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安旅行团成了文艺创作的热门题材，文学、戏剧、造型艺术等等纷纷聚焦于此，剧说，影视作品也在进行之中。邹雷的长篇新作《行走的学校》也是这样一部作品。新安旅行团是中国革命史、教育史、文化史上的一个传奇。组团伊始，他们只是十几个十几岁的少年，从江苏淮安的新安小学出发，雨伞、草鞋、小背包是他们简单的行囊，就此踏上了抗日宣传的漫漫长途。后来，不断有青少年加入进来，先后参加新旅的有六百多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进步人士的资助爱护和广大人民的支持下，“新旅”历时17年，足迹遍布中国22个省市，他们以文艺的形式宣传抗日，传播革命，布新文明。他们靠放电影、写作和销售进步报刊得来的收入补贴生活，他们互相教学，个个都是小先生，他们真正地做到了“教学做合一”，他们心中都有一个“理想社会”，他们的教与学和改造社会得到了完美的结合……陶行知先生称他们是“一群小好汉”。
虽然以此为题材的作品成为一时热门，但是，因为“新旅”太丰富了，可书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为文艺家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反复开采的富矿，可以从不同角度提炼主题、设计情节、塑造形象和选择叙事方式，至少在我看来，这一题材的书写还远没有见底。所以，在在阅读和观看了不少“新旅”作品之后读到邹雷的这部长篇新作，依然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即使从面上看，“新旅”至少给我们四个方面的内容书写空间，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民间革命力量的领导、抗战、教育和文艺宣传，在《行走的学校》中，这四个方面也都涉及到了，但邹雷侧重的是教育，这也许是他将书名定为“行走的学校”的原因之一。邹雷这部作品之前的另一部儿童纪实文学《卢志英中队》，也是一部教育小说，记叙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南京雨花台区中心小学丁芝秀老师以革命烈士卢志英为所带班级命名的故事，叙述了一代代少年在英雄的感召下进步成长的历程。小说不仅讲述了革命传统的传承，也是对丁老师特殊的育人方式的生动再现。可见，作家的创作总是有一定的阶段性，他会在某一个时期特别关注某些题材，思考某些问题。也许，这样的关注与思考是偶然的，但是，一旦进去，这样的关注与思考就变得必然。所以，在我看来，《卢志英中队》对邹雷来说，是他儿童文学教育叙事的一个开始，也是他面对新安旅行团这样的题材，在综合处理的前提下更注重其教育元素的原因。
从教育的角度切入，是对新安小学历史的真实的回溯，也是对新安旅行团背景与精神的深入刻画。因为讲“新旅”，就不能不讲新安小学，没有新安小学就没有“新旅”，新安小学的创立是陶行知教育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新旅”的漫漫长征，也是基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办学理念，如果没有陶行之的教育思想，就不可能有“新旅”的革命实践。中国近现代以来，可能没有哪个教育家的思想有如陶行知一样影响巨大，并且至今不衰，依然是我们向往的理想。“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每当念及便令人肃然起敬。“教育孩子的全部奥秘在于：相信孩子，解放孩子”，“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人类社会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不要说他的那些体大精深的思想，就是这些经常挂在嘴上的教育格言，至今依然需要我们不断思考与践行。陶行之是中国乡村教育的先行者，他在《中国乡村教育改造宣言书》中发出了“征集一百万位同志，创设一百万个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使命，这是多么豪迈的壮语。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都是陶先生创办的学校与教育机构。而在南船北马交汇处的江苏淮安，陶行知先生创办了一所小学，这就是新安小学，陶行知是这所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它的第二任校长是著名教育家汪达之先生。汪达之是陶行知的学生，更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实践者，正是在汪达之的手上，在新安小学，诞生了中国现代史上的青春传奇——“新安旅行团”。可以看得出，邹雷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对陶行知教育思想引领下的新安小学的教育实践做了认真的研究和文学化的表现，特别是“新旅”的壮举，更是将其置于陶行知教育思想之下进行解读，陶行知的教育理念是“新旅”诞生的前提，“新旅”的旅程将陶行知的思想具体化了，行动化了。在陶行知教育思想中，社会、学校、学生、学习、劳动等都得到了新的认识与定位。