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卓然:《雨花台》的文学创新特点 胡卓然

来源:《新华日报》 (2021-09-28 17:01) 5960435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雨花台》,今年4月出版首发以来,以其生动的文笔、崭新的视角、深邃的思考,在社会各界受到广泛的好评,产生了强烈反响。作为全国首部展现雨花英烈精神的大型纪实文学作品,《雨花台》堪称是自1949年12月雨花台烈士陵园建陵后,至今70多年来最为重要的文艺作品之一。

  从文学理论的视野来看,纪实文学《雨花台》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拓荒”的努力,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创新意义。本文将对这些意义予以学理视角的详细分析和深度归纳。

  全景式内容的“拓荒”

  1949年12月8日至12日,南京市举行第一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为修建烈士陵的决议》,提出“在雨花台修建烈士陵园”。至此,雨花台正式走上“建陵之路”,这里也迅速成为全国著名的红色纪念地。从那时开始,以雨花英烈人物事迹为内容的各类文学作品不断涌现。笔者作为研究者,曾经纵览过70多年来数以千计的各类文学作品。全面比较研究后,发现这些作品均是以某一位或者同时期的某几位英烈事迹为内容而撰写的。尤其在纪实文学领域,从来没有诞生过将雨花英烈群体投入革命斗争为内容的长篇作品。在纪实文学《雨花台》问世之前,也尚未有过一部长篇文学作品能够以文学上的宏观笔触,尽可能完整地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意义的雨花英烈事迹收入其中。“全景式”作品长期付之阙如,留下一片令人遗憾的红色文学空白区域。

  纪实文学《雨花台》的完成,首次成功填补这一空白。该书写到的雨花英烈事迹,就文学作品而言,在时间跨度上首次完整横贯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历史阶段。书中出现的雨花英烈,其自身履历涉及到的革命史实包罗万象。书稿从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邓中夏在“五四”运动时期、建党时期的经历开始落笔,依托详细丰富的史料,叙述了邓中夏烈士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的历史贡献,以此呼应对建党百年的纪念。随后,又以娓娓道来的笔调,逐一详实地写到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各位雨花英烈的英勇奋斗、流血牺牲……

  从头至尾读完这本书就会发现,书中内容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端——1919年5月的“五四”运动,纵向一直写到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30年熠熠生辉的红色史实,与30年间雨花英烈各位人物的前赴后继事迹交相辉映。与此同时,书中写到的雨花英烈们从事的革命活动,也完整涵盖了从创建党组织、革命武装斗争、地下情报斗争、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根据地政权建设、策反工作、革命文艺创作等各个领域。雨花英烈从事革命活动种类的丰富程度,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全景式”的表现。

  因此,纪实文学《雨花台》以“拓荒”的气势,成功开启了在国家认同、民族认同视域之下全面书写雨花英烈群体记忆的新篇章。以文学理论视角来看,该书无疑达到了以往同类型雨花英烈主题文学作品未达到的高度和广度。

  “研究式写作”的创新

  纪实文学《雨花台》问世前,各类有关雨花英烈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是依托党史学界既有的研究成果或整理的烈士事迹资料而撰写,内容不可避免存在重复度高的遗憾,而纪实文学《雨花台》的创作历程,则同时又是研究和发掘的历程。作者何建明在此前多部纪实文学作品的创作之中,都有过“研究式写作”的成功尝试。在纪实文学《雨花台》的写作筹备阶段,何建明就前往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的档案库房,专门查询烈士档案卷宗。并且,他随后和研究人员合作,分析和整理此前未披露的重要烈士史料。在此基础上,诸多雨花英烈鲜为人知乃至不为人知的事迹细节,通过《雨花台》一书的创作,也随之从尘封的文献之中被还原出来,又通过生动的文学描写而融入书稿之中。

  作者“研究式写作”的努力,也让纪实文学《雨花台》的文字更加富有人文的温度。为了展现宏大的历史主题,《雨花台》一书的很多章节采取“集体叙事”的形式,但对人物的细致刻画,并没有因为“集体叙事”而被削弱。在历史洪流之中,雨花英烈个体对真理的追求,对时局的思考,对感情的珍视,对亲人的眷恋,乃至个人的喜怒哀乐……都通过细节被逐一流露在书稿的字里行间,再通过凸显语言张力的文学手法展现给读者。“研究式写作”发现的细节,成为这本书人文温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例如,书中写到党的早期领导人恽代英,有多个历史细节来自作者查询档案时阅读到的恽代英夫人沈葆英留给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的回忆资料。其中恽代英和妻子在狱中见最后一面诀别时,那些感人至深、震撼人心的对话记录,是当年沈葆英专门留给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的珍贵历史见证,这次首次在文学作品之中予以完整披露。其中,沈葆英回忆恽代英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费心照顾好孩子,我不会忘记你的”后,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了”。恽代英那一句在生命即将结束时留给妻子的告别语句,充满了对家人恋恋不舍的深情,而告别之后的毅然决然,则展现了革命者永不动摇、视死如归的高贵气节。又如:书中关于少年雨花英烈袁咨桐在南京读书期间许多课余生活的细节,也都来自于作者到雨花台查询档案时,从浩如烟海的馆藏文献之中找到的亲历者回忆。这样的细节首次因为“研究式写作”而融入书稿,极大丰富了烈士的生平经历,让读者读到有血有肉、会喜会愁的真实人物形象,从而增加了烈士甘于放弃一切、走向牺牲时细节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独特视角的运用

  以往各类雨花英烈主题的纪实文学作品,作者创作时的叙事视角都是以“旁观者”“学习者”“歌颂者”的视角为主。这种传统的叙事视角虽然已被读者熟悉和习惯,但个体的思考和评述,往往被“集体叙事”模式掩盖和遮蔽。雨花英烈事迹作为红色文化资源的“富矿”,呼唤着新的创作者以创新乃至“拓荒”的气概,采用全新而有个性的各类文学手法,来打造让人耳目一新的红色精品。

  纪实文学《雨花台》的作者何建明,将娴熟的创作技巧、卓越的创作才华和旺盛的创作热情熔铸到这部作品之中,巧妙启用了个性鲜明的“我”视角。这一明显区别于以往普遍采用“他”视角的新尝试,成功引出了文学上的动人魅力。

  读者能够看到,可歌可泣、彪炳史册的英烈事迹细节,恢弘澎湃、荡气回肠的“大历史”视角,都在这本书中和作者独特而又独到的个人视角结合在一起,形成独家的个体思考和人文评述。例如,作者在撰写党的早期军事干部金佛庄烈士的有关内容时,也一并记载了自己挖掘金佛庄事迹细节的努力,来自作者内心的炽热语句在书中比比皆是,让每一位细读至此的读者为之动容和共鸣。

  何建明不仅是全景式撰写雨花英烈事迹纪实文学的首位“文学创作者”,实际上又兼有“史实发掘人”和“事迹评述人”的身份。而采取“我”视角的长篇作品又同时运用“研究式写作”形式,在纪实文学领域暂时还较为罕见。自雨花台建陵以来,在以雨花英烈群体为书写对象的各类长篇文学作品里,更是第一次同时采用,创新意义毋庸置疑。

  据此,纪实文学《雨花台》毫无疑问将成为雨花英烈主题文学作品中填补历史空白之作,也为今后涌现更多“全景式”展现雨花英烈事迹的长篇作品开了一个好头。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雨花台红色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雨花英烈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