，信也见证了她“在历史中成长”。在西南联大与诗人穆旦之间的“比友谊高一些，比爱情低一些”的异性闺蜜情同样迷人。但与丈夫赵瑞蕻的恋爱打乱了她的整个人生节奏，未婚先孕一方面是性知识匮乏，另一方面也是受深植于潜意识中的叛逆所影响。自幼的“妨父”恶名和母亲的严格管制给她留下身体的饥饿记忆，她爱上没落家族的大李以及与来自普通乡绅家庭的赵瑞蕻结合都是对本阶级的反抗。哥哥杨宪益娶一位英国女子也是对门第观念的挑衅。他们，“五四”的儿女们，都像《家》中的觉慧、《雷雨》中的周冲一样渴望冲出旧堡垒，为崭新的梦想奋斗。虚构叙事与传记的非虚构互相映照，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真实。
第三部分“从联大到中大”，杨苡回忆了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老师，也回忆了王树藏、萧三等闺蜜，以及穆旦、陶琴薰、巫宁坤等同学，“细节会说话”，微细的趣事铺垫出青春成长的美好，即便严酷的战争时代也不能压抑住生命本身的力量。西南联大几乎成为二十世纪教育史的奇迹，一面是抗战离乱，清苦不堪，女生宿舍一夜可捉四十多只臭虫；另一方面是爱国精神和民族斗志被激发，身体内部的荷尔蒙亦被清风明月撩拨，爱情与革命错综交响。杨苡将经过岁月淘洗的生活细节娓娓道来，如结婚时沈从文帮助找关系用木箱堆成家具，闺蜜用酱油瓶装鸡汤探望她的情谊，女学生结伴走夜路的场景，西南边疆的民俗民风，这些都加深了我们对时代和地方性知识的感知。战争扩展了杨苡的生活边界，也锤炼了她的意志。广阔的民间，清苦的生活真相在这位知识女性的眼中哗啦一下抖开了。在从西南撤退的拥挤不堪的船上，贵族小姐要当众给小赵蘅喂奶，苟且、凑合、忍耐也成为另一种生命力，生命竟然可以囊括如此丰富的内容。杨苡的同学们除了早年在革命和抗日中牺牲的以外，几乎都成为该行当执牛耳者，不少女同学成为中国各行业的开创者、第一人。毕竟，那些年能够读大学、留洋的女性少之又少。很多国民党高官的子女都走到了家庭的反面，他们没有随父母一起去台湾，而是受新生活的召唤选择留在大陆。热血青年在激进的社会实践中遭遇人生的波澜起伏甚至巨大的反差。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杨苡和她的朋友们不仅是历史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创造者。
当一场告别接着一场告别，杨苡也走到了人生的边上，她再不必为亲友讳，袒露“家丑”袒露心迹，剖析自己对爱的懵懂，吐槽陪伴自己一生的丈夫，这真实地展示了原生家庭的创伤和漫长的旧文化如何渗透并影响她的人生。经典家族小说《红楼梦》以大家庭的衰朽揭露中国社会制度的弊端：一方面是纨绔子弟们在祖上荫庇下的荒淫无度，女性遭受凌辱；另一方面却根本容不下宝玉的一颗初心。每个人总能从宝玉的叛逆中看到自己的成长。
千帆过尽，往事浩荡，杨苡仍葆有好玩之心与诗意之眼。抚今追昔，她的讲述“有我”却并无“我执”，“小我的亲切”与“大我的普遍”共同织就声情并茂的百年沧桑。杨苡记忆力惊人，少女的蒙昧气息宛然如昨，大家庭内部的等级感、画面感和空间感跃然纸上，一个个亲人、友人、同代人的面影栩栩如生。文化的节律犹如水波纹，荡漾在世纪的倒影中。
注 释
[1] 杨宪益：《杨宪益自传》，薛鸿时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92页。
[2] 许广平：《从女性的立场说“新女性”》，《许广平文集》（第1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