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长篇小说:新时代文学的地质景观与现实意识

来源:文艺报 | 刘诗宇 (2023-03-02 11:10) 5981794

  2022年又是一个长篇小说创作大年,充分显示了新时代文学的繁荣状态。盘点长篇小说,挂一漏万不是谦辞,大海捞针之间,轻易就会错过一部大作;同时,越是较真于寻找文学史层面的问题和趋势,就越有被“无情打脸”的风险,一如无数在时间面前显得虚弱无力的预言。于是,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按历史现实、城市乡村、男性女性等分门别类,一二三四地概括内容。但创作上的时长与难度、文本的厚度与广度,都赋予长篇小说这种文体以相当独特的价值,让人忍不住关注其中流露的问题意识。时代精神的风从现实中升腾,拂过作家的头脑和笔端又抽丝剥茧于纸上,真的很难再找到这样一种汇集了群体性与个人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意识载体,作为我们理解时代的参照与范本。

  一、文学的“地质年代”

  盘点2021年长篇小说时,我曾提出“在海水与火焰之间”这个说法,当时跃动如火的革命史题材创作和深邃似海的现实生活题材创作形成了奇特的对照景观。时隔一年,这个说法可以更进一步,海水或火焰都是当下长篇创作的层次之一,文学现场呈现出既“丰富”又“整饬”的状态。如果用一个形象比喻,就是长篇小说的整体被区分成了不同“地质年代”——同一历史背景、题材下的小说在精神气质、人物形象、叙事机制上同气连枝,仿佛每一个地质年代都有着相对固定的属性和构成,侏罗纪的恐龙、志留纪的珊瑚礁不会出现在震旦纪的岩层之中。而文学史中的情形并非总是如此,例如,“先锋小说”中就兼有古今,写城市或乡村的都曾是“新写实小说”。因此,现在这种“地质年代”式的现象,或许正是长篇小说发展的趋向性特征。

  例如2022年有很多书写革命史与近现代历史的佳作,徐贵祥的《琴声飞过旷野》、水运宪的《戴花》、老藤的《铜行里》、苗长水的《老渤海》、庞贝的《乌江引》等都以各式各样的切入点,进入党史、新中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改革开放史书写,最终汇聚到舍己为人、融入整体的人物形象和思想精神谱系之中。

  又例如一些家族史、群像史叙事的佳作,包括王跃文的《家山》、邵丽的《金枝》、叶舟的《凉州十八拍》、叶弥的《不老》、王旭烽的《望江南》、葛亮的《燕食记》;或个人史叙事的佳作,如艾伟的《镜中》、魏微的《烟霞里》、鲁敏的《金色河流》、路内的《关于告别的一切》、冉冉的《催眠师甄妮》、笛安的《亲爱的蜂蜜》等都在一个宏大的历史框架中,用时间的流逝去推动人际关系的变化,也是让时间的流逝去抚平一切。

  还有一些正面书写新时代新征程的佳作,例如陈应松的《天露湾》、徐坤的《神圣婚姻》、关仁山的《白洋淀上》、付秀莹的《野望》、乔叶的《宝水》等,大时代的发展,会变为一种叙事上的关节和契机,终结、扭转情节和形象中蕴含的矛盾。

  除此之外,一如多篇长篇盘点中写到的,还有乡土文化、都市生活、生态文明、工业制造等很多题材类别。同类小说有着强烈的互文性,在同气相求中相互补充,形成一个更宏大的“时代文本”。题材分类学、故事形态学古已有之,这么说并非否认众多佳作的独特性与创意,只是常规的状况中似乎浮现出了独属于这个时代的风景。

  特别巧合的是,1922年,也就是正好100年前,鲁迅发表了《故事新编》中的第一篇小说《补天》(原名《不周山》)。小说写的是史前之事,但读起来却是很“当下”的,甚至当女娲造人发出“Akon,Agon”的声音时,我们仿佛是在读科幻小说。《故事新编》不是特例,上世纪30年代施蛰存也写出过《石秀》这样的作品,把现代的心理分析置入到宋代人的身上。

  所谓“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除了解构历史的客观性,是不是还意味着文学有可能为每一个历史阶段、每一种题材都赋予活生生的“当代性”,以及对于文学来说,当代的视野更能看到每个历史阶段的精神状态?

  二、“破层”的长篇小说

  这种情况下,我想谈一谈长篇小说“破层”——其实也是我们更熟悉的“破圈”——的可能性。

  首先是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和马伯庸的《大医》。《千里江山图》在文学界引起的轰动,一方面在于作品完成度高,既有革命的“千里江山”,也有上世纪30年代老上海的“万家灯火”,以精巧的叙事机制和非常扎实的细节描写,突显了主题创作的文学性;另一方面更在于曾经被誉为先锋作家的孙甘露,持起民族国家叙事的笔,开始用一种对于今天读者来说“好读”的方式进行创作。易君年、叶启年、崔文泰等反派形象的心理深度突破了革命史题材的既定范畴,更像是活生生的人。同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场景、氛围画面感强,情节冲突的展开方式有影视“运镜”的感觉,体现出当下人们熟悉的美感。据说《千里江山图》甫一面世影视行业已“望风而动”,他们的敏锐或许可以作为小说“当代性”美学的佐证。

  讨论《大医》,其实相当于讨论马伯庸“异军突起”式的创作在纯文学范畴内可能形成的启示性意义。从表面上看,他的小说颇有“演义叙事”味道,从史料的空白、反常处生发出“三分虚构,七分事实”,从非常朴素的正义观、道德观看世事变迁,反思权力与制度。但它在形态上和旧的“演义叙事”非常不同,近似于RPG(角色扮演游戏)任务设计的思路,和广泛见于游戏、动漫等亚文化中的热血美学,让小说的质感迥异于传统的历史叙事。历史的“道”与亚文化的“术”碰撞出了穿越性的火花。

