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作品以极为生动的生活视角切入故事，回溯历史。怀揣着这样一个具有光荣历史意义的主题，很容易让作家的创作从起笔时就被一种庄严正剧的调子束缚住，也很容易因此而使作品着力于崇高感的渲染与提炼，少了真实的生活气息。作家在这一点的处理，是颇见功力的。作品以一种自然的，甚至略带散漫的田野气息开启故事：一个淘气的孩子与一群生机勃勃的孩子，在乡间自由自在地生长着。大雨中洗澡嬉戏的场景，充满了恣意与活力。那是本应属于男孩子们的成长滋味。这些生活场景的描绘，也使作品切实做到了张弛有度。作品也没有因为对历史故事的高度聚焦而忽略了故事的参与者——人物形象的塑造。汪校长与他的一群学生们，童牧、章枣、小盆友（丁捷），包括那个大孩子刘鸡鱼（纪宇），都塑造得活灵活现。这些人物，在作品中不是作为“符号”出现的，而是一个个性格多面的、鲜活的个体。
作品凸显了非常成功、精准的儿童视角，创作了多个精妙、精彩的细节。诸如盼着洪水来的心态，那是孩子才有的权衡决策，他们期待变化，渴望新奇，期待尽快到大木筏子上上课、做饭，成人眼中的灾难，成了孩子心中的期盼。学校中，孩子们事实上的生活极为窘迫，但作家处理得不见阴霾，比如一日三餐都是玉米菜粥，裤带紧了又紧，还是饿得不得了。每个孩子背后的故事，也关联着苦难的现实，如那个洪水中顺水而来的孩子，“小盆友”，是在南京痛失父母成了孤儿，投奔贫穷的姑姑又遭洪水。作品也充分展现了童心的烂漫，如“我”看到刘鸡鱼给大家搞到了肉，就深感内疚地对刘鸡鱼说，以后不再背后议论他的秘密了。而这个秘密，不过是他告诉了同学们刘鸡鱼胳肢窝里长毛了，放上鸽子蛋，能孵出小鸽子来，放上石头蛋，能孵出小猴子。更具童趣的是，这个孩子还把自己的奇思妙想当了真，找了个蛋形的石头揣兜里，还在上面画了只小猴子。作品中还有多个闪亮的、属于孩子语气的绝妙比喻，比如章枣听到我的一番高论，“直勾勾看着我，我估摸，刚才我说的那句话就像是一块大肥肉，够他消化半天的”，极为生动。
真实的、充足历史素材呈现与有效的艺术想象相互支撑，这是这部作品书写的难度所在。这段历史，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也是历经时代消损的、模糊的历史。作家如何在素材基础上，将这段历史还原得有血有肉，将这群孩子们描绘得各具鲜活样貌与性格，将这趟行走呈现出起伏、历练，壮大与收获，是非常具有挑战的。
《行走的学校》对这十七年，五万公里的抗日宣传之路，做出了力求回到历史真实的呈现。除却可以想象的衣食住行上的困难——这些作家其实也有一个很恰当的表达，孩子们都以乐观主义的精神，历经了、克服了这方面的生活困难；更关键的困难，有来自战争环境的、危险重重的困难，这也是可以推想到的困难，包括在战火中撤离的惊险，荒滩上与狼对唱等奇异场景，都有着令人过目难忘的真切感。
更关键的困难，其实更在于一群孩子如何去做大事，一点点参与到抗日救亡的时代使命之中。比如北上第一站就遭遇了观念之争，该不该让小孩子宣传抗日，被照相机强光吓傻的“小盆友”的定格照，都是新安旅行团面临的现实困难。作家将这样的场景做了想象性的还原，是非常有意义的。作品也有意识地描绘了孩子行走间的不断成长，包括胆量的锻炼，处理问题的方式，摩擦的化解，以及环境中的不断磨炼。对孩子们曾经的稚嫩表达，尤其具有真实的气息，比如初次到前线慰问伤员的场景。作家写到了那位左腿被截肢的士兵，被孩子“疼吗”的问题气哭了，这牵动了他复杂的心情，又想给家人报平安又不知该如何说。作品同时写出了孩子们真挚的努力，他们帮他写信，给他唱歌，一首接一首，直到把会唱的歌全唱完。
虽然孩子们的努力是稚嫩的，甚至有时可能是无力的。但是，可以想象，这样一群孩子，从上海远赴绥远前线慰问抗日将士，是怎样的一种鼓舞。看着这样一群朝气蓬勃的孩子，人小志大的孩子，不正是一个民族冉冉不息的希望之火吗？
最后想提及的，是作品还有一种内在人文精神的、具有文化意义的复苏与呈现。新安小学，是推行陶行知先生教育理念的汪校长筹措建立的小学，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的理念，在作品中得到了复苏性的描绘，作品中反复强调的“生活就是课堂”，教，学，做合一，对陶行知教育思想做了生动、多维、回到现场的阐释，孩子们的民主管理制，轮值当主席，将孩子的主观能动性做了极大的发挥与培养，这是对陶行知教育理念的重新擦亮。正像陶行知给孩子们的《我们的旅行记》写序时的诗：“谁说小孩小，划分新时代”。这一切正是新安旅行团成行的基础，才有了新安旅行团的北上南下的抗战宣传之旅。陶行知先生有脍炙人口的教育诗，也恰恰在文中出现了，它就是：“人人都说小孩小，谁知人小心不小。你若小看小孩子，便比小孩还要小。”这正是《行走的学校》内在的精气神儿所在，
同时，陶行知所倡导的儿童诗，一种以教育主义色彩为主调，紧贴生活、以发挥功用为原则，“我手写吾口”（黄遵宪）为宗旨的童诗，贯穿于作品的行文之间，自然圆融地参与到故事之中，让诗句自然流淌与洋溢。多处的诗歌吟诵，都堪称点睛之笔。比如大雨中嘻嘻片段的随口吟诵：“同学读书声朗朗，牧童洗澡屁光光。先生戒棒尺把长，打得他哭喊叫爹娘。”作家也没有硬端着架子强调，陶行知这样的诗歌理念你必须认同，这就是诗，而是自称“顺口溜”。这恰恰是认同了陶行知的诗歌理念，朝向大众的诗歌理念，是陶行知童诗、也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大众化诗歌思潮、陶行知诗歌理念的真切传达。
总书记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不乏生动的故事，但是缺少讲好故事的能力。许多评论家也对部分主题出版物的问题把脉，提出了概念化的低级红是不可取的。《行走的学校》做出了非常有益且优异的努力。尤其是作品的前半部分，处理得非常精彩。作品的后半部分，略显仓促。可能的原因，值得称道的历史真实事件还有很多，作家都想将他们写进来，所以后面偏于史实呈现，不似前半部分展现得那么丰满。另外，新安旅行团如何与我党的引领关联并最终紧密融入、成为宣传战队的过程，交代得还略显模糊。但仍然要说，这是一部超出阅读预期的主题出版物，是在多部以新安旅行团为题材作品面世之后、另辟蹊径的、优秀的“中国故事”。
（崔昕平，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签约文学评论家。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理事、全国师范院校儿童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任教，山西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北京师范大学获博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