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地书写、成长叙事与新都市文学
伟大的作家总是难以归类的，而经典的文本总是给阐释带来新的挑战。当代文学史上历来不乏以乡土文化与民间历史为核心的大地书写，也从不缺少以灾难贫穷和奋斗挣扎为主题的苦难叙事，二者都产生过一批令人瞩目的史诗性作品。赵本夫长篇新作《荒漠里有一条鱼》以百余年来黄河故道荒漠中的鱼王庄的变迁为背景，以老扁、梅云游、螃蟹等为主人公，描写了一代代鱼王庄人屡经磨难，顽强不屈，始终坚守种树信念以改变生存环境和延续后代，终将荒漠变为绿洲。小说以生命尊严的建构刷新了大地书写的浩瀚境界，以自由精神的重塑开辟出苦难叙事的崭新路径，并在二者相结合的意义上完成了一次划时代的跃升，可视为当代文学该题域之内的扛鼎之作。
《荒漠里有一条鱼》作为大地书写的文本，既写出了人类精神异化的根源和趋势，也构建着人类抵抗心灵异化的途径。“大地书写”是赵本夫个人标识化很强的一个审美特质，但又在他的创作史中不断地改写和增添着大地书写的内涵。过去我们更多的把赵本夫笔下的大地书写与一般所说的乡土小说等同起来，同时也更习惯于在城市文明与大地自然的对立框架中理解他小说的文化意蕴。赵本夫用他的不断自我更新的文本表明，以前这些题材归类的阐释方式已经越来越落后于文学本身了。在《荒漠里有一条鱼》中，大地意象被赋予了更新颖更丰富更深刻和更具超越性的内涵，换言之，作家重新建构了大地伦理。大地意象不是土地、乡土的简单对应，而结合了国民性的重构、人性结构的重新探索和生命意识的觉醒几个层面。大地意象在小说中，并不像一般理解的是单纯崇拜的对象，而是敬畏的对象；不是单纯的自然崇拜、生殖崇拜或者生命崇拜，而是对大地上的生命规律的尊重，是对大地上的生命精神的发现。小说这样一种新的叙事形式可以为我们重新理解百余年来中国文学的思想原型与审美问题提供别开生面的路径。而另一方面，赵本夫在以荒漠里搁浅的一条鱼为象征意象建构起以生命至上为原则的大地伦理的同时，也同步并合乎逻辑地为苦难注入了新的审美内涵，为当代文学的苦难叙事开辟了新的路径和境界。
王尧的长篇小说《民谣》描写了上世纪70年代初短短几年间一位名叫王厚平的少年在家乡江南大队的生活片段。匠心独运的追忆式叙述、带有鲜明的“小说革命”锋芒的文体创新，使貌似简单的小说故事容纳了极为厚重的生活容量和让人挖掘不尽的审美意蕴。作家于“我外公”的革命史、“我奶奶”的家族史、王厚平的精神成长史、勇子一辈的奋斗史、“一个村庄的变迁发展史”及“一个民族的自我更新史”等多个纵深层面的交织中，实现了个体与历史之间联系的重建。小说发表后迅速引发震撼与热议，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阐释渠道和学术观点。我初读《民谣》时突然想起多年前第一次接触到萧红《生死场》的感受，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原来故乡可以这样叙述，原来叙述者与历史的联系才是审美世界藉以建构的原创领域！
在我看来，《民谣》是一曲“多声部的民谣”。就如同音符是简单的、固定的和有限的，但它们形成的旋律却可以是复杂的、创造的和无限的，它的最大特点即在于通过不同声部、多元调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一种独特的话语结构，完成对于同一件事物的全新叙述。从莫庄到江南大队的转换、革命史与家族史的纠结、运动中不时发生的死亡悲剧，等等，如果孤零零地看，《民谣》中的这些方面我们完全也可以在其他人的小说中相遇，但在王尧苦心孤诣营造的审美世界中，它们被赋予了独有的内涵，也牵引出无数的考察视角。《民谣》的声音当然不是那种全知视角下的声音，也不是第一人称视角下有着单一来源的惟一声音。尤其重要的在于，它也不是像有论者所评价的那样是现在之“我”与少年之“我”对话的两种声音。由两个“我”构成的双声部叙事，是我们分析一部追忆体文本的重要方法。这一方法实际上有个前提，即作为叙述者的“我”与回忆中的“我”都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而且前者对于后者而言具有裁判、重新认识和重新定义的权威性。但在这曲多声部的民谣中，既没有这样两个明确差异的清晰的“我”，也没有二者之间那种叙述与被叙述或者后知后觉者与懵懂成长者的等级关系。从题为《<民谣>的声音》的创作谈中，我们发现作家非常清晰地告诉读者，他在重建“我”与“历史”的联系的时候，“我自己的清醒、困惑、迷失、寻找、反省、愧疚、欣慰等在这个过程中时隐时现。也许我并不是在寻找自己，我只是询问与我相关的一段或几段历史的那一部分。”
