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自觉与中国新诗的现代转型

　　主持人：何言宏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参加者：何  平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思运  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傅元峰  南京大学副教授，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副所长

　　              河  西  诗人、评论家

　　时间：  2016年3月19日

　　地点：  昆山野马渡

　　何言宏：我先说一下。我们这次讨论的题目为“身份自觉与中国新诗的现代转型”，首先是考虑到中国诗歌在现代以来所发生的巨大转型，变成了中国的“新诗”——或者按照很多学者最近几年发表的文章，主张舍弃“新诗”说法，改用“现代诗”——变成了中国的“现代诗”。

　　实际上，我们还应该把视野放得开阔一些，不光在诗歌的历史脉络中来考察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还应该把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作为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应有内容，甚至是在某些方面具有核心性的内容来考察，这样，可能才会有更准确的把握。在具体的把握中，中国诗歌从诗歌的存在方式、诗人以及诗歌的话语表达等很多方面都应该注意，我们这次讨论集中在中国诗人的身份意识、身份认同问题，主要是讨论诗人的主体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准备分成三个方面：一是性别身份和性别意识问题；二是讨论在五四之初便开始觉醒的劳工意识与劳工身份，这一身份后来演变成了阶级身份，再后来在1990年代出现的“打工诗歌”或“工人诗歌”中，又有了新的特征与内涵。由早期的“劳工”到后来的“工人阶级”，再到后来的“打工者”这样一个脉络，非常值得关注；第三个板块，我们想讨论一下中国新诗中的民族身份问题。这个问题我没有充分和专门的研究，大家多谈。我以为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写作在1950年代被纳入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宏大叙事中，民族身份也相应地获得了新的内涵。所以，我以为一直到1980年代以后，民族主体意识才相对觉醒，这些年，因为整个的全球化背景及中国自身的变化，民族诗歌非常活跃，出现了很多用民族语言写作的诗人，也有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诗人，他们写作所表达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性话语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们初步想把讨论分成三个板块来展开。

　　一

　　何言宏：接下来我们首先想讨论的，还是我们中国新诗中的性别意识，以及它的历史演变。我们都知道，五四时期有所谓的“三大发现”：首先是“人的发现”，“人的发现”下面有很多具体的发现：比如妇女的发现、劳工的发现、儿童的发现。妇女的发现表现在诗歌当中，便是出现了女性意识的表达，最早的像冰心。我们都知道冰心她是以宗教感和爱或者是母爱等为代表的，后来再晚一点，就是郑敏，她有一首诗叫《金黄的稻束》，我很有感触，这首诗里出现了一个母亲形象，不是一个母亲，而是作为一个类的母亲，是诗中所写的无数个疲倦的母亲——“你们/在这伸向远远的一片/秋天的田里地首沉思”——这里把母亲称作“你们”，就使得“母亲”更加抽象化、更加显示出是一种类别。“······历史也不过是/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而你们，站在那儿/将成了人类的一个思想”。女权主义一般认为，女性要和男性平等，妇女要进入时间、要进入历史，而在这首诗里出现的母亲却超越了历史，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具有彻底的本体性。“历史也不过是······”，每次读到这句，我都觉得非常有冲击力。这首诗已经非常充分地体现出作为女性的母亲，不仅是要进入历史而且已经超越了历史。我暂时就先讲这些。    

　　 何平：刚才说的问题，在我们的印象中，中国现代女性小说家很多，但是女诗人则相对比较少的。我们讨论的性别觉醒可能是比较后来的事情，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才起来的，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过来以后。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中国现代诗歌的女性意识，其实跟女性实践性的性别觉醒是不一致的。实践性的性别意识其实在当代发育比较早，通过当代政治动员女性意识到性别，当代政治实践中的女性跟我们现在讨论的诗歌中间的女性意识不一致。

　　另外就是说小说中间的女性意识发源得更早更强烈，像上世纪20年代，诗歌中间倒不是发育得很充分。诗歌里面谈新女性意识，一般是从1980年代所谓的女性的黑色意识，像翟永明、伊蕾和唐亚平等等那些诗人开始。西方女性理论对于中国诗歌新女性的觉醒影响特别大，这个之后，性别意识逐渐发育起来，然后到了1990年代，大概是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对女性的性别觉醒，影响特别大。

　　我感觉到一个问题，在女性觉醒过程中，网络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量，它不光是一个平台，其实是一股力量。个人的身份强调，不一定在传统纸媒时代能够实现，有了网络以后就能够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面自己聚集起来，然后把各个群落之间的边界划定，所以我感觉到，就是讨论女性诗歌要注意到几个结点。另外我个人感觉到讨论女性不能离开政治，像舒婷她们是跟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有关系的，是女性与政治对抗的一个力量，不是单纯在男女之间确立自己的性别意识。    

