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信息
书名：《世界中的当代文学》
作者：季进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1月
二、内容简介
《世界中的当代文学》将中国当代文学置于“全球世界文学”的框架中予以考察，不仅再现了作家在面对世界时的幽微心事，而且勾勒了作品在走向世界时的曲折线路，绘制出一幅“在场者”的文学地图。
本书分六辑。“讲故事的人”聚焦阿来、刘亮程的边地传奇，捕捉潜流于风土深处的在地诗学；“人间世相”观照贾平凹、毕飞宇的世情叙述，勘探人性的复杂光谱；“历史镜像”烛照叶兆言、王尧、葛亮的往昔叙事，思索有情和事功的对话；“生命的共情”关注莫言、阎连科、林青霞的跨界实验，探索文学表达的未至之境；而中国文学的“走出去”与“走回来”，则见证双向流动如何以“之间”的力量撬动和再造文学的疆域。
作者季进以敏锐的“在场”姿态把握当代文学的脉动，在“世界文学”的视阈里，探赜“中国性”与“世界性”的无尽辩证。“在世界中”不只是一种空间形态，也是一种时间意识，更是一种伦理责任，在自我与他者、创作与翻译、理论与经验中，持续描画那个从未定型的当代文学形象。
三、目录
序 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走出去”与“走回来”
辑一 讲故事的人
安魂与抒情——阿来的《云中记》
讲故事的人——麦家的《人生海海》
说梦：另一种返乡——刘亮程的《本巴》
全球视域下的边地经验——迟子建的《东北故事集》
辑二 人间世相
刹那的众生相——贾平凹的《暂坐》
世人与神性——毕飞宇的《欢迎来到人间》
抒情·荒原·纠缠——格非的《登春台》
流动的空间——麦家的《人间信》
辑三 历史镜像
至柔与至刚的辩证法——迟子建的《白釉黑花罐与碑桥》
历史与个人的显隐虚实——叶兆言《璩家花园》读札
空间：流动的精神地图——王尧《桃花坞》读札
饮食的政治——葛亮的《燕食记》
欲望之书——畀愚的《云头艳》
辑四 生命的共情
人性的枷锁——莫言的《鳄鱼》
复数的作者与文体的突破——作为剧作家的莫言
看见“她们”——阎连科的《她们》
音声相和 死生齐一——刘亮程《长命》读札
人生如戏 别样华章——林青霞的跨界写作
辑五 世界中的流播
视差之见——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论略
从文学现象到文化工程——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论纲
辑六 理论的观照
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跨文化伦理
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与研究的理论反思
关键词与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四、专家推荐
乐黛云，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奠基人
季进对海外汉学有着深厚的了解,对孕育汉学的西方理论也有较多的积累;又与这些汉学名家有较深的交谊和较长的交往，能在谈笑间摒除一般难以避免的隔阂、俗套和遮掩。他在讨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过程时，跨文化、跨语际的立场，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的鲜活材料。
李欧，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哈佛大学荣休教授
季进提醒我,对于中国大陆的学者而言,海外汉学是绝对值得借镜的，至少它提出了不少新的话题、方法和理论，值得国内同行参照。我一向主张学术无国界,只有语言的隔阁，应该多鼓励互相交流，最好超越国界,就像我心爱的古典音乐一样。
宋炳辉，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比较文学》主编
海外汉学既是众声喧哗中的一种声音，又与其他声音构成多层次的对话，由此可以显现当代中国学术多元繁复的话语谱系。季进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学领域，但从中国当代文化与学术的大小语境与发展状况而言，也足以体现这种文化学术的折射之效果。
余夏云，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为海外汉学研究的重要实践者，季进尝试把海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从种特殊的“知识类型”转变为普遍的“问题意识”,他倡导用“世界文学”的观念来理解汉学研究,指出反思汉学的本质是借由他者更好地理解自我，折返自我。
五、编辑推荐
十四位名家，十七部经典力作：一场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之旅
本书以敏锐的“在场”姿态，聚焦贾平凹、莫言、叶兆言、阿来、刘亮程、格非、迟子建、麦家、毕飞宇等兼具重要文学影响力与海外传播力的当代名家。通过文本细读，追踪其代表作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轨迹，清晰勾勒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生动路径。
起步期（1949年-1978年）、发展期（1978年-2000年）、爆发期（2000年至今），一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脉络史
系统梳理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曲折历程与阶段性特征，阐释“传播”背后复杂的文化动力。
