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信息
书名：《批评的抵达》
ISBN：978-7-5753-0897-7
作者：韩松刚
定价：58.00元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月：2025年12月
二、内容简介
《批评的抵达》是学者韩松刚的全新文学评论集。作品以“抵达”为核心，展现批评如何穿透文本表象，直抵文学创作的本质、人性的复杂与时代的脉动。
本书首先对毕飞宇、刘亮程、范小青、麦家、张楚等名家做精微解读，剖析他们笔下“人”的多面镜像，身份与记忆，以及爱与命运的召唤。深入余华、邱华栋、胡学文、马金莲、董夏青青等代表性作家的创作之路，从余华的回到南方，到邱华栋虚构的激情，从胡学文的走向“现代”，到马金莲“透明的诗心”，抵达作家复杂的精神内核。
作品还特别关注同代人也就是“80后”作家群体，对其长篇写作进行了持续关注与深刻洞察，看他们从个人叙事到共同体建构，从青春出发逐渐走向开阔与深远；宏观审视了新时期小说叙事的关键脉络与美学倾向，收录对先锋小说古典精神、抒情传统与小说语言以及地方写作等文学命题的宏观思考。
三、作者简介
韩松刚，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现任职于江苏省作协创作研究室。研究领域为中国当代文学、江南文化与中国当代小说、青年写作等。著有《词的黑暗》《谎言的默许》《现实的表情》《当代江南小说论》等。曾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小说评论》2024年度优秀论文奖、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等。
四、编辑推荐
1.学者韩松刚全新文学评论集，以二十余万字的篇幅，系统呈现作者十余年文学批评实践的重要成果
在十余年的批评实践中，韩松刚形成了兼具“现场感”“感受力”与“反思性”的独特风格。谦逊而有对话的诚意，勇敢而不避说出某些刺眼的真实，同时不失审美的质地，是他向往的批评境界。他把“寻美”作为批评的焦点，擅长以“意象”批评打通诗意与叙事逻辑，在细节里发现别样的美学光景。
2.好的作家一定有“批评”的眼光，好的批评家也少不了“创造”的冲动
3.全书分为四个单元，结构清晰而富有层次。余华的南方疼痛、毕飞宇的人性辩证、刘亮程的解构与重构、邱华栋虚构的激情……
本书分为四个单元和一个作者专访，结构清晰而富有层次。
第一单元聚焦毕飞宇、刘亮程、范小青、麦家、张楚五位作家；第二单元深入余华、邱华栋、胡学文、马金莲、董夏青青等不同代际代表性作家的创作之路；第三单元集中探讨“80后”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第四单元展现出宏阔的理论视野，作者持续聚焦文学的语言、抒情、地方性等根本问题，在古典与现代的对话中，探寻中国当代小说所依凭的文化根脉。
4.纷繁的文学现象中，始终锚定“批评的抵达”
作品以“抵达”为核心，展现批评如何穿透文本表象，直抵文学创作的本质、人性的复杂与时代的脉动。
五、名家推荐
从毕飞宇三部代表作切入，深入探讨其创作中对“人”的探寻、表现与追问。从《平原》对历史中“人”异化的呈现，到《推拿》以“生存论”眼光刻画现实里“人”的状态，再到《欢迎来到人间》对精神中“人”困境的剖析，作者层层深入，步步为营，操演源于哲学命题的“人”的辩证法，精准把握毕飞宇小说的精神脉络。韩松刚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与细腻的文本解读，为理解毕飞宇的创作及“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提供崭新视角，对深入探究文学的哲学内蕴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颁奖词
与绝大多数以理论为乐（或者不如说“仅”以理论为乐）的批评家不同，松刚显然找到了自身与文学之间的“血肉关联”。
——苏州大学教授，作家 王尧
韩松刚的文学评论没有过度强调形式的意义，他对充满活力的语言和诗意的偏好，根本目的是确立一种与现实进行批判性对话的文学观。
——山东大学教授，山东作协主席 黄发有
我喜欢怀着谦逊、透着勇敢、充溢着美的批评，就像诗。谦逊意味着有精神回旋的空间，便也有了对话的期待和可能；勇敢一点，便可以尝试着说出某些有趣而严肃的事实；而美，则预示着一种审美的理解，是对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艺术的呵护。