　　赵思运：这个话题，1998年我在撰写硕士论文时就曾关注过，起初我想考察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女性诗歌，后来发现“当代”跨度太长了，因为从1949年到1978年之间基本形成了女性诗歌的空档，所以在最后，我的论题就截取研究了“新时期女性诗歌”。现在想想，当时真的应该研究整个“当代”的女性诗歌。虽然1949年到1978年几乎是女性诗歌的空白，但是，“空白”有丰富的意味。为什么会造成女性诗歌的空白？从整个当代文学史的线索来讲，不研究这一段女性诗歌的“空白”，反而是有欠缺的。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挖掘，这一段所谓的“空白”里，也有重要诗人。1950年代有两位女诗人，林子和林昭。林子的组诗《给他》是1958年写给长期分居的恋人的，她以女性特有的温婉语气，以娓娓道来的方式向所爱的人倾诉心声。20多年间她一直压在箱底没有拿出来，后来在爱人的鼓励下，才在《诗刊》1980年1月号上发表出来。林子的《给他》是标准的地下写作。组诗中最为大胆细腻的是第十首：“只有你要，我爱，我就全给，/给你——我的灵魂、我的身体。/常春藤般柔软的手臂，/百合花般纯洁的嘴唇，/都在等待着你……/爱，膨胀了它的主人的心；/温柔的渴望，像海潮寻找着沙滩，/要把你淹没……/再明亮的眼睛又有什么用，/如果里面没有映出你的存在，/就像没有星星的晚上，/幽静的池塘也黯然无光。/深夜，我只能派遣有翅膀的使者，/带去珍重的许诺和苦苦的思念，/它忧伤地回来了——/你的窗户已经睡熟。”在崇尚“大我”的时代里，作为“小我”的林子对于灵肉统一的女性欲望的表达是惊世骇俗的，具有突破禁区的重要意义。诗艺上又十分朴素而委婉，所以有人将她比作“中国的白朗宁夫人”，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们不得不去关注50年代另外一个极富反思精神的女诗人林昭。林昭自幼具有单纯的政治热情，在中学时代，她就参加了左翼“大众读书会”“大地读书馆”活动，认真研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著作。1949年共和国诞生之时，更是对于新中国、毛泽东、共产党怀着满腔的热情，甚至为了追求进步，与家庭决裂。1950年8月，林昭在吴县木渎创作的长诗《望穿眼睛到今朝》，以典型的颂歌模式，十分饱满地传达出对毛泽东的极端崇拜之情。通过对农民翻身做主过程的叙述，得出结论：“千言万语并作一句说：亲爷娘没有共产党好！三十年苦头吃穿了，毛主席恩惠比天高。”在后来的右派生涯里，林昭为了捍卫自由民主精神理念，与“极左”势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对新中国和人性进行了深入思考，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诗词文章。在这些凝聚着血泪的文字里，彰显出一位热爱新中国、崇拜毛泽东的大学生一步步成为思想成熟、富有民族担当精神的思想型诗人的历程。这些诗作的核心内容便是对于国家民族之大爱以及对自由的追求和献身精神。她的勇气、壮烈与决绝在一个充满了狂热迷信的时代里，闪烁着耀目的光芒。

　　女性诗歌的出现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人的觉醒和个体觉醒。然后才会有性别的觉醒。在一个“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时代里，崇尚集体主义价值观念，没有个体意识觉醒，更谈不上性别觉醒。上世纪50-80年代，台湾女诗人就比较多，她们比较得到尊重，女诗人的个体意识和性别意识都很彰显，甚至在1990年代女诗人完全敞开性意识。台湾学者陈义芝有本书就叫《从半裸到全开：台湾战后世代女诗人的性别意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研读。在大陆这边，“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时代语境，造成了女性诗歌的空白。    

　　何平：还有灰娃，包括林徽因等。    

　　赵思运：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放在大的背景里面，历史很多时候是男人写的，不是女人写的，历史是history，是his story，不是her story。主席是chairman 而不是chairwoman。无论是生理意义上的性别（sex）构成（男male / 女female），还是社会意义上的性别（gender）构成（男man / 女woman）都可说明：男性是女性的词根，女性总是处在语义的后面，在形式上处于从属地位，男人是普遍、自足的，女人只是相对存在的。波伏娃说：“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女性只能被规定，女性的声音被男性盗走了，整个历史是菲逻各斯中心论话语（phallaogocentric）, 现代社会是阳具中心（phallaocentric）社会和词语中心（logocentric）社会的交融。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把历史比作小姑娘可以看出历史的话语主体是男性。