学习的目的是为了生活，社会与学校应该是一体的，学习与劳动也应该是一体的，个人的成长与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兴盛、人民的幸福更是密切相关的。“新旅”行动是宣传抗日，也是修学，是学生的成长，也是对社会的参与。他们在宣传抗日中融入社会，开阔视野，学会生活，学会合作，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并逐步将自己的行动融入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使修学自觉地成为抗日救亡与民族解放的重要篇章。这样的教育理念即使放在现在也是超前的和先进的。在新的国家课程标准中，立德树人、素养、能力、社会、生活、劳动、跨学科等等都是关键概念。可以说，《行走的学校》不但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体现，也是对新的课程标准理念的呼应。
说《行走的学校》是教育小说，一是说它彰显了“新旅”身上的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光辉，另一方面是说它的文学气质，是说它是教育与文学较为完美的结合。它虽然写教育，但是，它不是说教育，也不是图解，而是生动形象的文学。因为“新旅”是中国现代革命史、抗战史、宣传史与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由于时间近、资料保存较为完整，口述史记录也比较丰富，这对这一题材的写作固然提供了便利，但是，客观上也形成了不小的限制，如何将其文学化是每个写作者都面临的考验。我觉得《行走的学校》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促成了历史向文学的成功转化。一是合理地安排纪实与虚构的关系，形成了历史与文学的张力。在这一关系的处理上主要看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历史还是文学，因为这是两种目的不同、学科不同、叙事体式也不同的领域。面对清晰的历史，邹雷始终坚持坚定文学的写作策略，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他加入了文学的主观想象，努力复原历史的场景，将事件的历史过程情节化、故事化，这样，矛盾、冲突、巧合、偶然等常用的情节表现手法都有了用武之地，时间与空间要素也成为了故事发生发展的形式，顺叙、倒叙、插叙等自然成为了合理的技巧和手段。二是人物形象刻画。历史写人，文学也写人，但是，两者的写人是不同的。简单地说，历史的写人是外部的写人，是资料式的写人，是评价式的写人，它关注是历史人物的客观面貌，是有案可稽的人物经历，是人物在特有的历史背景中的意义，或是在更长久的历史中的地位与影响。而文学的写人是内部的写人，它重视的是人物的命运，是人物的性格及其性格的成长，是人物的情感等等内心世界。文学写人自然也离不开外部环境，但是，它们是为人物性格的形成服务的。这样一梳理，我们可以看到《行走的学校》的用心之处。我们将作品中的人物与历史记载中的人物进行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们的不同的地方。在历史记载中，人物是为事件服务的，而在《行走的学校》中，事件是为人物服务的。对“新旅”的事件与过程，我们已经了然于胸，成了我们阅读的知识背景，而置于前景的是一个个形象生动、性格鲜明的人物。年龄大小不等、出身贫富不均的学生，严而有格、温暖有爱的校长，内心矛盾、身不由已的市长……他们仿佛不是历史上的人物，而成了作家虚构出来的全新的人物形象。第三，是独特的叙事方式。叙事方式是作品的呈现形式，作品是什么形式行进，以什么方式打开，读者又以什么通道进入，这一切都由叙事方式来决定。而从根本上说，面对一个既定的历史事情，以什么方式讲述，将决定这一历史以什么形态表现出来。说《行走的学校》是文学，是一部成功的教育小说，其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叙述方式以及这一叙述方式所带来的文学便利。作品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这一角度可以方便地让叙事人进入作品，可以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呈现在作品中，可以减化历史的客观性而增加文学表现的主观性。同时，第一人称又与阅读形成潜在的对话关系，营造出了与儿童文学作品相适配的阅读上的亲和力。这样的叙事角度还可以让作品带来逼真的、亲历式的现场感，最大程度地用活叙事人的眼睛，使作品的场景与细节得到生动的表现。所以，《行走的学校》不是纯客观的历史，也不是教育理念的抽象说教，它是文学，它以历史为素材，以教育为价值，以文学为呈现方式，从而为读者奉献出了一部独特而厚重的优秀之作。
教育一直是文学的传统主题，教育也一直是文学的重要作用。中外文学史上都曾有过堪称经典的教育小说，欧洲现代文学的起源就离不开成长小说与教育小说。但是，这些年来教育小说似乎渐渐地离开了文学的中心，这与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是不相称的。所以，我愿意将《行走的学校》称为教育小说，以期引发人们对这一创作领域的关注，重续这一文学传统。
（汪政，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南京晓庄学院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