——作者 韩松刚
六、目录
“人”的辩证法——从《平原》到《欢迎来到人间》......3
解构与重构——评刘亮程长篇小说《本巴》......19
身份、记忆与流动的生活——以《女同志》《赤脚医生万泉和》《灭籍记》为例......38
命运的召唤，或回忆的诱惑——评麦家长篇小说《人生海海》......56
走向爱，重塑爱——评张楚长篇小说《云落》......69
回到南方 ——余华小说论......91
虚构的激情——邱华栋小说论......107
走向“现代”——胡学文乡土小说略论......124
透明的诗心——马金莲小说论......138
另一种崇高 ——董夏青青小说论......156
从青春出发，他们走向开阔和深远——“80后”作家和他们的长篇写作......173
个人叙事与讲述的共同体——再论“80后”作家和他们的长篇写作......184
最低限度的“启蒙”——三论“80后”作家和他们的长篇写作......197
重新认识乡土世界——“80后”作家的乡土叙事......213
“青年写作”的再分化——从“断裂”到“后浪”......233
先锋小说的古典精神与复古倾向......243
抒情传统与新时期小说叙事......259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关于中国当代小说语言问题的思考......273
“后新生代”：对一种新的写作精神的“唤醒”......286
关于当下新地方写作研究的反思......293
访谈：我不赞同把作家和批评家进行人为的割裂......305
七、后记
我不赞同把作家和批评家进行人为的割裂
好的作家一定有“批评”的眼光，
好的批评家也少不了“创造”的冲动
傅小平：以我的阅读，你是专注于语言、诗意、抒情等文学的基本命题，不断探寻和钻探文学的价值与意义，并有自己创见的批评家。你很少炮制热门话题，你的批评文章里也不是那么西化，这在普遍受西方文论深刻影响的批评家群体里，显得有些鲜见。基于此，请问你怎么看待文学批评这回事？
韩松刚：作为一名受过多年文学教育的评论者，很难不受西方文论的影响，甚至于一定程度上，我们所面对的文学，就是“理论”中的文学。当然，运用理论去分析、阐释文学，很多时候并不能解决文学问题，相反，它可能只会制造某种幻觉。这可能也是这些年来，我渐渐开始抵制理论的原因。但这并不代表理论的沉没，相反，它越发兴盛，而我们也时刻处在理论之中。因此，谈论文学，又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理论的幽灵。虽然从事文学批评已经十几年了，但对于文学批评，很惭愧，我至今还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确定认知，如果一定要做一种评判或理解，我觉得至少可以有三个层面：一是鉴赏，批评首先是鉴赏，即根据自身的文学经验、趣味、修养来评判作品或作家；二是剖析，就如弗莱《批评的剖析》中一样，试图建立一种多角度、全方位的批评体系，并以此面对文学作品之整体；三是“掘洞”（贝克特语），投入自身，并通过作品、透过语言，去捕捉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深层东西。这第三个层面，可能就是我认为的理想的文学批评形态。而我对于语言、诗意、抒情等文学命题的专注，可能也是源于这样一种认识。
傅小平：在《时代的协奏和个人的低语》等文章里，你谈到你怎样做起了文学批评，尤其谈到南京大学对你治学的影响，我估计也是从那时起，你开始关注江南文学、南方精神。按吴俊老师的理解，南京并非江南，何况你籍贯是山东，所以有些好奇，你怎么想到做这个课题，并为此写了本《当代江南小说论》？
韩松刚：这肯定和我在南京上学，然后又在南京工作有关。在南京大学读研期间，我写的第一篇评论是关于毕飞宇短篇小说《哥儿俩好》的，但这时候的文学研究基本是无意识的。我真正开始关注江苏文学、江南小说，应该是从我到江苏作协工作开始的，又加之在《扬子江文学评论》做编辑，所以慢慢地和身边的作家开始有接触和交往，也慢慢地开始大量地阅读江苏作家的作品，并先后写了关于范小青、毕飞宇、苏童、叶兆言、叶弥、朱辉等一批作家的评论。《当代江南小说论》这本书的缘起，是我的博士论文。我2013年考取了黄发有老师的博士研究生，论文开题的时候，黄老师考虑到我在江苏作协工作，又对江苏作家比较熟悉，