　　历史文本（text）是由男性话语编织而成，而男权历史又往往在深层左右了一些女性的价值观念。这种现象可用一个政治典故作喻：在二战期间有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症侯群”，它指的是瑞典对德国的态度，被占领国通常会慢慢认同占领国。在文化上，我们一旦闯进这个领域就会受到很大压力甚至被同化，致使一些女性的写作采取男性信仰，打上男权色彩。从大的历史文化语境来看，女人书写的性别意识相对较弱，经过一个漫长的休眠期才会苏醒过来。当面对强悍的男权文化的时候，女性的写作不知不觉就被男性左右了。我这里有两首同题诗《诺日朗》，作者分别是男诗人杨炼和女诗人孙悦，二者正好构成一种对应。“诺日朗”臧语意思是“男神”。杨炼是典型的男性话语风格：“我是瀑布的神，我是雪山的神/高大、雄健、主宰新月/成为所有江河的唯一首领//……/我来到的每个地方，没有阴影/触摸过的每颗草莓化作辉煌的星辰/在世界中央升起/占有你们，我，真正的男人”。孙悦是这样写的：“…… 骑马的汉子缓缓而来/因光华四起的麦穗而频频颔首/这时候暮色苍茫  残阳如血 /白练长披的诺日朗啊/ 接近你雄性的躯体/我颤栗不已/焦灼使我全身燃烧/我试图以和你融为一体的欲望/碰撞你目光溅出的轰鸣/从各个角度仰视你/我泪流满面/长跪不起/长跪不起”。此诗中的男神崇拜是典型的“菲勒斯中心话语”（phallaocentric），是古老的男权神话的现代复活。一个是“在世界中央升起/占有你们”，一个是“从各个角度仰视你/我长跪不起”。二者对比阅读，可以看出二者的男性立场是多么一致。我看到一个说法， 在某种意义上说，诗人之笔是一个阴茎，阴茎（penis）与笔（pen）在词源上有着密切的隐喻关系。桑德拉·M·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在《阁楼里的疯女人》里写道：“在西方文化中的父权制观念里，本文的作者是父亲、祖先、生殖者以及美学之父，他的笔是一种像他一样具有生殖力的工具。非但如此，他的笔的威力，正如他的阴茎的威力，不但具有创造生命的能力，而且还具有繁殖后代的功能。”因此，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说：“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一直被驱逐出写作领域，……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并且声称“写作乃是一个生命与拯救的问题”，写作永远意味着以特定的方式获得拯救”。   

　　傅元峰：简单从性别辨识诗人，并认定一种生理学意义上的性别意识，对诗来说，意义不大。从新诗发展史的角度谈论性别意识，一定要有诗歌语言方面的证据。有性别意识的话语主体，必然有新诗诗语的生成。但这个话语主体出现在什么时候？尽管现代女诗人很多，也很有影响，但现代女性意识体现在新诗诗语当中，明显是在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1990年代女性意识整体觉醒之后。

　　女性和诗歌的联系，在古典诗词当中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话题。女诗人和诗中的女性话题，并不是新诗的专利。只有在新诗诗语生成的意义上，女诗人的贡献才值得专门讨论。主体意识会有各种程度的诗语创造。百年新诗，女诗人的异质话语给新诗带来了什么？新诗作为自由体诗在20世纪突显，女诗人在新诗文体、诗语确立中的贡献，才是值得清点的诗歌真问题。

　　上世纪20年代讨论得比较集中的话题，就是新诗诗语层面的各种问题，比如，韵律问题。他们提出了新诗的“新韵”和“无韵”，这种讨论没有深入下去，问题在于，朝向新诗全新经验的“无韵”，像周作人的《过去的生命》那样的诗，并没有更多良好的诗语示范，没有广为流传的经典。新诗只是一种新的诗体，而不是广义的“新的诗”。真正能够确立新诗的东西，不是内容，而是内容的表达方式。女性意识生成了新的诗语没有？在新诗成韵的合法性求证中，林徽因的诗作，显示了女性在韵律美方面的天赋。但很少有人从韵的“性别”方面去探究。她的古典女性话语，是靠韵完成的。韵和诗的性别意识完美结合，在她的诗中得到了完美呈现。

　　陈敬容是女诗人，她在《无题》中写到乞丐，写到大街上的叩头，意象非常冷硬，但我们不能说她的冷硬就是现代女性意识；郑敏金黄的稻穗中出现了母亲，但还是有强硬的力度感，诗的抒情主体是一个带有文化省思特征的男性。内向的柔性的女性话语，1949年后体现非常少，1970年代，灰娃的诗有一种个性化的崇高美，这种伴随荒谬审思的诗语特质，是不是来源于女性意识和女性话语？我觉得至少不是非常分明。舒婷触及到了爱情，但她的诗除了话题之外，还有残留的女性化的个体诗语吗？没有，都是合唱。一直到寒烟，她是非常低调的诗人，她的诗句也带有阳刚气质，带有历史话语倾向。女诗人的男性话语倾向是这百年的中国经验之一，在1980年代之前新诗诗语的贡献上，诗人因主体姿态改变获得的新诗诗意有多种形态，但性别意识并没有独特的贡献。

　　男诗人笔下反倒有一种特别的对抗：匍匐、静观、断绝、孤寂……逃离陷阱，避免自身走向诗歌功利主义，走向启蒙话语，走向观念表达的粗线条。在翟永明诗中观察到的女性意识很多，但只有到蓝蓝的诗，才通过对草木的书写看到柔美细致，才看到作为一个北方母亲的情怀有自我语言生成，可以自叙完成，不需要旁叙和代理。真正女性话语托举起来的诗意，柔弱而有非常强大的支撑力，使人们读她的诗会有落差感。一读蓝蓝和娜夜，就能触碰到西北风骨，看似向内收的柔弱，但有一定的张力。我觉得诗歌当中的女性话语可能要结合新诗话语的缺陷，像思考南方精神那样去考虑女性意识，不能局限于女诗人或者是她们写到了女人，进行这方面的判断。女性意识，在诗学中最终还是一个特殊的主体话语辨析的问题。    