在“世界文学”场域中重思“中国性”
将中国当代文学置于“全球世界文学”的框架中进行考察，在“中国性”与“世界性”、“走出去”与“走回来”的无尽辩证中，持续描画那个从未定型的当代文学形象。
提出“关键词研究”新范式
超越传统的作家作品论，尝试构建以“关键词”为枢纽的系统研究方法，为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新范式。
六、序言
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走出去”与“走回来”
文 | 季进
01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历经七十年的发展已经蔚为大观。中国当代文学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经验，讲述中国故事，形塑中国形象的有效载体。当代文学的审美实践、海外翻译与有效阐释以及经纪人、编辑、出版者、文学活动等传播机制，环环相扣，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逻辑链条，呈现出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特征。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从起步期（1949—1978）到发展期（1978-2000）再到爆发期（2000——至今），在当代文学内在特质与海外传播外在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当代文学正以其独特的审美实践不断地走向世界文学，融入世界文学。
首先是冷战背景下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起步期（1949-1978）。这个时期的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国家外宣机构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隶属于国家外文局的《中国文学》杂志（1951-2000）和外文出版社作为主要的外宣出版机构，以展现中国文学魅力、塑造新中国形象为目的，向海外持续译介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外文出版社先后翻译出版了九千余种图书，占这时期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图书总量的90%以上，其中当代文学作品有100多部。这些作品大多以革命战争题材、农民题材等“红色文学”为主，以展示新中国形象、传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目的，一些重要的当代文学经典名作均得到了译介，比如《三里湾》《红日》《三家巷》《红岩》《保卫延安》等等。1966年以后，更是以“革命样板戏”“红色电影剧本”“红色经典小说”为主，比如《沙家浜》《海港》《智取威虎山》《艳阳天》《金光大道》等等。在国家外宣机构之外，同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苏联以及捷克、东德、波兰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对中国当代文学表现出较高的热情，尤其是苏联，先后译介了《林海雪原》《山乡巨变》《保卫延安》《吕梁英雄传》《毛泽东诗词18首》等100多部（篇）作品。相比较而言，冷战背景下欧美世界的中国当代文学传播则乏善可陈，只有服务于区域研究的零星的译介。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只是西方想象当代中国的某种方式，构成了全球文化冷战图景的一部分。应该说，无论是国家外宣机构的主动译介，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友情关注，或者欧美国家的零星传播，这个时期的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实际效果相当有限，致远恐泥，不宜过于高估，最多只是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些可能性。
其次是改革开放背景下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发展期（1978-2000）。此前当代文学被遮蔽或被压抑的复杂性，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得到比较充分的释放，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进入到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无论是传播的广度、深度，还是影响力，都远超起步期。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主体，除了《中国文学》杂志、“熊猫丛书”外，更重要的是欧美国家对新时期文学的追踪式译介，出现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一个高潮。一是各种当代文学选本纷纷出版，大量介绍改革开放之后当代文学的新变与成果，比如杜迈可（Michael Duke）编的《当代中国文学：后毛时代的小说和诗歌》（1986）、王德威等编的《狂奔：中国新作家》（1995）、王瑾编的《中国先锋小说》（1998）等等；二是中长篇小说纷纷得到译介，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坛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中长篇小说作品，体现了当代文学的审美自觉。