当然，也考虑到写作的难度，因为是在职读博，时间上并不充裕，所以选题就以江苏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但又觉得一篇博士论文做一个省域的当代作家研究似乎局限了一些，所以想到从江苏扩展到江南，以江南文化与中国当代小说为对象，做文化层面和文本层面的多重考察。等到我开始具体写作的时候，黄老师离开了南大，遂将我转到吴俊老师名下，正是在两位老师的共同指导下，我才顺利地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也才会有后来的这本书。
傅小平：我问这个问题，也因为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作家的生活变迁，包括他们在何处生活，对他们的创作会有重要的影响，但我们很少问批评家的经历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他们的批评产生影响。
韩松刚：影响一定会有的。不管是个人的生活经验，还是时代环境的变化，尤其是一个人读书、求学的经历，一定会在自身的文学批评中有所映照。只不过，对于作家和批评家来说，因为其所要达成的文学目标不同，所以，这些生活的变迁所带来的主体表现和文学诉求也定然不会相同。我们现在喜欢把作家和批评家进行一种人为的割裂，这是不对的，在我的理解中，好的作家一定也是好的批评家，同样的，好的批评家也应该是一个好的作家。当然，区别也有。但是好的作家一定有一种“批评”的眼光，好的批评家也一定少不了“创造”的冲动。在这个意义上，作家和批评家是一个人，而不是两种身份。
傅小平：既然说到江南，你又写了《陆文夫小说的地方性与世界性》，不妨谈谈你怎么看待地方性与世界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诸如“越是地方的，越是世界的”之类的说法，你认同吗？
韩松刚：很多时候，我们对地方性和世界性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容易陷入某种偏颇之中，认为二者之间是一种从属关系，或者说递进关系。因此，就会有“越是地方的，越是世界的”这样不合逻辑的观点。在我看来，地方和世界是一种平行关系，或者说交叉关系。地方性和世界性的关系，可能类似于个性和共性的关系，是相互依附、相互包容、相互成全。地方性更强调特性和差异，以及某种不可复制性，世界性则强调整体和共性，以及某种普遍的认识。因此，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当代作家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
傅小平：实际上，你在批评初期是研究自传写作的，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领域。你在《“文革”后中国作家自传写作的局限与可能》一文中表示，巴金的《随想录》等，在写作形式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破碎和芜杂，他们写作的随意性、随时性，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文本的统一性，影响了其思想性的凝聚。西方的自传正好相反。不过后来中国作家的自传写作，在形式上是更为严谨了，但很难说就更有思想性，并且写得更好了，可见还不只是形式问题。
韩松刚：关于中国作家的自传写作研究，是我的硕士毕业论文。但是，据我的观察，中国的作家并不喜欢写自传。这内中的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就是中国作家缺少一种自我剖析、自我审视、自我否定的勇气。通俗一点，可能就是好面子，追求完美人格。因此，这一文体在中国也并不发达。巴金的《随想录》是一本非常有影响的自传（非严格意义上），因其敢于说真话，敢于自我解剖而为人所称道，可是与西方的作家自传相比，缺少一种精神上的统一性，因此，它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但不能算是“杰作”。现在很多流行的所谓自传，大多不过是为自己的人生做一包装，没有多少文学的价值，更不要谈什么精神意义了。
我们从事的是文学批评，
但很多时候，我们的批评语言一点都不文学
