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江都的我，在“倒春寒”的日子里嗅到了某种不祥。特别是22日这天，雨就没有停歇的意思，好似天漏了一般。下午时分，我突然收到梅老的女儿大双发来的微信：“我敬爱的父亲走了！”我心头一惊，夺眶而出的眼泪和老天一起哭泣。大双说：“父亲走得很安详。他说他走后不要放哀乐，要放《友谊地久天长》。”你看看，梅老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的生命之火熄灭了，还要用他的精神之光温暖别人。
时间回到1984年11月29日，这是梅汝恺先生生命的高光时刻。波兰驻上海总领事柯瓦尔代表波兰政府文化艺术部在南京授予先生“波兰人民共和国文化艺术奖章”，以表彰他“使中国人民在深刻了解显克微支创作方面做出了贡献”。这是江苏文学界第一次获得外国政府奖，它不仅是梅汝恺的光荣，也是中国作家、翻译家的光荣。
但是生命的惨痛之处是，梅汝恺是在时乖命蹇、忍受着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折磨中开始翻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鸿篇巨制的。我们将镜头拉到1957年冬，血气方刚的梅汝恺与方之、高晓声、陆文夫等文学青年组成“探求者”文学社团，真的是激扬文字、书生意气呀！不料当头一棒被打成右派，又一脚踹到扬州劳动改造，高强度的劳作，逼得他一次竟要拎8只水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面对的是踏三轮、拉板车、扫厕所的艰辛与沉重。从天堂跌入炼狱他悲痛欲绝，对于志存高远的青年作家来说，残酷的现实如同严寒霜冻禁锢着他的灵魂，他觉得自己真的是行尸走肉了！但是，在“身处江海，志怀邦国”的信念支撑下，他最终从沉沦的“小我”走了出来，在一种极其恶劣的政治环境和“一箪食，一瓢饮”的茹苦含辛中开始了他自我救赎的“慢慢长征”，以一种超人的毅力开始了《火与剑》与《君归何处》的译著。他住的防震棚盛夏热得似蒸笼，寒冬西北风像恶狼从门缝窗隙里钻进来，雨天更是外面下大雨棚里下小雨，但是梅汝恺将这一切都置之度外，硬是将《火与剑》来回译了三遍，稿子摞起来都齐胸高了，孜孜不倦地追求译著“博观取约，含英咀华”的信达雅佳境。梅老后来在《从波兰的显克微支“拿来”》一文中回忆道：“六年之内，溽暑酷寒，夜夜劳作不辍，写下的累积字数不下480万言，可谓心已呕矣，血已沥矣。”
穿过历史的迷雾，我看到在一灯荧荧的斗室里奋笔疾书的梅汝恺，他的心头轰鸣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绝不能让命运使我屈服”。而我从此刻的梅汝恺，想到了高尔基笔下的丹柯——他剖开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高高举在头上，燃烧的心发出光和热照亮了前进的道路……是的，在那十年浩劫的“牛棚”里，在那风雨如晦的慢慢长夜，梅汝恺的胸中涌动着“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凄美与悲壮，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到那春暖花开的日子，并不敢奢望这些译稿在他活着时能与世见面，只是期望“在未来的时日里，这些笔迹褪色的遗稿，或还可为祖国的新生报效于万一，”他坚信“人心不死，艺术不亡，”他是一个盗火者，他是文学的普罗米修斯……
说起我与梅老的相识与交往，还真有几分戏剧性。1996年12月在南京参加省六次文代会期间，我去拜访与我同名且神交已久的贺景文。进入房间，我看到一位长者正躺在床上看书，就悄声问贺先生：“他是谁？”贺先生轻声答：“一位老作家，梅汝恺，梅老。”老实说，我孤陋寡闻，并不熟悉这个名字，只是出于礼貌才上前问好。梅老当即坐了起来，我这才看清他宽阔的脑门上有着刀刻一般的皱纹，花白稀疏的头发自然的卷曲着，高而直的鼻梁透出刚毅，温和而明亮的眼眸里有一种饱经沧桑的深邃。他点上一支烟，打量着我说：“你是扬州的？”我点头：“对，江都的。”他便说：“这么说，你认识王鸿？”我说：“这次开会，就是搭王厅长的车来的，他现在是我们文联的名誉主席。”他来了精神：“王鸿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同是省政协常委。”我越发地恭敬：“老前辈，还请多指教！”“有事，就打我的电话。”他将一张写有电话号码的纸片递给我，若有所思，“我在扬州生活了22年，扬州是我的第二故乡。”当我跟梅先生告别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在扬州所受的那些苦难，我只感受到了他火一般的热忱和他那智者的目光。