“我”追忆中的王厚平与叙述者王厚平之间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区别，甚至“最初他身上有我的影子，后来他在成长中影响了我”，两个王厚平之间是模糊的，到底是前者影响了后者还是后者影响了前者，连作者自己也分不清了。细思之，与其说二者之间是两个界限不清的“我”，倒不如说是因为两个“我”之间其实存在着无数个“我”，无数个变动不居的流动性的“我”。正因如此，小说的叙述声音同时回荡着无限多的声部，小说第三章如是说：“我一直回忆我在这个村庄的出场方式。我知道这很可笑，但在不断的回忆中，我摸清了自己的来龙去脉。许多人糊涂一辈子，一个人今天的样子其实与昨天有些关系。”其中的话语与潜话语的多元对话，构成了《民谣》的基本叙事方式。当时的“我”、现在的“我”，成长中某一阶段的“我”的声音都会突然介入叙事。失去了与历史的血肉联系，个体不复存在；而失去了与历史的内在互动性，完整的“我”亦不复存在。“我”的叙事声音在破碎与完整之间所构成的审美张力，就这样将个体与历史之间的联系打碎并重建起来，其中还有许许多多值得继续探询的空间。
房伟的《血色莫扎特》是一部集强烈的故事性、悲剧性、现实感于一身的一代青年的成长史。小说的主人公们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于90年代步入社会，小说即以一桩轰动麓城的“钢琴王子杀妻案”为线索串连起70后出生一代酷烈的90年代记忆，特别是以作家本人有着切身体验的90年代国企改制为背景，围绕葛春风、夏冰、韩苗苗、吕鹏、薛畅等人物形象，深刻细腻地展现了他们在大时代改革转型过程中的人生体验、爱恨情仇、喜怒哀乐和精神振荡。小说以悬疑手法围绕两条线索展开叙述，明线是针对“韩苗苗被杀案”的追踪,暗线则是冯露、夏雨的复仇，在两条线索的复杂交织中，牵引出人性的罪与罚、个体心灵的疼痛与成长、文化转型期人们心理的剧烈动荡和社会变迁。这是一个当代作家尚未充分关注、值得继续挖掘的文学领域。
李樯的《恋爱大师》针对当下题材、都市生活、婚恋爱情，是2020年江苏长篇小说的重大收获，也是新都市写作的代表性文本。小说故事的主要线索剧情十足，从一档新锐电视相亲节目《非爱不可》的上马、加热，到大红大紫，再到盛极而衰无奈转型。这一过程充满了一批参与者台前幕后的喜怒哀乐与职场斗法，而主人公男主持人马丰和女制片人王小迅之间情感的纠葛和演变构成了小说的叙事重心。王小迅是一个试图用理性规划爱情和生活的职业女性，她自信地列出计划表并加以实施：大学毕业后用五年时间为事业打基础，到28岁领结婚证，28岁到33岁争取事业有成，33岁以后正式结婚生孩子。爱情与事业、财富与地位，这些东西真的可以成功地被理性设计和规划安排么？错位的爱情有复位的可能性么？小说非常大胆并细腻地展现了新世纪以来的都市情感百态，同时也对当下都市爱情价值进行了深刻的理性思考，既有反思和批判，也有纠偏和正名，于幽默诙谐的叙事格调中容纳进引人深思、催人猛醒的审美力量。
雪静的《荣华富贵》亦是以曲折的剧性演绎都市男女情爱故事的长篇力作，其中的男女主人公都充满了对生活的算计，对人与人之间利益的算计，对情与色的算计，但最终在无情的岁月面前，个体与时代的关系方显出真正的价值。小说以上世纪20年代中叶的上海为背景，交织了军阀混战时期动荡社会的重重黑暗，三位官太太一朝醒悟，冲出家庭，奔向街头。小说题名《荣华富贵》充满了强烈的反讽意味，堪称是民国初年的“海上繁华梦”。凌鱼的《红线青衣》取材于唐传奇的一篇小故事，虚构了作为背景的无锡城，借助一场轰轰烈烈的寻水运动，既真实地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众生面，也魔幻般地展示了人性的复杂现实。故事的朝代时间模糊，不时穿越于古代与现代之间，但贯穿其中的“后身体”元素、科幻手法、侠义精神、人类的飞行梦想等颇具吸引力。
二、地方史与行业史，乡镇叙事与民间史诗