虽然时间上有所延迟，但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基本上都得到了译介，比如《小鲍庄》《锦绣谷之恋》《黑骏马》《沉重的翅膀》《红高粱》《棋王》《三寸金莲》《浮躁》《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向西方读者展现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多姿多彩；三是《中国文学》杂志的译介日益多样，“熊猫丛书”也于1981年正式启动。“熊猫丛书”除了一些长篇单行本之外，还以《中国文学》为基础，选编了《中国当代七位女作家选》《当代优秀短篇小说选》等等。但是，这些当代文学译本的影响力，远远不如欧美国家的主动式译介，某种意义上，欧美国家的主动译介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传播的主要力量，涌现了一批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与研究的学者和译者，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重要推手。
再次是全球化背景下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繁荣期（2000-至今）。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规模和传播途径都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当代文学日益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维度。当代文学的传播主体日益丰富，官方机构、民间资源、学院力量、出版媒体等等，多方合作，形成合力，使当代文学得到较为全面的传播与呈现。不仅“50后”、“60后”作家如莫言、苏童、余华、王安忆、阎连科、毕飞宇、麦家、阿来、贾平凹等人的作品得到持续而广泛的传播，而且“70后”作家如盛可以、徐则臣等人也紧随其上，特别是当代科幻小说、网络小说等类型文学受到热捧。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规模迅速扩大，数量剧增，仅长篇小说的英译本就近百部。从传播途径来看，仍以西方商业出版为主，国家机构的赞助译介也更多采取与西方商业出版社合作的模式。同时，大学出版社、民间翻译成为重要的传播力量，比如“纸托邦”、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等，都成为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品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当代作家屡获各种国际文学大奖，诺贝尔文学奖、卡夫卡奖、纽曼华语文学奖、卡佛文学奖、行星奖等纷纷收入囊中，刘慈欣、麦家等人的作品销量迭创新高，甚至引发旋风。这些都在在表明，在“世界文学”的动态运作系统中，中国当代文学日趋活跃，不断地释放和彰显着自身的丰富性、多元性和复杂性。
综观当代文学七十年的海外传播历史，从总体上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在改革开放前后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如果说此前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与功利目的，那么1980年代以后则日趋活跃和多元，更多地突显当代文学的审美特质。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直接推动了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中国当代文学逐渐成为世界文学版图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当然，“当代文学”并非一个封闭的概念，而是面向未来不断延展，始终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的文学实践。对于习惯于将“中国文学”塑造为静态统一形象的海外市场而言，当代文学的“当下性”无疑带来了一些理解和阐释上的困难。但是，这种转瞬即逝的“当下性”，恰恰又是全球化时代最普遍的感觉结构，包含着可以共通的信念与焦虑，因而又为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跨文化沟通与对话带来新的可能。二是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或推动，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传播主体、传播途径、传播内容、传播接受等，七十年间不停地发生转变，背后隐含着诸多可以探究的问题，但总体而言，当代文学的开放性日益增强，西方文学审美趣味的变化和主流媒体报道的增多带来了对中国文学更多的认知与包容，全球化语境下世界市场和文学资本的博弈，也使中国话语权稳步提升。