傅小平：如果说，语言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我想你多半会赞同，你关注语言问题，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关于中国当代小说语言问题的思考》。我觉得对于批评家而言，这个问题是怎么讨论都不为过的，因为批评家谈文学，容易一谈就谈作家表达了什么，而不是怎样表达。就我自己来说，我有时会问作家们，怎样才算是好的语言，或者好的语言有什么标准。既然你关注语言，在文字表达上也可谓讲究，不如也问问你这个问题，在你看来，好的批评语言是什么样的？
韩松刚：“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我想，作文和做人是一样的。好的批评语言，朴实和文采一定是适中融洽的，不偏于一方，无过，无不及。好的批评语言，一定是尊重常识、符合逻辑的语言，一定是有理、有情、有见地的语言，一定是经得起推敲、可以被反复品味、能够引起情感和思想共鸣的语言。而最重要的是，这语言也一定是文学的语言。我们从事的是文学批评，但很多时候，我们的批评语言一点都不文学。当然，我自己的批评也存在很多的问题，也没有达到这样的要求，时不时会被一些华丽的修饰、某种程度的言不由衷所裹挟和诱惑。作为批评家，经常会批评作家的语言不行，但就批评家而言，很多时候，我们的语言也不过关。好多年前，我参加过几次博士论文答辩，而论文被诟病最多的就是：文不通句不顺。在《扬子江文学评论》做编辑期间，最害怕的也是那种文句不通、逻辑混乱的批评文章，其中有不少就出自一些知名学者和教授。可见，语言的问题不管是对于作家还是批评家甚至于学问家都是一个大问题。说一个作家语言不行，那基本上就是一种彻底的否定。同样的，一个批评家，缺少语言的感受力和判断力，不能分辨出好的语言、坏的语言，那也一定是文学研究的大灾难。但现实的状况就是，我们很多从事文学研究或批评的人，可能真的就是不太懂语言，甚至于说不太懂文学。
傅小平：我想，你眼里好的语言，其中一个标准定然是诗性、诗化，或者诗意。这也是你批评的核心词汇。你写的多篇文章，题目里就包含了“诗意”二字，如《含混的诗意》《毕飞宇小说的诗意》《江南的诗意与失意的江南—新世纪江苏小说创作概论》等等。你说到江南文化诗学的六个认同，其中一项便是诗意认同。你何以如此强调诗意？既然如你所质疑，“当代文学批评更像是一个科学的怪物，它处处透露着科学的价值观带给我们的理性和思辨，而文学意义却无处可寻”。那么，你认为，文学批评又该如何在诗性和理性之间求得平衡？
韩松刚：还真是呢。我自己倒没特别注意这个问题。但就我个人的阅读趣味而言，诗性的语言是我特别偏爱的。尤其是那种偏于诗化的理论文章，更是我追求的批评目标。我喜欢那种美的批评。我觉得诗意应该是文学批评非常重要的一个审美维度。不管是对于作家还是批评家，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过程，把质疑、反思变为反抗、对决的过程，把平凡的日常、粗糙的生活凝结成精确的词语、诗化的表达的过程，就是一种诗意的达成。说到底，不管是诗性还是诗意，都是偏于感觉的一种模糊东西，而所谓理性、思辨，更像是一种后天科学训练下的技术习得，但我觉得，对于批评来说，这些都还算不上最为关键。因为，比在诗性和理性之间求得平衡更为紧迫的，是文学批评如何做一个文学的捍卫者或保障者，去努力保持对文学变为畸形工具的可能性的敏锐警觉。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文学批评做得还太少，还不合格。
傅小平：刚还想说，你导师黄发有为你的评论集《谎言的默许》写的代序也题为《诗化的细读》。从你的一些文章看，你确实在文本细读上下了功夫。不过批评意义上的细读，似乎容易混同为书评。以我编辑的经验，近些年来，少有严格意义上的批评和评论，多的是书评。而书评虽然也是解读作品，又似乎很难等同于文本细读。你怎样看？在你看来，细读文本，应该读些什么？
韩松刚：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棘手而复杂的问题。我曾经写过《文本细读与当代文学研究》一文，做过一些思考和探讨，但目前看来，还不够深入和全面。我认为，书评是向读者靠近，接近于作品导读。文本细读则是向文本靠近，它的目标是构建一个独立自足的文本世界。这两者的驱动力和方向不同，因此差异还是很大的。对于我个人而言，我的细读方法更接近于一种印象式批评，特别重视作品细节（语言、人物、对话等）带给我的阅读感受，而不是新批评式的“文本细读”，要对文本做全面的细致阐释。比如燕卜荪出版于1930年的《朦胧的七种类型》一书，被认为是典型的“文本细读”之作，其内容就是“对诗歌进行分析性的细读”。新批评冠以“批评”二字，但其内里是研究和构建，它从语言、语义、语境等层面所展开的分析，虽然眼光略显狭窄，观念稍有僵化，但是却充满了想象和异趣，说真的，一般的文学批评者并不能驾驭。