  再就是刘亮程的《本巴》。《本巴》是一部优秀的作品,故事的原型史诗《江格尔》无疑是古老的,但是在《本巴》中,古老的史诗和现代性的体验却以奇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就像小说能把史诗英雄在不同文本层次、不同时间空间中的跳转写得像呼吸一样自然。大胆猜测,不同年龄段读者会被唤醒截然不同的集体性记忆,就像一代代读者曾经阅读《故事新编》或《石秀》时一样。我生长在E时代,我的阅读感受是,无论是《甲贺忍法帖》中令人瞠目结舌的忍术对决,还是《超时空接触》《星际穿越》中的多维时空,都不足以覆盖《本巴》中洪古尔、哈日王、赫兰斗法时的玄奇高妙,以及策吉站在高台上瞭望来去的时间、江格尔永远25岁的酒宴、“搬家家”“捉迷藏”等带来的奇特感觉。《本巴》反写了“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在文学的层面,所有当代瞬间——不止人物、事件,还包括情绪、时空观——就是历史本身。

  今年有两部市场反响相当好的作品,一是王朔的《起初·纪年》,二是易中天的《曹操》,两位作家都曾以非纯文学作家的身份火遍大江南北,他们不约而同选择用当代视野介入过去之事,似乎也从某种层面上佐证着“当代性”的意义和价值。

  三、具有“当代性”的心灵史

  今天长篇小说创作和阅读的起点在哪里?我很认同韩愈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在长篇小说的娱乐属性被影视、短视频、游戏等艺术形式分割、弱化之后(网络文学虽然篇幅长,但在这一点上应将之与传统长篇小说区别开来),无论对于作者还是读者来说,处理心灵、精神、思想上的“问题”与“困境”,就成了创作和阅读长篇小说的起点。作家们八仙过海,关公战秦琼也好,同人不同命也罢,2022年的长篇小说在强烈的互文性中从各个角度探讨着当代人的精神困境。

  阎真的《如何是好》是一部深刻的社会问题小说,主人公许晶晶重点大学毕业,却在踏入社会后节节败退,原以为学习改变命运、英雄不看出身的她,又在“社会大学”中重新“学习”了十年时间才在城市站稳脚跟。小说表现的不仅是普通青年女性打破阶层壁垒之难,更是直面当教育与人才缺口错位时大量青年人的迷茫心态与生存困境。当下大众舆论中的喜怒哀乐,既体现在生存意义的饥寒、生死、道德之上,也体现在无处不在的竞争以及攀比中,还有并无绝对衡量标准的贫富、荣辱给人们带来强烈的情绪波动。《如何是好》捕捉到了这种趋势,写出了水涨船高之际,还有沉默的大多数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他们在心灵上经受的考验与折磨,需要以文学的方式被记忆与周知。

  在张柠的《玄鸟传》里,家世显赫的孙鲁西延续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知识分子的形象谱系,贯穿儒释道,兼与欧洲、中东文化碰撞后,揭示了这样的道理:当代意义上的精神痛苦只能在行动中得到缓解,而无法在纯粹的精神求索中被治愈。如果对读《如何是好》和《玄鸟传》,许晶晶一定羡慕孙鲁西的家世,但孙鲁西的心理状态却未必比许晶晶更幸福,这种由于经验壁垒而形成的心态差异,在今天的现实中很常见。

  石一枫的《入魂枪》是纯文学中罕见的“电子竞技”题材,且是用浓郁的怀旧情绪写一种大众认知中的新事物。如果说《如何是好》和《玄鸟传》写的是“凡人”的故事,那么“瓦西里”张京伟绝对是网络游戏时代的“天选之子”,他“一发入魂”的射击绝技是进入不朽之境的入场券,可即便有最锋锐的入世之技,因为时间、环境差之毫厘,人生与命运就谬以千里,精神上的解脱与救赎仍然道阻且长。

  总有一些特殊的契机,像石子投入潭水,在命运中激起一串涟漪。罗伟章的《隐秘史》讲的是一个肉体、精神被压倒,感受到强烈耻辱的人,如何为自己构建出一个隐秘、错乱的心灵空间。李浩的《灶王传奇》,写的虽然不是现实,但在道家神话框架、轮回转世的故事中,传递的则是对生命有限、人心难测、世事难料的浓重感伤。魏思孝的《沈颖与陈子凯》让人想起渡边淳一的《失乐园》,寂寞少妇和闲散青年的邂逅终成悲剧,心灵上的空缺构成了比物质匮乏更不见底的深渊。

  蔡崇达的小说题为《命运》,这是一本关于“痛苦”的大书。如果人像一棵树,那么它讲的则是关于土壤下面看不见的根部的事。小说开端就是一群老人在与死亡对话,人类的很多情感体验都超越生死。小说为什么要写那么多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这不仅是《命运》留下的天问,也是文学留下的天问。

  从新文化运动到新时期文学,再到新时代的长篇创作,其实对于种种不圆满、不快乐、不平静的描写,都面向着古人所说的“物不得其平”,在文学本身的规律背后其实有着当代作家积极的入世情怀。细细观察,每个时代的文学面对人们的真实精神境况时,都有不同的审美取向和创作选择,但能被历史铭记的重要文学史时段里,文学作品不管书写成功还是失败、喜剧还是悲剧,一定有着强烈的介入意识和引导功能。当作家以真实、严谨的态度面对人心,文学才能以强烈的“当代性”与其他学科、其他行业共同站在时代精神的最前线。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