通过反思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历史与现状，我们可以总结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经验与教训，辨析其与社会主义中国文学形象塑造、世界文学体系建构、跨文化对话之间的紧密联系，推进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与中国性的对话。一般而言，我们注重的是中国文学的“走出去”，是当代文学在何种程度上、在哪些范围中被西方所接受，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还是要“走回来”，助益中国文学的发展。因此，在“全球世界文学”框架下，展开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走出去”与“走回来”的理论辩证，也就显得尤为必要。一方面，知识的全球流通，使得歌德预言的“世界文学”时代成为现实，但如何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作出发展，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为此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入口。通过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可以反思“世界文学”到底在何种意义上存在，而中国文学又在何意义上“走出去”，成为“世界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而突显新中国文学的当代性以及这种当代性对世界文学的意义。另一方面，当代文学/文化的发展，应该重视国际市场与国际影响，必须充分考虑到本土写作的世界意义。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在形塑社会主义中国形象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从“走出去”到“走回来”，既可以向世界显示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价值，又可以反观本国文学，寻求“全球世界文学”框架下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融合的可能性。在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中，建构起蕴含中国本土经验又符合世界文学潮流的中国当代文学，彰显“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的文学经验和审美价值。
02
丹穆若什（David Damrosch）将“世界文学”理解为一种椭圆形折射，“源文化和主体文化提供了两个焦点，生成了这个椭圆空间，其中，任何一部作为世界文学而存在的文学作品，都与两种不同的文化紧密联系，而不是由任何一方单独决定。”对他而言，“世界文学”不是一个给定的抽象概念，而是在具体历史脉络里，经由多方角力而逐渐显形的协商过程。既为协商，就不免存在权力的不均、错位，乃至误用，因此，“世界文学”代表了一种并不均质的关系形态，或积极，或消极，亦或中立。在某种意义上，世界文学的本质就是一种流通模式，而协商和流通的最重要的通道则是处理非同源语言间对话问题的翻译行为。翻译行为也正是我们讨论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首先必须面临的问题。
应该说，“翻译”所指涉的绝不止于译文和原著的关系，而是囊括了从生产到阅读，从流通到消费，从宣传到教育，从文化认同到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翻译不是由此及彼的透明的过程，推动文学翻译的也不仅仅是纯粹的文学或学术力量。诚如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翻译之耻》中令人信服地指出的那样，翻译生产的原因不一而足，有文学的、商业的、教育的、技术的，也有宣传的、外交的，“然而，没有哪个译者或翻译机构的发起人，能希望控制或者意识到生产翻译的每个条件；也没有哪个翻译代理人能够预期到每次的结果，或是预期翻译的使用情况、效能与传递的价值观念”。这意味着，一方面翻译总是事关策略与风格，预设了种种价值目标和意识形态，但另一方面，恰恰因其关涉作者、译者、读者、推广和出版机构等诸多传播环节，任何一方都难以掌控全局，反倒揭示了翻译过程中的各类不对等关系和知识盘剥，引发了对于翻译过程中权力运作和话语操纵的反思。的确，翻译在当代文学传播中显示出来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生动揭示了当代文学传播与文化交互过程中难以测控的方面。其实，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早就指出了翻译实践中的不可控，体物会心，正尔不远，“即使所有的表面内容都被捕获和传递，一个真正的译作者最关心的东西仍然是难于把握的。这种东西与原作的字句不同，它是不可译的，因为内容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在原作和译作里颇为不同。在原作中，内容和语言像果实和果皮一样结合成一体，但翻译语言却像一件皇袍一样包裹着原作，上面满是皱褶。”因此，翻译赋予原作以不可预测的“来世”。
翻译的这种不可测性，在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中尤为突出，曾经由北岛《八月梦游者》的英译本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性”与“世界性”著名论争。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认为北岛的诗作缺乏必要的翻译难度，他预设了国际读者，轻易放弃了“政治美德”和“异国情调”之外更为丰富的“中国性”（Chineseness）。宇文所安的批评，可能本意并不在翻译本身，而是以此讨论更大的文化属性问题。翻译成了评判不同文化之间是否存在可比性的重要标尺。对宇文所安而言，翻译应当具备一定的难度，正是借由此难度，我们得以指认文学的风格或传统。换句话说，文学研究中被反复考量的技巧问题，并不纯粹是对作家叙事能力、抒情方式、审美取向的判定，而是更深层次的文学形象的想象与定位。