傅小平：我觉得正因为靠着细读，你才读出了“先锋小说的古典精神与复古倾向”，这也是你一篇文章的题目。你的文章《抒情传统与新时期小说叙事》《文学的“情调”—从一个维度看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等，倒是也多少体现了“古典精神与复古倾向”。因为无论抒情，还是情调，都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特性，但到了近现代，尤其是当代，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加之受西方小说叙事影响，这一特性有所弱化。你认为是否有可能，或者说该怎样接续这一文学传统？
韩松刚：对于古典文学特性的关注，还是和我从事江南文化和中国当代小说研究有关。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江南文化内涵的丰富是和古典文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的。比如儒释道文化的融合、诗性的抒情、唯美的特质等等，都和一代代人的精神发展紧密相连。在我的理解中，好的小说一定是有一种强大的传统文化或古典精神作为内在支撑。事实上，这些年来，当代的很多小说家包括年轻的小说家，很重视这种古典传统的传承与转换，如莫言、贾平凹的笔记小说，陈春成的一些短篇小说，都在这方面做了探索。至于说如何接续这一文学传统，个人以为，主要是有赖于作家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敬重与阅读，在痴迷于西方小说叙事的同时，应竭力在源远流长的古典资源中，寻找与自身生命、个体经验相合相契的精神力量，从而促成自身创作新的觉醒和成长。当然，更要依靠作家自身的才华，去最终完成个体创作在这个时代的思想转身。
排行榜、文学奖在刺激作家成长的同时，
也会让他们陷入创作的圈套
傅小平：前面也说到，你很少炮制话题，却也关注当下文学现象。比如你在《秩序与历史》一文中论及文学排行榜，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眼下不只是盛行文学排行榜，文学奖项也是多多，你怎么看待它们对文学创作或批评所起的作用？
韩松刚：可能是我缺少一颗炮制话题的脑袋。但这是一个从不缺少话题的时代。排行榜、文学奖等等，就是一个又一个不断的话题。我觉得文学排行榜、文学奖一定有正面的意义，你说它们学院化、精英化也好，你说它们政策性、导向性也罢，它们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文学品质的基本化理解。甚至于说，它们是在一个碎片化、肤浅化的时代，为我们努力拼接出一种文学的可能的精神图景或者理想秩序。但我们也要同样看到排行榜、文学奖背后的那种潜在的危险，尤其是五花八门的文学奖，在刺激着作家创作、成长的同时，也让作家陷入某种创作的圈套和成长的拘囿之中。这样的例子也并不少见。很多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获了奖之后，不仅没有引发创作的新高潮，反而倒逼出了才情的枯水期。
傅小平：你在《谎言的默许》后记中写道：“我一直在艰难地寻找一种自我的感受力和‘稀有的判断力’。”我虽然不是完全明白其中的“感受力”和“判断力”所指为何，但我知道这两个“力”，对批评家做好批评，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你觉得经过这些年，你找到了吗？如果说找到了，是怎么找到的？如果说没找到，又当怎样继续寻找？
韩松刚：所谓感受力，主要是指一个人与外部世界碰撞之后所产生的一种内在感觉，同时，将这种感觉与自身所面对的文学世界相对照，并由此更好地认识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事物。所谓判断力，可以理解为一种独属于个体的自我定义，反对同质化的认知，并为文学的一切可能性辩护。我觉得自己正在努力去实践这样一种文学批评的理想吧，就像开始时我所谈到的，把自身投入其中，通过语言去抵达文学的精神内部，通过一种非理性的直觉去发掘文本或者作者背后所隐匿的秘密东西。