　　何平：实际上，陈衡哲和萧红女性意识很特殊，她们不是性别对抗性的，陈衡哲当时写小说非常早，诗歌没有写几首，但我们讲诗歌百年的女诗人从陈衡哲开始。不能简单把女性理解为女权。萧红就是一种女性性别所具备的立场和角度，只要是女性，她就会这样去感受世界。作为一个女性，不是去对抗什么，作为一个女性去写作，性别意识是正常的。我们还是往下关注更年轻的，就是像90后，她们性别意识跟前面完全不同了，比如余幼幼、杨碧薇等，她们真正从女性角度释放自由。    

　　河西：谈到女性诗歌没有女性诗人来参与讨论似乎有点问题，如果有女性诗人——比如舒婷、翟永明、余秀华、丁丽英等人——来谈一下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学立场与人生体验，我想会丰富我们讨论的议题。

　　女性诗人有很多，但是意识到女性身份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女性的身体解放也提上了议事日程。以伊蕾、翟永明为代表，深受普拉斯独白派的影响的这一代人，从舒婷式的家国情怀走向了更为私密化的内心世界的挖掘。这是作为第二性的“她们”对作为第一性的“他们”发出的挑战宣言，翟永明1984年的组诗《女人》、伊蕾的诗歌《女性年龄》、《独身女人的卧室》，从标题到内容，无不如此。在诗歌史上，女性身份意识的觉醒具有重要的人性和诗性意义，这意味着女性可以有自己独特的抒情对象，闺房、乳房、子宫、女性的性体验、爱情观……是完全不同于男权一统江湖时代女性/母性的简单化诗歌抒情方式，是女权主义在诗歌领域的一次觉醒。

　　这样一次觉醒，有其重要的身体政治的意义，但女性诗歌并不等于女权诗歌。女性，当然可以跳出女性性特征的局限，去书写更广阔的空间。在伊蕾之前，九叶诗派中有两位女性重要的女性诗人：郑敏和陈敬容。她们的作品有女性细腻的特质，但并没有过于强调她们的女性身份。郑敏和陈敬容都在静穆中寻找和发现力量，她们喜欢从日常事物引发对宇宙与生命的思索，并将其凝定于静态而又灵动的意境里。就像郑敏写的：“我从来没有真正感受过宁静，/像我从树的姿态里/所感受的那样深”（《树》）。

　　2015年年初，脑瘫诗人余秀华的横空出世成为当年诗歌界最热门的话题，也使她出版的诗集成为20年来销售情况最好的诗集。余秀华的诗有一股特别的狠劲，很容易就打动你。在一篇博文中，她称自己的偶像是信。虽然写法上不同，但是那种高调抒情的热情，对于极端化字眼和情绪的追求都如出一辙。也许是因为残疾的缘故，因为“在非自由恋爱下结婚”，她内心压抑了太多太久的爱意甚至欲望，才让她写出那么多渴望爱情的诗篇。　　

　　　　问题是，有一次我掐了他的胸

　　　　他全身颤抖

　　　　我不知道他手心里的水流向了哪里

　　　　——《盲人龚会平》

　　　　如果你先离去

　　　　我大概也不会哭泣，你的骨灰我也不会留着

　　　　每天早晨抓几粒放进嘴里，喝下去

　　　　省着喝，喝很长时间

　　　　——《初冬信笺》　　

　　那是长期压抑在她心里的情感在诗歌中得到抒发，因为她的残疾。她好像找到了精神的寄托，在现实中无法获得的，就要在诗歌中去成就。是她的生命之火燃下的灰烬，是火中取栗的舍身饲爱。她的诗，和狄金森、耶麦，都不同，更直接的痛苦，针刺般的直接。让我最吃惊的还不是她对痛苦惊心动魄的描写，而是她流露出来的对于土地、他人近乎宗教性的强烈的爱，这是我在莫言、萧红、巴列尔这些以描写残忍而著称的作家那里都是看不到的。在一些诗作中，她不是像常人那样抱怨命运不公，居然是责备自己爱得不够：　　

　　　　我怀疑我在这个世界作恶多端

　　　　对开过的花朵恶语相向。我怀疑我钟情于黑夜

　　　　轻视了清晨

　　　　这些，我羞于启齿：我真的对他们

　　　　爱得不够

　　　　——《我以疼痛取悦这个人世》

　　另一方面，女性主义诗歌可能在纯文学研究中才更受关注，在一个更大的大众层面上，台湾女诗人席慕蓉的诗歌曾经大行其道风行一时，销量是极其惊人的。绝没有余秀华般的强烈，只是一种小女人的悲喜，清新、温柔、温暖，带一点淡淡的忧伤，和大众对传统女性的认识是吻合的。从诗艺的角度来看未必有多了不起，但作为1990年代女性文艺青年的案头必备，这种影响力不可小觑。    

　　赵思运：我再补充一下。“性别意识”这个话题只有在“百年新诗论坛”这么一个巨大的历史维度下面来谈，才是一个真命题。对于当下诗歌创作现象而言，强调诗人的性别问题，其实是伪命题，因为性别不具备特殊性，不该作为特殊的角色。当把性别定位为一个问题时，肯定是有问题的时代、有问题的社会、有问题的文化语境，这么一个生存空间是不正常的。在今天，相对来说，对于个性的尊重和对于性别的尊重，不再成为很大的问题，再谈就没有什么意思，现在已经是常态写作。除非你在特殊的年代里谈论特殊年代的女性写作。在一个常态下的写作里面，过分强调一个人的性别身份，是无效的，甚至会感到很奇怪。龙应台有一篇文章《我很遗憾我是个女的》。她说：“在编辑、记者、读者、作家发现我是个女性之前，我被当作一个正常的‘人’看待。……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有人发觉这个阳刚的名字后面居然是个女人！消息传开去，像野火一样烧开。突然间，我不再是教授，而是女教授；不再是作家，而是女作家；不再是博士，而是女博士。总之，被人发现真身后，我就不再是个‘人’，而是个‘女人’。”现在，提起舒婷，普通读者一下子想到她的《致橡树》、《神女峰》，而且还特别强调她是女诗人。其实，她最好的诗歌都不是关于女性的。