2020年江苏长篇小说作家特别关注地域文化史，着力挖掘具有地方色彩的家族史、民间史。在进入这一烙印着作家主体个性的题材领域时，有的作家从作家本人非常熟悉的行业领域切入，有的则从家族产业传统入手，由此交织进人性的变化与整个社会的变迁，在地方史的基础上又涂抹上行业史、家族史乃至民间史诗的色彩。
乐心的《十八拍》就是一部集江南古镇、地域文化、百年风云与生活史诗于一身的大气之作。这部长篇小说聚焦于江南小镇郭、陆、孙、万四大家族的百年风云，如封面推荐语所言，追寻“人间烟火众多生命的悲欢交集”，“在河流般流淌的十八拍里，照见一个时代的背影”。小说虚构的叫东湖镇的地方，系以地处吴越文化交汇处的宜兴周铁为蓝本，地理文化环境特色鲜明，有山有水，兼有农业渔业，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小说对于婚丧嫁娶、日常起居等风俗民情的描写极为鲜活、丰富、细致而传神，颇具地域生活史与百科全书的独特价值。另一方面，小说对于贯穿全书的主人公传能等人物形象的塑造力避抽象化和符号化，潜心挖掘他们性格的丰满与变化，挖掘他们心理世界的复杂性，从中我们颇能感受到作家对于风情史、生活史的建构绝不拘囿于形式层面，而是对于以“人”为核心的精、气、神的深层把握。串连起整个故事叙事的道教经典音乐《十八拍》正从旋律上暗合了小说的深刻主题意蕴。其中的主调与副调象征了家国命运与个体人生的交织，或悠扬或急迫的节奏则仿佛悲欢离合的人生变奏，小说中一句“沧海横流，活出人样”更是点明了主旋律的宗旨，幽深隽永的审美意趣令人回味无穷。
杨树军的《滴滴香》用长篇章回体小说的形式，以板浦古镇为背景，以闻名于世的汪恕有滴醋的第三、第四代传人的经历为原型，叙写了一个家族行业或者说一个特殊企业的传奇史。小说一方面通过描写汪家醋业历久不衰的神奇和秘密，形象地揭示出“恕心能及物，有道自生财”的深刻内涵，另一方面则通过准确细腻的细节刻画精彩地诠释了当下时代所需要的“工匠精神”。在千年古镇板浦的历史文化与当代民族精神的结合中，小说叙事呈现出气势宏阔的审美意蕴。
颇有意味的是，黄宜鹤长篇小说《八卦滩》亦以与《滴滴香》具有相似背景的板浦镇为叙事空间，不过《八卦滩》写的不是醋业，而是盐业。民以食为天，醋业也好，盐业也罢，这都是与老百姓世世代代的生活与生命延续息息相关的行业，其中既刻印着社会与时代风云变迁的缩影，也涵纳了民族精神的走向和仁人志士的心路历程。小说叙事聚焦于晚清时期板浦镇上盐官、盐商和盐民的生活方式与精神状态。着重塑造了一位叫姜荣的秀才，他在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下，在八卦滩率先进行改革，将传统的盐号改成盐业公司，通过公开募股、筹集资金、扩大生产等现代经营方式获得成功。但改革者触动了保守派的利益，一场晚清时期常见的新旧之争在八卦滩，在一个古老的行业展开。小说故事叙述别开生面，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行业史与风俗史相交织佳作。无独有偶，陆秀荔的长篇小说《海棠汤》非常精彩地书写了一间老浴室的变迁。在这个特殊行业的经年变迁中，交织进富有时代色彩的社会动荡与爱恨情仇，以此揭示人性善恶的嬗变，令人耳目一新。
江苏南通是改革开放以来享誉全国的“建筑之乡”，南通作家蒯本佑以一部 《一代工匠》将这一题材进行了艺术化的书写，在奋斗史与行业史独辟蹊径的描写中，弘扬了时代需求的“工匠精神”和开拓胆识。小说以开阔的视野和恢宏的气势展开叙述，从明代蒯祥建故宫写起，到苏通工匠兄弟远赴大庆、西藏和新疆等地拓展事业,再到改革开放以来频繁的援建项目、外向型业务、跻身国际建筑市场等。以主人公蒯本龙为代表的建筑工匠既经历了风雨和成长，也创造了行业奇迹和成功神话，尤为重要的是，小说着力挖掘的重心不在于他们的致富之路如何辉煌，而是体现其中的原创奋进意志和那种自我实现与服务社会相结合的理想主义精神。