八、文摘
“人”的辩证法
——从《平原》到《欢迎来到人间》
人和世界一样，都是矛盾的集合体。人的一生，矛盾重重，而这也显示了人作为一种存在的复杂性。人是自然的，又是现实的，自然意味着自由，现实则包含着身不由己；人是历史的，又是未来的，没有人能摆脱历史的负重和阴影，而幸运的是，人总还有远眺未来的权利；人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理性便多了规矩和边界，感性则是对规矩的扬弃和对边界的突围；人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肉体的消亡从来都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一种精神的永恒，也为喟叹中的人们所憧憬。就是在这种肯定—否定—再否定的超越过程中，人充分彰显了其自身的辩证发展，或者说，正是立足于人的这些矛盾性，同时又建立在对人的复杂性的理解之上，辩证法才全面地敞开其真实意义，并显示出它自身的魅力。
毕飞宇的小说，哲学气质很浓。这种哲学气质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语言的哲理性、表达的形而上，以及叙事中那种强烈的思辨力。毕飞宇的小说是辩证的，辩证的思维，辩证的生命，辩证的人性，由此使得他小说的哲学气质得以充实而丰富地展开。但小说家说到底不是哲学家，因此，他着意的并不是思辨的快感，也不是平衡的艺术，至少说首先不是这些问题，而是看待和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以及这个方式之下，和“人”有关的一切。因此，在毕飞宇的小说中，辩证法不仅仅是一种哲学观，或者说，不单单是一种哲学思维，更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本性和本质的思考。
本文拟以《平原》《推拿》《欢迎来到人间》三部长篇小说为例，来探讨毕飞宇小说创作中对于“人”的探寻、“人”的表现和“人”的追问。可以说，从《平原》到《推拿》，再到《欢迎来到人间》，毕飞宇为我们描述了一条幽微而渐变的思想曲线。《平原》是在历史中寻找一种思想，是写人在历史和权力中的“善”和“恶”、“可能”和“不可能”；《推拿》是试图在现实中谋求一条出路，写人在社会和金钱中的“奋进”和“挣扎”、“卑微”和“尊严”；《欢迎来到人间》将这种关于人的思考和探索推向了一个顶峰，个人斗争与内心真相之间的残酷博弈，空虚之感与现实压制之间的激烈焦灼，都在步步紧逼地推动着语言的触角伸向对于自我根源的追讨。
一、“异在化”表达：历史中“人”的探寻
《平原》是和历史相关的，这是毕飞宇高度的历史意识、历史自觉的产物。因此，他对于1976年这个重要时间节点的选择，其本身的意味无须多言。《平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特殊时代的图景，在这个混杂多变的时代里，人突然丧失了作为独立个体的自主性，却拥有着难以抑制的生命激情和人生可能。我们只需简单回忆一下《平原》的开头，即可感受到毕飞宇小说中那种澎湃的生命力。“麦子黄了，大地再也不像大地了，它得到了鼓舞，精气神一下子提升上来了。在田垄与田垄之间，在村落与村落之间，在风车与风车、槐树与槐树之间，绵延不断的麦田与六月的阳光交相辉映，到处洋溢的都是刺眼的金光。太阳在天上，但六月的麦田更像太阳，密密匝匝的麦芒宛如千丝万缕的阳光。阳光普照，大地一片灿烂，壮丽而又辉煌。”
《平原》的开场，激越而昂扬，正是在这种自然之力的指引下，端方也以一种充满力量的方式出现。“高中两年，端方换了一个人，个子蹿上来不说，块头也大了一号，敦敦实实的，是个魁梧稳健的大男将了，随便一站就虎虎生风。” 在两种力量的助力下，《平原》变得滚烫，但这种滚烫与其说是自身的造化，不如说是历史的“捉弄”，是历史导致了“人”的40℃以上的高烧，这是致命的体温。因此，《平原》里写到了很多人的“死”，虽然死亡的原因各异，但毫无疑问，都带着一种时代的燥热和扭曲的非理性，而每一次死亡都将小说的叙事推向一个高潮。这些高潮，要比生理上的高潮，来得迅猛，显得残酷。《平原》里的人是热烘烘的，热烘烘地爱，热烘烘地活，热烘烘地死，热闹、喧哗，躁动、灿烂，和自己有关，也和自己无关。也是在这种热烘中，毕飞宇显示出了他作为一名小说家对于感觉的敏锐性的推崇。