二

　　何言宏：思运的说法我有点存疑。好的，我们进入第二个话题，讨论工人身份问题。实际上，在我们新诗的早期阶段，大家印象较深的是《人力车夫》，当时强调的是劳工的发现，强调劳工神圣等等，人力车夫是当时的整个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关注的一个热点，除了《新青年》，还有很多报刊杂志都集中讨论过人力车夫问题，从新诗的关注人力车夫到后来的工人运动，再到上世纪50、60年代的顾工他们，还有关于石油工人、伐木工人、煤炭工人、电力工人等方面的诗篇，这种对工人的关注都很突出。我们的新诗工人意识的觉醒比女性意识要晚，但在1990年代以后，工人诗歌可以用风起云涌来形容，出现了打工诗歌的热潮，打工诗人们办报纸、办网站，还有不少相关的诗集、诗选，我手上就有陈忠村、许强他们从2005年开始主编的《中国打工诗歌精选》，这一选本坚持到现在，很有影响，要想了解打工诗歌的基本情况，比如都有哪些重要的打工诗人和打工诗歌，关于打工诗歌的重要评论与研究，这些情况里面都有，我们对打工诗歌一定要结合和深入到具体的文本和诗人的具体生存去研究与讨论，才会有效，才会真正落到实处。

　　何平：女性本身她自己就能说自己，工人诗歌里面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是靠代言，不是真正的工人在写诗歌。在1949年前后也有一些工人诗歌，我们现在谈这个话题可能还是应该围绕着上世纪90年代以后所谓的“底层写作”。打工诗人其实存在着两种类型：一个是本身作为工人，像郑小琼；另外一个就是诗人为工人代言。那种代言的诗歌完全不同，就像西方理论讨论的庶民能不能开口说话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可能比我们讨论女性问题还要复杂。    

　　赵思运：20世纪以来的工人诗歌，我们大致可以分时段概括一下。虽然任何概括都是危险的，你在概括的同时，也会削足适履地遗漏其它内容。不过，我还是想讲一下。从五四时期到现在，大致分成四个阶段：五四时期、1930年代到1970年代、1980年代、1990年代以来。第一个阶段五四时期的工人诗歌有一个主导的东西，那就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表层看是一种文化思潮，而背后有一种政治思潮的因素，或者说，也有政治策略性的东西在里面。毛泽东在1918—1919年一度十分沉迷于在北京流行的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就像顾昕在他的《五四激进思潮中的民粹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文最后所说：“民粹主义不仅滋养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民粹主义的冲动始终成了毛主义的主旋律。在‘五四’时期搏动的唯意志论、道德理想主义、劳动主义、反智主义、反资本主义、反城市主义、以及知识分子与民众打成一片的观念，四十年后重新兴起，构成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基调”；第二个阶段是1930年代到1970年代，基本上是前工农兵模式和工农民模式。这是战时共产主义文化策略的诗歌表达，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观念得到强化；第三个阶段1980年代，应该属于后工农兵诗歌，阶级意识逐渐淡化，诗歌的本体性逐渐凸显；第四个阶段是1990年代以来的工人诗歌，意在传达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文化阵痛。打工诗歌也好、底层诗歌也好，这种现象的出现被主流文学史关注，基本上是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的需求，是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同时，我们也发现，从五四时期对劳工的思考，一直到1930年代、1970年代，内在的东西都是可以打通的，那就是民粹主义元素的张扬。那就是说，底层民众越穷越落后，就越能够先天性去被获得政治价值。底层无产阶级一无所有，所以才是最神圣的，与“劳工神圣”口号对照的是“知识分子的原罪论”。知识分子一生下来就有罪，因为你能够吃得好、穿得好，有学上，还有工作，他就感觉到自身在底层劳动者面前有罪。知识分子不管出生于什么家庭，你有文化、享受到很多待遇，你就有原罪，知识分子在先天上就被定了罪。知识分子的原罪感与工人阶级的先进性。1942年延安文艺讲话使这种逻辑转化到工农兵模式，其实从五四到1940年代，内在的逻辑是顺理成章的。这种工农兵模式到1980年代有所松动，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就淡化了很多。1990年代以后，进入到农村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的转型期，现在还在发生巨大变化，但是内在的价值观念也出现了巨大断裂。我们一方面喊着“留得住乡愁”，一方面又喊着城镇化建设，很多东西都是分裂，价值观念都是对立的。其实，我们的工人阶级都先天性具有小农意识，都是从农业黄土文明中走出来的。放在社会变迁的文化背景中，所谓的打工诗人这么一个群体，从深层次来说还有一种民粹主义的东西在里面。民粹主义加上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使打工诗人和工人诗歌成为一个主流话语。    