徐云峰曾经出版过以溧阳梅岭和梅岭玉为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玉雕师》，融世代相传的家族秘密与玉石的美丽传奇于一体，体现出了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与民族精神。2020年他继续开掘这一擅长的题材领域，出版了《梅岭玉的传说》。这部传奇性十足的长篇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名叫风的少年英雄形象。他来自远古部落，出生于狼窝，后来在对抗外敌入侵的斗争中带领自己的部落克服千难万险，征服了鬼族，并找到了可以通灵的梅岭玉石。风成为了玉的拥有者，也成为天下众王至尊。小说情节曲折，以优美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体现出重述神话的叙事开拓性。
江瀚的《那年榴花红似火》写的是一群满怀理想和激情的北京知青到苏北沭阳插队落户的故事，细腻生动地描写了一个个青年在新环境中的成长故事，可谓是“新知青文学”的收获。
得力于丰富的生活经历以及特殊的行业体验，王顺法的两部长篇小说《苏南的雪》与《琉璃红琉璃黄》均以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个世纪末以来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为背景，表现出个性鲜明的乡镇叙事、企业改革与地域文化相结合的审美特征。《苏南的雪》成功塑造了王子清这位陶瓷行业的农民企业家形象，上个世纪末，在新的经济改革政策的吸引下，他与同道们大胆投身陶瓷产业，充分利用本地资源，探索这一古老行业现代化转型的出路。他的《琉璃红琉璃黄》则聚焦于宜兴乡镇企业起步阶段的琉璃瓦工业化生产及其发展，描绘了以夏朝颜为代表的农民企业家既善抓先机勇于开拓，又不惧失败敢闯新路的成长史与创业史。两部长篇小说都生动传神地再现了陶都大地上演绎的动人故事，深刻地触及了“苏南模式”这一创业神话的内在精气神，具有不可取代的审美价值和时代性。
在乡镇叙事领域，2020年江苏的长篇小说创作表现出色，不少作家纷纷奉献出既独具个性又散发着时代色彩的精品佳作。洪峰《选择》故事叙事的对象有准确的针对性，也是作家自觉进行审美“选择”的一个结果。小说以上个世纪60年代出生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人生经历为叙述重心，并通过复杂的人物关系向上追溯历史之根，向下追踪一代人的人生走向，于淮安城乡的社会变革与生活变迁中探寻生命存在的哲理。在独特的时间、空间、群体以及独特的人生际遇之中，小说精彩地写出了一代人的艰难与机遇、隐忍与坚持、共性与个性、成就与局限。“选择，伴随你的一生……”借助主人公的诗句，作家对一代人的存在主义哲学进行了魅力独具的美学阐释。
霍云的《落纸云烟》与洪峰的《选择》在叙述对象上有着不约而同的选择。《落纸云烟》的故事重心亦上世纪80年代为背景，与后者不同的是，它无意于全景展开80年代叙事，而是以一群工业专科学校的学生们为核心，将他们的青春脉动与迷惘困惑，他们走入社会后在改革开放和时代变迁中的拼搏与成功、摸爬滚打与人生阵痛等描写地细腻逼真，令人感动。
与上两部小说的主人公的年龄相仿，孔锐长篇新作《老马》也着重塑造了一位60年代出生的人物形象。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将自称“儒商”的马琪40余年生命历程进行了细腻鲜活的描绘。故事叙述从老马下乡写起。他因为迷恋上班花周燕，吟咏着“走过千山万水风风雨雨，我也要寻觅你美丽的踪迹”的情诗，追随她下乡锻炼。后来，他又经历了那代人常常会遇到的一系列转折。从高考落榜，参军入伍，到军队立功，就读军校，再到转业返乡，就职机关，再到结婚生女，下派蹲点。再后来妻子重病，他辞职下海，为追债远赴异国他乡，为还债赴日本打工。终因巧遇松田，成就了他新的事业。小说采取的是第一人称双重叙述视角，经由牙医“我”与老马的自我叙述，这些曲曲折折、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没有流于流水帐般的情节铺排，而是充满了充分的生命意识与理性反思精神，将人与苦难、与社会、与世界以及与自我的关系进行了多层面的挖掘，尤其是老马身上所体现出的爱、责任与道义担当，使这位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焕发出独特的伦理气质和思想魅力。