奚密和周蕾认为，宇文所安的批评表现出一种家长做派，这种做派导致了他对中国当代文学复杂性的视而不见。他的逻辑，重复了典型的厚古薄今和贵西贱中的文化认知观。换言之，通过翻译呈现出来的“中国性”，不仅不能成为当代文学的评判标准，甚至还有可能成为一种压迫性的力量，导致对中国文学概念化、程式化的认知。“中国性”一方面成为当代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标识筹码，另一方却回避了当代文学的复杂性，将当代文学扁平化、简单化。奚密试图看到“中国性”中的“历史复杂度”，而周蕾则提出其他可供补充与对比的参照。这些意见或都言之成理，但是，对宇文所安来讲，“世界诗歌”的关键是帮助我们正视诗歌书写和民族语言的关系。他说：“我愿意承认，当代诗歌仍然主要在国别文学和国别语言的环境中运作。如果说国际认可是一种压力，那它只是以不同的程度、用不同方式在国别文学的边缘产生作用。”换句话说，“中国性”固然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指代，使得当代文学更多地追求民族化和区域化，但也提醒我们，过分地强调国际化或世界性，却有可能阻碍当代文学的正常发展。北岛诗歌的精彩翻译，虽然增强了其全球的能见度，却无力改善中国诗歌在当代世界文学舞台上的整体状况。因此，“中国性”反而成了一种必要的敦促，提醒我们回到“诗歌的世界”、文学的世界，而不是令人憧憬的“世界”。宇文所安意味深长地总结道：“‘世界诗歌’的确可以存在，只要我们懂得它并非诗歌世界的全部。”
“中国性”与“世界性”的矛盾，正是当代文学“走出去”过程中所面临的普遍问题。随着中国文学外译和推广实践的不断展开，所谓迟到的国家文学的焦虑感也在迅速蔓延，我们的文学是否符合西方趣味，是否可以被西方快速地识别和定位往往成为有关问题的核心关切。当我们一再提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时，似乎是将“世界”想象成了一块文化势力均衡的平面图，“走向世界”最终成为了走向西方中心视域下的“经典”序列，将西方社会的理解和期待当作世界的召唤，并以此作为批评和研究的标尺。然而，通过翻译所传播的中国文学，充满了不可测性，如何既保持“中国性”又能引发世界性共鸣，其实是相当艰巨的任务。借用宇文所安的话来讲，一方面文学存在一个“不依赖于特定民族语言的新身份”，可以通过翻译获得其世界性的身份；另一方面对于民族文学来说，“真正经典的诗人不能在不毁坏整个系统的情况下被分离出来”，真正优秀的文学总是离不开民族文学的母体。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霸权结构仍十分坚固，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被消解的。特别是当代文学的“走出去”，或者“走进去”，涉及到文化层面与技术层面的各个环节，包括意识形态、审美趣味、作者与译者、代理人与出版社等方方面面，要想穿透欧风美雨的帷幕，消解西方卖花担头之看桃李的尴尬，也非一日之功。即使成功地通过翻译而传播，也诚如埃文-佐哈（Itamar Eean-Zohar）所说，翻译文学永远不会成为某一文化的主体，除非1）该文学适才起步；2）它深感身处边缘或弱势；3）内部出现转折、危机或真空。
因此，西方文学并非世界文学的唯一标准，走向世界也不是走向西方文学。我们所能做的，可能是在规范之内进行抵抗（resistance-in-givenness），以便构成一种“非西方却受西化影响的脉络之中的现代性”。在当代文学的中国书写中，更多地表达一些普世性的情感与世界性的主题，比如人性、战争、贫困、疾病、环境等等议题，不仅有助于减少翻译中不必要的价值流失，而且透过这些具体的全球话题，还可以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而切实感受到“命运共同体”的存在。尽管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文学，对这些议题的反应与表现千差万别，甚至相互矛盾，但是，通过这些重大的世界性的问题，我们可以与他国文学产生交集，进而成为对话的起点。唐丽园（Karen Thornber）把全球范围内处理这些世界性问题的作品，称为“全球世界文学”（global world literature），并视其为世界文学的一支。她将“流通”的理念，从翻译活动带回到了书写本身，认为“世界文学”的达成也许不必完全借用后天的语言转换。或者说，对她而言，翻译活动在人们应对此类全球问题时，就已然展开。它发生在人们用不同的语言去再现问题的那一刻。它只是前置了翻译的时间，让“世界文学”和“民族文学”同步发生，而不是借由后续的流通或遴选来进行。
“全球世界文学”可以看成一种折衷，它一方面将“全球”和“世界”的意涵客观化，另一方面又增强了理解的灵活度。只要书写的对象是全球性的，那么，书写本身就有可能是世界文学的。“全球世界文学”有效综合了话题的普遍性与表达的差异性的问题。“全球”代表了共性与共识，而“世界文学”则允许了不同的处理方案，关注了“跨国资本和文化循环中的不平衡与不平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全球世界文学”或可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有效方案，从而将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出去”转化为“世界中”，将当代文学被世界文学“包括在外”的进退失据变为融为一体的气定神闲。
03