　　傅元峰：我觉得打工者写诗没有问题，但是打工者诗人被标签化以后，有很多非诗的东西泛滥出来。我们在诗的视野当中来谈打工者诗歌，会丢掉内化为诗、广化为诗的生活和生命体验，重回古板的阶级论调。我赞同何平所说，打工者身为抒情主体，仍然需要代言。我觉得带着打工者标签，就已经拒绝了诗歌的深度言说。他们的言说在诗中更多是通过“镜头”来展现出来，所以他们需要电影，而不是诗。《我的诗篇》没有升华诗，也没有升华工人，但是表达了一种类似于小说承载的事件诉求。这是继贾樟柯《24城记》之后的一次比较失败的诗与底层的相互装饰。打工者诗人，如果要想求得诗中的职业存在感，就要扩展到一定的职业场景和阶层诉求，但这个职业场景又不是打工者的私人场景，打工者对“我”的搜罗是公共行为，真正写得好一些的诗恰恰是离开了打工者的身份定位，迷失了自己的身份，回到私人领域的那些。离开公共领域，然后诗才长出了翅膀。在深圳的那些诗人，比如安石榴，他在深圳街区之间穿梭，以他的游离于生存恐慌的漫游和其他的打工者相区别，写了很多让我们震惊的文字。真正的诗人是那些拥抱城市的人，第一次认为城市是家，而不是那些批判和控诉的人，不是那些异乡人。“打工诗人”不应作为诗潮继续提倡，要从中打捞真正的诗人，引领他们离开阶层文学，撕下自己后背的标签，重新开始。    

　　何平：首先要是诗人，然后再讨论他的立场。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标签化也制约自己的写作了。郑小琼可以作为一个个案，还是有制约，一个穷孩子出生，我不能摇身一变变成知识分子。    

　　河西：我总觉得实际上写诗的都是知识分子，不是真正底层的文盲。五四之后工人运动中涌现的大量同情底层劳工的诗作，是马克思主义观念传播到中国后的产物。进行这些诗歌创作的，是一些激进的文学革命青年，很多是创造社、太阳社这样左翼现代文学团体中的骨干。他们的诗歌，夹杂着马克思主义的信念、革命的荷尔蒙激情和现代主义技法的时髦，相当多的，是冯乃超、殷夫似的政治抒情诗。而随着革命中心的转移到农村，这种政治抒情诗，也逐渐转变为对于农民的歌颂。最终，对工人的书写，成为一种他者的书写，很显然，我们在这些政治抒情诗中看到的工人形象，和我们在关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帮会研究的所看到的工人形象是大相径庭的。还是马克思的那句名言：“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新诗主体性的现代性问题。新诗之所以为新诗，是因为它的“新”，新是与“旧诗”之“旧”相对的，没有旧体诗就无所谓新诗，没有新诗也就无所谓旧体诗。而在新诗出现的那一刻，它就负担了文学革命的重大责任，这是新诗的“原功”，也可能是它的“原罪”。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有两章，专门谈“清代文学的反动”，新文学，以清代旧文学的“反动之反动”的形象出现，而新诗作为文学革命的急先锋，不知觉之间，有一种政治正确的优越感。也就是说，在新诗的现代性的一面，从一开始，它就打上了一种非黑即白的阶级斗争的深深烙印，这是我觉得需要专门指出的。

　　而近十年来，打工诗人这个群体的出现，也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阶层的剧烈分化息息相关。工人，再次丧失了他的优越性，成为社会底层的代名词。他们工作压力大、待遇低、保障少，说下岗就下岗，再次成为富有同情心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关注点，在这一点上，虽然和五四时期时隔近百年，但两者何其相似乃尔！这一次，虽然打工诗人都是实实在在如假包换的工人，但对这个群体的命名，却必定是知识分子批评家做的事。

　　我读过自杀的90后打工诗人许立志的一些诗歌，相当不错，比如这首：

　　被吃掉  

　　是肉存在的唯一价值  

　　因此当我一片接一片地  

　　吃掉自己身上的肉时 

　　我实现了

　　自我存在的价值 

　　——《存在与价值》 

　　他有一些作品，表现得云淡风轻，比如他著名的遗言：“我来时很好，去时，也很好。”（《我弥留之际》）。可是，只有在《存在与价值》 这样的诗歌中才看到了他内心的伤口，他是不快乐的，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用他的抑郁和才华，“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耻辱的诗。”

　　郑小琼的诗歌在技巧上更为圆熟，这使她更像一个冷静的知识分子，在“荒凉的角落”孤独吟唱。打工的经历为他们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鲜的经验，但重要的，恐怕还不是写了什么，而是怎么写。不论是在许立志还是郑小琼的诗歌中，具象的打工经验只是诗中一些微小的种子，大量映入眼帘的，仍然是“镜中”、“沉默”、“孤独”、“疲倦”、“存在”这样的词语，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或者说用“打工诗人”的标签还指称他们，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打工，是他们的一个身份、一个标签、一个背景，但呈现出的，还是纯诗，这和五四时期的状况又成为有趣的对照。    