在改革开放40年的审美聚焦中，作家们关注非常集中的还有基层干部形象。周花荣的长篇小说《逐梦绿野》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典型。小说主人公林辉原任潮港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受工作能力突出，被调往偏僻贫穷各项工作指标全县倒数第一的兴海镇任党委书记。起初他有点想不通，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与担当以后，毅然赴任，决心接受挑战。除了林辉，还有陆斌、刘海东、吴支书等基层干部形象都是小说中比较重要的人物形象。从长篇小说反映现实生活的要求来说，这一群体是一个具有独特价值的叙事视角。向上，他们联结着整个国家政策的走向和大的社会环境，而“乡村振兴、脱贫致富”即是林辉上任的使命之所在；向下，他们直接与老百姓的日常生计打交道，直接面对着农民群体的思想心理和情绪；而对于他们自身来说，是否能够“勇担当、善作为”也正是自我价值如何实现的问题。小说取名“逐梦绿野”，一个“梦”字既暗指中国梦之大，也具象为一个个老百姓的梦想，而这一切又何尝不正是基层干部的事业之梦呢？火热的生活与绿野正是追逐梦想的广阔天地。小说极为真实细致地描写了主人公如何走村串户，深入生活，如何调查研究，熟悉民情，如何整治工作作风，终于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尊重。非常可贵的是小说没有将林辉绿野追梦的工作简单化、平面化，常常是如履薄冰，如有些村干部的懒散作风，官场诬陷，村民上吊死亡，群众聚集闹访，等等。这些描写，将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充分表现出来，体现出作家把握重大题材的高超的审美功力。
陈进的《大湖长歌》也是一部在乡镇叙事与基干部形象塑造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的长篇精品。作家本人与小说的主人公肖然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任过助理、秘书、科长、副乡长、副书记、镇长等职务，一步步走过来，个中甘苦体验不言而喻。而故事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也使小说带上了一定程度的“自叙传”色彩。与《逐梦绿野》“乡村振兴、脱贫致富”的主题背景有所不同，《大湖长歌》聚焦于乡镇对农村土地的转型和变革的“产业调整”问题，围绕着这一转型，主人公于重重困难之中走出一条令人感情的放歌追梦之路。肖然身上所体现出的柔中带刚的工作作风、韧性低调的个性特征、不懈追求梦想的坚强意志等等，都成为小说打动人心的内在品质和审美力量。
同样是以改革开放40年为背景，车军的长篇小说《城市麻雀》力求为苏北农民工进城立传，主人公皮财福是改革开放后农民工进城潮的第一代，一家人从捡垃圾、摆路边摊、修自行车、卖水果等开始，到后来做布匹生意，经营饭店，再到经营塑料工艺制品厂。三代人用勤奋的双手，一步步摆脱贫穷，走向富裕。更为重要的是，在作家笔下，他们身为农民工，并没有像有的文学作品那样对底层人物有着类型化想象的缺陷。颇家老小也远离自恋和敏感，但不乏基本的自尊与精神追求。城市麻雀虽小，但能够翱翔于时代的天空。颇家在融于城市生活以后，依然保持良好的家风家规，不忘反哺家乡。小说从一个侧面独到地写出了40年来的清江浦城市市民生活史，既别开生面，也引人深思。
同样是以改革开放40年为背景的底层书写，孔令玉的《女儿吟》则将审美的重心置于世纪之交转型期的苏北农村底层女性，独到地描绘了她们的生活状态与精神世界，更写出了她们的主体性。这几年国内长篇小说创作中，有几部能够出色地写出底层女性的挣扎成长并走出困顿实现精神的自由，我印象最深的有赵德发长篇小说《山海经》的主人公吴小蒿、王大进长篇小说《眺望》的主人公汤小兰等。《女儿吟》的主人公完全可跻身这一典型形象系列。偏僻的环境、生活的贫寒、爱情的打击、多重的压力、命运的不公，这些都没有中止江小晟追求未来的步伐，更没有击垮她的思想意志，没有夺取她的精神操守，她百折不挠的生活勇气、生命热情与克己隐忍的精神品格，便她一步步走出自己的奋进之路，并在文学写作中找到自己的自由与责任。小说带有较大程度的自叙传意味，作家在江小晟身上灌注了充分的生命体验和情感寄托，这使得这一人物形象具有特别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三、战争题材与抗战小说的新收获