如前所述，在不均衡的文化关系下，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困难重重，评判是否“走出去”的标准又暧昧不清，甚至其主导权还一直被西方世界所把握。仅仅根据国外主流网站的销售份额或阅读评价，来断言中国文学已然走进世界，显然过于乐观。“走出去”和“走进去”之间总有难以跨越的鸿沟。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走出去”和“走进去”之间那种假定的直线式方案，以及进入之后产生巨大“影响”的憧憬。毋庸讳言，“走出去”总以西方为目标，或为引发关注，或求公平对待，反倒对此文化旅行所能带来的自我反馈关注不够。在“全球世界文学”的框架下，我们有必要在走不进去的失落中，反躬自省，重新探索世界范围内文学交流与对话的可能，重新反思世界文学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的定位与处境，从而预判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未来发展的可能。换句话说，我们对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理解，应该把诉求点放在自我的重塑和发展上，将其视为方法和反馈，而不是现象或结果，通过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重新迂回进入自身，通过他者返观自我。
一般而言，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中的“自我”和“他者”范畴清晰，所指明确，地理上的区隔明确划分出了两者的界限。但是，追溯当代文学生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则可以发现这种自我性和他者性其实有相当混杂的内涵。当代文学受惠于世界文学的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它作为现代文学的自然延续，也无疑继承了其中转化自国外的文化资源。换句话说，在当代文学的传播中简单区分“自我”和“他者”，反而容易落入一种二元思维，并不足以揭示当代文学发展的复杂性和多重缘起的特征。比如，既然当代文学中包含有他者的因素，那么在其传播过程中，到底是这种异质特性引起了西方的共鸣，还是中国文学自身的某种属性吸引了西方的目光？当代文学的可译性，到底是在翻译一种文化的共识，还是追寻影响的身影？与其对这些问题追问不舍，不如调整思路和方向，在“全球世界文学”的框架下，把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视为一个开放的对话空间，最大限度地实现彼此理解和融合。在此空间中，我们努力发展一种基于交往的理性，并不要求他者完全接受中国当代文学，而是努力提升当代文学的审美特质，尽可能消弥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中的不平等现象，并努力将之转化为进行自我改进的正能量。与其将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主动权交予他人，不妨回收这种寄托来自我更新。在这个意义上，“走回来”可以和“走出去”、“走进去”形成新的辩证关系，改写文学传播的直线式构造，以迂回的方式重建文本旅行的方向和效果。我们可以从不同方面来理解当代文学的“走回来”。
一是走回当代文学本体。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越来越紧密地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命题在中国当代文学以及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方面的意义不言自明。无论是中国当代文学书写，还是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世界文学”都或隐或显地被囊括在其中。我们应该更多地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经验与书写实践出发，在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对话中，思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动能与局限。既拓展当代文学的审美内涵，又重视当代文学的翻译实践，同时完善海外传播的技术环节，向世界完整、真实、生动地讲述中国故事。换言之，将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作为反观当代文学独特审美经验、建构当代文学国际化视野的有效机制，既帮助我们客观地认识与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之于世界文学的地位与价值，又可以为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争取更好的话语权，以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成就，打破西方话语霸权，甚至提供关于何谓世界文学、何为中国文学的“中国方案”。
二是走向多元协商。全球世界主义所触动的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必然引出多元文化协商共存的问题。文化多元主义既强调不同文化话语的平等，也允诺主流与边缘的协商共荣。盖瑞斯·詹金斯（Gareth Jenkins）鼓励我们把文化多元主义理论化，其中的一种方案就是“要把普世价值建立在理性的人们之间的一种调解意志上，而不管他们属于哪种文化信仰体系”：“你可以在尊重一个人的自身文化权利的同时又对那些存有争议的文化行为加以批判，不管它来自多数民族文化还是少数民族文化。通过文化间的对话，我们就可以在争议价值之上建立共同点。” 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应该更多地从国族化、区域化、文学史化的进程中超拔出来，去面对和回应更复杂更广大的世界文学的多元面相。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不能只在公认的经典中挑选“恰当的对象”，而且要走出自身，也走回自身，解构经典、文化、国族所划下的固定边界，以便用一种审慎地眼光面对自我和他者，面对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在多元文化与文学的协商对话中，形成一种“归去来”式的自觉机制，彰显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当代文学形象。