　　赵思运：打工诗人作为一个群体，其实有很致命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文化态度。近三十年，中国的历史语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一点便是由农业大国向工业化转型。在这个现代化进程中，大量来自农业区和中小城市的务工人员移民到大城市。因此，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产生了激烈碰撞。从作者来说，诗歌中那些发自内心的、自然而然的痛苦，我都不反对，从传统文明到现代城市文明的转型过程中，打工者因为农村落后而逃到城里去，到了城市之后，又活得那么痛苦，虽然很痛苦但还不愿意回去，在逃亡与返回之间，犹豫彷徨，非常复杂。这种由农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型期带来的文化心理的不适，我们称之为“文化断乳”。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明明看到了城市文明的异化状态和极其复杂的负面环境，我们为什么还要艰苦卓绝地涌进都市文明的阈限里面？如果说城市文明的异化是时代面孔的阴影部分，那么，这个面孔的光洁又是怎样的呢？我以安石榴为例子来简要分析。安石榴从1993年以来就移居珠三角地区，他在深圳的七年的青春寻梦史，成为他私人灵魂的据点。他的《深南大道》极富有现代意识，开始的几句：“深南大道是一条/黑色的汽车跑道/汽车在上面奔跑/缓慢得像一场展示”，奠定了现代文明的调子。“漆黑的车身闪耀着/梦幻与荣耀的光泽”，也是现代都市的光泽。他继续写道：“我要化作一辆汽车/奔跑在宽阔的深南大道上/我要做汽车的贵族/把那些垃圾一样的车子撞开/我要做深南大道上的/一架坦克或推土机。”“汽车”“坦克”“推土机”也是“铁”，是现代物质的象征，诗人甘愿化为这些“物质”，这种“物化”并不是异化，而是现代城市文明的载体。因此，对于工人诗歌来说，需要跨越“文化断乳期”，建立起更加阔大的文化视野和价值视野。要想成为一个具有远大抱负的伟大诗人，需要更加宏大的文化背景，因为每一个伟大诗人的背后都有一套属于他自己的文化的支点，这种文化基点既来源于他的生活之中，又超越了具体的生存，它包容了更加丰富驳杂的人性体验与生存体验。“文化断乳”之后的“二次发育”对于每一个诗人来说，都是艰苦卓绝的。这是诗学的发育、灵魂的发育和文化的发育，严酷地说，这个二次发育的过程甚至会贯穿诗人漫长的一生。这个过程能否完成，是考验一个诗人是否最终完成了自我的杠杆。从这个角度讲，纪录片《我的诗篇》也有深刻的偏狭特点。对现代文明的诅咒、抗议，影片做了尖锐揭示，但声音是单一的，而不是包容的、丰富的，缺乏对现代文明的认同与接纳。        

　　何平：这些诗歌从审美来看是比较粗糙，但我们整个诗歌这样一个生态中间没有这种作品，都是精英写作，这种生态也是不正常的。精英诗人，你现在只能坐在家里想象他们的生活，而他在现场，他为后面写作提供新的东西。所以这几年，我观察他们的写作，我自己的观点有所改变，这种写作不是很完整的、我们已经很成熟的东西，而是从下面生长的东西。你那些所谓精英写作，完全与生活断裂开来了，他们的写作可能为未来文化再生长提供了新东西。你看这几年谈小说的时候，哪怕下去跑几天，对于乡村体验，跟坐在家里看报纸、看新闻体验还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谈身份问题，首先要讨论从这样一种身份里看到了什么，然后第二个问题看到的东西有怎样的局限性，或者带来什么样的文学元素。

　　何言宏：我们的讨论非常热烈，也显示出互相间的分歧，我以为这是好事，大家坦率地讨论交流。我从诸位的发言中能够感觉到，诸位对打工诗歌还是有偏见，这种偏见，甚至已经妨碍我们耐心地去深入地了解打工诗歌。“打工诗歌”的命名，不管是源于批评家，还是源于他们自身，我们最需要做的，还是去较切实和全面地阅读文本。我看思运还是在过于简单化地用左/右、阶层等观念与模式来看这些诗歌。我从这些诗歌中，首先感受到的是他们作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所经历、感受与表达出的痛苦，他们的喜悦、哀伤、欢乐，都是具有普遍人性意义上的情感。他们的诗中所表达出的屈辱、愤怒以及由此生出的正义感，最核心的精神，也基于人性——而不是“阶层性”。所以，我们千万不能用我们固有的观念模式轻易打发掉他们最真实的痛苦。我们需要放下身段、放下偏见，切切实实地贴近他们。

三

　　何言宏：我们进入的第三个话题就是民族问题，是关于我们新诗中的民族身份和民族意识问题。我先引下话题。就我自己来说，起初是在作家张承志那里注意到他的伊斯兰身份、回教身份，但也没有太过注意，没有去进一步思考与研究。后来，在我对作家阿来的阅读特别是与他的深入对话中，他的藏族身份，我觉得特别重要。但是在同时，张承志和阿来的写作，世界意识与人类意识又特别强，尤其是阿来的写作，虽然有很明显的民族意识，基本上又都是指向人类的，他的精神半径、思想半径非常之广，明显超越了民族国家的限度。我以为这是他们成功的很大原因，对于我们思考诗人的民族身份和诗歌中的民族意识，很有启发。   