时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江苏作家在战争题材、抗战叙事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张新科的长篇新作《铩羽》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张新科十几年来长篇创作频出，引人瞩目。在审美精神上，他长篇小说具有善于驾驭宏大题材，书写恢弘史诗的现实主义气魄；在思想气质上，表现出极力发掘历史资源，融铸精神信仰的人道主义情怀；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善于立体化、动态化地刻画个性鲜明、真实丰满的典型性格；在艺术技巧层面则善于营构精巧而谨严的戏剧结构，善于在文化与心理层面上构建尖锐复杂的艺术冲突，同时也善于以生动贴切的叙述语言和气韵充沛的叙事情调引发出巨大的艺术感染力。《铩羽》以洋洋50万字的篇幅，在上述四个方面的艺术特征的基础上，锐意创新，可以说又达到了一种新的高度、新的境界和新的成就。小说非常精彩地书写了抗战时期徐州会战前夕云谲波诡的谍战风云，表现出大气厚重的思想魅力，也表现出构思缜密、气韵浑厚的审美风格。张新科是一个深谙艺术创造规律的作家，同时更是一个不为思想主题而牺牲艺术规律的坚守者；是一个尊重审美创新的作家，同时更是一个不为艺术技巧而牺牲人心勘探的思想者。这部小说最大的特点是以超越的审美精神写历史，以人的视角写战争，从性格的角度写人物，以变化的方式写性格，从精神的层面写性格的成长，从心理的角度写不同性格的成长与冲突。
小说的“引子”一上来先引用了中国《山海经》与日本《三大鬼怪》关于九尾狐的传说，这自有其深意，小说写的是中日战争，但不会为写战争而写战争，无意于为写谍战而写谍战，作家不会只关注斗争的成败，也无意于停留在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表面现象；而是从民族性格与个体性格切入故事，从文化传统与审美传统追溯源流。这为该部小说笼罩上一层浓浓的文化气韵和审美气息。小说在整体叙事结构的设计颇具匠心。在叙述的时间结构上，前后共五十章，分别围绕着中方主人公的故事与日本主人公的故事展开，中、日主人公的故事讲述交替进行，而且先从日本主人公的故事讲起，这也非常特别。五十章故事先后又形成“风起”“云谲”“日烈”“月残”四个部分，如一年四季构成了艺术上一个完整的闭合，同时它也是敞开的，风云日月，更像是打开了一个空间结构，年复一年，天道循环，报应不爽。
更特别的是小说的名字“刹羽”二字。一般抗战题材的小说或者一般的战争小说，如果小说的名字带有动词，即具有动作性的话，那么这一动作的主语必定是正面主人公，必须是正义的一方、英雄的一方，像“借枪”“潜伏”等。“刹羽”二字却完全相反，这一动作的主语反而是日本人。其中深意需要仔细体会。小说一开始，这样写道：“一整夜的疾风骤雨后，红红白白的樱花花瓣铺满了人行道。早起的路人轻手蹑脚，生怕踩痛踏伤这些美丽的尤物。”樱花是日本的国花，也象征了日本的民族审美精神。它是短暂的，也是美丽的。但是，小说接着写道：“此时有一人自远处走来，但见他昂然前行，全然无视脚下的落英，经行处，花瓣顷刻被碾进泥浆。”这个人就是上杉英夫，现在还带有一股“凛冽之气”。这个细节其实很重要。上杉英夫并不天生就是日寇，日本民族审美文化并不天然就带有侵略者的强大基因，就像樱花一样，它们本来是正常的美的，但是这个年轻人现在对樱花毫无感觉，甚至一脚就将这么美的东西无情地揉碎，更无驻足伤感之情。这里在暗示，是可怕的军国主义将日本推向一条不归之路，也是可怕的侵略主义利用了上杉英夫上进好强的性格，将他异化、打造成侵略者。小说一开始就是写上杉英夫如何变成田中太郎的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说，《铩羽》战争叙事的超越性及其深层人学情怀特别值得关注。