自从结识了梅老，我偶尔会打电话给他，向他倾诉我创作中的快乐和烦恼，他的话语往往直击人心。1999年我完成了中篇小说《雪儿》的创作，梅老放下身段，满腔热情地写信推荐给《清明》杂志社。他说，20年前他的中篇小说《真理与祖国》就发在《清明》的头条，很有些影响。后来，虽然我的这部作品由于它的“先锋性”，《清明》觉得不合适，却柳暗花明被《红岩》从自然来稿中选中刊载在“头条看台”。但是，梅老对我关心备至的这份情愫，我却始终铭记在心。
转眼到了2004年11月，我又一次来到南京参加省七次文代会，这次我打的专程去作协代表下榻的宾馆看望梅老。久别重逢，梅老看到我这个“忘年交”分外高兴，我们无拘无束、谈天说地、纵论文学，房间里不时响起梅老爽朗的笑声。我邀请他来年春暖花开到江都搞个讲座，梅老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年5月23日梅老如约而至，报告厅里上百名江都文化人翘首以盼，早被梅老的风采所折服。梅老的好友，省文化厅老厅长王鸿也特意从扬州赶来助阵，他列数了梅老在江苏文学界的“五个第一”，可以说如数家珍，情真意切。当主讲人梅老登台后，他精彩的文学讲座博得了大家阵阵掌声，他在逆境中奋进的故事和精神，更是打动了在座每一个人的心，令人唏嘘、令人动容，发人深思。接下来的两天，我陪同梅老夫妇和女儿游览了龙川广场、盆景园、芍药园等景观，但梅老心心念念想追寻的，是昨日那种在苦难中带着人间温情的历史记忆。根据梅老的提议，我们驱车宜陵看望他当年下放时的房东。梅老的到来，小村顿时热闹起来，老房东拉着梅老的手问长问短，话说当年，直至依依惜别。我们又赶到王鸿先生的老家品尝当地名菜嘶马拉豆腐，在那古老的条石街上回味着舌尖上的滋味，对梅老来说更多地是体味老友间那种惺惺相惜的真诚。
梅老在江都期间，我将自己的两本小说集和发在《钟山》上的长篇《烟花三月》赠送给他，请他指正。让我喜出望外的是，梅老回南京不久，即写出了《“怜是故园春”——李景文小说创作浅议》一文，并刊载于《江苏作家》及中国论文网、淘豆网等。梅老肯定我小说中的“扬州气韵”，我深知这是对我这个“小老乡”的“偏爱”，他更期望我像显克微支那样“执火与剑”，激扬起创作和生命的风帆。在这方面，梅老的确是我们的榜样，他在耄耋之年又一次来到江都，且充盈着“老夫且发少年狂”的豪情。当我陪同他到大桥参观了几家骨干企业后，他仿佛又回到了任《苏南日报》记者的青春岁月。在三江营的长江边，梅老凝视宽阔的江面，滚滚东去的流水，在极目远眺时他想到的不只是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而是被眼前这气势恢宏的沿江开发景象所感动。他文思泉涌、欲罢不能，以一个老记者的敏锐目光，回去就写了一篇几千字的深度报道，并发在省里一家杂志上，为江都的改革开放纵情地鼓与呼。
2018年9月下旬，我结束了在中国作协北戴河创作之家的活动，特意在南京逗留，并在电话里与梅老约定去看望他。28日上午，我带着苹果、糕点来到了他位于月光广场二楼的寓所。梅老和夫人很是热情，我一到他们就跟我招呼：“今天无论如何要在这吃饭，我们饭店都定好了。”梅老较以前有些消瘦，但精神矍铄，思路清晰，我由衷地向他祝福。他感叹道：“老了，腿脚不如从前了。”自然，梅老和我聊得最多的，还是我的创作。当我奉上长篇小说《野宴》，虽然出版得有些日子了，但是看到我在不断进取，梅老露出了嘉许的微笑。中午时分，我和梅老的女儿大双、小双一起将他扶上轮椅。午餐是在一家淮扬风味的饭店里吃的，梅老的胃口不错，他最爱的是“扬州狮子头”，我还陪他喝了一点酒。午后，我推着梅老的轮椅行进在南京的大街上，阳光灿烂、树影婆娑。我感到无比自豪的是，此刻我的心与一位高贵的灵魂贴得是如此的近……
在梅老仙逝后这些让人恍惚的日子里，每当月亮升起的时候，我就看到梅老身披银色的月光向我们走来，他似乎还在月光广场的居所为读者写着什么。月光广场，多美妙的名字，简直就是为您命名的！我第一次登门拜访梅老的情景恍如昨日，您在那沉甸甸的五卷本《梅汝恺文集》上洒脱地签上大名，目光里有一种殷切。您从阜宁出发，早年在上海求学，又在无锡参加革命，后定居南京，但是您始终忘不了那“二分明月”的扬州，那让您在浴火中重生的扬州。《哀感扬州罗曼史》代表了您长篇小说创作的艺术高峰，它展现了一幅扬州历史、人物、风情的画卷，它也是一座用文学构建的让读者抵达您心灵的桥梁。梅老啊，生前您以至真至善至美的如椽之笔爱着这个世界，文字纯真、明亮而热烈；而今，您和您的作品融化在如水的月色中，又是如此的宁静、皎洁、迷人……
左起：梅汝恺、李景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