三是走向民间交流。唐丽园还曾经提出“接触星云”（contact nebulae）的设想，所谓的接触广泛地发生在“读者”、“作者”、“文本”、“语言”四个领域，且相互缠绕，有如边界模糊的“星云”，而非界限清晰的“区域”（zone），而“建立社区”是“接触星云”的重要部分。尽管中西文学的交流形态，远比唐丽园所讨论的东亚状况更为复杂，但是，建立一个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自主的文学社区，并非完全不可能。美国人陶建（Eric Abrahamsen）于2007年创办的非盈利民间网站Paper Republic（纸托邦）就是很好的例证。作为一个以文字共和理念来运营的跨文化窗口，虽然带有相当的乌托邦色彩，但竟然意外地发展蓬勃，不仅吸纳了一批知名译者，还拥有了一个位于英国的非营利组织和一个位于西雅图的出版公司。2013年开始，更与《中国图书商报》、上海东方图书馆数据库联合推出了《中国畅销书每月分析报告》，以全面而及时地推进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类似的文学翻译平台如Wuxia World（武侠世界）、Gravity Tales（引力小说）、Novel Updates等，尽管运营方式各异，但都充分显示了建立民间交流社区的可能，印证了唐丽园的判断：“文学团体并非乌托邦。相反，它们是动态的、多样的，时而是人们争取并能够获得正统性和尊严的混沌场所”。
四是走向人机对话。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所要应对的问题，不仅包括了传统翻译的文本与译者的关系，而且还包含新兴的文本与翻译软件的关系。虽然目前看来人机对话尚为时尚早，但假以时日，传统的译者会不会被更前卫也更客观的机器设备所取代令人担忧。也许这些新的机器译者，将提供更为精良的翻译效果，但由此而来的问题是，翻译背后的文化转换如何实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也许会变成更加个人化的选择，缺少了必要的市场规范和文化引导，一个异国的读者到底是加深了对中国文学的了解，还是强化了某种偏见？此外，翻译的伦理再次浮出地表，翻译是为了增进了解，还是用于某种目的的知识扩展？在翻译在变得更加“容易”之后，它内蕴的其他层面，如“易‘文’改装”、“文化交‘易’”、“平‘易’近人”等层面，又会受到怎样的挑战？这些问题都是未来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所可能面临的挑战。
总之，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莫言、余华、阎连科、麦家、刘慈欣、苏童、毕飞宇等风格各异的作家在国际文学奖项和书展中大放异彩，当代文学日益成为世界文学版图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纵观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存在感、影响力乃至实打实的销售量，则不得不承认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然，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并不仅仅是一系列数据或指标的罗列，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差异性的案例所组成，其中政治的、文化的、媒介因素的作用加之不同的具体语境，其成效也往往因缘际会，因人而异，即便亦步亦趋地重新推演，结果也未必相同。在“全球世界文学”语境中，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并没有一位超然中立的仲裁者，而只有若干苦苦协商的中间人。当代文学开放的多重表现形态，不仅为民族文学所占有，在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中，以翻译为中介，展示着一种流动的全球在地的风貌。因此，更需要我们沉下心来，确立中国当代文学的主体性，检视与反省异质语境下文学生态与理论场域的最新动向，积极寻求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时代发展的可能，从而更为全面和深入地呈现“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的文学经验和审美价值。
七、作者简介
季进，苏州大学教授，兼任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现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等，著有《钱锺书与现代西学》《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论》《季进文学评论选》《文学的摆渡》等，编注有《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五卷本）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