同样是50万字的长篇新作，同样是抗战题材的重要收获，魏嘉陵的《特别党产》亦有特别的审美创新。小说采取了特别的视角，即以抗战时期经济领域的复杂斗争为主线，艺术地展现了一段不为人知的隐秘党史和特别党产。剧烈冲突的正面战场与潜伏敌营的地下斗争都是英雄辈出的领域，谋求粮草，经营党产，同样是一条不容低估的火热战线，同样诞生了可歌可泣的人与事。尤其是《特别党产》将审美视角聚焦于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壮大伊始的困难时期，那时的经济状况更是与人民军队的未来生死攸关，经营特别党产对于我党我军的非凡意义不言而喻。小说的叙述从小视角切入，以活跃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连长陈大龙与母亲、未婚妻为主人公，细腻生动地描写他们如何筹措新四军战士的御寒棉衣，如何支持党中央活动经费，如何帮助新四军组建骑兵部队，等等。在这条经营党产、护送党产、保护党产的特殊阵线上，他们既要深入民间，又要与敌人斗智斗勇，情节真实丰满，扣人心弦，生动地诠释了那种“金钱面前不动心、困难面前不动摇、敌人面前不退缩”的特别党产精神。小说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特点是在环境描写、细节刻画等方面充满着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洪泽湖的地理风光、苏皖边界的民俗风情都合情入理地融入故事叙述之中，体现出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的现实主义精神。这也是《特别党产》的特别魅力之所在。
与写苏北抗战题材的《特别党产》遥相呼应，顾坚长篇小说《火苗》的抗战故事则在江南水乡展开。其实，《火苗》的叙述重心也不在正面的战争烽火，侧重描写的也是另一种“特别党产”，即党如何壮大起来的秘密之所在。故事围绕新四军营长张正负伤在乡下养伤期间如何发动群众、如何发展组织、如何争取中间派人士展开，表现了共产党员在群众中像一朵火苗引发燎原之势的“播种”精神。另一方面，小说还特别细致地描写了张正如何从一个地主家庭走出并成长为共产党员的曲折过程，同时也生动地反映出蜈蚣荡和麒麟镇百姓从最初的惶恐隐忍，到坚定团结、痛击邪恶的转变过程。何为火苗？火苗何来？正如小说中岳群与张正的对话：“这半年多来，你利用在蜈蚣荡养伤的机会，像一粒火苗一样燃起了当地群众的抗日烈火，功劳很大啊！”火种与大地、英雄与民众、苦难与解放、战争与真理，正是这些历史元素的综合交织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另外，刘永春的《雨娘》、鲍宜龙的《江南烽火》等也都是颇有特色的抗战题材长篇创作。
作为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的长篇小说，陈十的《黎明之前：宁强剿匪往事》以解放初期发生在陕西省宁强县的剿匪肃特行动为历史背景，艺术地再现了70年前秦巴山地的峥嵘岁月。小说融传奇性、可读性、地方性于一体，既细腻逼真地描绘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风俗人情和历史变迁，也出色地塑造了一批气质鲜明、性格丰满的人物形象。主要人物段远鹏早在解放前就在当地组织游击战，身经百战，智勇双全。后来段远鹏成长为解放军主力师的师长，又亲自挂帅来宁强指挥剿匪作战。宁强一带地处偏僻，地形复杂，再加数百匪众狡猾残暴，穷凶极恶，使得这一场剿匪行动殊死搏斗、惊心动魄的程度不亚于正面战场上的浴血奋战。正是在扣人心弦的情节冲突中，红军战士、解放军指战员、地下党等典型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而李树敏、刘青云等反派形象也没有被漫画式地加以类型化和简单化，也写出了他们不同的个性和复杂的心理，显示出小说创作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艺术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