从自然到身体，从历史到死亡，《平原》中朴素的自然美学和具体的历史语境，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照。不过，就对历史的书写而言，毕飞宇的小说策略不是正面强攻，而是侧面迂回。他通过人的迂回，来反观历史、构建历史—一个有“人”的历史。人的迂回，实质上也是人的异化的另类表达。《平原》中的人物，不管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都始终以一种异在的方式表露和显现着自身，可以说，这“异在化”的表达，促成了毕飞宇在历史的汪洋中对于“人”的存在的探寻和确立。端方的成长和变化，便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例。从一个回乡务农的学生，到乡村青年的头领，端方在很短的时间内即迅速完成了自我身份的转变。对于这一转变，毕飞宇采用的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视角—继父的眼光。“王存粮一直站在一棵树的后面，没有出面。但是，他都看见了，他都听见了。王存粮无比地宽慰，突然就想起了一句老话，养儿如羊，不如养儿如狼。”然而，同样的眼光，当面对不同的境遇时，则得出了另外的答案。“王存粮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刮得干干净净的脸气得铁青。手直抖，却什么也说不出。王存粮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养儿如狼，不如养儿如羊。”可以说，在这里，毕飞宇用一种辩证的视角完成了对于端方这个角色的观照和反思。而从辩证法的视角去理解人的存在，这是毕飞宇小说给我们的深刻启发之一。
如果说在端方身上，这种“异在化”表达还不够凸显的话，那么在吴蔓玲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可以说体现得极其明显。作为一名下乡知青，作为大队支书，她迅速地和时代融为一体。而为了一句“前途无量”，吴蔓玲就生生地抛弃了自己。“在后来的岁月里，吴蔓玲的内心一直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支撑着她，她变得无比地坚定，什么都不能改变。她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了离开王家庄的机会，她相信，只要她坚持住，她在王家庄就一定会‘前途无量’。”但残酷的事实证明，这种坚持毫无意义，她在青春的萌动之中，以另外一种姿态迅速地滑向了人生的悲惨结局。可以说，通过《平原》，尤其是通过端方、吴蔓玲等人物，毕飞宇深切地把握住了历史与人的生命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深刻地洞察到了人性的丰富、复杂和多重性。
《平原》写得惊心动魄。读《平原》，我会想到《一九八四》，想到奥威尔，他向时代发出的人的呼喊，孤独而勇敢，悲戚而苍凉，就像《平原》中的端方一样，他不要被规训，不要被吞噬。毕飞宇对于历史、现实、命运，永远质疑着、反抗着、战斗着，他甚至通过端方实践了自己的小说观念：
……端方想起来了，老骆驼说过：“把猪当人。”现在看起来他说这句话是真心的。只是弄反了。他不是把猪当人，而是拿自己当了猪。老骆驼不是人。真不是人。而自己待在这里，迟早有一天也不是人。
通过这段描写，我们不仅深入了解了端方，也深切感受到了那无处不在的“历史”，这个被历史改变的年轻人，不仅他的身体，还有他的心理和智识，都在极力挣脱思想的“牢笼”，由此，不得不让我们对这个人物多了一种分外的同情，激增了一种少有的亲密感。“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在面对历史时，其实并不是要全盘地沿袭整体性的历史常识，而只是从历史的整体性中找到那些与人物生命相辉映的精神禀赋，使人物的存在获得细致灵动的延展空间。”
凭借着这种精神，《平原》走出了王家庄。虽然自始至终遭受着历史的围困，但《平原》毫无颓唐之感，它向我们展现出来的风貌就像小说的开头一样，开阔、饱满，气势雄浑，《平原》就像一个不识愁滋味的少年，它在历史的阴影之下，但始终面向阳光，如此，换一个辩证的视角，一切又都是活力满满的，生机勃勃的，无所畏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