　　何平：以前也有少数民族诗人，身份意识却是最近这些年才有的事情，我认为，这里面其实就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据我看在西藏、新疆、内蒙的许多诗人都是双语写作，但是我们现在基本是在使用汉族语言，就是所谓汉语写作。这个话题确实敏感，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很秘密的属于他们的写作方式，建立在他们的文化和语言上面，我们根本不了解，他们呈现给你的汉文化是他愿意呈现给你的，他也知道有些文化在汉语层面不能呈现。    

　　何言宏：他们的母语写作我们一般无法阅读、无法讨论。上世纪50年代，我们诗歌中民族话语的表达是在民族政策下的表达，所抒发的一般都是在党的领导下的翻身解放和幸福生活，这些表达与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一致。    

　　赵思运：讨论这个问题有很多维度，如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的维度，少数民族和汉族的维度，少数民族和政府政权的维度，而且涉及到的民族族种又太多，我们这方面的学术积累是不能支撑的，这方面太专业了。    

　　何平：这个问题，我建议不要太展开来讨论，我问了有关专家，我们少数民族语言的刊物有100多种，国家有扶持政策。其中有一部分少数民族作者愿意被翻译，另一部分还不愿意被翻译为汉语，认为我只要在本民族传播，我不要在汉族里面传播。    

　　何言宏：这个问题涉及到在中国新诗百年背景当中的身份意识、身份认同问题，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我认为，这也涉及到诗的本体。比如关于少数民族的生活、文化和关于他们内心的写作，同时也为我们的新诗提供了新的语言，像很多少数民族诗歌会写到雄鹰，我们汉族谁会写雄鹰？另外，他们的写作在语言的节奏感、诗的韵律等方面，也与我们有不同的东西。     

　　傅元峰：刚才讲的民族，我觉得可以从民谣的角度谈。要注意一下民谣。我觉得，因为游吟诗人是一个亚文化范畴的“小众”，所以，民谣几乎为紊乱的诗思招魂，重回民间与白话，重回自我。我觉得现在存在很多拿民谣寻找新的灵感的诗人，即使写不到，音乐会来意会和暗指。歌谣在新诗诞生之初，是一个称职的接生婆。可惜，很多研究者忘记了它们。民族性在诗歌中未死的部分，不是英雄史诗，而是酸曲儿，是其中隐约要附魂魄于词的那种倾向。现在的小众民谣诗人已经成为就要成气候的亚文化核心，现代歌谣值得重新挖掘。

　　河西：少数民族诗人继承了他们民族的密码。每一个民族都有属于他们民族的叙事和抒情方式，这种方式在全球化的时代既显得难能可贵，又变得难以为继。

　　我同意刚才几位讲的，如果把用少数民族语言写作的诗人也涵纳进来，这个问题就会变得很复杂。我觉得这可能要区分为两类来分析：一类诗人是传统的少数民族诗人，他们继续前现代时期自己民族伟大诗人的吟唱，是一个个民族巨大惯性驱使下产生的非物质文化继承人。他们是最纯粹的民族诗人，但自身却未必意识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并没有明确的主体性，他们个人的主体性是寄居在整个民族的翼翅之下的，比如《格萨尔王》的说书艺人；另一类的诗人，则是积极融入到现代汉语诗歌写作中的少数民族诗人，少数民族是他们出生时的命运所系，又成为他们区别于其他诗人的个人特质。

　　吉狄马加和吉木狼格是用汉语来写作的彝族诗人，却有着迥然不同的面貌，吉狄马加的长诗如大山般雄浑有力，虽然用的现代汉语的符号系统，但是你能清楚地感受到彝族的山岭在他的诗歌中流淌；而吉木狼格是“非非”的重要诗人，以一种反叛的姿态出现，他的短诗简洁，点到即止一击即中，他也写“西昌的月亮”、“民族的血液”，但是更多的时候，他是间离的、冷漠的，他写道：“我估计世界由距离构成。”如果不说何小竹是苗族的，可能不会有多少人注意到他的少数民族身份，和吉木狼格一样，甚至更为极端，何小竹是将反对深度的口语诗运用到极致的一位奇特诗人，近乎于废话的戏谑气质带有玩世不恭的后现代美学追求，颠覆和解构一切，是非非的初衷和基本教义。

　　撒拉族的阿尔丁夫·翼人书写了《黄金诗篇》，扑面而来的是草原的气息，在思想上，阿尔丁夫·翼人追求天神合一的神秘主义，史诗的力量来自于他的激情与长度。

　　还有回族的木斧、白族的晓雪等少数民族诗人，他们的写作，既丰富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可能性，又拓展了自身民族书写的疆域，毫无疑问是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诗歌收获，但对他们的关注要远远少于非少数民族诗人（特别是那些名诗人），我觉得对于这些诗人的作品值得更深入的研究，有人说他们是“黄金般的少数”，现在他们还是太寂寞了。

　　何言宏：河西的观点非常有启发性。但我们关于中国新诗中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身份的问题讨论起来确有难度，我们今天只是初步触及到这个问题，把大家的思考初步呈现出来，特别是由于语言的原因，更加全面与深入、更加具有专业性的讨论，我们只能留待来日，或者说，留给那些精通各种各样的少数民族语言的文学研究者。谢谢大家！